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布洛赫丨作为学生的马克思

恩斯特·布洛赫/文

王立秋/译

真正的成长永远是开放的和青年的，而青年就意味着成长。青年，和成长一样，是不安分的；成长，和青年一样，会在当下中把未来打开。冷漠是他们共同的敌人，在为不曾有过、现在正在成形的事物而进行的斗争中，它们是盟友。现在是它的日子；而它的日子，和那些显示它、忠于它的人一样年轻，一样充满活力。

如果我们回顾我们时代的黎明，我们看到的，是青年马克思，是他的智识发酵才刚刚开始的那几年里的马克思。我们可以从这个当然是所有学生中最激情而警醒的人身上学到的东西，对于我们，成熟时期的他的后继者来说，既是鼓励，又是一种挑战。我们还保留着1837年11月，十九岁大的卡尔写给他父亲的一封信。当时卡尔的父亲和他儿子未来的妻子，珍妮·冯·威斯特法伦（燕妮·马克思）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但这封写给“最亲爱的父亲”的信，不仅阐明了海因里希·马克思博士和他著名的儿子的关系：它新鲜而富有创造性的精神，也使它成为一份一切青年学生都应该来读一读的，活的档案。当然，这是一种伟大作家青年时期（我们会想到莱比锡和斯特拉斯堡的歌德，想到拜伦，想到格奥尔格·毕希纳）的书信特有的活泼。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这位未来的思想家的热情。哪怕燕妮使马克思在信中加上了一则更加抒情的笔记，这封信也依然同样是一位年轻哲学家狂暴而深远的心智的记录。

在信中，青年人的一切经验都得到了强调：“我看到的岩石并不比我的感情更倔强、更骄傲……艺术也不如燕妮那样美”[1]。他看到的一切都富有意义，但这一切，也做好了改变，和让位给风中传来的新东西的准备。“每一变化”，这个学生——他的成熟，对世界的未来来说的意义是如此地深远——写道，“既是绝笔，又是新的伟大诗篇——它力图使辉煌的、仍然融合在一起的色彩具有持久的形式——的序曲”。马克思回应的是一个处在发展过程中的世界：他回应的是一种召唤和一段旋律；他回应的是正在形成，然后又必然逝去的东西。然而，他还是检查了一切模糊地梦想未来的倾向：对一个他即将成为的马克思的一切期望，使他参与到与各种学者：与法学和哲学的永不餍足（尽管费力）的争斗中去。这就是作为青年浮士德的马克思——它不是歌德的浮士德，而是时代专有的，有血有肉的浮士德。这时，距他提交博士论文，还有三年半的时间，而写这封信的马克思，既不是他诗歌里表现出来的那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怀疑论者。他的进路，已经在本质上是逻辑的和科学的了，而且，与听从梅菲斯特“蔑视理性和知识”的建议相反，他对这些进入世界的门充满了激情。未来的形状，它现实性，正在当下的发酵中形成：具体的现实，那真正重要的东西的脸，必然出自于主观性和抽象。唯一的障碍，是虚假的意识和抽象的思想的迷雾，这两样东西，马克思是拒绝的——和黑格尔一样，但他同时也反对黑格尔：“在生动的思想世界的具体表现方面，例如，在法、国家、自然界、全部哲学方面，情况就完全不同：在这里，我们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心智依然是能动者，但在对事物ratio的颠倒——“自立”——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晚年马克思的看法了。

显然，这封信的作者不是只顾自己。尽管他的求知，并非一律的、无忧无虑的过程，而是一个进过死胡同、遭遇过晦暗时刻的过程，但马克思依然一再投入，一往直前。马克思描述了他的写作的数量：诗歌，一部法哲学大纲，一篇对话，摘录，笔记，记录；以痛苦或自责而告终的草稿；他贪婪的阅读，和穿越、跨越整体学术(globus intellectualis，智识星球)的探险之旅；而这一切，都与这位探索者开拓处女地的渴望相关。这种乐观主义，与后黑格尔时代伯林主流的，纯粹是摹仿式的智识精神——一种黄昏时的没落感，就好像，在已经把世界完全图式化了的黑格尔之后，不会再出现什么真正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那样；就好像，在黑格尔的学说中，“世界精神”，从哲学上说到来，而留给青年哲学家的任务，不过是把它从一开始的柏林，移植到“自我意识”的左边，或者说，主体的和“批判的”那边而已——构成了鲜明的对照。人们不是在这个环境中感觉1848年的革命的，那场革命，也不是左翼黑格尔主义者以错误的严格和清晰提出的乐观主义生产出来的。加剧1848年的三月革命之前的那个时期的，与之相反的不幸的，是一种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没法反驳的冷漠——一种智识上的颓废，这个颓废一直影响着出马克思主义以外十九世纪所有规范性的哲学。

青年马克思最明显最独特的特征，便是他在后黑格尔时代的衰败环境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客观的、青年的活力。从根本上说，这位青年哲学家关心的，既不是它自己，也不是关于他周围的枯燥乏味的平地；相反，他思考的，是一个尚未来临的，却已经在他的地平线上崭露的世界的光。1837年的这封信，和1841年的博士论文，是完全没有唯心主义的那种无精打采的；而且，对费尔巴哈的熟知，也使它们的作者，把那个时代看作一个转折点——一个唯物的转折点，而马克思则是这个新东西的发现者——而不是成熟后的衰落。因此也就有了青年马克思的公共的自我意识：一种关心作为现实性之未来的，未来的现实性。他的天才，与时代的革命任务是一致的；塑造未来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劝说联合起来了。罗森克兰茨，一位同时代的黑格尔主义者，在他的《心理学》(1843)中提出了这样一个表述，这个表述，在马克思那里，找到了活生生的说明：“天才特有的品质，不像天赋那样，在于精通各种形式（尽管它也可能多才多艺），而在于实现：实现在特定环境中，作为其个体命运的，客观地必要的东西。相应地，天才之人也只有在历史的发展中，才能真正地施展开自己的天才，因为他必须直接超越纯粹给定的一切本身，获得从物质的客观过程来看，真正及时的东西，把它当作个人的满足。他以神魔之力完成这个任务；而除此之外，他是无力的，就算他在获取知识上的毫无疑问的多才多艺，也不能得出什么新东西。”当然，“个人的满足”并不适用于青年马克思；就受客观的乐观主义——这是一种相互的启蒙，其中，你是无法区分个体及其任务的——而言，他超越了这个布尔乔亚的术语。学生时期的书信，和他的博士论文提供了对未来的瞥见，让我们可以预先看到，不久之后——在1983年——马克思即将写下的文字：“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是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2]。现在，马克思不再受他的导师的管束了，他取走了黑格尔哲学中还鲜活着的东西，在以无产阶级继承世界的权利为主要关注的同时，成为了黑格尔真正的继承人。

青年马克思也是这样声明他青年的精神，并肯定其真正的价值的。他不是那许许多多的，歌颂向自我、向珍贵的内心火焰的孤独守卫者的厌世情绪退却的著名青年中的一员。他也不曾践行斯多噶派的，漠然对待世事的生活方式，他把这种态度斥为“如在大家共有的太阳落山后……就去寻找人们各自为自己点亮的灯光”[3]的夜间的飞蛾的行径。他尤其不是一个缺乏历史（这个历史被构想为中介和过渡）感的学徒辩证学家。因为他在信的开头（记住，他当时才十九岁）就做了一番回顾性的探究，这个回顾同时也是对新的东西、对尚属未知的行动和成就的预期：“生活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时机，它好像是表示过去一段时期结束的界标，但同时又明确地指出生活的新方向。在这样的转变时机，我们感到必须用思想的锐利目光去观察今昔，以便认清自己的实际状况。而世界历史本身也喜欢把视线投向过去，并回顾自己，这往往使它显得是在倒退和停滞；其实它只是好像坐在安乐椅上深思，想了解自己，从精神上了解自己的活动——精神活动。”这里的问题是行动：从根本上说，历史感倾向于行动，并且不会淹没行动，反而会滋养行动；不会把成就之舟拉进历史的汪洋大海，反而会用历史之水载它前进。

Ernst Bloch, On Karl Marx, An Azimuth Book, Herder and Herder, 1971

无论何时，只要他躺在扶手椅（但也是船长的椅子，面对海图桌的椅子）里，以有益健康的休息姿势回顾过去，马克思总会用六分仪，来估测他的年代和他，他和他的年代的共同航行，共同的社会航程的经度和纬度。在为博士论文做准备的作品中，他用一个取自希腊史的，精妙恰当的说明，来强调了该做什么的重要性：在盘点之后，在唯心主义之后将面临的任务。所要的，并不是在不超越唯心主义哲学的情况下，对这种哲学的摹仿式的修补或实现。相反，马克思说：“在这样的时代，半心半意的精神就像英勇的将军的反面；他们认为，他们可以通过削弱自己的力量，通过疏散，通过按如今，看起来是由必然性强加给他们的要求停战，来弥补损失。而狄密斯托克利，在雅典人遭到毁灭威胁的时候做的事情，却是说服雅典公民离开雅典，出海去一个新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雅典。”对马克思来说，这个新雅典不再是单纯的，对德国的不幸的冷漠环境，和那种崇高（你越是把作为一个整体的哲学放到它头上，甚至放到它旁边，世界也就看起来越发无望地撕裂）之间的矛盾的陈述。相反，新雅典将以实践的形式出现：作为指导自己想要什么的理论行动；作为想要它指导的东西的革命行动。

正如马克思在论文中说的那样：“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 这是一条心理学规律……正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但是，哲学的这种直接的实现，按其内在本质来说是充满矛盾的，而且它的这种本质在现象中取得具体形式，并且给现象打上自己的烙印。”

不就知道，马克思就有了担任《莱茵报》编辑的政治经验，并且他也开始发现，社会现实就是经济现实，这一切，使马克思看到，“矛盾”首先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之中，其次，才作为后果，存在于哲学之中。“因此，批评家”，就像马克思在1843年9月写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所说的那样，“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4]最终，成熟的马克思将揭示“真正现实”——即，特定的生产力和生产条件的现实；和作为社会趋势的“应有”。但学生马克思已经放弃了旧雅典，或者说，自我沉思的思想的唯心主义哲学。而新雅典，不过就是现实的雅典人罢了，他们保留着古典哲学的遗产，到“另一个地方”建立他们的新雅典。随后，这个新雅典将成为未来的真正的自由的领域，它的权力和荣耀不会取决于奴隶制经济：只有这样，它才会成为有真正的人的学识的雅典。

真正的成长永远是开放的和青年的。再一次，那即将形成的，既是客观的又是主观的青年。这个新元素不再处在概念的舞台上，而是已经存在于建构的过程之中，哪怕转瞬即逝的世界是那么的惰性、愚蠢，它的面目是多么地血腥。最终，那些青年男女——真正的青年——不仅会在青年马克思，也会在成熟的马克思那里找到一种亲切的感觉：他们是马列主义之树上的新枝，若不同时绽放和结果，他们就会枯萎。成熟的马克思，那个伟大的劳动者，是青年马克思的真理，因为他把他的计划投入行动，并把他的知识变成了工作守则。“很少有人”，青年歌德在站在斯特拉斯堡大教堂面前的时候叫喊道，“能够真的以精确和宏伟的尺寸，来描绘内在精神的，盘旋上升的概念。”但所有人都能够传播这个观念——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结构(human structure)——把它变成大地上的现实；所有人都可以使它更高地耸入那个不被异化的、更加真正地属于人的领域。而蒙此主要目的召唤的，确切来说，正是青年：在渴望完成、并为成人的意志而感到精神振奋的地方，实现人的人化，使人真正地成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