卢荻｜中国是“新帝国主义”吗？

2016年10月5日，投资逾40亿美元的非洲第一条现代电气化铁路亚的斯亚贝巴－吉布提铁路正式通车，从投融资、技术标准到运营管理维护，全部采用中国标准，这条铁路通车，标志着中国铁路首次实现全产业链“走出去”。

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中国不仅是世界第一大贸易国，还是投资的主要接收国与输出国。近年来，中国还倡议启动了一系列旨在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国际合作机制。所有这些动向都引发国外广泛关注中国“走出去”的性质和影响：中国的这种“走出去”是不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内在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又是什么？中国“走出去”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何影响？

现存国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大都是批判中国的“走出去”，认为中国的对外经贸扩张从两个方面损害了世界发展：其一，中国的出口挤压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空间；其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削弱了世界范围的劳动者的议价能力。与这个论点密切相关的，是一个论点更加根本的判断，即是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基本上已经是新自由主义化了。

要应对上述这些观点，既需要实证分析，也需要理论澄清。下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其一，所谓“挤压论”有一定的现实根据，但其原因不在于中国，不在于中国的经贸扩张；其二，所谓“削弱论”并没有现实根据，因为中国经贸扩张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生产率的持续提升，而非对劳工的（超）剥削。

从2009年起，中国（因为数据一致性考虑，本文仅指中国大陆）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2014年，中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12%，而美国、日本和德国分别占9%、4%和8%。2014年，就进出口总额而言，中国、美国、日本和德国在全世界的份额分别是11%、11%、4%和7%。如果将经由香港地区进行的间接贸易计算在内，则中国占世界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为14%，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提升为13%（数据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和亚洲发展银行《亚洲太平洋地区关键指标》）。这些数字无不显示出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的国际贸易有三个特征值得关注：

其一是贸易增长。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都展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从表1（如下）的数据可推算，1980至2000年间中国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4.0%，进口年均增长率为12.9%；2000至2014年间，出口的年均增长率跃升至17.4%，进口年均增长率跃升至16.7%。2014年的贸易顺差额为382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当年GDP的3.7%。该比值于2015年进一步上升为5.4%，在世界主要贸易体中，只有中国有这样的表现。

其二是贸易平衡。除了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前十年里有持续的贸易赤字之外，中国自1990年代初以来一直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即便在2005至2014年期间，人民币对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持续和快速升值的情况下，中国依然保持了可观的贸易顺差。根据世界清算银行的数据，在2005年1月至2015年1月期间，中国的名义有效汇率升值46%，实际有效汇率（以消费价格指数计算）则升值54%。

其三是出口和进口结构。工业制品出口比其他种类出口品的扩张速度快得多，工业制品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从1980年的50%上升为2014年的95%。相比之下，工业制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只是微弱增长，从65%上升为67%。“机械与运输设备”贸易项下的出口增长最快，其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比重从1980年的5%上升为2014年的46%。该贸易项的出口对进口的比率从1980年的0.16上升为2014年的1.48。在各个制造业行业中，“机械与运输设备”不能归类为劳动密集型部门，因为在整个改革开放时代，该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制造业的平均劳动生产率水平基本上都是持平。

从世界范围看，这三个国际贸易特征几乎为中国所独有。这些特征意味着，中国的国际贸易扩张，特别是世纪之交以来的大膨胀，既无法用汇率操纵来解释，也无法简单地归结为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生产率增长和产业升级可能是远比这两个因素重要的驱动力量。

图1. 中国商品进出口金额（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6年1月16日登录获取。）

与对世界贸易总量扩张相伴随的另一个现象，是图1所示的，中国与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增长更加显著。在2000至2014年期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即中等收入和低收入经济体）贸易额的年均增长率为23%，相比之下中国与发达经济体（高收入经济体）贸易额的年均增长率只有15%。不仅如此，中国对发达经济体一直是贸易顺差，对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则一直为贸易逆差。中国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导致了这种贸易不均衡的局面。

 图2. 国际贸易条件（1980 = 100）

（数据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5年11月9日登录获取。）

与此同时，正如图2所示，在2000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即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的比率）持续恶化，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贸易条件总体上而言则大为改善。在1998至2013年期间，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大幅降低32%，同期发达经济体总体的价格贸易条件只略微降低6%，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全部发展中经济体的价格贸易条件则大幅提高了35%。

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接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从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加快了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从几乎是从零跃升为世界主要输出国之一，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至近年已经与接收外商直接投资持平甚至超过了。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230亿美元，占世界输出总量的9.1%，位列美国和香港地区之后，居世界第三。而位列第二的香港地区，所输出的直接投资，其实相当大的比重也是由内地企业在香港的分公司进行的。

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三个特征值得关注：

其一是地缘分布。迄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是流向发展中世界，虽则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在近年增长加速的趋势。在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中有79%流向发展中经济体（另外有1.3%流向转型经济体）；同年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中，有84%位于发展中经济体。

其二是行业分布。迄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而言集中于为贸易服务的领域，也即商业服务、批发零售和金融，2014年这三个行业加起来占到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64%。

不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在各大洲之间有很大差异。在亚洲，排名前四位的行业是商业服务（40.1%）、批发零售（13.5%）、金融（13.5%）、建筑（12.4%）。在非洲，排名前四位的行业是建筑（24.7%）、采掘（24.5%）、金融（16.4%）、制造（13.6%）。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排名前四位的行业是商业服务（57.0%）、金融（18.3%）、批发零售（8.0%）、采掘（5.1%）（数据来源于中国商务部《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

可以发现，中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直接投资主要与贸易有关，而在非洲则呈现出典型的“以基础设施建设换取资源”的特点。

其三是投资主体分布。迄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在2008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0%来自国有企业，该比例于2013年末下降至55%，到2014年末继续保持这个比例，剩下的45%中又有31%来自国有企业控股或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

国企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企与私企之间的分工：国企规模较大，利润导向较弱，投资和经营行为相当大程度上是涉及支持国家战略，国企的“走出去”为接下来私企进入市场打下基础。

总括而言，中国在发展中世界的直接投资，迄今主要还是为国际贸易服务的，而国际贸易主要是以工业制品换取初级产品。这个格局不仅是见之于中国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同样是贯彻于在非洲的直接投资，只是后者表现为“以基础设施建设换取资源”而已。也正是因为这种特性，随着基础设施的落成，非洲在近年还愈来愈有变成中国工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工业转移的目的地的趋势，这又导致中国与非洲之间部分地开始形成劳资关系。

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出口的快速扩张，究竟有什么世界范围的意义，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影响，这引发了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挤压论”的焦点是：中国产品是否在国际市场上、甚至在它们的内部市场上替代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是否其他发展中国家本来可以有推进工业化的空间，却因为中国的“走出去”而失去了？

现有的国外研究文献，对上述的一个或两个问题基本上都是作出肯定回答。这些文献，包括有关中国工业制品出口在亚洲国家、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在拉丁美洲的替代效应的研究，都是对特定区域、国家和行业的案例研究，也确实找到广泛证据支持他们的肯定性回答。

图 3. 各类经济体工业制品出口金额占全世界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6年3月7日登录获取。

注：图中蓝色部分为中国，灰色部分为中国之外的东亚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绿色部分为东亚地区之外的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

然而，在总量层面，正如图3所示，在1999年到2014年期间，中国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制品出口在全世界的份额事实上是增长的，从1999年的11.5%上升到2014年的14.5%。考虑到中国之外的东亚经济体在该时段内的工业制品出口份额基本没有变化，这些增长的份额主要是来自东亚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

图 4. 各类经济体制造业生产增加值占全世界的比重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6年3月15日登录获取。

注：图中蓝色部分为中国，灰色部分为中国之外的东亚地区发展中经济体，绿色部分为东亚地区之外的全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经济体。）

在生产领域，制造业附加值的占比也体现出类似的趋势：正如图4所示，在1999年到2013年期间，中国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的制造业附加值在全世界的份额从11%上升到16.2%，中国之外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从2.2%上升到3.9%。因此，尽管现存的案例研究都观察到中国出口扩张有阻碍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推进工业化的迹象，但是总量层面的考察并没有发现中国出口扩张有这样绝对意义上的挤出或替代效应。

那么相对意义上的替代效应呢？中国是否在相对意义上挤压了其他发展中世界的工业化发展空间？有关研究文献往往指出，因为来自中国工业制品出口的激烈竞争，以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双边贸易的结构特性，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逐渐转变为专门生产和出口初级商品。

这些文献还注意到，中国的工业制品出口在全世界的份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1999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份额增长了12个百分点，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只增长了3个百分点。制造业附加值方面的占比增长差异更加显著。在1999至2013年间，中国的制造业附加值在全世界的份额增长了20.3个百分点，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则增长了6.2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之外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增长了1.7个百分点）。

鉴于上述增长差异，是否可以问，假如没有“中国因素”，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化空间真的就会更大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分析中国工业制品出口增长迅速、以及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制造业出口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有理由相信，主要原因是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差异。1999至2013年间，中国的资本形成占世界总量的比重提升了18.5个百分点，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这个比重只提升了6.6个百分点（其中中国之外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提升了2.4个百分点）。这样，一方面是在工业制品出口和制造业生产增加值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显著差异，另一方是两者在生产性投资上的显著差异，这两方面孰为因果？可以判断，在投资是因不是果的限度内，出口和生产上的表现差异，大有可能是与所谓中国挤压无关。

从表2（如上）可见，2000年至2014年期间，中国的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重是43%，东亚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平均比重是24%（而中国之外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比重是27%）。与过去几十年的资本形成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对照，中国是大幅度攀升了，而除东亚之外的发展中世界变化不大。因此，无论就国际比较还是就历史比较而言，中国之外的其他发展中经济体，显然都是受到生产性投资不足的困扰。

那么，是否有可能现实是因果倒转，即，工业制品出口和制造业生产增加值的表现差异其实是因，而投资表现差异其实是果？上文引述的“初级化”论与这个问题直接相关。“初级化”论认为，正是因为中国因素，使得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被锁定在出口初级产品的低端贸易格局上。如何回应这个判断？

概念上，从产出表现到投资表现的因果链条，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因为经济剩余外流导致投资能力不足，另一是因为投资诱因不足导致并没有外流的经济剩余没有被用于促进工业化。在发展研究文献中，“初级化”压抑工业化的经典事例，是所谓“旧国际分工（或殖民主义国际分工）”的国际贸易格局，其中落后经济体主要是生产和出口初级商品，以换取从发达经济体进口的工业制品。

“中国因素”——即面临中国在世界市场上带来的竞争压力、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接收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等等——显然并未导致经济剩余从其他发展中国家流向中国。因为前面对中国“走出去”的总体描述已经指出，与中国出口增长相伴随的是，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国际贸易条件其实是持续改善。

以安哥拉和巴西为例，一个是非洲、另一个是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大宗初级商品以换取工业制品的典型，在2000至2013年间，安哥拉的价格贸易条件提高了158%，巴西的价格贸易条件提高了26%，而同期中国的价格贸易条件却下降了25%。

显然，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业制品出口和工业化表现不佳，主要是诱因问题，即是它们存在着深远的政治经济问题，阻碍了它们把从与中国的双边贸易中所获取的收入有效地投资于工业化。

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性投资方面的显著差异，也可以作为证据，反驳上文所述的“削弱论”。该论点认为，中国的出口竞争力主要来源于廉价劳动力，在这种竞争压力下，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只能被迫压低本国劳动者的工资。于是，一个“逐底竞争”（又称“比贱竞争”）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其底限被认为是由中国的劳动条件和工资水平所决定的。

这个论点显然不符合前述中国国际贸易的特征。其一，中国工业制品出口中增长最快、所占比重已经达到一半的产品类别是“机械与运输设备”，按照相对劳动生产率标准，其生产部门并不能简单归类为劳动密集行业。

其二，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的情况下，中国的工业制品出口依然快速增长，中国依然获得巨额贸易顺差。

其三，最重要是，在工业制品出口和对外投资快速扩张期间，中国的工资水平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快速上升。在2000年到2014年的出口大扩张期间，中国城镇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1.2%，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年均增长率为10.3%，二者的增速都超过了实际人均GDP的9.2%年均增长率（见图5）。

图 5. 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与实际工资指数 (2000 = 100)

（数据来源：人均实际GDP和城镇工资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农民工工资数据来源于各年《农民工监测与调查报告》，以及卢锋，“中国农民工工资走势：1979-2010”，《中国社会科学》 2012年第7期，47-67。）

在汇率升值和工资上升的条件下，这段期间的出口大扩张和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显然是有赖于生产率的快速进步。事实上，以平均每一劳动者所生产的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在2000-2014年期间，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达到超高速的9.3%，显著地高于之前1978-2000年的7.7%水平。可以想象，出口、产出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加速，是与同一期间生产性投资的增长加速相联系的。

综上所述，所谓“削弱论”现实根据不足，其可信度远比不上本文提出的对立论点，即：中国的生产率增长、产业升级和出口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是生产性投资。即便其他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迫于中国工业制品的竞争，不得不削减劳动者工资，但是导致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不是竞争本身，而是这些国家的生产性投资不足。至于投资不足的原因，那应该是源自更广泛的政治经济背景，也即全球范围的经济金融投机化、新自由主义，这需要另文探讨。

仅仅就表象看，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走出去”，确实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貌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所界定的“帝国主义”。这包括：外贸膨胀、资本输出、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助长发展中经济体的去工业化或经济结构“初级化”趋势，等等。考虑到“走出去”的主体基本上是大型国企，背后有国家战略的引导和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的支持，于是，诸如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等概念好像就能套用了。如此种种，是否坐实了中国是帝国主义、或至少具有帝国主义特性？

更深一层探讨，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是垄断形态或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于是，所谓“中国帝国主义”论的基础，必然是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同样也仅就表象看，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是高度融入了世界市场或世界资本主义，从外贸、直接投资、跨境金融流动，到国内的宏观经济决策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和行为，都是显示着这种高度融入。那么，是否就能由此推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必然也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

要回应、反驳近年流行于国内外的那些对上面两个问题的肯定性论调，必须有充分的现实根据，还必须作出理论澄清，这正是本文希望能做到的。

概括而言，下文力图论证：即便有上面所述的种种表象特征，中国的“走出去”就总体看并不具有攫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的特性，因而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由此引申，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逻辑是金融化，帝国主义因而主要表现为金融霸权对全球劳动者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掠夺性积累”。面对这个资本积累逻辑，无论是就“走出去”还是就国内而言，中国经济迄今在系统意义上至少是既有屈从也有抵抗，这正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并没有成为主导，也没有理由和根据相信未来前景必定是屈从将成为主导。

迄今，所谓中国正在趋向帝国主义的疑虑、断言，主要是来自敌意的媒体评论或政治立场先行的宣示。不过，这种论调背后还是有其知识支撑的，就西方（或西方中心主义）左翼而言，是自世纪之交以来广泛流行的一系列“新帝国主义”理论。

大卫·哈维在其著作《新自由主义简史》中就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纳入“新自由主义”工程的一部分进行论述。这一看法值得商榷。

这些理论的关注焦点，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资本/跨国资本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之间在区域或世界范围的利益角逐。这些理论并非认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劳资关系不重要、或劳资关系不是帝国主义的基础，而是预设劳资关系已经充分渗透了世界的主要地区。而中国的政治-经济恰恰被认定为已经是劳资关系主导、已经是完全资本主义化了，甚至已经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成分了。

正是基于这种理论，再加上所观察到的有关中国的贸易和对外投资扩张、中国卷入了在区域和世界范围的利益角逐等现实，相关学者于是几乎毫不犹豫地判断：中国正在甚或已经转向帝国主义。

然而，理论上，所谓资本主义体系，能否被理解为是各个局部的劳资关系的简单加总呢？这有可能，但并非必定如此，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的体系范围的资本积累方式。

其一，局部资本有可能倾向于绕开生产过程，直接从事投机来赚取利润，结果却在总体上压抑了生产性投资。

其二，在各个既定的投资水平上，局部资本有可能倾向于尽量压低劳动成本，结果却是在总体上压抑了消费需求。

因此，资本主义体系要存续，就必须存在代表总体资本的权力机构（也即国家和国家体系），以此抵消局部资本的自我毁灭倾向。在全球-体系层面，国家权力的安排究竟是为总体资本的利益服务，还是为总体资本中的一部分利益群体服务，则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不过，一般而言，更强有力的资本群体总是能够对国家施加更大的影响力。

现代的也即资本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在体系中强势的或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即是“北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不仅剥削本国的劳动者，而且还剥削“南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换言之，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剥削经济体和被剥削经济体之间的分野。对于全球大部分人口的福祉而言，这种分野，比资本-国家关系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角逐更根本、更具有决定意义。

必须指出，这里使用“剥削”一词，但所指的未必就是严格意义上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剩余价值的创造与攫取，这是因为，全球化固然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的空间扩张，但这种扩张不一定包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所有国家和区域的扩散。因此，可以依靠一个更加宽松的表述，即：帝国主义意味着经济剩余从发展中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而剩余流动的具体内容与形式，包括“剥削”在其中的重要性，则取决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系统范围的资本积累模式。

要阐明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范围的资本积累模式，或许可以通过考察主导全球化的核心政策信条，以此作为切入点。这些以“华盛顿共识”为标识的政策信条，性质上无疑就是新自由主义，包括三个方面：市场和贸易自由化、公共财产和服务的私有化、金融自由化尤其是跨境资本流动的去管制。这些政策启动了经济的金融化进程，使得经济资源日益变成可作金融交易，投机性的金融活动日益主宰了世界经济。自1990年代初期至今，金融化已经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的积累逻辑，而金融霸权则占据了当代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位置。

金融化，也即资本日益转向投机活动，势必挤压生产性的长期投资。这种挤压效应同时会加剧收入分配差距，压抑消费增长。结果就是，当代资本主义具有走向系统性需求不足的内在倾向，从而引发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投机性活动聚焦于分配利润，而不是创造利润，从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总是首先在金融领域以金融不稳定、甚至金融崩溃的方式爆发。简而言之，金融化的逻辑，就是导致它自身的不可持续。

然而诡异的是，在现实中，直到2007-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前，金融化确实是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解释这一悖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掠夺性积累”，也即通过横扫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来压低生产性资源的成本。换言之，全球化时代的资本积累的主要基础，是将原来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生产性资源纳入其中。

“掠夺性积累”这个概念，是由当代最负盛名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戴维•哈维所建造的，主要是指通过系统性的金融投机活动来攫取利润，包括“掠夺、欺诈和偷窃”。与此同时，哈维还提到了“掠夺性积累”的另一可能途径，即是将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与文献中的“新国际分工”论类似，都是指出资本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追逐廉价劳工的特点。

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英文版书影。

正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作用下，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劳动力供给的扩张速度远远快于劳动力需求的扩张速度，“逐底竞争”于是冒现，各个发展中经济体必须竞相压低工资水平（以及环境保护水平）以维护产业竞争力。当代资本主义正是靠着这样的利润创造和利润攫取，才维持了如此长时间的金融化过程。

哈维在阐释“新帝国主义”的过程中，倾向于强调金融掠夺活动，而淡化劳动力吸纳的重要性。这个倾向确实既有理论上也有实证上的缘由。从理论上讲，在金融化背景下，资本总体上倾向于通过投机而不是生产来获得利润。但凡有一点可能，特定地域的资本都要从当地的投入-产出构造中抽身。但是资本主义的整体运转不可能脱离生产，于是，从事生产的资本惟有尽量避免大规模的沉淀投资，同时最大限度地用资本代替劳动。

现实上，正如批判金融化的论者所指出的，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构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由“华尔街-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个综合体所主导。在全球化导致的一系列发展危机中，都能见到金融投机下的掠夺活动，最显著的事例，是苏联集团解体后的市场转型和1997-1998年的东亚金融和经济危机。

劳动力吸纳对于“掠夺性积累”同样是极其重要。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劳动力吸纳的规模之大，就能反映出其系统意义上的重要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1980至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人数大致上翻了两番，新增的劳动力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世界。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形成全球性的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如此快速的劳动力增长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格局：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无限量供应的劳动力，等待来自发达经济体的资本的雇佣。

在这种情形下，全球发展势必在扩张时期问题重重，在危机期间则受到毁灭性打击。在劳动力吸纳的扩张时期，劳资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意味着经济剩余从南方流向北方，发展中经济体被困于“低技术、低工资”的陷阱。在危机期间，相关的发展中经济体则首当其冲地受到需求不足的打击，特别是因为低工资使得这些国家无法形成内部的大众消费市场作为抵消外部冲击的缓冲。掠夺性的金融于是登场，陷入危机的发展中经济体更受劫难。

（保马小编注：以下为昨日推送所遗漏的内容。特此提醒。）

附图：中国与新自由主义年代的全球资本主义（由卢荻教授提供）

总括而言，附图的上半部分的逻辑链描绘了全球化年代系统性的资本积累逻辑。发端于“北方”的金融化挤压了生产性投资，导致需求不足，于是持续的金融化就愈来愈依赖于“掠夺性积累”，也即攫取“南方”国家的经济剩余。这个过程由掠夺性的金融活动和劳动力吸纳共同构成。掠夺过程既可以是平和的，也即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交纳铸币税（下文还将详述），也可以是暴力的，也即危机期间国际金融机构对发展中经济体的生产性资源的全方位快速劫掠。劳动力吸纳大多发生在经济扩张期间。通过创造“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经济剩余从劳动力流向资本，因而从“南方”流向“北方”就成为系统性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个别发展中经济体或许能从这种劳动力吸纳过程中获益，前提是它们能够使劳动生产率如此快速的增长，以至于抵消经济剩余外流的损失。然而，在生产性投资挤压效应盛行和“逐底竞争”的背景下，这种获益的国家只能是特例，而不可能是常态。而中国正正就是特例。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究竟是一个剥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是一个受剥削的经济体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判断中国是否趋向帝国主义至关重要。另外，中国的“走出去”究竟是增强还是削弱了上述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积累逻辑呢？回答这个问题对于世界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无论中国是否展现出帝国主义的特征。本文对这两个问题的简要回答是，迄今为止，中国面对全球资本主义的系统性积累逻辑，是同时兼具顺从和抵抗。

先从劳动力吸纳的角度分析。一般观感，从改革开放伊始至今，中国走的是一条劳动力密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将中国的劳动力纳入世界市场在塑造“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

前面提到，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在1980至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数量翻了两番。这个估计是在按照各国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调整了劳动力数据后，将各国的数据加总而得。

本文在此使用一个更加直观的数据描述，2005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劳动者人数是1980年的2.28倍，来自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数量在2005年是1980年的3.79倍，来自中国的数量在2005年是1980年的8.65倍。换一个角度看，在1980至2005年间，为世界市场生产的新增劳动者中有一半来自中国。中国工人占世界工人总数的比重从1980年的8%增加到2005年的32%，尽管近年来该比例有所下降，到2013年降为19%（数据来自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署数据库，作者2016年5月8日登陆收集）。

伴随着劳动力吸纳的是上文所述的帝国主义对后进发展的负面影响。中国经济中的“富士康模式”饱受诟病，作为跨国资本控制下的血汗工厂的典型代表，经常被用来表明中国经济的“世界工厂”特征。“富士康模式”代表了所有的发展缺陷，包括微观层面的低资本-劳动比率、高劳动强度、极度异化的生产组织和劳动环境、以及低工资，以及宏观层面的消费不足问题。遵循这种模式的结果是经济扩张时剩余流出，经济危机时产能过剩。

富士康深圳龙华科技园区

然而“富士康模式”真的能代表中国经济吗？或许，它至多只能代表加工贸易部门——进口零部件组装为最终产品后再向世界市场出口。从1990年代中期到现在，加工贸易项下的出口一直占中国商品出口总量的一半左右，以净出口与总出口的比率粗略地作为加工贸易的国内附加值率，这个比率从1990年代中期的20%逐步增加至2009年的45%，而以此计算2009年加工贸易的附加值也只是仅占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5%左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各期）。换言之，中国经济其实存在着某种二元结构，加工贸易只不过是一个“飞地部门”，在整体经济中所占分量很有限。

中国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经济发展的主流，其实并不是劳动密集、出口导向的工业化。尤其是自世纪之交以来，总出口中机械与运输设备占比不断提高、即便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情况下中国仍然保持巨额的贸易顺差、实际工资持续上升、劳动生产率快速提升等等，都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力不是支撑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持续快速的生产性投资增长，以及在世界经济日益金融化的背景下保持相对的非金融化，是远为重要的因素（参见本文的上篇）。

实际上，自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呈现出走向“黄金时代模式”的趋势——也即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在1950-73年期间的经济特点——产出和生产率、消费和投资、就业与工资都是近乎同步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是在这样的模式作用下，中国才能维持收入增长，大量地从发展中经济体吸收大宗初级产品。而这样的进口规模，加上“富士康模式”倾向于压低出口价格，也就解释了中国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为什么会愈趋恶化。（有关中国经济变革自1990年代后期起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以及趋同步伐在2008年之后受到经济金融化的制约、从而很有脱轨风险的讨论，可参阅作者此前发表在观察者网的另一篇文章《中国经济有趋同“黄金时代”的可能吗？》。保马小编注：该文可通过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进行查阅。）。

再来分析一下金融掠夺的问题，最明显可见的是铸币税，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性储蓄持续流向发达国家。这其中最引人触目的，是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官方外汇储备的大量增加。以官方外汇储备能够满足多少个月的进口支付来衡量，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储备规模从1995年底的4个月增长至2014年底的11个月。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则从7个月暴增到21个月。相形之下，发达国家的外汇储备一直维持在二至三个月的低水平（数据来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和COFFER数据库，作者2015年5月17日登录获取）。

这种资本大规模地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的情况，与新自由主义信条的承诺完全相反，后者却是承诺资本将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以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显然，发展中国家普遍吸取了1997-1998年东亚货币和金融危机的教训：面对全球经济的日益金融化，一国需要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抵御金融投机、保护货币稳定。但是这样做不是没有代价的。在储备回报率长期走低的情况下，积累外汇储备实质上就是向储备货币发行国交纳铸币税，这构成了经济剩余从广大发展中国家流向金融霸权国家的重要途径。

中国的情况最为极端，除了世界市场金融投机压力之外，还得面对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舒纳布所提的“货币错配”难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中国有着最大量的贸易顺差，然而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性却不足以支撑这个的顺差，因此不得不持续积累外汇储备。更加糟糕的是，迫于贸易伙伴要求中国减少贸易顺差的压力，中国不得不让人民币在2005年之后的近十年间持续升值，而升值预期又导致大量“热钱”涌入，进一步推高了中国的外汇储备。货币错配的成本不仅是经济剩余外流让中国受到巨大损失，而且它还严重制约了中国制定独立的货币政策的空间。

在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和衰退期间，发展中国家更加受害于金融霸权和金融掠夺。自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不断推出的量化宽松导致天量“热钱”流向发展中国家，这些货币流通量通过金融杠杆被进一步放大，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的资产泡沫。在2015年以后，“热钱”又从发展中国家回流发达国家，再次通过杠杆效应，导致发展中国家的资产泡沫破裂。全球金融霸权操作下的“热钱”流进和流出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例如2015年中国由于资本外逃流失外汇达6000至8000亿美元，当年A股市场的股灾和外汇市场的剧烈波动，都在很大程度上与“热钱”的流动有关。好在中国迄今基本上仍然能够管控资本账户的核心项目，因此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受到的损失还不算严重。

麦金农和舒纳布归纳了中国领导层应对“货币错配”的政策取向，即，在2008年以后，中国加快了人民币国际化和放开国内金融市场的步伐。然而，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既有霸权格局之下，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期间霸权运作导致金融投机活动加剧，中国的上述政策取向问题丛生。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和放开国内金融市场让“热钱”流动更加方便，导致国内资产市场剧烈波动。更加糟糕的是，金融投机活动严重地挤压了生产性投资，促使中国的实体企业也越来越投机化。中国的领导层由是面临两难选择：如果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和经济秩序不变，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即使是最好的结果，也只是通过中国经济的金融化从全球金融霸权中分得一杯羹，即是让中国完全融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而更加可能的结果是中国被世界金融霸权所俘获和劫掠。

归纳起来，附图的下半部分的逻辑链描述了中国在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性积累逻辑中的位置。中国一方面顺从了这个逻辑，表现为生产领域上的“富士康模式”，以及金融领域一定程度上被国际投机利益所裹挟或俘获。另一方面，中国仍然在抵抗这个逻辑，表现为趋向“黄金时代模式”的制度结构安排。

近年来中国领导层倡议启动了“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金砖发展银行等一系列国际合作机制以重塑世界经济图景。这些国际合作机制的其中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要在让金融资本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方式下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不是加入现存的、投机导向的全球金融霸权。中国寻求替代当前资本主义系统性积累逻辑的努力能否成功，这不仅对中国至关重要，而且对全世界的发展前景来说同样至关重要。

2016年11月22日，CNN报道《中国资助的铁路正在连接东非》。

帝国主义就其性质而言，必定意味着经济剩余从落后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转移。在中国的对外经贸大膨胀期间，也即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国际贸易条件严重恶化，而中国之外的发展中世界的国际贸易条件则大幅度改善，这显然是不符合、抵触所谓经济剩余从后者向前者转移的猜想。

在此期间，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直接投资的绝大部分，诸如商业服务、批发零售、金融、建筑等等，都是为贸易服务的，反而雇佣当地劳动者从事生产的投资是直至近年才渐为增加，意味着资本剥削劳动的活动远未构成系统现象。又，在这同一期间，中国对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是持续的巨额逆差，这也是抵触以争夺市场份额问题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理论。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时代，帝国主义表现为金融掠夺与劳动力吸纳。在此背景下，中国主要是属于被剥削者，而非剥削者。再者，中国政治-经济的本质迄今还是以生产导向为主，这就构成了对新自由主义的顽强抵抗，也抵消了新自由主义所导致的全球范围的生产性投资不足、危机趋向。也正是这个本质，通过促进中国自身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性投资，成为抵抗全球范围的投机导向的重要力量。

以上所述并不意味着没有变质的可能。相反，早自199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就出现“富士康模式”与“黄金时代模式”两种趋向的竞争，自2008年以来的金融化愈趋恶化、生产性投资严重受压，反映出新自由主义化已经是当前现实上的系统威胁。长远上，随着资本输出愈来愈带有雇佣劳动者参与生产的性质，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式中的获利就有超过受损的可能，如果中国还进而成为世界金融霸权的一部分，那就是帝国主义了。这种威胁会否实现，归根究底取决于不同倾向/力量的竞争，也就是劳动与资本的对垒，以及生产性资本与投机资本的角逐，这就不仅是后进发展问题了，而是整体政治-经济构造的变革方向，以及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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