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映真｜从乡土文学论争到“乡愁”的面纱

陈映真在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者秋祭会场上讲话（李文吉摄）

陈映真

整整二十年前﹙一九七七﹚的四月，银正雄在“仙人掌”杂志上发表了《坟地那里来的钟声》，针对王拓的小说《坟地钟声》提出乡土文学从“清新可人”、“纯真”和“悲天悯人”“变质”为“赫然有仇恨、愤怒的皱纹”﹔有“变成表达仇恨、憎恶等意识的危险”，打响了从政治上、思想开攻击乡土文学的第一声炮火。同一期的“仙人掌”也刊出朱西宁的《回归何处？如何回归？》，讽刺乡土文学“流于地方主义，规模不大，难望其成气候”。同月，王拓发表《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五月，王拓﹙以李拙为笔名﹚又发表《二十世纪台湾文学的动向》﹐为台湾乡土文学发展历程和性质做了一番整理。同月，叶石涛发表《台湾乡土文学导论》，提出了他的日据台湾文学性质论。六月，陈映真以《乡土文学的盲点》，就教于叶石涛。七月，彭歌在《联合报》副刊上发表的连续专栏“三三草”中﹐刊出要儆戒“赤色思想渗透”的杂文多篇。同月，陈映真发表《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对战后台湾当代文学的政治经济学背景、性质和发展做了概括。八月十七日开始，彭歌一连三天发表了对王拓、尉天骢和陈映真长篇公开点名的思想政治批判。八月二十日，余光中发表《狼来了！》控诉台湾有人提倡中共的“工农兵”文学，一时风声鹤戾，对乡土文学恐怖的镇压达到了高潮。

文坛的白色恐怖并没有吓到当时的文学界和文化界。八月，南亭﹙南方朔﹚发表《到处都是钟声》，登高望远地为乡土文学的发展表态支持。九月﹐王拓公开发表《拥抱健康的大地》，十月，陈映真发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对彭歌的攻击提出驳辩，并要求立刻停止对乡土文学诬陷和攻讦。此外，从八月到十月，文艺界如尉天骢、黄春明、齐益寿和其他许多人，都发表文章、参加座谈发言，热情、勇敢地支持了乡土文学。但在同十月，一贯以“自由民主”派的面貌示人的台大留美教授张忠栋、孙伯东、董保中都纷纷对乡土文学论扣政治帽子。

九月，胡秋原先生发表《谈人性与乡土之类》，公开驳斥官方打手白色恐怖各论，为乡土文学辩护。十月，徐复观先生发表《评台北“乡土文学”之争》，批判文坛的侦探和密告者，至此恐怖的阴霾渐开。十一月、十二月，陈鼓应发表批判余光中诗作的长文。同月，胡秋原接受访谈，整理成《谈民族主义与殖民经济》，在理论上深化了乡土文学派。十二月，王拓发表《“殖民地意识”还是“自主意愿”》，就台湾社会经济问题，向孙伯东提出驳论。

翌年元月，国民党集党政军特，召开“国军文艺大会”，会中对乡土文学大肆挞伐之余，受到胡秋原、徐复观和郑学稼等老一辈理论家、学者的劝阻，据说最后这样地定了调﹕乡土思想“基本上是好的”。但动机要纯正，尤其切防为中共所利用，云云。而一场剑拔弩张的肃杀之局，至此渐为缓解，幸而没有以逮捕、拷讯与监禁终局。

二十年后回顾，特别在八〇年代以降台湾文学批评和台湾文学论的豹变条件下，七〇年代的文学论争——包括七二年以迄七四年的现代主义论争——在台湾战后文艺思想史上，显示了划期性的意义。

这篇小论的目的，在整理七〇年代文学论争留下来的文艺思潮的标高，并思考当年留下来的突破性文艺思潮对当前时代依旧生动犀利的启发。

一、在战后台湾公开树立现实主义旗帜的重大意义

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强国、大国凌掠弱国和小国的时代，第二世界各族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文学艺术，大多采取抵抗、批判的现实主义手法。半殖民地的中国文学如此，做为中国半殖民地构造之一部分的日本殖民地台湾的文学，亦复如此。

但是，尤其在民族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严峻的时候，往往就会发生坚持批判、抵抗和反映严厉现实的现实主义路线，和声称主张文学艺术的纯粹性、艺术性与非政治性的唯美主义之间的路线斗争。三十年代的大陆发生过围绕着“文艺自由”问题的广泛论争。朝鲜的三〇年代，据说也发生过唯美文学和使命﹙工具﹚文学论之间的争论。

一九三一年，台湾的抗日民族、民主运动遭到日帝当局全面镇压﹐台共和农组溃灭。从崩坏的战线上四处奔窜流亡的党人，涌向台湾左翼文学和文化战线，艰苦奋斗，发行刊物、成立组织，一面推展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化思想运动，一方面伺机恢复组织生活。在这个历史背景下，杨昌炽等人组成“风车诗社”，搞起现代主义。一九四三年，台湾时已纳入日本侵略战争的战时体制，一些诗人组成“银铃会”，搞起现实主义。

必须着重指出﹐“风车”和“银铃”，都不曾公开地与抵抗的批判的现实主义派发生理论斗争——像在大陆和朝鲜的三十年代发生者那样。而且，确实有进步的文艺青年，曾在日本战败前夕直到光复一九四九年间，在“银铃”社活动，并且深受杨逵的影响参与了一九四七—一九四九年间《新生报》·〈桥〉副刊上关于重建台湾新文学的理论斗争，而虽然“银铃社”的一些诗人在五〇年代和纪弦的“现代诗”社合流，也是事实。

然而日据时代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的斗争仍是激烈的。一九三九年，日本在台殖民地皇民派文学家西川满组成“台湾文艺协会”，成员以日本籍文艺人士为主，发刊“文艺台湾”，提倡殖民地异国情调的“唯美主义”文学，消磨志气，规避三〇年代末期台湾战时体制中严苛的现实。一九四一年，随着日本“南进”战争扩大，西川满进一步露出法西斯蒂真面目，要把台湾文学组织到日本侵略战争体制，发扬杨逵所说的“勤王”的任务。“台湾文艺协会”的机关刊物“文艺台湾”，并揭载皇民文学周金波、陈火泉的皇民文学作品。

但即使在法西斯气焰逐日高涨的一九四一年，抵抗的现实主义作家仍然不惮于反抗。他们纠合并组织了以台湾籍作家为主的“启文社”，发刊“台湾文艺”，杨逵等人在一九四三年与西川满等日本皇民派作家在一场“狗屎现实主义”论争中交锋，针锋相对地捍卫了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坚守民族主义立场、反映台湾人民在战时体制的非理下呻吟苦闷的生活，在赖和谢世的日治末期，公开组织哀悼集会。“台湾文艺”成员杨逵、吕赫若和简国贤在战后仍然奔向实践的火线，遭到投狱、逃亡、路死和刑杀的命运。

这样一个在严酷的台湾民族、民主运动史中发展起来的台湾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在一九五〇年到一九五三年惨烈的异端扑杀运动中彻底瓦解，一直要等到一九七二年保钓运动的左翼，才重新把这反对帝国主义、主张民族文学与民众文学的现实主义文学论再次公开地，做为一种文艺理论在台湾宣扬起来，意义自然重大。

此外，从文艺思潮的世界史看，七〇年代的台湾文学论争，在并不自觉情况下，参与了从二十世纪初期以迄七〇年代的、世界范围的、文学思潮的左右斗争，亦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斗争。

这场论争的地理范围，包括旧苏联、旧东欧、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和中南美洲等地。现代主义文学艺术受到各国各民族的文艺批评、文艺思想界左翼的批判，其文献可谓汗牛充栋，在思想学术上有丰富的收获。

以最粗略的概括，现代主义受到左翼的、现实主义一派的这些批评﹕

批判现代主义的西欧左派文论主张对待现代主义，不采取全面、机械地否定，争取以现代的形式和技巧表现进步的、人的内容，争取现代派回到群众，回到社会和历史现实。

七〇年代台湾的文学论争，首先从现代诗——即现代主义批判展开。二十年后回顾，七〇年代台湾的现代主义批判论，基本上也提出了和世界范围内的讨论议题“不谋而合”的批判观点——指出台湾现代主义的逃避现实、没有社会意义和历史方向、个人主义、绝望、腐败、败德、虚无等等。当然，在立论的论证上不够深刻。事实上，台湾的文学批评界基本上至今还没有深入讨论过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争论这个宿题。但是，从台湾文艺思想史的视野看，七〇年代现代主义批判，在世界范围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大论争背景下，自有十分重大的时代意义。

而其意义之重大，尤在论战当时争论双方皆不自知的这个事实﹕即战后的现代主义文艺思潮，是冷战体制下美国据以对抗社会主义的、在全球领域推行的“文化冷战”﹙culture cold war﹚之意识形态工具之一！台湾的现代主义批判﹐竟是在极端反共/法西斯环境下对美国主流冷战意识形态的公开的挑战！

理‧阿皮革纳内西﹙RichardAppignanesi﹚指出﹕三〇年代以降，“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成为旧苏东社会的主流文艺思潮。这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艺方针，又以强烈的敌忾心批判现代主义的“资产阶级腐朽”性，于是仿佛是依“敌之所恶我好之”的原则，在战后世界文化冷战体系中，抽象主义、超现实主义，竟成了“自由·民主世界”的主流艺术意识形态。“美国以它自生自长的新兴抽象艺术迎合了此一确认”，阿皮革纳内西写道，“战后美国新兴抽象美术界把一九一九年苏联康定斯基的‘抽象表现主义’半途掠夺而去，在国际上广泛宣传为百分之百的美国货，纯粹形式的抽象艺术”，盖因“如果共产主义政权官方禁止‘形式主义’，那么形式主义必定是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基本要素”。阿皮革纳内西说，特别是在五〇年代美国麦卡西主义白色恐怖时期，“冷战时代的战略，要求一种‘真正美国’的认同，以截然有别于欧洲共产主义瘟疫”。现代抽象主义成了这“真正的美国”认同标志。它透过美国广泛设立在其势力范围的第三世界社会中的“美国新闻处”一类的机关﹔透过人员交换、基金会、人员培训、国际学术会议、留学政策、资助展览出版和讲座、特邀访问、广泛推销。现代抽象主义于是很快成为美国势力范围下第三世界的文化﹙文学﹚霸权论述，而现代主义也成为这些社会的一代显学，从而和各当地的反帝·反美·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运动互相抗衡，让青年离开祖国在﹙美国﹚新殖民主义和本国半封建精英支配下阴暗的现实，在美式现代主义、抽象主义病态的个人世界中消磨意志、逃避现实——从而巩固美国制霸下的冷战秩序。

由于不学和不敏，小论的作者一直要到九〇年初才知道了战后现代主义和美国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的联结构造。回想目睹过的五〇年代台湾现代绘画和文学兴起的过程，我有了恍然大悟的理解。

从这意义上看，七〇年代台湾文学的论争，自现代诗论战以至乡土文学论战，竟是一场对美国战后全球性文化冷战意识形态的斗争，意义之深长，不言可喻。

在前文中说过，七〇年代的台湾文学论争中现实主义问题的提起，意味着因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而被彻底镇压的现实主义文学复活。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新殖民地条件下，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唯美主义、现代主义﹚的斗争，意味着保守的和进步的文艺哲学的争论。这争论表现为这些古典的论述构造﹕

在七〇年代的台湾的具体条件下﹐上述“古典”的对立概念﹐在乡土文学现实主义和官方的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中﹐相应地延伸而表现为这些针锋相对的争论﹕

七〇年代乡土文学论的现实主义论，便是这样地结合了当时台湾的具体现实，和现代主义的、官方的反现实主义论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从而继承了日帝殖民时代反帝解放运动的文艺战线所积累的、左翼的、批判的、抵抗的现实主义文论的传统，而有文学思想史的重要性。

台湾作家黄春明

二、乡土文学和左派民粹主义

近年以来，所谓“热爱、认同咱这块土地”、“咱台湾人民……”这些话语，已经成了台湾分离运动的咒语。“会不会说”台湾话，“认不认同”台湾“这块土地”、“爱不爱”台湾和台湾人民，几乎成了判别一个人的全部价值的标准，驯至这种“土地/人民”论，成了分离主义修辞的专利，仿佛世上只有讲台独的人提爱台湾“土地/人民”，而主张反帝、主张反资本主义、主张中国统一的人则一贯“不认同、不爱台湾土地和人民”。

但历史的事实却与此成见完全相反。

有一种“定见”，认为七〇年代现代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战，起源于当时一连串国际外交上的重大冲击，岛内要求改革和反省的呼声纷至，导致中国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的高涨而来。但事实上，七〇年代初台湾遭逢外交变局引起危机，也引起“革新保台”，“联蒋反共”，以维续和强化既有体制的保守思潮和行动，与前述同因政治外交变局而主张反帝反资，寻求两岸终极的统一者，形成左右对立。历史地看来，最早以高度热情提出热爱台湾的土地/人民的，恰恰是后者，而不是力言在危机下“革新保台”、“联蒋反共”的右派知识分子和精英，后者连同今日以“本土论”为言的文学的分离派，当时不是直接、间接地打击乡土派，就是明哲保身，龟缩逃避。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在台大“民族主义座谈会”上，陈鼓应和王晓波首先展开了对于美日帝国主义在台“经济控制”、在台湾进行“武器、经济和思想侵入”的论证。为了抵抗强国对台湾的支配，他们力言大家“要有同胞爱”“照顾好渔矿农工的生活”，并且表示在国际性危机下，誓与“台湾命运共存”的决心。

而这种台湾“土地/人民”的思想联系和统一﹔对中国大陆/台湾的忠诚之统一和联系，遍见于一九七二年以降保钓运动左翼海内外的文章、宣言和论文。中国统一、反帝民族主义论和拥抱台湾“土地/人民”、热爱中国和热爱台湾，对他们而言，自始就是互相联系和互相统一的思想与感情。而正是这种反帝统一论和拥抱台湾人民/土地论的统一，和中国/台湾的联系性与统一性，贯穿一九七二年现代诗论战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八年和乡土文学论战之中。

在七〇年代两个文学争论中，尤其在乡土文学论战中，中国和台湾在民族、民众、社会、文学和文化上的联系性和统一性，被许多今日已向台独派转向的评论家和作家不约而同地、以十分特殊的辞语表现出来﹕

叶石涛

“台湾独得乡土风格并非有别于汉民族文化、足以独树一帜的文化。它乃是属于汉民文化的一支流。台湾一直是汉民族文化圈子内不可缺少的一环，因为台湾从来没有创造出独得的语言和文学……”

“‘台湾意识’——帝国主义下在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焦点”

“……居住在台湾的中国人的共同经验，不外是被殖民的、受压迫的共同经验。在台湾乡土文学上的反映出来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经验，以及筚路篮缕以启山林的、跟大自然博斗的共通记录。”

“﹙台湾﹚旧文学方面所代表的是传统的封建思想，而新文学方面所代表的是反传统的新思想。这和国内的‘五四’运动如出一辙。”

“日据时代的文学始终是和台湾的现实环境息息相关的。它属于﹙中国﹚抗日民族革命运动不可割裂的一环。”

王拓

“﹙小说中﹚如果太过强调﹙台湾方言﹚，便很容易使人陷入一偏狭的、分裂的地方主义观念和感情里。”

“台湾……在历史虽然曾经有过被荷兰人侵入殖民、和日本军阀割据占领的惨痛经验，但是，她之与中国同文同种，并属于中国的一部分，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那么，作为反映台湾各个不同时代的历史与社会的﹙台湾﹚文学，也自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廿世纪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亦即在台湾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学”

“﹙日据下﹚在台湾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可以说是与当时的社会运动与政治运动采取着一致的步调，并且也是与祖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开的反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国内封建剥削的一切运动相一致的”

“台湾的中国作家在文学上所反映的中国特色，是以台湾这个现实环境下的人和事为主的。”

巫永福

“﹙台湾的﹚乡土文学即中国文化之一环。……归根结柢，中国诗要有中国特色才能被承认。”

“﹙在皇民化运动下﹚……在精神上，他们还是认为是台湾人，心系祖国，不因皇民化而变成了日本人。不像现在，有些人唯恐不变成外国人，两者的精神真是天渊之别”。

“如果清文学是中国文学……光复前的台湾文学也应是中国文学，不能因为台湾被日本人统治就不能算是中国文学的一环……如果光复前的台湾文学不被承是中国文学的一环，那么清代文学也不能承认是中国文学，因为他是异族入主中国”

李魁贤

“当然台湾文学是属于中国文学的一部份，因为有与其他各省不同的特质，故乃形成独特存在的事实。”

“真正的人，是切实地踏在自己的土地上，付出真正的爱，和这块健康的大地拥抱在一起”。

另外，至今日坚持反对台湾分离主义文学的作家和评论家更是强调两岸文学的历史联系性﹕

南亭﹙南方朔﹚

“五十年来台湾的新文学一直是六十年中国新文学的一部分。它的发展主流在不断的自觉中，从未乖离过中国共同的民族经验。它是与中国民族认同的”

“﹙七〇年代以来台湾文学的作品与理论﹚是中华民族本位的、理想主义的、充满了批判精神的新写实文学”

黄春明

“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用中国的文学语言来写自己周遭环境的生活和问题，这是我们民族的文学，即台湾本地土生土长的文学，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学，所以当然我们要爱护它”

“……台湾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问题。台湾地区以中国的语言文字来写自己的问题，有它的特殊背景。因为自从马关条约后，台湾被割让给日本，但是在文化上、政治意识上，它并没有和中国割断……”

陈映真

“﹙当代台湾文学﹚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学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台湾的中国同胞具体的社会生活”。

“……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

“……台湾的生活，对于目前生活在台湾的中国人，在目前这个历史时期，是最具有现实意义的中国生活……”

“中国新文学在台湾的发展，有一个过程。”

“由于深恐中国文学在﹙台湾﹚殖民条件下消萎﹔由于中国普通话和台湾话之间的差异﹔由于日治时代台湾和大陆的断绝，当时伤时忧国之士，乃有主张以在台湾普遍使用的闽南话从事文学的创作，以保存中华文学于殖民地，而名之为‘乡土文学’”。

“……由于三十年来台湾史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其特点，而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学的一部份。”

“乡土文学，是现代条件下﹙台湾的﹚中国民族文学的重要形式”

“中国文学……从东北作家的‘八月的乡村’一直到台湾作家的‘送报夫’，再一直到‘莎哟哪啦，再见’、‘小林来台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奉仕于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巨大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学作品”

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台湾人者，“在台湾的中国人”也。台湾的社会和生活，就是“在台湾的中国社会与生活”。“台湾的问题，是中国的问题”。台湾作家是“台湾的中国作家”……众口一辞，不避拗口，三复斯言，莫不是在说，虽然两岸在内战和冷战构造下分断，七〇年代当时台湾的作家和知识份子，绝大多数一仍深信台湾和中国的历史的、文化的、认同上的以及事实上的联系性和统一性。和中国文学对立的、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概念，在七〇年代几乎是没有的。以已经发表的文学为凭据，则既便是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导论》都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分离主义的台湾文学论，也还披上“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之一环”的外衣。而且从论争的文献上看，自现代主义诗论战以迄政治上肃杀阴霾的乡土文学论战期间，今之台独派文学界大佬、作家、诗人、评论家和理论家，几乎没有一个人有站在分离论的台湾文学上出来发言的直接或间接的记录。不少今日英姿风发地成为台独系文学英雄的大佬、评论家、作家和诗人，倒是在七〇年代留下了和他们今日的主张完全相反的白纸黑字，已见上文所征引。

对于努力要建设“台湾文学本土论”系谱的人来说，这个事实是很难加以说明的。难于说明而又必须说明，就不能强辞夺理。而强辞夺理，就难于不立论矛盾了。兹举数隅﹕

一种说法是把文学的中国认同和文学内容上对台湾具体生活的关注对立起来。于是对于七〇年代乡土文学认同中国民族主义，在创作内容上表现台湾现实社会生活和乡土人物的深切关怀，解释成“﹙民族﹚意识上回归中国，﹙文艺﹚创作上回归台湾社会”。

这种解释的第一个破绽，是乡土文学和在七〇年代的具体主张不对头的。王拓说“台湾的中国作家”作品里反映的“中国特色”，是以“台湾这个现实环境下的人和事为主”。众所周知，王拓是主张文学表现现实中的台湾生活和人民最力的作家，但同时也是最鲜明、最多次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对台湾经济与政治的支配，公开指出台湾社会经济的“殖民地”性——即台湾﹙新﹚殖民经济论的作家。不仅此也，王拓甚至还有意识地反对过文学的“本土化”即台独化。他说作品语言一旦太过强调台湾方言，便会“陷入一种偏狭的、分裂的地方主义观念和感情里”。此外，南亭﹙南方朔﹚也认为，七〇年代乡土文学是“爱国主义的、反地域主义的新浪潮”。这样的主张，和同中国认同对立起来的“本土”论，是统一的还是互相矛盾，不言自明。黄春明也说，用中国的语言文学“写自己周遭环境的生活问题”就是“台湾地方土生土长的文学﹐也是我们中国的文学”。对黄春明而言，文学的中国认同和文学关怀与取材于台湾的“周遭环境”和“生活”，是相互联系与统一的，而不是相互对立和矛盾，就很明白了。他们都没有从不同立场“回归”民族、“回归本土”的记录。至于陈映真类似的主张，兹不赘言。

在社会科学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和改革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关心民众的生活与疾苦，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密切相互连系和相互统一，而绝非互相对立和矛盾的。台湾文化协会一九三一年的章程所示“行动纲领”，把“支持反帝同盟”、“打倒一切反动派”、“打倒台湾总督政治”这一类上位纲领，与类如“废止日台人歧视待遇”、“减免自来水费”、“责由国家负担青少年义务教育”具体关心生活、改革生活的纲领相提并论。一九三四年，中共号召“以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而欲达到此目的，中共同时要求充分注意和重视“群众切身利益”和“生活问题”——食衣住行、柴米油盐、合作社、农村对外贸易，等等。这理由极为浅显﹕帝国主义的支配，使民族经济停滞瓦解，经济剩余出血外流，政治上和民族上的歧视……都使民族的成员体——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遭到严重的苦害。资本主义对利润不知餍足的贪欲，使社会的成员体——民众遭到不公平的剥削和压迫，带来生活的破产。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家，当然要形象地取材、描写帝国主义下和资本主义下作家生活周遭民众的被害和生活中日常性存在的民族与阶级的矛盾，唤醒民众、改造生活、改造社会和历史。

因此，把台湾文学的中国认同、反帝反资的立场，同关心台湾社会、民众的创作态度对立起来的命题，在知识上和逻辑上都无法成立。而在七〇年代台湾文学争论中，乡土派作家和批评家莫不热烈高举台湾土地/人民旗帜的事实，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事实﹕

在七二年到七四年的现代主义诗论战中，尉天骢批评现代人支借外国的情感写诗，呼吁诗人深入台湾的工厂、盐村、农村，体验生活﹔高信疆批评现代派诗人“失去了根植的泥土，淡忘了此地的生活”……劳为民主张文学家要为大多数的社会民众而写作，表现人民的观点、价值和愿望。

在一九七七年展开的乡土文学论争中，乡土派作家和批评家则进一步扩大了七二年提出的拥抱“土地/人民”的逻辑。对王拓而言，七〇年代初台湾遭逢的外交挫折，使人们产生关注帝国主义——从而反对殖民经济、买办经济和岛内资本主义经济下“一群被牺牲、被卑视的”、“收入少、生活水平低、工作辛劳”的人们。因此，王拓主张乡土文学植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地上”，反映现实，也“反映人”。他赞美日帝下台湾作家“顽强地、固执地坚守在他们生长的泥土上……真诚地反映了他们所熟知的社会与生活现实”。他甚至充满激情地说，“我们是两脚深扎在这块土地上的一群人，死了也还在这块土地上，和这块土地合而为一”。他吶喊﹕“这是我们的家园！”“我们对这块土地深情厚爱是坚定的、不可摇撼的”。陈映真则认为在台湾的文学和文化全面恶质西化、在外交危机中民族自信心崩坏，“脱产逃亡者如过江之鲫，在外来势力恣意干涉的历史时代”，“投眼于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为民族的认同寻求轩昂自在的归宿。”

热爱和信赖人民群众、歌颂土地和祖国，自认对勤劳人民有各种亏欠的知识分子，热情洋溢地奔向农村、海滨等劳动现场，呼喊着“到人民中去！”﹙与七〇年代初台湾有大量青年上山下海，到厂矿访问调查的运动颇为近似。﹚这是民粹主义的思想与实践。民粹主义也主张艺术文学要有民族和民众的特质，更要有启蒙、教化和改造的功能。

七〇年代台湾乡土文学争论和运动，便带有这强烈的进步的民粹主义的性质。然而，辩证地看待，人们容易发现，旧俄时代的民粹运动成为一些人奔向科学性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接待站。而在三十年代﹐一些头脑发烧的民粹派纷纷投身到纳粹·法西斯蒂阵营。同样，七〇年代主要在民粹论的左翼推动的乡土文学论战中受到启蒙的青年，形成了五〇年代异端扑杀恐怖后新生的民族统一派。而八〇年代的民粹论，包括对立于中国文学概念的“台湾文学”论，则沦为右翼的台湾分离主义——反共、把台湾“民族”、语言、“文化”无限神圣化、高唱没有阶级分析的“台湾人”意识和“台湾命运共同体”论，以塑造并圣化“台湾国民国家”，以“中国人”为台湾万恶之源，传布对“中国猪”的憎恶——从而呈现出一种“拟似法西斯”﹙pseudo-fascist﹚性格。

或谓﹕七〇年代的文学论争中总还有一位叶石涛，在历史上头一个公开提出“台湾意识”和“台湾立场”做为评断台湾乡土文学的重要条件。但“就文论文”，叶石涛所提出的“台湾意识”和“台湾人的立场”论，受到他自己同时着重提出的若干“中国条件”所制约﹕

首先，叶石涛说，由于台湾历史上的一些独特的过程，“台湾本身建立了不同于中国大陆文化的浓厚的乡土风格”。然而，这“台湾独得乡土风格，并非有别于汉民族文化的、足以独树一帜的文化。它乃是属于汉民族文化的一支流。因而，台湾“浓厚、强烈的乡土风格”，“仍然是跟汉民族文化割裂不开的”。也就是说，台湾的文化固然有其不同于大陆文化的、浓烈的“乡土风格”，但在根本属性上，台湾文化是中国文化密切不能分割的一部份。这样的文化认识，当然是叶石涛“台湾意识”、“台湾立场”论的重要基础和参照体系。

其次，叶石涛提出“台湾意识”这个辞时，是以这副题加以界定的﹕“帝国主义下在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焦点”。以“在台中国人”来指谓一般所说的“台湾人”，当然就不能是今日台独人士所通用的、和中国、中国人对立意义上的“台湾人”，其理易明。而所称“帝国主义下在台中国人精神生活的焦点”，正如叶石涛在文章中清楚指陈，是在帝国主义下台湾“被殖民、受压迫”的历史经验所形成的“反帝·反封建”，和“筚路篮缕以启山林”与大自然斗争以开发台湾的，站在台湾民众立场的精神。重要的问题是﹕叶石涛的“反帝·反封建论”，包不包括中国治台的历史呢？就文论，答案是明白的否定。叶石涛所理解的历史上“蹂躏”过台湾的“侵略者”，只有“荷兰人和日本人”。“明郑三代及满清二百多年”治台历史清楚地被叶石涛从外族侵台史中“除去”，十分明确。“明郑三代”和“满清三百年”治台的矛盾，是同一民族内部的阶级性——而不是民族性矛盾。看来叶氏认识历史的高度，远非今日台独“本土论”者可望其项背。

而在当时他的这种历史认识下提出的“台湾意识”和“台湾的立场”论，和今日成为“主流”论述的“台湾意识”、“台湾立场”论，相去何啻云泥。

此外，这篇重要文章中以“祖国大陆”称中国﹔以“反抗割让，冀复归祖国”的高度去认识割台前夕在台仓促成立的抗日临时政权“台湾民主国”，等等，都显示叶石涛在一九七七年的思想和史识，与今日许多标榜、征引﹙断章取义地﹚这篇文章者脑袋里的东西，至少从白纸黑字的材料看来，是完全不一致的。

小论的作者在一九七七年发表《乡土文学的盲点》就教于叶先生。近来有论者说我自己在文章中一方面“承认”台独派的“台湾人意识”，并指责我以“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议论”构陷叶石涛。然而，文章具在，我以“有过这样的立论﹕”来转述台独派的“文化民族主义”论，引述之后，我指这种议论是“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的议论”。这一段文字以海外的、日文材料为对象，我不但未曾“承认”其议论，而且给予“用心良苦的分离主义议论”的评价。二十年后批评《乡土文学的盲点》的人，如果不是读书略欠细密，就是有意歪曲了。

在七〇年代的现代主义诗论争和乡土文学论争中，文学和民族的中国归属﹔反帝、反资论和热切拥抱台湾土地和人民，走向人民的左翼民粹主义，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是互相紧密联系、互相统一的。因此把台湾七〇年代“文学意识”分成“本土论”、“民族主义论”和“改革论”，在知识上，逻辑上也难于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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