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面对历史资本主义的第三世界左翼 ——回应燧鸣等的商榷

卢荻

燧鸣文章开篇对我给予了溢美之词，对此我必须说一声不敢当，这不是谦虚，而是要自勉以及劝告别人在试图依靠知识干预现实时必须自我警惕。我在多年前就是这样说的：知识分子在知识面前、以及知识在现实面前，应该抱持开放和谦卑的态度——开放，因为知识是艰深的有待探索的未知；谦卑，因为现实远比知识复杂，而知识对现实的干预关系到千千万万我们所关心的人们的福祉命运。所以，对于任何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洞悉了世情的知识-政治立场，我向来都是敬而远之。我这种态度的形成，源自当年目睹苏联集团崩溃时各式知识分子的演出，不仅是那些洋洋得意的和平演变急先锋，还有那些内心惶恐表面却若无其事甚至还说应该庆祝的极左派，纵使真诚，也都是只执着自身的知识-政治立场而对人民的福祉命运无动于衷。

在此或许需要顺带说明一下，《红色参考》刊发我那篇文章，严格而言其实并没有得到我的授权，只是误以为我将文章上载“新中国”微信群组供有兴趣者讨论就是授权了。当然，文章已经存在于公共空间，这个误会也就不要紧，另外我对《红色参考》没有任何负面印象。这里只是想说明我对它毫无认识、跟它毫无联系，在写文章的时候也就无法顾及它的读者群体是否有恰当的知识-政治立场来解读我的立论。

回到燧鸣的文章，里面有好些地方误解了我的意思，这里既有我自己语焉不详的原因，也有他过度解读或猜度的缘故，总之必须先作澄清，以利便下文的核心讨论。需要澄清之处包括：

·       我理解，“西方中心主义”一词，是在政治-经济意义而非地理意义上使用的，西方指的是发达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核心（也因此马克思主义不属于西方，更不是西方中心主义）。由此引申，“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指的是反映着发达资本主义利益的左翼，简单而言就是世界范围尤其是西方的“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反映，

·       我批评David Harvey等人，但从没有说他们是“西方中心主义”，而是说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将中国的政治-经济整体理解为“富士康模式”——是“西方中心主义”，以及他们的关于今日世界资本主义的论著被“西方中心主义左翼”广泛引用。与此同时，我其实相当认同Giovanni Arrighi和Samir Amin等人的中国论述，从没有说他们是为“西方中心主义”服务的，倒是港台大陆的左翼圈对他们的中国论述颇有严厉批判。

·       我自认在各篇相关文章中都是同情左翼的基本立场，但对港台大陆的各路左翼的具体立论和实践却是有认同也有批判甚至鄙视，总之是按照基本立场力图阐明可以期望的和应该批判的，从而，将下面这句话强塞给我应该是搞错了吧：“简单地将今天中文左翼圈青年面对现实的真诚思考与实践探索（暂且不论是否正确）就简单地归为受西方左翼（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是否有草率之处？”

澄清之外，还需要纠正，指的是燧鸣在解读我的文章时，颇有一些不当逻辑推论、或不当引申判断，包括：

·       关于资本与资本主义，我只是说整体的性质不能化约为个体的集合（也就是说整体还包含着超乎个体集合的特性），没有说整体不是由个体组成的。我只是说反资本不等于反资本主义，没有说要反资本主义就不能反资本。我只是说惟有理解上述两点才能“合理地联结本地的反资本抗争与系统性的反资本主义抗争、以及对这两种抗争可能存在的矛盾保持必需的警惕”，没有将资本主义推到远在天边从而无从反抗。

·       关于中国与黄金时代模式，我只是说现实上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颇有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的迹象，从没有说中国应该或将会融入黄金时代模式，更没有说中国要复制黄金时代发达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经验。至于所谓趋同迹象，我在之前的相关文章中已经阐明，指的是在结构层面上生产率与工资同步提升、消费与投资同步增长，以及在体制层面上“大企业、大劳工、大政府”作为上述结构的支撑（同时还指出正因为迄今“大劳工”在三者之中相对薄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显然，这两者都是不涉及历史上发达资本主义相关经验的私有制和对外掠夺剥削等等。

·       我的立论的出发点，竟然被说成是“民族国家vs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漠视阶级分化只着眼于/幻想着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这真不知从何说起。其实，我那篇文章以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都应该足以昭示，我的出发点是“第三世界左翼”，反映的是世界资本主义外围地区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的利益。从而，我理解，20世纪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必然是以反抗世界资本主义为特性，必然具有社会主义导向。

正是由于这些不当逻辑推论和不当引申判断，使得燧鸣文章中好些地方其实是抓住一个稻草人来批判，以及莫名其妙地塞进了好些没有意义的引例——诸如说国民党政权曾经试图建立“强大的中华民国”、今天美国特朗普政府要引导本土生产导向、《金融时报》等西方媒体诱劝中国出来维护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等等——，从而既遮蔽了真正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又损害了讨论、对话的氛围。

在“新中国”微信群组针对我那篇文章的讨论中，关于如何认识中国现实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我认为这涉及艰深的方法问题，于是写下了下面的字句：

“（按照一个常见的简单直截的认识方法来作判断）既然普遍化的雇佣劳动已经是现实——或，既然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都已经是资本主导了，就连国有部门的用工制度也是雇佣关系——，那么，资本主义当然就是现实。

这个方法可能会有两个缺陷或偏颇。

一是，即使是纯粹以（理论或理念上的）生产方式来定义资本主义，‘雇佣劳动-资本主义’论能否成立，取决于整体现实的运作规律，即是否存在着系统性的攫取剩余价值以供资本积累。

二是，中国（或其他国家/社会）的政治-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应该是由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来界定，而非由现实是否对应于理念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界定。”

两相对照，燧鸣文章的相关论述是这样的：

“只要是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内部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结构（包含资产阶级、中间阶层与无产阶级），决定这些阶级划分的是这个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结构，而且这一阶级划分是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阶级划分同谱的…

解释中国是否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问题，其实重要的不是去理解其作为民族国家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屈从vs抵抗’，而是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内部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特征，其阶级性质。”

暂且放下现实情况的讨论，先聚焦于方法问题，燧鸣这些话语（以及其贯串全文的分析框架），可说是在我列举的两个可能缺陷之外还再增加了第三个，这就是：脱离了特定的生产方式或作为多个生产方式的集合体的社会构成（或政治-经济构造）来谈阶级、来作阶级分析，这是以社会学理论替代了政治经济学。

我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阶级概念的运用，是将之严格限定为特定经济关系的体现，从而资产阶级只是“资本的人格化”，无产阶级也只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总之是“关系”界定“结构”而非相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说的：“人类社会中各种经济形态的本质差异，例如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社会与建立在雇佣劳动之上的社会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异，只能是在于从直接生产者即劳动者身上榨取这个剩余劳动的各不相同的方式。”可见，要判断现实上特定社会是否资本主义，必须先辨明该社会的主导运作规律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积累），然后才能辨认体现劳动和资本的社会阶级，这里的理论逻辑不应该是倒过来。

回到上述的前两种缺陷，这里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据主导，对于判断特定社会是否资本主义，这是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在各个特定社会中，这种占据主导是常态还是特例？

我在以前一篇文章中（在“新中国”微信群组的讨论中供参考），介绍过依附理论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争论。针对后者坚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占主导来界定特定社会，依附理论认为，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的组成部分了，因为它们的种种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东欧的“第二次农奴制”、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奴隶制、旧中国的包身工——或许还有作为“富士康模式”的前身的1980-90年代珠江三角洲的暴力强迫劳动，等等），正是因为社会被纳入资本主义体系而得以新建、再造、或强化，在整个体系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中发挥了重要功能。

依附理论及其后续发展的出发点，是“只有一个资本主义，就是历史存在的、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体系，简称历史资本主义。”这个出发点在理论上和历史上是否具有充分合理性，这是大可以探讨的。另外，依附理论既然强调现实上的多种生产方式皆有可能是资本主义体系的组成部分，则除非它能阐明每一特定时期的系统性资本积累逻辑、以及特定社会在该逻辑中的地位，否则也就很难辨认该社会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至少是没有“正统马克思主义”依靠单一的生产方式理论来辨认那么简单直截。

然而理论上的欠缺在解释历史、辨明现实上不一定就是弱点，至少，相对于“正统马克思主义”以为所有的社会都是必然会趋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而燧鸣将这种观念推至极致的“同谱”说简直是将马克思主义神学化了），依附理论更能认识到历史的开放性、认识到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主导（或相对接近纯粹状态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其实是历史特例而非常态。换一个角度看，正是因为西方的霸权，为非西方要复制西方经验、要沿袭经典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带来了根本性的制约。

这就正如毛泽东所说过的，在现代历史上，中国作为“学生”一直要努力模仿西方，然而因为“老师”不允许这些努力终归都失败了——其实就连带有向资本主义妥协倾向的“新民主主义”也不被允许，终于被迫走向革命。纵使是在1950-70年代与资本主义“脱钩”和对抗、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时期，资本主义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表现为全面的围堵、渗透、以及从社会主义建设转向“好的资本主义”甚至乎屈从于历史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压力和诱惑，而中国的转向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与此有关。至于号称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苏联，其结局却是以极为疯狂、猥琐、悲惨的过程融入资本主义，更是显示出建设平行政治-经济体系的不可能，显示出历史资本主义确实就是普遍的存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燧鸣的这个认识显得太过偏颇，即所谓决定某一社会是否资本主义的是内部阶级性质、而非该社会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地位；其实，这两者是不可分的。历史上，表面上的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的关系，其实就是人民与世界体系的关系，世界体系的运作逻辑一直存在于民族国家内部的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之中。在以赤裸裸的殖民主义为表征的英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固然是这样，即使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表面上非西方社会纷纷独立成为民族国家，实际上人民还是面对着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在民族国家内部的“人格化”载体，是从前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今日的美国金融霸权遍布世界范围的附庸集团。

既然，表面上面对历史资本主义的是民族国家或整个特定社会（例如“中国”），实质上却是人民在面对，那么，所谓是屈从还是抵抗指的是什么？

概括而言，屈从与否，是就民族国家的整体政治-经济构造或制度安排的性质而言。屈从，就是指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无可逆转地主导了整个构造。这个运作逻辑，在一般意义上指的是系统性的利润导向，在历史存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指的是霸权资本集团的资本积累要求，在今日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形态资本主义中指的是经济的金融投机化、以及相应的“掠夺性积累”。这样概括屈从与抵抗隐含着三个论断。

一是关乎燧鸣认为远比“屈从vs抵抗”重要的“共谋vs竞争”。上文指出，是“关系界定结构”而非相反，惟有在确定了系统运作逻辑的基础上，才能辨认政治-经济上的各种主-客体关系及其组合。所以，是整体的屈从抑或抵抗，界定了部分（内部特定阶级或阶层）与世界资本主义是共谋还是竞争。我在《观察者》网的文章有论述，在今日世界，非西方社会屈从于世界资本主义的极致形态，是彻底任由霸权资本“掠夺性积累”，也就是彻底开放金融和参与世界范围的劳动力“竞争到底”，相应的，金融投机性质的买办资本/资产阶级就成为了内部政治-经济构造的主导力量。

二是关乎燧鸣认为重要性远低于“劳动vs资本”的“生产vs投机”。这个重要性排比纯粹是知识-政治立场使然，一方面是忽略了“生产vs投机”对劳动人民的福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现实的系统层面上，“劳动vs资本”与“生产vs投机”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重要性排比也就没有意义。想想，整体制度安排是生产导向而非投机导向，就是免于被系统性的金融掠夺、以及免于系统性的参与劳动力“竞争到底”（免于让整个经济变成“富士康模式”），这对于人民的福祉当然是极其重要的，对于社会主义过渡也是必不可少。至于实际上生产性导向究竟将是引向社会主义过渡，抑或是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那取决于劳动人民与资本的政治-经济权力/权利争夺。

三是关乎燧鸣将“生产vs投机”说成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分蛋糕”角逐，认为只不过是资本共谋剥削劳动之后的内部竞争，这反映出他对资本的性质理解不够全面。在依附理论和历史资本主义论文献中存在着一个核心论题，即：资本本质上都是以追逐利润为导向，所以，投机性与生产性之间可以随着整体制度安排的变动而转化，至于已经凝固在投机活动和生产活动的资本主体之间的矛盾则是较为次要，它们对控制整体制度安排的角逐更是无法绕过世界体系运作逻辑的影响以至主导。或许，由这个论题还可以引申，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区分其实也并非总是稳固，同样取决于整体制度的安排，同样存在着世界体系运作逻辑对这个安排的影响以至主导。

提出以上三点，并不是要否认“共谋vs竞争”的存在，更不是要贬低“资本vs劳动”的重要性，而是要强调，对这两者的分析和判断，必须是建立在先辨明整体层面的“屈从vs抵抗”的基础上的。燧鸣认为在一个已经彻底资本主义化、资本与劳动阶级分化的社会中，重要的是辨认“谁在屈从，谁在抵抗，谁在共谋，谁在竞争”，这是只着眼于主-客体关系而忽略了整体制度安排问题，忽略了在真实历史上（而非生产方式理念上）所谓资本主义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至于他进而以这个框架来评论中国现实，那就更是不作论证、纯粹假定整体制度安排或政治-经济构造早已是资本主义化了，论述于是变成了立场宣示。然而现实真的是这样吗？

上文对特定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界定是，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无可逆转地主导了整个政治-经济构造，而何谓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辨认，可以分作三个层次的标准——在普遍意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系统性的利润导向、在较特殊的历史资本主义是霸权资本的积累要求、在今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现实是“掠夺性积累”。

按照这些标准来衡量中国现实，应该是判定不了它确实是资本主义，甚至可以说，应该得出的判断是“资本主义没有成为主导”。根据是：直至今日，中国的经济剩余的拥有或至少是运用，是操控在国家手里、是在很大程度上免于利润导向的强制。

更明确而言，中国的经济剩余的运用，主要是表现为长期持续的高水平的生产性投资率（从而带动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消费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发展），这是全球特例，因此可以说是系统地抵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掠夺性积累”、以及历史资本主义的霸权资本的运作逻辑。而高投资率在总体利润率、生产性部门利润率持续下降时期仍在，由此可以判断，这其中是有系统性的抵抗资本主义化的因素在起作用。

与这个判断相关或许还有下列三点可作补充：

·       一，国家控制经济剩余的运用，除了透过国有部门在社会全部生产性资产中拥有的比例之外，还透过制度权力，例如控制银行部门、限制投机活动、限制资本跨境流动等等，都是反映着整体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       二，在国家拥有全社会的生产性资产的相当高比例、以及控制银行部门的情况下，在收入分配领域，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下降，不一定就意味着资本的收入份额上升，有可能只是国有部门从而是全体人民（至少是在政治-法律意义上）的积累增长。

·       三，生产性投资率长期居高，这是有赖于在结构层面上生产率与工资同步提升、消费与投资同步增长，以及在体制层面上“大企业、大劳工、大政府”作为上述结构的支撑，也就是说这是反映了整个政治-经济构造有向“黄金时代模式”趋同的迹象，或者可以说是正在演化形成的“中国模式”。

当然，上述判断只能说是阶段性认识，是在检视迄今积累下来的证据之后作出的。而正因为所依靠的衡量标准和现实根据是可以验证的，这就不排除有可能出现新的、与此相反而更有说服力的分析结果，从而推翻这个判断。在此之前，我们可以说：迄今，中国的社会构成仍然是混合性质，资本主义因素与反资本主义因素仍然在拉锯，仍然不能说资本主义因素已经是不可逆转地主导了整个社会。

燧鸣对这个判断显然是不服，但是，纵观他的整篇文章，却只是从立场出发认定这个判断不对，没有任何论证。又或者说，他的论证就是：看看今日中国社会是否仍然是社会主义因素主导，如果不是，那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了。这个论证分两步，首先是关于社会构造的演变过程：

“卢荻老师认为2008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是系统性的渗透，但是，新自由主义能对中国实现系统性的渗透是建立在什么的基础之上？如果中国仍然是‘社会主义导向’的，是什么力量和因素导致这种系统性‘渗透’的出现？这是由于‘中国’对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屈从’导致的，还是‘中国’作为其中参与者的积极‘共谋’？”

（原文语法不通，例如结尾应该是问号而非句号，这里代为更改，应该没有歪曲燧鸣的原意吧。）

这里虽然是问句，但结合到下面的论证第二步，燧鸣的倾向还是清晰的，即，新自由主义之得以系统渗透正因为中国已经不是社会主义了。燧鸣在这里引用的是我在2016年初在《破土网》的辩论文章，里面指出了自2008年之后新自由主义的系统性渗透（经济趋于金融投机化），但是当时并没有确定这种渗透是否不可逆转地成为主导，而现实的情况是自那时之后确实是逆转了，正反映出中国整体政治-经济构造的混合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从社会直至国家高层的多种利益群体的权力/权利角逐。至于说这个渗透究竟是“屈从”还是“共谋”，正如上述，这两者都对：是整体政治-经济构造的屈从，是买办性质的金融投机政治-经济群体与世界范围的霸权资本的共谋。

燧鸣的论证第二步是界定社会主义的特征并以之对照中国现实，按他的理解：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总要包括：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步消灭剥削）、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分配上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那么今天的中国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些特征呢？”

同样，这里虽然是问句，他的判断应该是：没有了，今天的中国社会没有多少这些特征了——所以，今天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了，“‘生产性投资增长’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而并非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

这个论断涉及艰深的“（世界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问题，也就是所说的这些社会主义特征能否在今日中国实现问题，这里无法展开讨论。即使如此，认为不符合这些社会主义特征就必然是资本主义、就必定与社会主义前景背道而驰、就要无论如何要加以反对，这是过于武断的提法吧。

已有的文献当然不是这么武断。例如，我在文章中提及的台湾社会主义统一派（左统派）所阐释的一些理论，包括“过渡社会论”、“国家（控制和利用）资本主义论”、“类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都是体认到建设社会主义既需要确立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也需要特定的物质基础、生产力水平，归根究底就是必须得到超越历史资本主义所需的精神和物质凭借。这些理论或许确实是有待发展，对于两种需要的偏重的论述或许未尽合理，但是，比起燧鸣的纯粹从立场和理念出发来要求现实，它们显然是更加顾及现实的复杂性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

当然，燧鸣及其观点相近的论者，在诉诸政治-知识立场的同时，往往还会以“鲜活的在地经验”来肯定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最有代表性的是这么一句：“今天中国正在发生的数以万计的工人对抗资本的集体抗争与其他的‘社会群体性事件’恐怕更是不争的事实。”是事实，大都是正当的抗争，这没错；但是，要从这些抗争上升至对整体政治-经济构造的否定，显然就是理据远远不足，就是欠缺在辨明整体现实之后才作出判断、指导实践。

国内外西方中心主义左翼，往往以为一旦按照理论定义认定了中国是资本主义，这就完事大吉，就能毫无政治负担地反之可也，其结果却是往往堕入“反本地资本的初衷/名目，变成维护整体资本主义的实践”的陷阱。

这种倾向以港台左翼尤其明显，以反资本主义、反新自由主义的口号来正当化雨伞和太阳花两场“在地运动”，实际上就是跟在颜色革命加大乡里沙文主义的后面摇旗呐喊，不管有意无意就是为世界范围的工人贵族利益甚至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张目。而这两个运动获得了东亚地区以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路左翼的广泛支持、声援，在内地/大陆左翼圈中也不乏同情声音，都是与这种倾向很有关系。

说港台大陆的青年左翼圈中存在着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左翼思潮、说他们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西方中心主义左翼存在着紧密的对应、联系，这应该不是草率，不是凭空想象。他们的种种表现，不仅是投入或声援这两场法西斯运动，还有将“一带一路”和亚投行、以及中国对外投资说成是霸权是殖民主义是“大东亚共荣圈”的翻版，将中国应对美国“亚太再平衡”和美日军事联盟进迫的举措说成是军国主义，将南海争执说成是帝国主义之间的角逐，将近期的中印边境对峙说成是两个资产阶级的竞争，等等，摆出一副“革命失败主义”的姿态来正当化自己的“在地反抗”——归根究底就是上文所概括的，纯粹从政治-知识立场出发来认定现实，然后反对之毫无政治负担，却不想想这种实践、以及反对的后果跟他们（所宣称）的出发点或基本立场是否一致。

记得2015年和2016年在《破土》网的两场辩论。刘纪蕙在反驳赵刚的太阳花批判时，对中美“资本主义”等量齐观，认为它们都是“透过国家机制以及在地政府渗透而快速发展的新自由主义与跨国资本帝国”，因而针对它们的抗争毫无疑问是正当的（当然，实际上太阳花运动只是反中没有反美，随后至今台湾的政治-经济构造更是变本加厉、向着皇协军的道路猛冲）。卢映西在批判我否认中国是“世界资本的中心”时更进一步，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远比“美国资本主义”原始野蛮，然后自得地质问：“知道美国主导的TPP吧？… TPP要求越南这样的共产党国家赋予本国劳工更广泛的权利，包括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这意味着越南政府需要修改或另立法律允许工人组织独立于政府的工会，罢工的理由也不局限于对工资和劳动时间的不满，还包括对工作条件和权利的不满。原来，美国政府居然比经过‘改开’的共产党更‘左’！现在问题来了，在劳工权益方面，究竟是中国顽强抵抗美国，还是美国顽强抵抗中国？”我知道啊，这个TPP又不是什么神秘事物，然后只能这么回应：必须明白，理念上的普世价值与现实世界的“普世价值政治”不是同一回事。

不是同一回事，也就是说，仅仅是依靠神学式的知识-政治立场来面对现实是不足和误导的，必须明白“在地”的现实其实也是多重矛盾纠结，本地的劳动-资本关系与系统性的劳动-资本主义关系其实都是在场，而整体的政治-经济构造正是主战场。如果说，关于TPP劳工条款与中国的话题尚为显得抽离，那么，面对由美国专职颠覆外国的官方机构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甚至培训的独立劳工团体，纵使其表现出来的活动是聚焦于维护劳工权益，作为左翼，岂能不严格辨析其中涉及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

我在之前一篇题为《权贵资本主义批判作为“左翼”的遁词》的文章中，是这样回应那些只是纯粹从知识-政治立场出发来干预现实的自称左翼的：

团结工会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历史遗留下来的政治-经济构造，如果中国经历了苏联式颠覆性转变，如果中国的变革是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那对‘华尔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财政部综合体’而言是上帝的恩赐，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而言只能见到最彻底的‘世界范围的刘易斯模型’，迫使他们一齐‘竞争到底’为金融霸权的掠夺性积累奉献出他们的全部幸福。

联系到今日世界的现实状况，左翼要作为尾巴跟在自由派本土派独派后面摇旗呐喊，即使让你介入成功，大有可能也就是复制波兰的团结工会经验，那还是反革命，那还是‘普世价值政治’。”

那么，请真诚的左翼都想想，现实是不是这样，如何超越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