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 面对西方（中心主义）看中国

去年年底，我带着一篇算是学术论文的文章和一些关于现实政治-经济的意念，分别在香港、台北、北京参加了三个很有政治意味的知识聚会，话题不离如何从左翼角度看今日中国，尤其是聚焦于中国政治-经济是否具有资本主义甚至帝国主义性质问题，从中颇获思想刺激，也加深了对近年冒起勃兴的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的了解。

该篇文章分两部份，刊发于上海的《观察者网》，即《中国“走出去”，挤压了世界发展？》(http://www.guancha.cn/ludi/2016_12_22_385467_s.shtml)和《中国成了“新帝国主义”？》(http://www.guancha.cn/ludi/2017_01_06_387939_s.shtml)，而文章的英文原版则是载于https://www.soas.ac.uk/economics/research/workingpapers/file113670.pdf。

英文原版

其中，中文版本为了因应政治话题，特地在下篇的开头添加了下列文句——

仅仅就表象看，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的“走出去”，确实呈现出一系列特征，貌似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统所界定的“帝国主义”。这包括：外贸膨胀、资本输出、与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助长发展中经济体的去工业化或经济结构“初级化”趋势，等等。考虑到“走出去”的主体基本上是大型国企，背后有国家战略的引导和国家控制的金融机构的支持，于是，诸如金融资本、垄断资本等概念好像就能套用了。如此种种，是否坐实了中国是帝国主义、或至少具有帝国主义特性？

 

更深一层探讨，现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资本主义，是垄断形态或高级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于是，所谓“中国帝国主义”论的基础，必然是认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同样也仅就表象看，今日的中国经济，已经是高度融入了世界市场或世界资本主义，从外贸、直接投资、跨境金融流动，到国内的宏观经济决策以及微观经济主体的体制和行为，都是显示着这种高度融入。那麽，是否就能由此推论，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必然也只能是资本主义性质？

 

要回应、反驳近年流行于国内外的那些对上面两个问题的肯定性论调，必须有充分的现实根据，还必须作出理论澄清，这正是本文希望能做到的。

 

概括而言，下文力图论证：即便有上面所述的种种表象特征，中国的“走出去”就总体看并不具有攫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剩余的特性，因而不能说是帝国主义。由此引伸，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年代，世界范围的资本积累的逻辑是金融化，帝国主义因而主要表现为金融霸权对全球劳动者以及发展中经济体的“掠夺性积累”。面对这个资本积累逻辑，无论是就“走出去”还是就国内而言，中国经济迄今在系统意义上至少是既有屈从也有抵抗，这正意味着资本主义化并没有成为主导，也没有理由和根据相信未来前景必定是屈从将成为主导。

我这样的论断，在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中竟是十分另类，他们的主流倾向却是要对上述两个问题做肯定回答。联系到他们以及他们在西方的同道偏爱以“富士康模式”（也就是对劳动者“超剥削”的模式）来概括整体中国经济，偏爱引用David Harvey、Alex Callinicos、Leo Panitch等人的相关理论或现实研究，以此作为凭藉来高举“反对新自由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整体的政治-经济构造，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我之前的印象，即：存在着一股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思潮，甚至可说是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的主流。

那麽，在知识意义上，我对他们的回应、批评是否有效，就让文章经受检验吧，还有随后陆续写出的一些交流意见和点评，还有打算在未来要写的后续文章。在较为贴近政治的层面上，我的总括评论是——

必须有资本主义理论，因为，一个个部分资本的集合，不等于资本主义；必须有国家理论，因为，一个个官僚或官僚群体的集合，不等于国家；归根结底，必须有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在今天的主导运作逻辑”的观念，惟此才能合理地联结本地的反资本抗争与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以及对这两种抗争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

回到去年年底那三场活动本身，当时写下了一些现场观感，随后也有一些交流意见或点评，现在重新浏览觉得还是颇有意思。

在香港的聚会是东亚地区另类地理学年度研讨会，我在会后写下的观感是——

整个研讨会聚焦于各种（宣称的）反权威-反资本运动，尤其是台湾“太阳花”和香港“雨伞”，一二百个出席者，包括几十个显然是来自欧美的，发言的性质几乎全是“从本土看/想象世界”，而看出去/想象中的一个巨大身影无疑是中国。我的发言或许是唯一一个“从世界看/想象本土”的，期望带出的论题是：反资本不等于反资本主义，以反资本为名目的运动甚至可以是维护资本主义。

在台北是参加“林书扬的文论与实践纪念”，因为是社会主义统一派（左统）同道的聚会，倒是没有听到什麽根本性的歧异、对立意见，不过，隐约间还是能够感受到这种意见其实在场，归根究底就是与会者必须面对这样的诘难：凭什麽认定左与统不可分？是否，左是假的，实质上却是中国民族主义？又或许这主要还是我自己的联想，是将之前两三年认识台湾左翼圈得出的印象带到了现场，而我参加会议的文章的引言就是这样写的——

据说，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左统派）经常会面对这样的诘问：“是左首要，还是统首要？”按照某种敌意的诠释或代为解答，左统究实也只不过是民族主义，统为根本，左只不过是修饰。而今日洋左在台、港、大陆崛起，其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中并无资本主义中心宰制边陲的问题，从而更是以左的名义和理论，与各路右翼未必齐心但是合力将批判矛头对准左统。

 

面对这个挑战，左统的回应是，左与统不可分，是同一个历史进程。这个立论，既是对过往历史的定性，也是对今日现实的结构性判断，还涉及对两岸劳动者的主体性塑造的期盼。归根究底，这是一种“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义”，意即（从世界范围到本地的）历史规定了左统是两岸劳动者解放的最有希望、甚至乎是唯一的出路。

 

左统论以及“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义”的必然前提，是“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存在，认定这个体系正是压迫两岸劳动者的最根本力量，而两岸的分离分断——包括历史-结构层面和主体性层面——主要也是这个压迫的体现。与此同时，左统论的一个虽非必要但是极其重要的补充条件，是中国革命，包括认定直至今日仍然具有相当浓厚的社会主义导向的中国现实变革，这正解释了左与统为什麽不可分，劳动者解放为什麽必须走左统道路。林书扬先生等诸位左统的论述，都是包含了这个前提和补充条件。认定帝国主义的存在，这是明确不过的，从而台湾的政治-经济被界定为具有半殖民地或新殖民地性质。关于中国变革，林书扬基本上是执着于过渡社会理论，陈明忠的（列宁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论，陈映真的“类资本主义”论，吕正惠所诠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应该都是可作如是观，都是认为中国的变革具有或应该具有社会主义导向。

 

无独有偶，海峡对岸的被称作新左派的知识群体，也是有着相近的倾向，同样是以继承中国革命、超越现代性/资本主义作为立论基础。汪晖和甘阳强调共和国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两种政治-经济传统的一致性和综合（在文化层面上还要或是加入五四传统形成“革命中国”或是加入文明中国传统形成“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崔之元的重复文革论其实是强调在市场化进程中要有群众力量把舵不离弃社会主义导向（虽则他对社会主义有其独特的阐释），王绍光对“公民社会”理论的批判、刘小枫的“尊毛泽东为国父”论和将朝鲜战争定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等等，既可以理解为建设一个有别于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也可以理解为寻找一条抗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国道路”。

 

那麽，回到左统的课题，为什麽社会主义导向是劳动者解放的必需？为什麽中国革命传统的存续是两岸劳动者解放的重要凭藉？就前者，或许有两种可能的回答，一是社会主义本身就是劳动者解放的理想，无论客观环境如何总要坚持下去，另一是，社会主义导向是劳动者解放的必要物质基础也即后进发展的必需，而帝国主义则导致后进发展从而劳动者解放的不可能。左统的论证大体上就是围绕着这两个回答展开的，其中，林书扬着重后一种回答，强调社会主义导向的科学性、客观性。

 

于是落到今日中国现实中革命传统有否存续问题，或退一步仅谈物质基础，在后进发展意义上今日中国现实究竟具有什麽特性、能有什麽前景，这在左统科学性的讨论中是重中之重。而左统和大陆新左派都是立场明确，认为迄今中国在后进发展意义上确实有巨大的、必须珍重的建树，这正是他们与洋左的关键分歧。进而申论，他们还强调，中国的后进发展，一方面是在对外没有殖民剥削、内部社会进步同样建树显着的条件下实现的，另一方面，建树的巨大规模就抗衡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言具有系统性意义，有可能从根本上促进世界范围的后进发展。以这两方面为根据，虽然不足以推论出今日中国是社会主义导向，但是，有理由判断出这个导向还是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作用。

 

这个判断需要阐明，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层面上，社会主义导向究竟是如何起到作用的。另外就是必须面对各种对立判断，包括理论和现实。既然，现实至少是在很大程度上包含了资本主义成分，那如何判断究竟是（先假定是代表了社会的）国家控制着资本，而非资本控制着国家？尤其是是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变革是在新自由主义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推进的，那麽，现实上，究竟是社会主义导向的“国家资本主义”、“类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抑或是已经、或有倾向蜕化成掠夺性的“官僚资本主义”？

 

再将对立判断推至极致，将“批判性的第三世界主义”套用到中国本身，近年来洋左大力宣扬“中国帝国主义”论、指摘中国正在挤压、剥削、掠夺其他第三世界经济体，对此应该如何回应？须知，自世纪之交以来中国对外经济活动急剧膨胀，至少在描述层面上确实呈现出一系列貌似帝国主义的特征，包括资本输出、以工业制品与其他第三世界经济体交换初级产品、与其他先进经济体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等等，这应该如何定性？而按照左统理论，如果中国政治-经济真的是帝国主义，那必然就是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主导，所谓社会主义导向也就无从谈起了。那麽，左统应该如何在检视现实和澄清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肯定自己？下文试图就这个课题略作贡献。

在北京是应邀去三声书房做讲座，参加者数十人以高校青年师生为主，也能判断是各路左翼，这在随后的微信群讨论中得到印证。这其中发生了一件事，是（在美国的）《红色中国网》很快就发表了对讲座的报道和点评，不大确切的报道和颇不友善的点评，我只好立刻澄清回应。其中有三点与此刻的论述直至相关，值得重提（下列文句中引号里面的是红中网的，然后是我的回应）——

“港台等雨伞运动和太阳花运动很危险，特别是当地的一些青年人以西方左翼的理论来分析，然后提出以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自决权问题。”

首先，我不觉得危险，而是鄙视。其次，没有任何“特别是”。其三，有左翼理论分析，也有自决权倡议，但没有任何“然后提出”的因果关系，另外我不认为这是什麽“马克思主义理论”。

“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并非是资本主义模式的，现在西方左翼（毛派与托派）和受其影响的力量错误判断了中国的性质。”

我记得很清楚，我的原话是：中国并非新自由主义，是否资本主义则是未能确定——我未能确定，同时认为他们的确定判断欠缺根据。

“这里先后点了一些香港托派和破土网的名字。”

什麽叫“点了名字”？另外，我提及香港的是CWI和左翼21，我对它们只有鄙视，不认为它们是托派。

离开北京的时候，刚好《观察者网》刊发了我的文章，于是有当日参加三声书房聚会的朋友结合讲座内容透过微信继续与我讨论，大都是不满足于仅从立场出发就下论断，而是真诚探索的讨论，而我也是这样先次说明：“我的说法或立论纯是阶段性认识，真诚欢迎各种有理有据的补充/质疑/反驳，共同尽到知识和政治责任。”下列引号中是朋友的提问，随后是我的回答——

“问题一：中国对外的生产性投资的目的是什麽？选择生产性投资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选择？是否有利于被投资国自身的经济建设？”

目的，大致上说，在2010年之前是为了得到原材料，之后加上为了拓展市场。应该说，目的是在演化中形成的，既有客观限制只能如此，也是逐渐走到这个选择（留意中国政治-经济本身也有不同导向的利益群体）。对被投资国是否有利？总体而言（留意它们内部也有不同的利益群体），是的。我的第一篇文章就这些回答提供了根据。

“问题二：中国有没有为了自己发展向被投资国转嫁各种危机？有没有对被投资国的工人剥削？”

没有转嫁危机，因为中国对发展中世界是贸易逆差，因为中国相对于发展中世界的贸易条件是持续恶化。有剥削（马克思意义），但迄今只是局部现象，总体上远少于中国所提供的补贴。

“问题三：中国还算不上是金融霸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化也不是主导，那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特征是什麽？没有金融投机投资就不是资本主义化吗？”

是否资本主义的标准是，在系统意义上，利润导向是否成为经济运行的主导逻辑。资本主义不一定是金融化，但是，在世界资本主义金融霸权的条件下，要走出一条偏离金融化的资本主义道路极为困难，迄今中国是否走出了，有待论证。

“问题四：说中国在国际上算不上金融霸权，没有金融投机，但国内有没有从资本到资本的投机性投资？有没有金融霸权？”

国内肯定有金融投机资本，而且，在2010-2016年期间在政治-经济上很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迹象。金融霸权是另一回事，是对外而言，中国没有，仅有的金融投机资本很具买办性质。

“问题五：面对‘资本积累逻辑’中国既有屈从也有抵抗，屈从和抵抗的目的是什麽？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国家之间是否也有屈从和抵抗？中国的抵抗有什麽特色？”

“目的”意味着单一主体，而现实是多种主体（劳动vs资本、生产vs投机），迄今屈从的利益群体并没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当然也有屈从与抵抗，但是，在发展中世界中，像中国这麽系统性抵抗的，可说没有。中国抵抗的特色，是形成“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的趋向，而且这个趋向现在开始向发展中世界扩散。

 

强调一句，以上所谈，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应该走黄金时代模式/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没有任何鼓吹意味。而是说，就我在现阶段的认识所限，这是现实上远比屈从合理的方向。

以上点点滴滴，算是勾勒出我所标签的“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洋左看中国”的要点，以及我的回应。行文相当纠缠迂回，不仅是篇什本身的形成和性质使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他们”的粗疏以及“我”的思考尚是颇为紊乱。然而，问题的现实重要性和急迫性，尤其是在香港和台湾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行动先于论述的情况，意味着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是必要的，是需要有理有据的科学探讨。

当然，讨论不应该止于仅从立场出发就下论断，不应该只是思辨，甚至不应该只是停留在科学探讨层面。对大部分不管是哪一路的真诚左翼而言，毕竟重要性和急迫性来自现实，来自追溯和拷问历史，来自感情。

在去年冬天的整个旅程中，我就是这样感知和感想的，有几张照片提醒着我应该这样做。

在台北时候我去了六张犁见到白崇禧的犹如宫殿的坟墓压在左翼死难者的乱葬岗上面；

去了二二八纪念馆见到独派诗人将国民党的暴政转译为祖国是异族是强暴者；

在上海我去了龙华，见到反抗历史资本主义的道路从来是以流血牺牲铺成的；

在基隆和崇明岛我拍下了风中芦苇，想着，真诚的左翼，必须是既有其感情也有其思考——所以，为了知识责任和政治责任，必须直面“西方中心主义左翼看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