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闪 | 从英国回来，我的七天集中隔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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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七天集中隔离
文 | 闪闪
这两天，有在海外访学、留学的朋友问我，回来集中隔离的情况。写个记录，发点感想。
我3月1日从伦敦希斯罗机场出发，到莫斯科谢列蔑契娃机场转机，3月3日上午到达上海浦东机场。转机时间很长，12个小时。
这个时间点跟现在的状况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当时英国还只有几十个确诊病例，意大利、伊朗渐呈爆发趋势。浦东机场入境的时候，工作人员让意大利来的留下来，估计是需要隔离。而来自其他地方的需要扫码小程序或者纸质填写一个表格，包括联系方式，健康状况，过去十四天的接触情况，以及未来十四天的住址。然后脱帽缓步走过一个通道，进行体温检测。一切正常之后，就顺利入境了。
机场防疫消毒
到达的航班不多，机场人流量远远少于平时，完全不是现在视频上所见的最近几天北京机场人潮汹涌的样子。
回来的几天前，我特地联系了宁波小区的物业，询问回来需要办什么手续。回答说，目前没接到通知说国外回来的需要隔离。我也纠结了是不是到了上海就直接坐高铁回宁波，毕竟一路上风尘仆仆的，不敢保证。但是弟弟说要去机场接我，我还是软弱了，问了上海的小区是否允许进入，说是可以。多少带着侥幸心理，到他上海的家中住了一晚。进小区的时候，戴了口罩，测了体温。疫情期间，弟弟每天去他的工作室上班，弟媳妇在家云办公。第二天，他们开车送我到的宁波。
事先也咨询了小区物业，回答说让送我的人带好身份证，准备好健康码。我也事先准备了“甬行码”。进小区的时候，保安听说我从英国回来。说，我的乖乖！让我填了一个表，需要居家隔离，出门戴口罩，不聚会，出入出示健康码和量体温。我说几天呢？他说，你自己写吧，7天至少。我就写了7天。第三天，吃完了上海带来的菜，我就去小区旁边的小菜市去买菜了。所有的人也都戴着口罩，路上车和人都很少，骑三轮车的大叔们会把口罩扯到下巴下面。买菜的小店门口有几个孩子在玩耍，热气腾腾的，口罩挂在耳朵边。至少，走在屋外，人们是比较放松的。我跟老板聊了几句，他说店铺已经开业十几天了，感慨这个病闹得大家都不方便。我说我刚从英国回来，我现在是居家隔离，应该可以出来买菜的。老板说，他们可以送菜到小区门口，让我加微信群。我当天买的菜，他也派人骑电瓶车帮我送到了小区门口。小区门口搭了一个棚，摆了一些桌凳，桌凳上、地上摆放了很多装满食材、水果的袋子，以及餐饮外卖。我找到了我的袋子，上面写着房号。疫情已经让小区生长出了新的风俗，有序、细致、温暖，而我对这一切还很陌生。
小区外卖与快递无接触配送
安顿好，就要准备上网课了。学校24日正式上课，我报备了从第三周开始上课。4号到宁波那天，学院就联系我了，问我是否已经回来了，并问了我的大门有没有贴封条，门厅有没有贴告示。我说没有，她说那就没问题，可以出门。
第六天傍晚，收到街道派出所的手机短信，让我严格按照居家隔离的规定，期间不能以倒垃圾、散步等任何理由外出。我想这下得让保安帮我送菜了。几个小时后，接到民警电话，说，抱歉，刚才的信息是群发，你不在居家隔离之列，你属于居家观察，是可以出门的。并让我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信息里的杨警官，怕杨警官太忙，还让我记下了另外两位片区民警和网格工作人员的电话。我说没关系，谢谢，你们辛苦啦！他轻快地说，不辛苦，不辛苦。
第七天，十号。上午我正开始我的第一次网课，接到社区医院的电话，问我是不是从英国回来，并询问了我的健康状况。一会儿，又打来电话，说你的问题不是因为你从英国回来，而是飞机上有确诊病例，你现在需要去九龙湖隔离点集中隔离。一会儿，网格工作人员打来电话，说120救护车一会儿就来接，让我收拾东西。我问，救护车什么时候到？我正在上课，下午一点还有个课。她说，九龙湖没多远，一点前肯定能到。课就提前结束了。这位王同志一直在跟我联系，又让我在家吃好饭，赶不上隔离点的饭，只有方便面了。王同志在小区门口等着我，给了我一份隔离通知书，让我拿到隔离点签好字上交。
镇海区隔离点是一个湖光山色的风景胜地，宾馆掩藏在樟树的浓荫之中，在这个特殊时期尤其静寂。我忍不住询问，这里有多少人。接待的医生说，这个不方便透露。我说，不会就我一个人吧？他说，嗯，不少人。前台外面摆放了一个隔离带，医生示意我站在隔离带外面，医生在里面，大概离我有一米多远。他问我有没有基础疾病，目前有无什么症状。并把我递给他看航班信息的手机用酒精棉擦了一遍。一位大叔坐在前台里面给我登记信息，并问生活用品都带来没有，我说没有的，他都拿上放进一只黄色塑料袋中。医生给我一小袋白色药片。看到药片，心想，这是维生素之类的增强抵抗力的吗？医生交代大便完将这药片放三粒到马桶里，半小时后冲掉。又给我一小袋酒精棉，让我到房间把台面、遥控器、门把手擦一遍。我说，你们没给房间消毒吗？他说，消过毒了，你再擦擦。后来，那几块浸透酒精的无纺布，我重复当抹布用了，在百无聊赖的时候，把隐藏在桌椅、门板上的污垢都清理掉了。医生拿出黄色的大塑料袋里的一卷蓝色垃圾袋，说要把垃圾放在蓝色的塑料袋里，扎好，再放进黄色的塑料袋，把黄色的塑料袋放在门口，就会有人来收垃圾。我问，吃饭怎么办？回答说，一天三餐会送到门口，隔离期间不能走出房门，包括阳台和楼道，楼道里都有摄像头。所以，集中隔离是不可能产生类似方舱医院那样多姿多彩的民众文艺了。七天里，除了偶尔听到有人跟在楼下巡逻的保安说了几句什么，工作人员送饭的时候在楼道里一路过来的敲门声，没有任何动静，感觉不到这里还住着其他人。解除隔离，离开的时候，在楼下等车，还是忍不住和保安大叔打探这里到底住了多少人，大叔靠近我悄悄说，现在还有一百多人。
医生得知我没有吃中饭，往塑料袋里放了一盒方便面。五点钟的时候，敲门声，应该是送晚饭了。开门不见人，饭放在地上。后来的一周内，我都没见到送饭人。我看网上别人写的隔离经历也是如此，并且说，会特意让送饭人走远再去拿饭。这是很能理解的，尤其是我们刚被送去隔离的，还没有经过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具有很大的风险，避免接触是应该的。当你成为一个密切接触者的时候，你就会被特殊对待，对此内心还是有触动的。社区工作人员在楼下送我上救护车的时候，救护车司机下来帮我开门的时候，和医生对话的时候，医生带我上楼的时候，都跟我保持了一米以外的距离，并且没有帮我拿箱子。但这个时候，不能太玻璃心，从另一个角度想，工作人员也都是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工作，都是抗击疫情的勇士。在这样的特殊时期，需要用理性把自己放到整个疫情中去看待，不能仅从个人感受出发，放任情绪。
最近几天网上曝出的几例不服从隔离管理的例子，都是没能够理性地从大局考虑问题，在后续的处理中，有的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个人觉得隔离点的饭菜很不错了，营养绝对能够保证。只要是从“刚需”出发，在他们能够提供的范围之内，提出一些要求，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比方说，有一次，我发现米饭夹生了，打电话给工作人员，说我的饭夹生了，是不是最上面的？请帮我换一份。一会儿，饭就送来了。诸如，洗脸池的漏水装置坏了，留下一个洞，牙刷掉进了洞里，消毒药片和卷纸用完了，这些要求打个电话就会在下次送餐的时候一道送来。送来的时候，东西放在一只塑料袋里，袋子里有一张写有房号的纸条。紧急的话，会马上送到，保安大叔就给我送过卷纸。
网上视频里关于不喝开水，一定要喝矿泉水的例子，这当然不在刚需之列。据说，矿泉水还是给送了，但不是她要的牌子。视频里也涉及到了收快递的问题，不知所说的快递是不是她在网上买的矿泉水？有朋友看了这个视频，担心不能收快递，她回国后需要买一个插头转换器。离开隔离点的时候，我忘记帮她问了。我的理解，插头转换器是刚需，矿泉水不是。买插头转换器可以事先和工作人员沟通好，或者让别人代为网购，再送到隔离点。而矿泉水，或者其他非刚需物品，隔离点有理由拒收。首先，收快递有传染的风险，快递员不宜进入隔离点，另外，我不觉得隔离点有敞开代收快递的义务和人力。
隔离女子坚持要喝矿泉水
我收拾东西的时间很匆促，恰恰把最重要的东西忘记带了：电脑充电器。打电话询问，能不能让救护车送我回去拿东西？是电脑充电器，我是老师，需要上网课。回答说，可以让人送到前台。第二天莉姐给我送东西过来，距离一公里左右看到有交通管制牌，需要绕行，问我怎么进来。我只能打电话询问。一位女同志听说要送东西过来，不太客气地说，你什么东西啦？有些东西不好送进来的哦，送不进来的。这弄得我很紧张，我说是电脑充电器，昨天说是可以送到前台的呀！她说，反正有很多东西是送不进来的。然后，我问她交通管制，怎么进来。她说她也不知道，他们在这儿也是不能出去的，已经很久都没有出去了。过一会儿，又打电话询问，是昨天那位男同志。我说昨天说得好好的，电脑充电器可以送到前台，刚才那位女同志怎么说很多东西送不进来，什么东西送不进来？男同志说，电脑充电器是可以的，要是什么香烟、老酒就不行。听到这么说，我不高兴了。我说，刚才那位女同志那样说话，像是吓唬人。我一女的，不大可能是香烟老酒啊！我在这隔离，同时也是要正常上班的。他也不太高兴，说一公里外的交通管制，他也不清楚。我说我没怪你这个，你没有不当，我是在向你反映你那位女同事的问题。政府为我们人民的健康负责，你们工作也很辛苦，我也一直很配合，被隔离本来就会烦躁，她不应该吓唬我。他明白了我的意思，说，可以理解。莉姐步行到了宾馆，东西随晚餐一起送到了门口。
医生给我的黄色塑料袋里除了前面说的那些生活用品，还有心理调适的小册子，印有心理咨询电话信息的纸页。我很自信，我觉得我的心理健康得可以给别人咨询了。经过送东西之后，我也意识到，这里的工作人员可能比我更需要心理关怀，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很久了。我带了电脑和书，有工作要做，身体状况良好，作息规律。但即便如此，几天之后，还是会有烦躁情绪的，当然都是在可控范围之内。至于对感染病毒生病的恐慌则比较淡，尤其是后来几天。
我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在兄弟姐妹群里发了语音，告诉他们我要去隔离了，让弟弟和弟媳妇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不要和别人接触。姐姐说不要紧张，没事的，暂时不要告诉父母，他们会担心。姐姐跟我视频，我让她不要担心，不会有事的，即使染上了，也是轻症，现在地方上医疗资源也充足，轻症很容易治好的，你看方舱医院那么多人不都治愈出院了吗？她说，好的，不担心。在家乡医院工作的敏姐之前进过隔离病房，是我们家的抗疫勇士，她安慰我说不会有事的，已经第七天了。四到七天是危险期，十四天只是一个比较小的概率。她这么说，我确实轻松了很多。
“集中隔离”的全称是“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宾馆有医生坐阵。黄色的塑料袋里有一只体温计，医生交代每天早上8点和下午5点前量好体温，所以，每天两次电话询问体温以及有没有不舒服。隔离的第二天上午，医务人员到我的房间采集的咽拭子，这也是隔离期间，唯一进我房间的人，穿了防护服，全副武装。敏姐说，棉棒就那么在咽部一滑，就有几千种细菌飘出来，落到对方的面屏上。第二天，我询问了检测的结果，回答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只有不好的结果才会通知。所以，整个过程都需要配合，需要配合管理，也要配合着自我管理，自我管理作息和情绪，按时量体温，尤其是上完厕所放消毒药片这样的事情，绝对不能忘记。在整个环节中，每个人都承担着重大责任，百密不容有一疏。3月18日，我被解除隔离的当天，湖北传来了新增确诊病例、新增疑似病例和现有疑似病例都为“零”的好消息。这真是艰苦卓绝的斗争，细致入微的贯彻的结果！张文宏教授说，每个人都是战士，所言非虚。
湖北清零数据上报员
这次的经历也让我切身体会到各部门协同合作防控疫情的紧张工作，和调动的庞大人力物力，作为个人只有配合，配合，再配合。有什么问题及时反馈，不要积累矛盾，产生对抗情绪，更不要上纲上线。10号那天我接到了11通电话，分别向几个部门汇报了我的旅程信息。从上午接到通知到被接到隔离点，不过两个小时之内的事。而下午不断的电话，都是各部门在核实、登记信息。傍晚，我接到了来自镇海区疾控中心的电话，还在问我的航班信息。他说这个航班号8号有一班，有确诊病例，3号也有一班，他问我3号到底有没有确诊病例。我说，不是你们说有吗？我哪知道？他让我查一下支付宝的同行自查。我查了一下，是安全的，但支付宝的“安全”仅限于非前后三排的乘客。然后，我想也许我是被弄错了，也许明天上午我就能回去了，如果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同学也说，新闻报道8号上海有境外输入的确诊病例，没听说3号有。我把这个猜测发在兄弟姐妹群里，他们都说太好了，一定是弄错了。姐姐说，这下就放心了。我说你不会哭了吧。她说，哭了。我说，早知道就不告诉你了。晚上疾控中心那位同志又打电话询问了一遍。我说我会不会是被弄错了，如果弄错了，我不会怪你们的，早点让我出去，在这里工作多有不便。他说，他需要再核实一下。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询问情况。他说已经向公安系统核实了，没有弄错，3号那天到达的飞机上有确诊病例，上午会过来取样检查。
所以，我猜测应该是3号到达的乘客，10号上午被确诊。这个过程中，信息的传达，救护车的派遣都是迅速进行的。根据我的接触，我觉得最核心的部分除了医院就是公安系统和疾控中心。医院通过公安系统传递信息，而疾控中心联络社区完成寻找、隔离“密接”人员。这个过程快速地完成了最核心的工作，即把人员接到隔离点，而相关部门的信息登记则是之后完成的，不在核心任务的部门则不会收到通知。比如，我的工作单位，是同事和领导看了我的朋友圈才知道的，他们向我表达了慰问和关怀。过了几天，学院询问我隔离的具体地点，说是要上报学校，之前没有上报。我说我也不知道需要上报学校，看她好像有点紧张，我跟她说了一下我的一些体会：疫情防控中的比较外围的单位如果要获得信息，与疾控中心联系会比与个人联系迅捷很多，我之前以为政府各部门间的信息都是共享的，实际上未必那么天然，当然学校可能是另一种情况。12号那天我接到了市侨务办和区出入境的电话，他们只知道我是从国外回来，却对我已经在集中隔离的情况一无所知，出入境连我从哪个国家回来的都搞错了。我有些意外。他们的解释是，这几天国外疫情突然变得严峻，刚接到上级通知，需要查访国外回来的人员。我说你们的信息太滞后了，疾控中心的信息是最前沿的，你们应该跟他们联通，及时更新。你们现在的工作方式完全是无效的，万一有什么事儿，会出纰漏。打电话的小姑娘说，她只是接到任务，负责打电话的。我说你应该向领导反映啊。还继续机械地问我，你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呢？我说我都已经来隔离了，还有什么好问的呢？我想经过了这几天海外人员涌入的大潮，侨务办、出入境这样的部门应该早就被卷入到战斗的漩涡中了，信息获取、工作方式也一定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些天，我访学的英国西南部的X大学的留学生群里，已经经历了一番是否回国的讨论。我的访学时间是从去年的9月1日到今年的3月1日。之前国内疫情爆发的时候，担心不能按时回来，最早买的航班在2月初被取消了，重买了俄罗斯航空的机票。第二程从莫斯科到上海的航班后来也被告知将推迟7个小时，导致了候机时间长达12个小时。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英国将元月23日到3月1日到期的签证自动延迟到了3月31日，我是一直打算按期回去的，否则工作上会有很多不便。
英国一直没什么人戴口罩，在人口不密集的小城市，没有地铁，更没人觉得有戴口罩的必要。临走的一两天，英国的确诊病例开始上升，并传言伦敦地铁有人戴口罩了。我在一月份开始准备回国用的口罩，药店已经没有现货，需要预定。亚马逊上的价格比平时涨了好几倍，买了20只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14.9镑。这批口罩迟迟没有到货，联系卖家，也没有回复。为了保险起见，我又下了一单，10只10镑多。这一单很快就到了。等我2月23号旅行回来，第一单也到了。之前也买了尼龙手套，又在伦敦的药店里买了一瓶洗手泡沫。这就是我所有的防护装备了，现在看来是十分简陋的。伦敦的药店里，这样的口罩5只一个包装，10镑，洗手泡沫也是10镑。
拒绝口罩的“憨憨”
从上了到伦敦机场的大巴，我就戴上了口罩。大巴上人很少，没人戴口罩，也没人对我戴口罩有什么意见。机场戴口罩的除了中国人就是一些中东人，没有任何检疫环节。从伦敦到莫斯科的飞机上乘客很少，一排只有一个人，乘务人员也都没有戴口罩。从莫斯科到上海大多数是中国人，几乎所有乘客都戴了口罩，乘务人员也都戴了口罩，有的还戴了两层。登机的时候，乘客需要踏过一块浸透消毒液的棉垫。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紧张，全程吃饭、喝水、上厕所、洗漱，都没少。每次摘下口罩喝水吃饭的时候，先用洗手泡沫洗手。现在的攻略说，上厕所很危险，不要摘下口罩照镜子。这是很有道理的。但我也不赞成全程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如果时间长的话，体力可能支撑不了。为了保存体力，候机的十二小时，我住了个旅馆，睡了六个小时。除了带的干粮，也在机场吃了一餐饭，一小份拌面，大概六成饱。这一觉和一餐对我来说很重要，虽然整个旅程时间很长，一路都精神抖擞，心情愉快，回来倒时差也很快。
18号上午解除隔离，我对前台的工作人员说，你们辛苦了，谢谢！他们说不辛苦，不辛苦。并告诉我，健康码会在中午自动转绿。在宾馆门口等车来接，保安大叔和保洁阿姨晒着太阳闲聊，有的口罩兜在下巴上。我还是戴着口罩的，跟他们攀谈了几句。我说，你们辛苦了。他们说，我们不辛苦啊。我说，你们也不能离开这儿。他们说，那是的，所以还是你好。面前就是湖水。我说这儿风景真不错，可惜我在房间里看不到，树挡住了。他们说，拍拍照吧。来接的是一辆公交车。司机问，今天几个人啊？医生说，就她一个。司机说，你看你一个人包一辆公交车，这是什么待遇？！公交车前面用布带子绑了一个简单的隔离带，在疫情汹涌时刻，这里也是战斗的一个重要环节。公交车穿行在渐渐恢复生机的城市里，春光已经扑面而来，这是一个明亮的社会主义时刻，每个人都在为公共又切己的事情努力，人们也都在面对共同的危机中更加团结友爱。
全球疫情累计确诊趋势图
病毒面前没有人种国度，也没有贤愚贵贱。中国的这场“人民战争”是饱和式救援、无差别救治，正因为这样，前线勇士的奋不顾身才有了神圣崇高的价值，每个人的自觉担当才有了众志成城的意义。危难时刻，平时习焉不察的“井田”正中的一块，清晰地浮现出来。它是我们所有人安全感的来源，也是所有人艰苦斗争的共同目标，是古老文明的回响，也是未来的方向。全民动员的防控大战也让劳动呈现了它本来的面貌，保安、司机、快递、外卖、保洁……这些平凡的体力劳动成了保证群体生存下去最不可或缺的部分。理论与实践，体力与脑力的等级序列，也不同程度地失效甚至反转。当你拿着高管、留学生、欧洲这些身份来轻视社区工作者、管理人员的时候，整个社会安全的严肃性会让你的骄纵在公众面前丑态毕露，而你的行为也拖累了在海外紧张面对疫情的华人华侨留学生们。中国人不是不热爱自由，而是能顾全大局，克己自律。希望全社会都能维护劳动者的尊严，对劳动的公平有制度性安排，各工种之间互相理解、善待。作为被照顾的人，唯有说声：谢谢，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