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阿尔都塞诞辰100周年】马基雅维利和我们（续二）

三、“新君主”理论

如果这块质料是蛮野的，是白纸一张，那么人民已经达成一致，准备追随新君主，他将统一意大利，阻止它的分裂，抵御外来国家的干预。实际上，只有通过军事斗争去反对已经完成创制的外来民族，一个新的民族才能形成。

第三个特征是，意大利“现在不乏可以采取各种形式表现的质料”【7】，只是被更加严密地掩盖着。它不是蛮野的政治质料，而是另一种明确的质料，一种已经形成的原料：单个意大利人的能力。需要证明吗？想想意大利人的英勇，他们“在决斗中或在少数几个人的搏斗中……在力量、机敏和智力上是多么优异啊”。但是“当他们到了军队的时候就毫无表现。这一切都是由于领袖们软弱的结果”。【8】换言之，单个的意大利人有能力；他们只是缺乏领袖方面的军事能力和君主方面的政治能力。

把这些给定的形势要素概括起来的话，我们可以说，意大利这块质料所等待的只是一种能够统一全民族的恰当形式。意大利的极度悲惨和贫困，它的人民的期待和一致，单个意大利人的能力：它们构成了这块质料。政治的无能为力，个人的丰富资源，这一切都有待于君主这个解放者的干预（但丁以来流传的一个说法是救星“灵犬”）【9】。

所以政治目标是完全公开地宣布出来的，是清楚的。在这些境况下，答案似乎也同样应该是简单的、明摆着的。意大利需要在一位现有的统治者领导下统一起来；这也是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结尾，向洛伦佐·德·梅迪奇发出的动议。然而这个解决办法遇到了一个小小的障碍：事实上，在《君主论》中，就像在《论李维》一书的题外话中那样，马基雅维利从没有停止过强调新君主和新君主国这一对主题——不光是强调每个个别的方面，而且是强调两方面的对子关系，仿佛他的用意是要指出某种根本的东西，像音乐主题一样回旋着的根本的困难。“在论述统治者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的时候，我把那些非凡人物引为先辈，任何人都不应该感到惊异”。【10】这是因为必须“瞄准得那样高，才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11】为什么呢？因为“在新君主国里，出现了重重困难”。【12】让我们来摸清这个困难的底。它存在于这个事实当中，即对马基雅维利来说，绝无仅有的解决办法就在这个困难本身。细看起来，马基雅维利把意大利说成是陷入了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深渊，这并不是偶然的：的确存在着某种质料，即存在着个人的能力和人民的同意，但最终却没有真正为这个民族统一的政治任务准备下任何形式。最终，这种形式必须是全新的：新君主和新君主国。为什么说是最终呢？

为了说明后面的问题，需要做出预支。我要直截了当地指出，马基雅维利发现自己的处境使他必须从终极出发去推理，必须在可能性的限度上思考，这样才能考虑实在本身。马基雅维利就是立足于这个极端的立场在坚持谈论新君主和新君主国的，他注定要在不可能的边界上思考可能性。我们将看到由此产生的种种理论后果。

但要详细说明这个新颖主题的重要性和意义，我就得分两步进行分析；而为了能够对付这个巨大的困难，我需要在进入《君主论》之前，一开始，先对《论李维》做一次突袭。

如果从这个立足点去阅读《论李维》的第1卷，那么这本书和《君主论》的相通性就是明摆着的。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里，试图在以罗马为中心、并总是拿来与当代史相比较的古代史中加以规定的东西，刚好给《君主论》提出的那些论点充当了理论论据。

《君主论》（Il principe）意大利版封面

因此，第1章专门讨论了“城市的开始必定是什么，罗马的开始是什么样子的”。马基雅维利就这样开门见山地进入了他的根本主题：国家的开始，也就是说，国家的奠基。但我们随即会看到他所特有的一种推理形式——二难推理——及其结果干预了进来：为选择一方而排除另一方，一个空间的关闭导致了另一个空间的敞开。马基雅维利面对的二难困境发人深省。他写道：“人们的行动要么出于必然，要么全凭选择，而……能力越大，选择的权限就越小。”【13】因此结论是：城市和国家应该在荒野上奠基——又一个虚空；【14】那里将是德性（道德德性，而不是能力）的天下，人们不懂得什么是相互倾轧。拉古萨就是一例。但提出这个前提只是为了把它否决掉。这样的国家将会是贫穷而弱小的，既无力自卫，更无力扩张。人们“只有……生活在最富饶的地区，这里的富有使他们能够扩张”【15】。然而，生活在最富饶地方的人们注定要堕落。不要紧：法律必然会强加进来，迫使他们——尤其在他们作为士兵的战斗力方面——变得有能力。在《论李维》的开篇，通过这个简洁的理论转折，事情一下就被定位了。那个理想城市的乌托邦，它的天真纯洁和道德德性，被一劳永逸地勾销了，因为它跟马基雅维利所重视的那些条件——自卫和扩张——不相干。必须一劳永逸地按照人们的实际情况来看待他们：“凡是想要组建共和国的人必然要……把人性恶视为当然”。【16】在政治上，必须不理会人们的道德品质、他们的德性，然后把法律强加给他们，这样才能产生与道德德性截然不同的东西：军事的和政治的能力。

法律正好是第2章要讨论的问题：“共和国有多少种类，罗马共和国是哪一类”。马基雅维利再次从一开始就勾销了一个前提：

我们可以看出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里是从什么意义上来谈论共和国的。这一章的标题只提出共和国，包括罗马；但文本却既涉及到了共和国，也涉及到了君主国，对它们一视同仁，而且这种情况在《论李维》里是很常见的。因此，对马基雅维利来说，要紧的不是它们之间的区别，而是它们在历史上的共同点。这个共同的特征，这个不变式【18】，是个绝对的先决条件：从能够帮助意大利获得统一的新君主国的观点看，它是对任何外来统治前提的否决，它是必定为新国家所特有的、在法律的起源和性质方面的独立性。就在这个表面底下，我们可以读出支撑着这一分析的论点：新国家的开始必由己出，它的法律也必由己出。说得更明白点：使意大利民族获得统一的国家不可能是某个外国，而只能是民族国家。从这里出发，才有了历史循环论，有了对斯巴达、雅典、最终是罗马的比较分析，有了关于国家持久的主题，以及根据罗马模式建立“复合政府”的主题——这种模式就是由国王奠定一个国家的基业，后者在成为共和国的同时保留着君主制的原型。就这样，通过对极具现代意义的古代的论述，一个关于新国家的奠基及其持久的理论（作为题外话）被勾画了出来。

我们在第3和第4章中可以进一步发现造成这个“复合政府”和它的鲜明特色——法律——的原因。在这个主题下，马基雅维利又回到了前面曾经支持他对贫穷而有德性的城市乌托邦加以否决的论点：“除非必需，人是不会行善的”。【19】通过这个“必需”，我们可以认识到畏惧的支配作用和法律的约束：

所以说，饥饿和贫困使人勤劳而法律使人向善，在不靠法律就能自行秩序井然的地方，法律是没有必要的，但如果缺乏这种好风气的话，法律就立刻成为必需的了。【20】

例如在罗马，“对塔昆家族的畏惧过去一直牵制着贵族，前者被放逐之后，就必需考虑建立新的制度，以便产生像塔昆家族那样的作用”。这种新制度就是保民官的设立，他们可以“充当平民和元老院之间的中介，并……制约着贵族的傲慢”。【21】由此我们进入了法律的“辩证法”。【22】如果我们记住法律的存在对于“复合政府”形式这个马基雅维利的政治目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如果我们知道马基雅维利差不多和赞美罗马一样赞美法国，因为那里的政体是国王通过法律进行统治，那么，听到他关于塔昆家族说的话之后，我们不禁要猜测，法律可能并非政治约束的一般形式。我们发现存在着另一种形式，即畏惧，甚至发现法律远远没有使畏惧消失，只是移置了它：在塔昆家族之后，是法律制约着贵族。就这样，法律包含了畏惧的要素，再次排除了纯粹道德的城市的神话。法律的真相其实就表现为国家内部对抗着的社会集团之间冲突的功能，马基雅维利时而把这些社会集团称为贵族和人民，时而称为“相互对立的情绪”，时而称为阶级。这就是著名的关于两种“情绪”的理论：“没有什么能比用这种方式组建共和国更能使它稳定而牢固了，那就是……让搅得共和国动荡不安的那些情绪有办法发泄，而发泄的途径又是靠法律来建立的”。【23】《论李维》第1卷第4章又说，“在所有共和国中，都有两个不同的倾向，一个倾向人民，一个倾向上层阶级，……为了自由而颁行的所有法律都是从二者的分歧中产生的”【24】。于是提出了与流行见解的趋势相反的论点：“好的法律源于许多人不动脑子就加以谴责的那些骚乱”【25】。因为从引用的事例看，这些骚乱都是出自人民，是他们起而反抗贵族，所以，马基雅维利无疑是从双重角度出发，在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中看待法律的。从它们的结果看，这些法律稳定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进而（像他所说的那样）起着“中介”的作用，并产生了“自由”。但从它们的“过程”看，它们优先考虑了人民，因为是人民的“骚乱”造成了法律的胜利。在他的这种法律源于阶级斗争又限制阶级斗争的理论中，马基雅维利采取了人民的观点。

这一点在《君主论》第9章和《论李维》第1卷第16章中表现了出来。在《君主论》里，马基雅维利写道：“在每一个城市里都可以找到两个相互对立的阶级[贵族和人民]。这是由于人民不愿意被贵族统治与压迫，而贵族则要求统治与压迫人民。”【26】我们又在《论李维》里读到：

一小部分人希望自由，是为了发号施令，但其他所有人，他们多得不计其数，则渴望有安全生活的自由……只要建立制度，颁行法律，这些法律既能规定君主的个人权力又能规定公众的安全，这样他们就满足了……这方面的范例就是法兰西王国，它国泰民安的原因无非是这个事实，即它的国王被无数条法律所约束，这些法律同时规定了它的所有人民的安全。【27】

但最后这句话，在阶级斗争之外，还暴露了第三大角色——国王的存在。马基雅维利的论点是这样的：在贵族与人民的冲突中，国王以颁布法律的方式站在了人民这边。这也是《君主论》第9章的主题之一：当人民的统治者比当贵族的统治者要好：

一个统治者如果公平处理事情而不损害他人，就不能够满足贵族的欲望，但是却能够使人民感到满足。因为人民的目的比贵族的目的来得公正。前者只是希望不受压迫而已，而后者却希望进行压迫。【28】

同样，《论李维》第1卷第5章（我后面还要讨论这一章）也说明了为什么把自由交给人民比交给贵族要好，因为后者（贵族）有“强烈的统治欲”，而前者（人民）“只……求不被统治，其结果，就产生了更强烈的自由生活的愿望”。【29】马基雅维利的党性是清楚的：“被无数条法律所约束”——或像他在别处所说的那样，被“法律体系”【30】所约束——的君主的政府，就是在人民与贵族的斗争中站在人民这边的君主的政府。

站在人民这边是要冒骚乱的风险的，罗马就是这样。在《论李维》第1卷第6章的标题中，马基雅维利问道，这些骚乱能被避免吗？原本“有可能组建一个能够免除人民与元老院之间敌对的政府吗”？这简短的一章是比较论证的一个精品，它以一个二难困境告终：“要考察这个问题”，马基雅维利写道，“就必须参考一下那些共和国，在它们那里没有这样的敌对和骚乱，并保持了长时期的自由；必须看一看它们拥有什么样的政府，这种政府是否原本能够被引入罗马”。【31】拿来比较的是斯巴达（一个“共和国”！）和威尼斯——因此是一个古代例证和一个现代例证。作为赌注的是罗马的问题：它原本能够避免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吗？进行多样化比较和理论归纳的一切条件都已具备，于是马基雅维利看到了这样的结果：如果事实证明威尼斯有能力避免冲突的话，那是因为它让所有威尼斯公民都有了绅士的出身，可以在议会中制订法律，并且让外国人来到这个城市定居；所以，那里从来没有贵族和其余人之间那种难以容忍的鸿沟。马基雅维利又看到，如果说斯巴达也避免了冲突的话，那是因为外国人受到了排斥，而且实际上没有什么贵族可以横插在君主和人民之间。他总结说：

考虑到所有这些情况之后，应该看到，如果罗马的立法者想让罗马像上述两个共和国那样保持和平的话，他们就得在两者间做出选择：要么可以像威尼斯人那样避免把平民用于战争，要么可以像斯巴达人那样避免向外国人打开国门。【32】

然而罗马“既这样做了，也那样做了：这就使平民获得了力量，增加了数量，也给制造骚乱提供了无数机会”。【33】共和国越想和平，它就会越弱小。如果那样的话，“它就会堵死自己实现原本已经达到的伟大目标的道路，结果是，如果罗马想要消除她的骚乱的原因，那么她就会连自己扩张的理由也消除掉了”。【34】

多么奇怪的比较方法！马基雅维利从威尼斯和斯巴达引出了两类条件，然后又用罗马的例子把它们统统否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与罗马的命运不可同日而语。威尼斯和斯巴达的条件只适用于那些弱小国家，只能用来理解那些无力扩张的国家。在这里可以看到的决定性的两点是把平民用于战争和能够同化外国人——换个说法，就是增强人民的力量。所以一切都源于人民：要么增加他们的数量并武装他们，这样你就会变得强大；要么减少他们并解除他们的武装，这样你就会沦为弱小。这是个二难困境。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不可同日而语的国家类型：或者是生就弱小的国家，或者是建立在强大的基础上足以进行扩张的国家。这也是文本的转折点，语气从这里发生了变化。马基雅维利以一种直截了当的口吻结束了前面不偏不倚、客观主义和平心静气的比较：“因此，如果你想让人民无计其数并且装备精良，从而建立一个伟大帝国，那么你就得让他们具备某种品质，以至于那时候你再也不能随心所欲地驱使他们了”。【35】你将会面临骚乱，但你也会赢得扩张。反之，你将会使人民免于骚乱，但你也就无法扩张，而且还会听任随便什么人的摆布。我们必须选择我们想要的，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我们必须考虑哪里有最少的不利因素，把它当作最好的选择，因为完全明显的、完全确定无疑的选择是永远找不到的”。 【36】特别要注意：“最少的不利因素”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只相对于所追求的政治目标而言的。

马基雅维利在后面不远处写道：“谁要想……组建一个全新的共和国，就应该考虑一下，他是愿意让它像罗马那样在版图和力量方面得到扩张呢，还是宁愿让它局限于狭小的范围。若是前一种情况，就必须像罗马那样来组建它”。【37】换句话说，必须以“骚乱和普遍的分歧”为代价，也即以人民和贵族之间的阶级斗争为代价，才能达到像罗马那样伟大的目标。罗马在这里充当了民族国家的范式。马基雅维利已经做出了选择，这是非此即彼，没有中间道路的选择：

必须遵循罗马的而不是其他共和国的政治组织方式，因为我不相信在两种选择之间能找到什么中间道路，而且必须容忍在人民和元老院之间发生的那些敌对关系，并把它们当作达到罗马伟大目标所必然存在的不利方面。【38】

马基雅维利没有说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动力；但他的确说过，对任何国家的发展来说，如果它们想要扩张，并在扩张的同时能够持久，那么阶级斗争都是必然的和必不可少的。扩张，也就是成长壮大为民族国家。如果我们还记着马基雅维利的那个论断，即在这种斗争中君主是站在人民而不是贵族一边的，那么所有这些命题就都集中到了一个旗帜鲜明的论点上：新国家必须是长存的国家；因此，它必须具备法律，这些法律表现了贵族和人民在阶级斗争中的力量对比；在这场斗争中，君主必须依靠人民；要赋予国家以持久乃至扩张的能力，也就是说，要成为民族国家，阶级斗争是必不可少的。

这就是我们能在《论李维》第1卷前六章里读出的东西。因此，谁要想证明这里包含着对共和主义信仰的表白，那么词句本身（我指的是命题及其组织方式）就毫无意义了。这还是马基雅维利如何通过古今“比较”、不同情况的“比较”进行思考的问题：他通过比较得出的所有“法则”都是用来选择的；也就是说，它们不外乎是把某些客观条件及其后果与某些可能的选项联系起来。通过比较，马基雅维利只是在为达到他的政治目标寻找可供选择的条件。

我要跳过第7、第8章，这两章专论各种责难和指控，只是“法律之于人民”这一主题的变奏。我直接进入第9章，如果把它和第10章放在一起看，这一章就显得很关键。第9章的标题是“想要组建新共和国或彻底改革其古制的必定是独自一人”；第10章的标题是“共和国或王国[原文如此]的奠基人应受赞扬，正如奠定暴政的人应受指责”。虽然题目上说的是“共和国”，但这两章里谈论的君主制比共和国还要多！问题迎刃而解了。也就是说，马基雅维利再次排除了一个前提并明确了一项选择：用激烈的言辞谴责暴政。恺撒是暴政的象征，不是切萨雷·博尔贾，而是罗马的恺撒。这证明了罗马并不总就是罗马，甚至在罗马内部，马基雅维利也能在两个罗马之间做出比较：“恺撒更可憎，这类人之所以应受指责，不仅因为他们有干坏事的愿望，更因为他们真的那么干了”。【39】恺撒干了什么坏事呢？我们来看看马基雅维利刚刚为开脱罗慕卢斯（Romulus）的罪行而说过的话：

明智之士是不会斥责有人做出这种不合法行为的，只要他这么做是为了建立王国或创制共和国。有罪的行为可以由结果来开脱，这没什么不好；只要结果是好的，像罗慕卢斯的结果那样，就足以为他开脱，因为应受斥责的是用暴力毁灭事物的人，而不是用暴力纠正事物的人。【40】

只要看到这一点，我们也就懂得了，不是什么目的都可以拿来替“不合法”手段辩护的；恺撒的目标就是不可原谅的，因为他犯下了在罗马建立暴政的不可饶恕的罪行。这个目的是根据它的结果来判断的，马基雅维利在第10章最后给这些结果列出了一份令人震惊的清单。相比之下，只要我们“想一想使[罗慕卢斯]犯下杀人罪行”——杀死他的兄弟和及其同伙——“的目标”，我们就会发现罗慕卢斯的目的是好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成为独自一人，就是要一个人留在舞台上。为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共和国（或王国！）。

这就是马基雅维利的根本论点：“必须独自一人才能奠定新共和国的基业或者彻底改革它”。国家的奠基、国家的开始，或者在历史过程中本身就是一个绝对（重新）开端的彻底改革——总之，每一种绝对的开始都要求改革者或奠基人具有绝对的孤独。君主的孤独和形势的真空有着明确的关联。【41】“必须有一个唯一的人把它塑造出来，所有这样的组织方式都是他智慧的产物”。【42】马基雅维利继而引用了无数个可能存在的范例，包括摩西、莱克格斯、梭伦等等，“他们能为共同的善立法，因为他们独自担当了唯一的权威”，集所有权威于一身。【43】国家奠基人的孤独是由他的事业的特殊条件所强加的，这个事业要求他拥有不被分割的权力：“众人不可能有所建树，他们认不清事物的善，这是因为他们众说纷纭的缘故。”【44】为了从无到有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奠基人必须是独自一人；也就是说，必须是一切：必须无所不能——在形势的真空及其偶然的未来面前无所不能。【45】

然而，如果他任意地行使这种绝对权力，那么他无非是个暴君。要成为一个国家的（名副其实的）奠基人，他就需要为国家立法，并通过这些法律让出他独揽的权力，从孤独中脱身而出：“尽管独自一人能够建立政府，但是如果他所建立的政府一直落在他一人的肩上，那就不会持久了；要让它持久，就得让它继续成为人人有责的事情，就得让它成为公众维护的事务”。【46】马基雅维利的论点因而有了更明确的形态。我要提醒的是，在他心中有一个绝对的指涉对象，即新国家；他在《论李维》当中想要做的，就是通过历史比较来规定这个新国家出现的条件。我们来到了他得出决定性结论的地方，他区分了国家创制过程中的两个环节。（1）第一个环节是绝对的开始，它必然是独自一人的、“唯一的个人”的行为。但这个环节本身是不稳定的，因为它到头来既可以成为真正的国家，也很容易成为暴政。因此（2）第二个环节是持久，它须要通过双重过程来保证：确立法律和从孤独中脱身——也就是结束那个唯一的个人的绝对权力。我们已经知道法律是和相互斗争着的阶级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法律最重要的就是表明对人民的承认。只有通过法律，才能达到持久，因为君主可以通过法律“扎根”于他的人民。

有两个基本的隐喻对应着这两个环节。与第一个环节对应的是奠基、奠基人和大厦的隐喻：这是一个抽象的、形式上的开始环节，奠基人通过设计一座大厦的组织结构来奠定它的基础；他通过颁布法律来奠基，并且只有在这个时候他才颁布法律——因此他是一个立法者。与第二环节对应的是扎根的隐喻：这是一个具体的、有机的环节，一方面既已颁布的法律向对抗着的社会各阶级渗透，另一方面通过人民反对贵族的斗争产生着法律。通过法律的机制，君主的权力扎根于人民，这是国家持久和国家政权的绝对条件，也就是国家扩张能力的绝对条件。

只要记住它们各自的特点，我们就能够借助这两个环节去思考《君主论》和《论李维》之间的差别，换言之，就是思考它们的无差别性、它们深刻的统一性。

如果说《君主论》把重点放在第一个环节——绝对权力、绝对君主制——的话，这是因为它是一个国家开始的绝对形式。如果说《论李维》把重点放在所谓共和国，但这些共和国（正像马基雅维利本人不断重申的那样）几乎和君主国差不多，尤其是罗马——那个由改头换面的国王们奠定基业的共和国，这是因为马基雅维利在那里主要研究了第二个环节：这个环节所具有的各种形式可以使国家政权通过法律的中介扎根于人民，使国家能够持久和扩张，因而能够经受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在奠基环节之后的这个时期，重点不再是绝对权力，而是复合政府、法律和人民。我们可以用非常图式化的方式说，国家只能由唯一的个人，也就是由某个国王来奠定基业（在这一点上马基雅维利绝对是君主主义者）；但同是这个国家，它要在时间上持久，在空间上扩张，就得改造它的体制，使权力在人民那里的根基制度化。正是这一点使得百科全书派、卢梭、福斯科洛（U.Foscolo），以及意大利复兴运动的那些意识形态家认为马基雅维利是个共和主义者，尽管他推崇的共和国典范是罗马，我们知道它是完全不同于单纯的共和国的。罗马成功地实现了一个转换，从绝对主义的国家开始形式变为在国王领导下发挥法律（即人民）功能的国家持久形式；不管名为执政官（如罗马）还是国王（如法国），他们都保证着国家的扩张。

两个环节以及它们各自的特殊条件之间的区分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阅读《君主论》并确认这部著作的独特对象。因此，我就在这里停止对《论李维》第1卷的考察，转到《君主论》上来。

我们可以借鉴前面对《论李维》第1卷所做的简单阅读。我的目的首先是要表明、要证明《论李维》并不是与《君主论》绝然不同的文本；马基雅维利并不具有两副面孔，相反他只有一个立场。接下来，我的意图是要表明、要证明《论李维》与《君主论》所论并无区别：它们讨论的是一件事，并且来到了一个点，只不过是经由普遍的比较才来到这个点的，这些比较的功能在于规定《君主论》对象的理论空间，让我们能够准确地给那个对象定位。规定这个理论空间就是要通过对古代国家、古典君主制和共和国的比较，来为国家的历史存在——也就是国家的开始和持久——规定可能性的一般条件。无论如何，我们并没有给这些文本“提词儿”，我们只是注意到了这些文本起作用的方式，就是说，仅仅为了提出它们所提出的东西，它们排除了什么；为了它们所打开的空间，它们又关闭了什么空间。这使我们看出，国家的历史存在的那些一般条件是被规定和限定的：正是马基雅维利提出的政治难题和这个难题所强加的政治目标规定了它们。

我们来总结一下被排除掉的东西。首先是暴政：这个空间已经被关闭了。但关闭了这个空间也就打开了另一个空间。什么样的空间呢？暴政受到了谴责，因为伴随它产生了可怕的灾难。其中就有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但这种痛苦揭开了一个现实：暴政是针对人民的，并且激起了他们的憎恨和反抗。暴政不能持久，因为它不能扎根于人民；它不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它不能持久，便不能扩张。

现在我们来设想这样一类政府，它们能持久，但条件却注定它们机体虚弱，排斥一切扩张。马基雅维利把它们也排除掉了，比如那种贫穷而有德性的城市的苦行主义乌托邦，或者那些不增强人民的力量、没有条件把人民武装起来的政府。因为即便这样的政府能在时间上持久，也会听凭某个更强大的对手的摆布，并由于无力扩张而沦为弱小。这第二个排除掉的东西关闭了第二个空间，但同时打开了另一个空间，它和通过排除暴政所打开的那个空间交织在一起：一个持久的国家、一个不断增强自身力量——人民的力量——从而能够扩张的国家的空间。同时，排除暴政还打开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法律，就是法律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以及一个想要强大、想要扩张的国家对于容纳这种生产性冲突的需要。通过这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倒退，最终的问题浮现了出来，那就是对于一个被这样规定了的国家来说，它的存在的可能性条件。这里又有一个排除掉的东西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空间：这个国家的基业不是由众人，而是由唯一的个人来奠定的。而最后一个排除掉的东西直接给这个新空间划定了界限：如果那个独自奠定国家基业的人希望建立一个持久的、成长壮大的国家，他就必须从奠基环节的孤独中脱身出来，“成为众人”，只有这样才能使国家通过法律扎根于人民，并从法律中形成人民的力量，即作为马基雅维利最终目标的民族的力量。

这样看来，两个环节之间的区分就决不是任意的了。实际上，这一区分无非是对《君主论》难题的陈述。因为《君主论》的难题首先是关于新君主的难题。这是关于开始的难题。对于以往一直困扰着哲学，并且永远都会困扰着哲学的那个问题——我们从何处开始？——马基雅维利以完全非哲学的方式做出了回答，但其中那些论点却不乏哲学的回音：我们从开始处开始。开始说到底就是无。我们就这样被抛到了《君主论》的文本当中。必须从新君主和新君主国开始：说白了，说到底，也就是从无开始，不是从“虚无”，而是从空白开始。【47】

我们现在就可以进入《君主论》了。我不打算对它做出逐句的评论，只希望能够说明它的根本特征和论点。

如果说《君主论》的难题就是关于开始的难题，那么从开始、从它开头的地方开始善待它，并且探讨这个开始到底有什么功能，也应该是合适的。

《君主论》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的那种组织方式。这一点在首章就概括了出来，其标题是“君主国的不同种类，它们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纯属一般性的问题、一张分类清单，并且显然是一种类型学，其对象不是政府一般，而只是君主统治的君主国。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在第2章一开始就说：“这里，我想撇开共和国不予讨论，因为我在别的地方已经详尽地论述过了” 。【48】既然知道马基雅维利是怎样看待罗马的，我们也就应该明白这个忽略暂时可以做怎样的理解。以后我们会更明确地看到它意味着什么。但问题的确提得很怪，因为一下提出了两个问题：君主国有多少种类（这是类型学）？并且（这包含在同一个问题之中）它们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单是这一章的标题就需要做两点说明。首先，由问题的第一部分（君主国有多少种类？）所预示的类型学看似包揽一切，实际上却从属于问题的第二部分：它们是用什么方法获得的？第二个空间就这样限制并扭转了第一个空间。马基雅维利的根本问题在于君主国的获得。其次，根本问题在于获得，而不是开始。我们将会看到，它包括了开始的问题，但似乎又更广泛。为什么呢？我们将不得不解释这个差别。

有了这两点说明，也提出了第1章的难题，接下来的十章（2－11章）便对各种可能的种类、各种现实的因而是潜在的情况做了详尽无遗的清点。人们可以想到笛卡儿“列举全部情况”的思辨审查工作。【49】可这里的列举仍然是通过划分的方法来完成的，它让人想起柏拉图在《智者篇》里使用的方法。【50】我们在《君主论》第1章也能看到同样的方法，似乎把前十二章【51】的计划都在那里预告了。君主国可以分为两类：（Ⅰ）（通过继承权获得的）“世袭的”和（Ⅱ）“新的”。新君主国又分为（1）“全新的”和（2）“世袭君主国兼并的附庸”。它们的获得要么是（i）“依靠他人的武力”，要么是（ii）“依靠君主自己的武力”。因而它们的获得要么是（a）“由于幸运”，要么是（b）“由于能力”。【52】这就是第1章预告的东西。这种划分显然不是单纯的列举，而是分类，通过层层划分来“铺平道路”，从君主国的一般观念到新君主国的政治观念（指在政治上具有典范意义并产生影响的观念），再到“依靠君主自己的武力”，并由于才能而非幸运所获得的君主国。

但是，只要读一读这样预告过的章节，我们就会感到一连串的意外。

第一个意外在于马基雅维利把他的难题确定在、不妨说集中在了一个特殊的领域。《君主论》前十二章的内容，的确不是通过对一切可能情况的划分，做出抽象的一般列举，就像这种列举时时处处都有效似的。相反，它是这样一份清单，记录着具体的事例、具体的局势，它们构成了当代意大利及其邻国（法国和西班牙）的形势。是有一些例证取自古代，但目的只在于给当代意大利的事例做补充。于是，理论以一种明确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这是在一个问题的支配下对意大利的形势所做的分析，这个问题是：获得君主国的条件是什么？而这个问题或隐或显地从属于另一个问题：既能持久又能扩张的新君主国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

第二个意外是那些章节的内容奇怪地超出了第一章所预告的范围。我们不仅看到了这样一个短小的章节，通过这一章马基雅维利与“以邪恶之道获得君权的那些人”的暴政划清了界限（第8章）。更重要的是，我们还看到了“论教会的君主国”那个令人吃惊的章节（第11章）。关于这类国家可说的就是两个词：它们已经靠能力或幸运获得了，以至于它们（即便不是在理论上，也是在实际上）没有列入清单！这类国家在分析中并非无足轻重，一旦考察过所有情况，在结尾的最后一章，这种重要性的底线就暴露出来。显然，教会的君主国在这里出现，完全是因为意大利本身的形势。但是把它们放在清单外面来讨论的方式却足以说明它们外在于历史，足以说明马基雅维利不指望这类国家能达到他的目标：

它们是依靠宗教上的古老的制度维持的……这些统治者自己拥有国家而不加以防卫，他们拥有臣民而不加以治理……由于这种国家是依靠人类智力所不能达到的更高的力量支持的，我就不再谈论它们了……【53】

这和共和国差不多，也和马基雅维利在第2章里只用寥寥数语谈论的世袭君主国差不多。在这里需要做些解释。

让我们试着来界定一下我们的对象。我们刚才排除了一组君主国：暴政、世袭国家、共和国和教会君主国。我们可以把它们归为第一组。剩下的呢？是第二组，马基雅维利将要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一组上面：这就是通过征服而获得的新君主国，所谓的“混合君主国”（第3章）；或是不管通过他人的武力还是君主自己的力量，通过幸运还是能力所获得的全新的君主国。第二组君主国的特点在于，不管它们的统治者新（全新君主国）还是不新（混合君主国），它们本身都是新的。既然如此，那么被排除了的（第一组）君主国又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我要说，它们是旧的，是已经过时的——虽然马基雅维利本人没有明说，但他却是这么想的。就拿勒诺德（A.Renaudet）这样的现代注释家原本可以从葛兰西那里借用的一个提法来说吧，【54】马基雅维利只有在彻底扫除了与意大利统一这个目标相排斥的现存封建形式的条件下，才能提出他的政治难题。暴政是无数意大利小领主们的现实状况，无论他们是世袭的还是非世袭的。马基雅维利既不想要暴政，也嘲笑世袭的合法性；因为血统产生不了新君主的王冠。至于教会国家呢，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里对它们发泄了怒火，指责它们分裂了意大利并妨碍着它的统一；它们是封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跟那个时不时把军队派往意大利但却无所用心的皇帝【55】是一样的。不能从它们那里指望什么。马基雅维利拒绝宗教凌驾于政治之上；他要让宗教为政治服务。到此为止，一切都是顺理成章的。那么就剩下共和国的情况了。当时，它们是以自由城镇形式出现的城市国家，靠手工业和商业为生，但却无可挽回地打上了封建关系的印记，因而从根本上就无力把它们的市场扩张到国土之外，也无力借助周围的农村来解决自己的政治和经济难题。它们是封建主义的城市形式；马基雅维利以惊人的政治洞察力感觉到，它们无力实现经济的改造和扩张，以及政治的转换，从而使自己能够胜任统一民族国家的任务。他排除了它们，就像排除了其他所有打上封建主义烙印的政治实体和政治组织的形式一样。他排除了它们，因为它们无法为意大利的统一提供可能的和必要的政治基础。但他并没有从将要迎来意大利统一的这个政治场地上把它们抹掉。所以他才为它们辟出了第5章：“对于征服前在各自的法律下生活的城市或君主国应当怎样统治？”实际上，要创制民族国家，就必须一步步地征服这个民族，就必须从新的政治和军事基础出发，征服它的整个疆域，包括那些旧的君主国和暴政（世袭的或非世袭的）、教会国家以及自由城市。因为它们是意大利形势的内在构成因素，所以，即便不能指望它们来创制民族国家，也必须对它们进行征服。如果不可能在封建形式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那么这个民族国家就必须让那些形式屈服于自己，征服和改造它们。因为，它们就是它的原料。

而我们的对象——第二组君主国——就是从这里提出的。它表现出来的最初形式是一个关于征服的可能性条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假定有一个进行征服的君主国存在着。可这个君主国却被放进了括号，而马基雅维利只关心一点，就是当它兼并了另一个君主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那个被兼并国还算不上“全新”的，它只是“其他君主国的附庸”，“可以称为混合国”。【56】

实际上，最麻烦的就是那些被更强大的国家所兼并的君主国。在创制民族的过程中，这是一个根本的难题，因为新的民族只能借那个最早通过征服和兼并拓展疆域的国家之手来创造。这就提出了一个一般性的问题：在什么条件下才能统治那些新的领土呢？也就是说，新民族的君主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来完成他对新行省的兼并呢？这里出现了一个首要的区分：“让我说，那些被征服者兼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57】如果是前者，事情就好办了。“只要灭绝过去统治它们的统治者的血统”就足够了。另外：

由于在其他事情上维持着他们的古老状态，而且在风俗习惯上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人们就会安然地生活下去。正如人们在布列塔尼、布尔戈尼、加斯科涅和诺曼底所看到的，这些地方已经长时间地归属于法国了；而且尽管语言有某些差异，可是习惯是相同的，因此它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58】

也就是说，“既不要改变它们的法律，也不要改变它们的赋税。这样一来，在一个极短的期间内，它们就会同古老的君主国变成混然一体了”。【59】接下来就要考察另一种假设：如果被并领土“在语言、习惯和各种制度上同征服国不同”呢？【60】。

那么就会发生“重重困难”了，因为要在本土之外站稳脚跟是不易的。但即便如此，马基雅维利说，也应该努力为之；所以统治者就必须驻节于新领土，或者在那里建立殖民地。这一次所有的例证都是从古代找来的。只有一个当代的例证，它得到了详尽的阐发，但完全是批评的口气。这就是法国想要兼并意大利领土的所作所为：它们无一奏效；而马基雅维利历数了“路易王”（路易十二）的五个错误，就好像认为它们本来可以避免似的。不能不把这里的分析和别处对外国入侵意大利的谴责联系起来。马基雅维利为什么要为这种看似对外族进行兼并的情况提供另一种假设呢？无疑这是因为，民族的实体并不是事先固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偶然的，是一场无法确定边界的斗争的赌注；同时也是因为，要想塑造一个民族的实体，最终就必须正视对有着不同语言和习俗的领土进行兼并的问题。

马基雅维利就这样来到了事情的核心，那个仍然没有解决的难题：全新的君主国，它只有去征服别人，才能够创制民族。这就是第6章（“论依靠自己武力和能力获得的君主国”）和第7章（“论依靠他人的武力或者由于幸运而取得的新君主国”）的话题了。显然，这里的问题在于“有一个新统治者的全新的君主国”，在于“统治者和国家都是全新的君主国”。【61】而我们在马基雅维利整个难题性的地平线上瞥见过的那个政治和理论的对子——新君主国和新君主，就是在这里连同开始的主题一道被和盘托出的。

新君主国造成了种种“困难”，以至于想要奠定这样的基业，就必须效法那些“当他们的目标看来距离太远时……也很有聪明的射手”：“知道自己的弓力所能及的限度，他们就向高得多的地方瞄准，这并不是想把自己的箭头射到那里去，而是希望由于瞄准得那样高，才能够射中他想要射的目标”。【62】向高得多的地方瞄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显然就是要效法历史上最伟大的范例：摩西、居鲁士、罗慕卢斯、忒修斯以及诸如此类的人们。但是，向高得多的地方瞄准，还有更深的含义，马基雅维利没有说出来，却这样做了：向高得多的地方瞄准 = 向现存的东西之外瞄准，以达到一个并不存在但却必须存在的目标 = 超出所有现存的君主国，向它们的限度之外瞄准。

困难在哪里？在这样一个事实：一切都是新的，而成就君主和成就君主国是同一个过程，一个新的发展过程和开始。君主并不先于新君主国而存在；而新君主国也并不先于新君主。他们必须同时开始，而这个开始就是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奇遇”：“由布衣一跃而为统治者的奇遇”。【63】我们可以仿照这个提法说：这也是“由‘地理名词’一跃而为民族国家的奇遇”。

让我们试着给造成这个奇遇的条件分一下类，同时不要忘记：事实上正是这个奇遇带来了赋有非凡使命的新君主国的奠基。我们看到有三个条件：

第一个是规定着这个奇遇的一般条件，它的表现形式是两个项之间顺利的“相遇（rencontre）”：一个项是所谓幸运（fortuna），这是一个非确指领域的形势X方面的客观条件；另一项是所谓能力（virtù），是同样不确定的个人Y方面的主观条件。

这种相遇出现了三种形式：

（a）吻合：这是一种极限形式，是最有利的形式。这种形式由两个项之间的吻合造成：形势方面的幸运，大好的“机会”，一切就绪只欠形式的“质料”【64】；个人方面的能力，政治能力，它决定着能够把已有的材料塑造成什么样子，来奠定一个持久的君主国的基业。

这种极限形式要求幸运和能力的吻合。还有两种形式则是（b）不吻合；和（c）延后的和修复的吻合。

（b）不吻合：这是一种否定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着另一种局势：幸运决定一切，无论对形势还是个人来说都是如此，只不过个人没有具备相应的能力。这时候个人就不能靠运气（比如一时给他带来权力的运气）支撑太久，因为运气转了：他也就不可能奠定一个国家——至少是一个持久国家——的基业。

（c）延后吻合。相比之下，个人可能在开始得益于过分的好运。幸运再次支配了一切，而个人的能力则无所作为。但如果这个幸运光顾的个人确有政治能力的话，他就会运用他的能力再度获得这种纯粹的幸运，通过能力把稍纵即逝的运气转化成政治上的持久，比如说，他就会随后为他的国家奠定一开始没能打好的各项“基础”。

我们可以看到，一切都以幸运和能力两者的相遇或不相遇、吻合或不吻合为转移。如果这种吻合，无论它是即刻的还是延后的，得不到保证，也就是说，这种相遇没有出现，那就既谈不上新君主，也谈不上新君主国。

第二个条件把这种一般法则运用于个人的特殊情况：个人为了创造一个开始，需要求助他人的武力。这么说吧，一般法则被运用于这样一种人的情况，他刚开始要依靠外国统治者的军队，才能奠定新君主国的基业。当切萨雷·博尔贾请求法国国王的帮助并借法国军队赢得了最初的胜利时，就属于这种情况。除了在细节上略有变化，这种借助于他人武力的行为，相对于能力来说，起着和幸运一样的作用。这里再次出现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如果求得他人武力帮助的这个个人不具备政治能力，如果他不能通过内在的能力再度获得给他带来最初成功的外在条件，那么他就无法迅速地从自己曾经需要的国外力量中挣脱出来，并保有“他自己的力量”。那么他也就失败了，因为他只能听凭他人的驱使。他也就不能奠定一个持久的国家。

第二种情况：反之，如果依赖他人力量开始发展的个人具备必要的能力，能够摆脱束缚并培植自己的力量，那么他就能够成为自己的主人，主宰自己的开始，并奠定一个持久的国家。如果说他能够主宰这种最初的依赖关系，就像主宰幸运那样，这是因为有了能力：“因为……一个人如果在开头的时候没有奠定基础，事后可以运用巨大的能力去打基础，虽然这对于建筑师说来是很困难的，而且对于建筑物本身是很危险的”。【65】

第三个条件是相遇/吻合的作用：幸运转化成能力，把幸运塑造为能力……。在新君主奠定新君主国的情况里，幸运和能力的相遇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有着非常独特的政治意义，他在第7章指出了这一点，而第6章的那些经典例证都可以用来解释。能力的特征就是能够主宰幸运（甚至在很有利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能够把幸运的瞬间改造成政治的持久，把幸运的质料改造成政治的形式，这样就能够在政治上通过奠定新国家的基础，也就是通过扎根于人民（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把有利的局部形势作为材料组织起来，从而能够持久和扩张，同时又始终思虑着“未来的权力”，瞄准得更高，以便达到更远的目标。

关于幸运和能力相互作用（=相遇，质料/形式，吻合/不吻合）的这种令人惊讶的理论，我现在要把它的纯哲学内涵放下不谈了。通过这些一般的变化形式，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理论的梗概——这种独特的理论提出了新君主奠定新君主国这一伟大“奇遇”所需要的条件。幸运一定是安排着只欠形式的“质料”。同时，一定会出现具有能力的个人，就算他不得不求助于他人的力量，他也能够从这种依赖关系中挣脱出来，从而运用能力来培植自己的力量，最终能够通过能力扎根于人民，从而“为着他未来的权力奠定牢固的基础”。【66】

我们抓住了这个理论的关键之点，政治在这里现身了：以一种明确的缺席形式现身了。在形式上，这个理论表现为一种绝对一般的理论，一种关于幸运/能力相遇、关于各项间吻合/不吻合的变化形式的理论：一种抽象的理论。有个事实可以证明这种抽象的一般性，这就是，虽然马基雅维利规定了幸运和能力这两个项，规定了它们吻合和不吻合的相遇法则，但他却给这一相遇中主角的名字留下了彻底的空白；他没有明确他们的身份。发生这种相遇的地理空间，以及在那里与幸运相遇的个人，都没有名字：确切地说，它们是未知的。这种未知还不像方程式中的未知量x,y,可以用来解出这个方程式。它们是绝对的未知，因为马基雅维利对它们闭口不谈。这种相遇将在意大利的哪块地盘发生呢？马基雅维利没说。是谁具有这种能力，知道怎样抓住到来的幸运，并给质料提供它所渴望的形式呢？马基雅维利没说。他好像在一般理论中躲了起来，等待着历史的回答。

但依我看，把这个理论中主角的匿名归结为理论的一般和抽象，将是一个错误。事实上，我相信应该捍卫这样的论点：这种匿名决不是理论抽象造成的后果，恰恰相反，它是被纳入理论内部的政治条件和政治目标。换句话说，理论的抽象形式乃是一种具体政治态度的标志和后果。要明白这一点，只要想想他对第一组君主国说过的那些话就足够了，这一组实际上涵盖了意大利所有的君主国。所以，这种态度只能概括为：既不可能从任何意大利国家出发（通过或假借任何现有的意大利国家的任何政治形式），也不可能依靠现有的君主国的任何现有的君主来保障意大利民族的统一。马基雅维利之所以要这样坚持重申新颖与开始的主题，他之所以要谈论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就是因为他否决了一切现有的国家和统治者，把这些统统看成是旧东西，看成是封建的、面向过去的、陈旧的、不能胜任这一未来任务的东西。他之所以否决它们，完全是因为它们已经丧失了历史作用。但同时他又为有利的形势和virtuoso[有能力的]个人的相遇，为一种可能而必要的相遇确定了各种条款和形式。然而他没有提出任何名称、地点和人物。这种沉默具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意味着相遇将要发生，但却不在现有的国家和统治者中间；它将在意大利的某处发生，这块意大利的地盘却又不可能是现有的国家——它将是幸运和一个匿名的个人之间的相遇，这个个人不必已经是个君主，却又能够成为这样的君主。

也许有人以为，这完全是一种乌托邦的观念，而马基雅维利为意大利统一的历史所附加的条件，即认为这一历史将从否决一切现有的政治形式开始，因而将从无起步，则是一种幻想。事实上，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些条件都是没有任何妥协方案可言的政治律令，因为他要是不考虑这些条件的话，就只能屈服于过去，屈服于现有的国家和它们丧失历史作用的现状的支配。但马基雅维利进一步认为，这些条件决不是什么幻想，它们是完全可以取得的。还需要证明吗？它们已经得到了历史现实的承认。尽管走得跌跌撞撞，但开始已经发生。在过去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意大利省份，有一个过去并不是统治者的人创造了新君主国，并成为新君主，这个人就是切萨雷·博尔贾。

马基雅维利写道：“我不知道，除这位公爵的行动这个例子之外，对于一位新统治者还有什么更好的教训”。【67】实际上，这位公爵的奇遇以它的全部纯粹性证实了新君主和新君主国需要一个绝对开始的假设，这个开始既是完全必然的，也是完全不可预料的，它能够使新君主和新君主国的力量增长到足以追求意大利统一的强度。作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之子，切萨雷当然不是平头百姓。但这个男孩，十六岁的枢机主教和大主教，毕竟不是一个国家的君主。所以就发生了他放弃教会头衔而在世俗世界中寻找机会这样的事情。他在政治上一无所有。由于没有别的办法，他父亲把教皇国的一块地方，最边远的一角辖地——罗马尼阿赐给了他，这块地方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块缺乏组织的政治领地，因为像它这类国家既没有进行统治的君主，也没有被统治的臣民，而且，它是教皇国的一部分。切萨雷就是要把这块在政治上不成样子的场所和质料造就成一个新的国家，并成为它的新君主。他的政治实践兼有成功者的一切必要特征。他从好运气起步，但却是为了通过能力把它改造成持久的结构。他从取得法国国王的帮助开始，但却是为了尽可能迅速地免除仆役，建立自己的力量；通过把他的臣民，把他征服和争取到的土地上的人们武装起来，他做到了这一点。他争取到了人民，因为他给他们提供了好的管理，建立了“能干的政府”。如果说他使用了骗术和罪恶行为等最坏的方法，那目的只是为了获得自身的独立，赢得人民的好感，打败跟他的扩张事业作对的敌人。很快他就成了整个罗马尼阿及其边界地区的主人，决意征服波洛尼亚，并翻过亚平宁山脉入侵比萨和佛罗伦萨。一个王国开始形成，它正在一位君主的领导下占领意大利中部，从亚得里亚海延伸到地中海，而这位无敌的君主确乎具备了未来意大利国王的水准和能力。无论在哪方面，切萨雷的处事方式都合乎马基雅维利的原则，把幸运以及对他人力量的利用同自身的政治军事能力结合了起来。直到幸运离开他的那一天为止：“在朱利奥二世当选教皇的一天，公爵告诉我说，他事先已经预感到他的父亲死时可能发生的一切事情，并且事前已经找到了万全的对策，唯独从没有料想到他父亲死时他自己也会濒临死亡”。【68】极度的痛苦，在沼泽地感染的热病，让他在父亲死后不久的两个月里濒临死亡，对他来说是致命的。他需要在这个时候干预教皇选举，但他没能做到：他的整幢大厦塌了下来，切萨雷从意大利消失了，去到那瓦尔国王帐下效力并默默无闻地死在那里，死在了一个西班牙小战场的壁垒下。这个事件翻开了新的一章：它是一个绝对的界限，只要超出了这个界限，就再也不能做幸运的主人了。

切撒雷•博尔贾，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与情妇瓦诺莎·卡塔内之子。

当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写成《君主论》的时候，切萨雷离开意大利这个舞台已经差不多七年了，严格说来，他的功业什么也没有留下。除了他的范例。然而这个范例的存在是主要的；因为他是物质的、经验的证据，证明了新君主国中的新君主按马基雅维利所设想的形式出现的可能性条件。他经验地证明了马基雅维利对难题的提出是正确的，特别是证明了他的做法在政治上是必要的和正确的，这就是对新君主国的诞生地和新君主的姓氏不做规定，保留其匿名性，也就是抽象性，同时又极明确地规定了形势与杰出个人之间相遇的形式，也规定了这个个人的政治实践【69】：他将通过这种政治实践把自己创制为君主，把自己建立家园并致力于扩张的那块地方创制为君主国。

从罗马尼阿起家的切萨雷的例子与匿名性一点也不矛盾，相反却证明了它的正确。因为谁能预见到会是切萨雷，而且他会从罗马尼阿起家呢？切萨雷的例子证明，新君主可以从任何一个地方起步，可以是任何一个人：说到底，他可以从无起步，并且在起步的时候本身就是无。我们又看到了虚无，或不如说，那偶然的虚空。【30】

因此，切萨雷这个经验的、历史的范例以水晶般的清澈证明了全新君主国的全新君主在物质性上是可能的，因而并不是一个梦想或乌托邦。既然在马基雅维利看来，这种新开始是意大利统一的绝对条件；既然要把意大利统一进程送上轨道，就必须彻底扫除过去，也就是说，扫除一切现有的君主国，那么切萨雷的存在就证明了意大利统一的政治条件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个在理论中的匿名角色就这样表现出了它的全部政治意味：相遇理论的抽象在这里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抽象。这种抽象的位置和相互作用使得它本身具有了具体的政治功能；实际上，匿名性的抽象同时扫除了过去和它的后果：也就是说，伟大的奇遇是在一切实际存在的事物之外开始的，因而是在一个未知的地方，从一个未知的人物那里开始的。【71】

但我们就这样面对着一种非凡的思想形式。一方面，我们有最明确说明的条件：从意大利形势的一般状况到幸运和能力相遇的形式，以及政治实践过程中的种种迫切要求。另一方面，我们又完全看不到对政治实践场所和主体的说明。值得注意的事情是，马基雅维利牢牢抓住链条的两端——简言之，就是思考并提出这个理论上的脱节、这个“矛盾”，并不希望在理论上化解它，不管这种化解是概念的还是梦想的。对理论脱节的思考产生于一个事实，就是马基雅维利不仅政治地提出，而且政治地思考着他的难题，他把它看作一种现实中的矛盾，这种矛盾不能靠思想而只能靠现实来消除。消除的唯一可能，就是原本只在一般条件上得到规定的政治相遇突然出现了具体的形式，这种出现既是必然的，又在地点、时间和人物方面是无法预见并确定其原因的。这种理论在思考的同时保留了脱节，从而为政治实践让出了地盘。通过确定和不确定之间、必然和无法预见之间的错位，它把不连贯的理论概念组织起来，从而让出了这样的地盘。我们可以思考这个错位，却不能通过思考来解除它，因为它就是历史和政治实践在理论内部的到场。

以上阐述到此打住，它让我们通过《君主论》和《论李维》，看到了凝聚着马基雅维利全部思考的那个理论难题，即持久国家的开始，它的奠基和获得持久的条件。这个难题所取得的政治形式就是新君主。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恰恰是提出难题的理论形式本身把优先地位赋予了政治实践。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