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中国应有怎样的非洲文学研究？

从 2014 年至今，在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召开了两次全国范围的非洲文学研究大会，一次是由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牵头，一次是由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和非洲研究院牵头[1]。这两次大会都吸引了全国数十位非洲文学研究者参加，在北京大学访学的数位尼日利亚学者也应邀出席了会议。这些动向表明非洲文学研究在中国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首届“非洲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4年，北京大学

中国对具有丰厚传统的非洲文学知之甚少, 在中国传统学科体制中, 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国传媒大学分别在60年代初为中国培养了不少精通非洲小语种的语言人才。但在文学研究领域, 除了依托阿拉伯语言文学系而较早开展的埃及文学研究之外, 撒哈拉南部非洲的文学研究长期以来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学者在默默耕耘[2]，他们虽然取得了很高的成绩, 但远远无法满足我们对非洲文学认识的需要。

非洲现代文学是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形成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是伴随着非洲民族独立运动而勃兴的民族意识的产物，是独立的非洲国家所进行的长期的民族文化建设的一个有机部分。非洲现代文学的出现使得“世界现代民族文学”体系得以最终确立。尽管非洲现代文学深受西方影响，但它并不是西方文学的一个分支，而是属于 20 世纪世界范围内发生的反帝反封文化的一部分，它以“种族解放”话语丰富了世界文学中的“阶级解放”话语，并因此具有独特而普遍的意义。独立后，非洲历史依次进入冷战格局中的“新殖民”时代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后殖民”时代，而非洲文学是非洲现代化进程持续的见证人，它记录着各种各样的灾难、战乱、独裁、贫穷、饥荒、瘟疫等人间惨象，也记录着社会方方面面所发生的积极变化，如果说，今日世界还有哪种文学是孕育在灾难和希望中，那就是非洲文学，也因为这个原因，它不可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文学写作的一部分。非洲文学不仅是世界文学的一个地理位置上的“他者”，更是时间意义上的世界文学的一个“自我”, 这就要求中国的文学研究者通过研究非洲文学而再次进入历史, 并重新获得“世界历史意识”。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人才辈出，大师如云，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和研究可以说是内在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的，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创新、语言创新和价值生成提供了丰富的营养，这种作用是今日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不可能具有的。但，这并不表示非洲文学研究将是无足轻重的一门学问; 相反，它有特殊的功能: 帮助中国读者对于文学在 20 世纪发展的全局有更全面的把握，帮助我们重新勾勒一幅“世界文学”的版图，重新考察世界文学形成的秩序，重新检讨由西方发明却不断被修改的文学的多样“现代性”内涵。 

今天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 主要指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学研究) 面临的一个挑战恰恰是，它能否摆脱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的影响。从研究者的组成情况、研究对象的设定和方法看，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深度依赖于中国的西方文学研究这个学科体制，因为这个行业的研究者主要出身于西语系，因此难免直接挪用过去的学术训练和积累来处理非洲文学这个新的对象。这样，非洲文学可能会很自然地被当成广义的欧洲文学来研究，再加上非洲文学主体都是用殖民语言写成的，而西方也不断炮制新的术语，如“新英语文学”“用英语写作的世界文学”“英语语系文学”“法语语系文学”“葡萄牙语系文学”等，企图将非洲文学依然看成是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而中国的一些学者也非常认同西方的这个学术游戏[3]。学者如何利用自己的西学知识但又不为其所困，独立地发展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是目前面临的一个挑战。

目前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的得失从一个小例子中便可一窥端倪。库切是当下最受中国研究者重视的非洲作家( 目前他已移民澳大利亚) ，研究他的专著和论文集已经接近10本，这是其他非洲作家享受不到的荣誉。究其原因，这里面当然有所谓的“诺贝尔奖效应”因素: 我们在选择非洲文学翻译和研究对象时无不奉西方规定出来的“经典”为圭臬，尚不能提出自己见识和标准。但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库切的作品确实不太像“非洲文学”，而是更接近伟大的欧洲传统。我们轻易地就可以在西方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谱系中看到库切的伟大之处，因此言说他便毫无困难。我们可以想象，一个通晓贝克特、卡夫卡、陀思妥耶夫斯基等西方现代文学传统的人，很容易将库切的艺术评说得头头是道[4]; 对于一个了解叙事学、读者批评理论和后殖民理论的人，亦不难拿他的复杂的形式理论一番[5]。总之，我们对于库切的研究的整个方向不着重于他和非洲文学的关系，不旨在通过他的作品揭示非洲文学的某些特性; 恰恰相反，库切的阐释自觉不自觉地在为中国的文学偶像殿堂增添一位新的欧洲文学大师。当我们的非洲文学研究激活的是我们对西方文学的热情时，亦是非洲文学研究迷失之时。没有清晰的方法论，没有明确的方向感，我们如何与西方非常成熟的非洲文学研究对话? 什么是有中国特色的非洲文学研究道路? 这篇文章无疑是这些焦虑和困境的产物，它试图对中国现有的非洲文学研究方法作一个初步的总结和思考。 

本文的一个根本看法是，任何一个学科的成熟都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30 年前，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风靡国内，对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今天的角度看，中国作家和拉美文学的“神交”乃是一次比较纯粹的文学事件，其主要动力来自创作的需要，因此，许多作家都参与其中，并身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6]。但这次出现的非洲文学的译介和研究热则有所不同，它基本与作家无关，与写作无关，纯粹是一次研究的行动，动力则主要来自中非关系发展的大局，来自国内非洲研究机构的积极推动，属于在缺乏作家参与的情况下由过去英美文学的研究者所主导的一次行动。可以说，非洲文学研究因受制于专业化的种种限制，而失去了对思想问题的把握，从一开始就呈小家碧玉相，与整个知识界、艺术界、公众界的互动不足，对自己与生具来的历史使命缺乏清晰认知和坚定的信念。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

如果只把非洲文学研究当作一门学问做，恐怕永远也做不好。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可圈可点之处在于它是经世致用之学，它载帝国之道，而绝非狭义的学术研究。略加翻检西人的研究就可发现，他们有两种相互支撑的研究方式，第一种是显微镜式的研究，即观察、考量非洲文学各个细枝末节的问题; 另一种是望远镜式的研究，即把非洲文学锁定于帝国所制定的世界文学秩序的版图之中，这两种做法互相牵动，统一起来，就形成了西方非洲文学研究的特点: 具体的观察为整体意识形态构建服务，而整体的视野又为具体的研究指出方向。总的说来，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体现如下特点: 维护西方语言的霸权，忽视用本土语言写作的作品———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人类学意义上对本土口传文学不感兴趣; 用西方的文学研究术语、普适性价值标准来阐释非洲文学，而忽视非洲文学的本土性; 为非洲人文才俊开放西方的研究和出版资源，以形成亲西方的非洲文化精英; 强调文学的审美和伦理教化职能，否定文学所携带的政治能量。这些趋势在1980 年代末期出现的后殖民研究里面达到了高峰，是由几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后殖民理论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批评理论;第二，它从西方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中吸取了许多思想资源，使它具有反西方中心的天然合法性; 第三，社会主义阵营解体，革命话语消失，后殖民理论乘虚而入，重新把握住对非洲阐释的话语权; 第四，它推行的跨学科研究方式将非洲研究的各个学科整合起来，可以更紧密地配合西方在非洲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利益。英美的非洲研究和非洲文学研究都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和现实功利目的，是一门“载道”之学。

我们向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要学习的首先是这个“道”。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西方研究非洲文学比我们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历史的原因，非洲不是西方外在的研究对象，而是一个内部的欧洲的自我: 无论是语言、形式、宗教、文化价值、文学所表现的社会制度，包括作家这个精英阶层，非洲文学从物质到精神都拜西方殖民所赐，这便给了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一个内在的视角。我们的情况则不同，非洲文学和我们的关系全属于外在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研究一个充满这么多欧洲元素的异质文学? 我们能有什么独到的话语? 我们是否只能重复和介绍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而别无创新之可能? 如果这个问题是在十年前发问的，那么回答会是悲观的; 但今天，我们将可能有不同的回答。如果说，西方的非洲文学的合法性建立在非洲今天依然处于“后殖民”的历史条件之上，那么，这个被西方给定的“后殖民性”正在发生着剧烈的改变，非洲开始转向亚洲，开始对中国发生强烈的兴趣，开始通过经贸和人文交流改变对西方的依赖，开始慢慢脱下不太好看的“后殖民”的帽子。如果中国能帮助非洲进行缓慢的自我重建，非洲在未来就可能不再是西方的内在的一个自我，而变成它自己，和中国的关系也不再是纯然他者的关系，而是交互主体。也就是说，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在今天还是门“与我无关”的学问，在明天就会是“与我相关”的一门学问，即我们将从“外部研究”向“内部研究”过渡。而在这个过程中，批判地继承后殖民研究的遗产将至关重要。我们要学习西方的非洲文学研究，同时要动摇“后殖民”这个根本大法，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方法论才能相应产生。 

非洲文学是非洲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学的总称，是非洲国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和非洲的传统文明有关，也和西方的文学有关，但在本质上，非洲文学是非洲各种政治主体在历史中生成的文化表述。所以，只要是关乎主体生成的文学，无论是用西方语言还是本土语言写的，都是非洲现代文学的一部分。即使采用欧洲语言创作的作品，它们在实现艺术的功能和体现艺术品性方面都带着第三世界文学的根本特点，此即构成它与中国文学的可比较性的基础: 它们是在第三世界文学这个概念里表现出相同性和差异性的。我们将一些比较显著的相同之处暂列如下: 在主题方面，非洲现代文学建立了关于以家族伦常和宗法社会衰落为开端的非洲现代社会的起源叙述，和中国现代文学享有共同的主题[7]; 在社会功能方面，具有天然左翼性质的非洲文学同样肩负着“启蒙”和“革命”的双重任务[8]; 在实际影响方面，从“万隆会议”之后，社会主义文学开始对非洲作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高尔基、鲁迅等人的作品，卢卡契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文论在非洲有一定的传播，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包括样板戏《红灯记》流传到非洲[9]，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经美国黑人艺术运动介绍，开始输入非洲，影响了非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运动[10]，这些都使得非洲文学具有高度的政治性，而这部分历史和文学多为后殖民研究避而不谈的“难言之隐”; 在艺术观念上，非洲作家和中国现代作家一样，批判“纯艺术”的观念，强调作家是民众的导师，主张艺术为人生，呼吁艺术与民众的结合，这使得非洲现代文学论里充满“实践论”和“功能主义”的思想[11]。总之，非洲现代文学内部巨大的“回心”与“抵抗”的传统文化再生之路创造了许多“历史主体”模式，应该被认为是第三世界现代性的普遍内容，而理应为我们所深刻阐发。近一两年间，南非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南部非洲社会的主要伦理观念“乌班图”( Ubuntu) 进行比较研究，以探求一种有别于西方社会组成结构的伦理学[12]。

红灯记

然而，有相似就必有差异。现代非洲文学在许多方面无法通过“现代中国文学”之概念来参照理解，二者有许多显著的差别。这里，我们仅举三点: 首先，在语言方面，现代非洲文学的主体部分是使用欧洲殖民语言书写的，因此不但没有经过“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运动，即通过发展现代普通话来为现代非洲各国文学奠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是通过放弃非洲传统部落语言来实现的。非洲现代文学在这个意义上是殖民的产物，至今也未真正的“去殖民化”[13]。其次，非洲民族主义的产生来自两个条件: 第一，欧化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他们把朴素的民族意识转化为民族主义; 第二，欧洲的语言为民族主义提供了最基本的载体: 说不通语言的部落可以通过使用欧洲语言去交流、去想象一个过去不存在的“想象的共同体。”这种先决条件也同时导致两个后果: 第一，非洲现代知识分子最初关于非洲的整体意象和观念是借助殖民者对于非洲的虚构和想象来获得的，也就是说，非洲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首先是“自我他者化”的意识; 第二，由非洲文学体现出来的民族认同必然从对抗欧洲关于非洲的“元叙事”开始，必然始自重新发现“真实”非洲的热望、重新讲述一个“真实”非洲的生活和传统的要求。非洲文学的永恒的主题不是欧洲文学里面的“爱”、“死 ”和 对 于“永 恒 ”的 冥 想 ，而是“生 存 ”和“生 存 感 ”，是“我是谁”与“我 不是谁 ”的 辩 证 思 考 。最 后，非洲现代作家想象的读者并不主要是本国的民众，而是西方读者，这是由如下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非洲缺乏书写传统，大众的文艺形式为口头文艺，因此，现代文学不可能设想大众为其主要读者。第二，掌握殖民语言的只是非洲各个国家的极少数精英，这群人接触的书面文学是西方文学，他们对西方经典耳熟能详，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读者群体和欧洲读者群体没有实质的区别，反而像是一个阅读共同体。非洲文学一开始就是为这个共同体生产的，非洲文学构建的“想象的共同体”包括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这是中国现代文学里没有的现象。第三，20 世纪 60 年代，出版体制基本控制在西方手中[14]，非洲现代文学之父阿契贝写完其处女作《瓦解》是将手稿寄往英国一家出版社寻求出版的[15]。出版权不在本国知识分子手中，这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可想象的事情。中国现代史上所谓的文学大众化运动因此不可能在非洲发生，非洲现代文学( 用欧洲语言书写的部分) 从一开始就是面向西方运动的文学，而缺乏文学与大众的真实结合，因此很难真正民族化，也无法从民族化里获取足够的去殖民化的资源和动力[16] 。

   钦努阿·阿契贝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

我们可以将上述几个非洲文学的共同特征归纳如下: 非洲文学内在的运动与其说是“脱欧”，不如说是“入欧”; 与其说是建立在“言文一致”之上，不如说是二者的断裂; 与其说是获得“历史的同一性”意识，不如说是因无法建立这种同一性而强调民族文化内部的差异性价值。这就是说，非洲现代文学比中国现代文学包含了更多的矛盾( 除了阶级矛盾之外还有更重要的种族矛盾) 、更多的异质元素( 欧洲语言和多达 2092 种非洲本土语言) [17]和对西方更大的依附性。正是这些历史原因使中国文学研究惯用的话语体系失效，但这正是研究非洲文学的价值所在，不同的文学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不同的形式与历史的冲突将丰富我们对于世界文学形成和演变的认识，也能帮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

在非洲文学的众多特殊性里面，有一点或许最特别，那就是寄居者文学, 这是由在非洲生活的世世代代的白人创造的文学, 这部分写作当然应该属于非洲文学，但又明显在各个方面都和被压迫的黑人文学十分不同，可以说是另一类的主体文学。这部分文学在过去的 30 来年时间里忽然“发迹”, 正从过去隶属于“欧洲文学”的阴影里走出来，成为一种独特的世界文学现象。以库切为代表的南非白人文学属于这种文学, 米亚·科托代表的葡萄牙语莫桑比克文学, 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白人英语写作皆属此类, 它们可以说是欧洲文学内部变异出来、经过和寄居地文化杂交而发展出的一种最难以归类的殖民地文学。这部分文学现象被揭示出来后，极大地挑战了既有的美国比较文学、区域文学和英语文学研究模式，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时代，那就是由后殖民理论主导的对后殖民文学的研究。

和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话语体系相比，后殖民理论在处理非洲的寄居者文学和从英语文学脱胎出来又产生极大变异的非洲英语文学写作时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因为后殖民理论受自身的意识形态束缚，也使它无法提出在中国现代文学运动内部提出的关于第三世界文学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诸种命题，如革命和启蒙、回心与转向、读者为谁等。后殖民文学批评从来没有关心过非洲文学的民族性问题，因此无法有效解释非洲文学和民族独立的关系以及非洲文学内部的民族主义问题，它也很少关注用非英语写作的非洲文学，更对非洲内部使用本土语言所做的“言文一致”的尝试无力评说。这些局限性在后殖民理论内部无法解决。 

在后殖民文学研究出现之前，苏联和中国都有一套不同于西方的对亚非拉文学的理解，其中苏联的研究还是具有一定深度的，中国方面则受政治影响过大，乏善可陈。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没有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才给了后殖民理论后来居上的可能性。所以，后殖民研究或许存在许多局限，但依然产生了不少重要成果，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简单地回到 60 年代政治化的研究模式，只会再次失败; 但是，同样的，如果不批判地学习后殖民研究，也无法开创中国自己的非洲文学研究道路。笔者始终认为，在非洲文学研究领域，能否动摇后殖民理论的阐释权威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情。为何这样说？因为后殖民理论本来只是从研究寄居者文学、美国黑人文学、或逃亡或离散在西方的非洲黑人精英的文学而发展起来的一套文学理论，但由于其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人文研究和教育体系，自身也获得了在世界范围内阐释文学的权力，甚至为世界确立了新的文学价值，并代替过去的新批评介入对当代写作经典的重构，从而对诺贝尔奖、布克奖等世界级奖项的选评标准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如果没有后殖民理论所确立的文学价值，库切就获不了诺贝尔文学奖，奈保尔恐怕也很难。后殖民理论在第三世界国家挑选出了一批代表作家，重构了世界文学这个公共空间。所以，中国的非洲文学研究者一方面要以自己的文学经验来处理非洲的文学经验，一方面也要进入后殖民理论内部来对其进行祛魅化，这双重的工作都十分重要。 

本文不拟泛泛地谈论后殖民理论，而是选择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为代表的美国后殖民理论和以海伦·蒂芬为代表的寄居者白人开创的后殖民话语对库切的不同解读来挑开后殖民理论的面纱。这种处理方式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后殖民理论内部呈现的中心和边缘的话语结构和权力冲突，看到后殖民理论内涵的地缘政治性，以及后殖民理论与西方人文学术范式转型的关系，剖析后殖民理论运作所维系的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