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培永 | 病毒肆虐，生命政治学该如何介入？

疫情反思系列

# 第二十六篇 POURMARX #

新冠病毒肆虐，以研究生命政治著称的意大利学者埃斯波西托，趁着这个机会，提供了分析疫情的生命政治视角。他于2020年2月28日在《共和报》上发表的翻译成中文还不到1000字的文章，中译文题目翻译为《党派与病毒：生命政治当权》（I partiti e il virus: la biopolitica al potere），足够吸引像我这样对生命政治感兴趣的人。其实，文中根本不曾与“党派”有关系，直译为“生命政治当权”也不太合适，翻译成《人群与病毒：生命政治大行其道》应该更合适。

▲埃斯波西托《I partiti e il virus: la biopolitica al potere》

题目已经表达了主题，那就是新冠病毒来了，生命政治可以大行其道了。应该感谢新冠病毒，生命政治派上了用场，成为不再受怀疑的问题，成为让人难以忽略的、具有说服力的理论，甚至还成为各个国家纷纷采用的实践方法。

按照福柯的说法，生命政治早在17、18世纪出现了，这是权力的一项新技艺，它不是把人当作平等的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拥有人权的个人，不是被赋予某种神圣性或光环荣耀的人，它把人看作生物，把每个人看作生物的一部分。生命政治承担着一个国家人口的生物生命、乃至人类作为物种的延续任务，它是使人活的权力，通过使人活下来证明自己，但也因此不会太计较某些个人的健康与生命（个人也不能打着人权、自由的名义对权力进行抵制），甚至可能还会让大多数人活下来、让本国人口不至于灭绝而选择让某些群体的人去死（比如放弃80岁或60以上的老人的治疗）。对生命政治的出现，福柯是以历史叙事（知识考古学叙事）的方式来阐述的，而不是通过理论的定性来说它是好还是坏。可能正因如此，生命政治学并不具有强烈的批判色彩，况且它还是让人活的权力，是以保卫社会、让人口维系而出现的。

▲截至3月27日12时，全球感染SARS-CoV-2人数累计逾53万。

埃斯波西托的文章要说的是，生命政治这个概念经历了从最初开始谈论时期的备受怀疑，到在现实中得到确证变得让人难以忽略，而促使这一转变发生的事件，包括生物技术、自杀式恐怖袭击、大量的地缘政治后果等，这些事情将生物生命（vita biologica）和政治介入之间的直接关系带到了顶点。可以理解，他讲的生命政治即是把人的生物生命纳入到政治考量中，政治最直接地介入到人的生物生命中，而不再是还在考虑具有神圣性的那种高于动物的人的生命中。（注明一下：作为具有人权、自由的公民，作为主人、拥有民主权力的人民，我们人因而是神圣人，这样的人的生命是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这种生命无疑是被赋予的，被政治所赋予的，也是被人类社会的进步所赋予的）。

只是，埃斯波西托把这些事件放在一起，让生命政治的性质变得模棱两可，让生命政治的概念变得模糊，最典型的是，自杀式恐怖袭击算作生命政治事件吗？讲生命政治，就是让人去做自杀式恐怖袭击的武器吗？如果做牵强的理解也可以，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社会、自己的种族，让一些人从神圣的生命变成纯粹赤裸的人肉炸弹、生物武器，为了让大多数人活必须让少数人去死，这也算是一种。但将其与新冠病毒放在一起，作为生命政治的事件，多多少少让人难以接受，毕竟前者有充分的直接的理由进行批判，新冠病毒事件导致的生命政治结果更为复杂，简单关联在一起，除非是早已认定生命政治的“恶”。如果要举生命政治事件的话，更为贴切的是天花、霍乱、非典这样的瘟疫事件。正是这些事件的爆发，才更能让我们搞明白生命政治的所指，更能明白生命政治的价值和冲突。

借助于新冠病毒，埃斯波西托讲了生命政治的三种新变化，其实就是生命政治的三个特点，他努力的方向显然是借助于新冠病毒普及下、推宣下生命政治的理论。我来对思想家个人内心的“阴谋”大胆揣测下：来看看吧，我早说生命政治重要，具有现实性，你们不听、听了也不懂，现在新冠病毒来了，我来给你们讲什么是生命政治吧，你们就好好听吧，这个时候一定也能听懂。其实，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经常所做的事情，说是“对某某事件进行哲学思考”，不是教给人们在这样的事件中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应该如何自处，应该如何保持智慧，而是告诉一下大家这事情里面包含什么样的枯燥的哲学原理。我们也不能怪某些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长期研究某个问题，有感情啊，能有机会向大家讲讲自己研究的理论，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认同，也没有什么问题。

埃斯波西托列举的生命政治的三个新变化（说实在的，有的根本不是这次新冠病毒显示出来的动态变化），第一个是“政治的对象从单独的个体转移到了特定的人口区块”。政治的对象从来不只是单独的个体，而是单独个体与特定人群的统一，即使生命政治的出现，也不能说政治就只针对人口了。可以理解的是，在病毒防控中的生命政治，实施措施不是针对某些个体，而是（某个国家、区域、城市的）人口或人群，它要通过让人与人保持距离来保护特定空间人群，让特定空间人口免于瘟疫、不被病毒传染。

生命政治即是免疫政治，让人在各种病毒、风险、危险中存活下来，埃斯波西托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抛出了他对生命政治的独特见解，只不过他使用的是“新型生命政治体制”的特征。以特定人口或人群的免疫为目标，决定了生命政治必然要有内外之分、区块划分，必然会带有一定的排外性，它要逆全球化的进程、中止流动性，会表现为国家保护主义，而且即使在一个国家内部，在城市之间、社区之间、村庄之间也会划定界限，实施区域保护主义。国家主权至上不是旧的国家主义的延续，是为了一国人口免疫、免于被病毒传染所催生的东西。

第二个变化是“政治医学化（medicalizzazione della politica）和医学政治化（politicizzazione della medicina）的双重过程”。政治医学化表现为，政治面对危险和恐惧开始淡化意识形态，强调保护性特征。实际上，他在这个方面说的不够多，也没有说清楚，应该是囿于篇幅的原因或者经过了删减。政治医学化不能仅仅等同为（1）政治的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和（2）政治的保护性特征。这并不是政治医学化的本质性特征，政治医学化实际上是把医学纳入到政治中，政治要根据流行病学、病毒学、公共卫生学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科学研究结果进行决策，医学给了政治合法化和正当性，这个时候医学充当了法学或政治学的作用，医学所关注的健康、安全、生命等取代了人权、自由、公平、正义这些价值理念的作用。医学专家的话起到政治效果，甚至本身承担了政治家的角色，人们甚至更愿意相信的是医学专家的话而不是政治家的话。

埃斯波西托如此理解政治医学化，认为疫情时期的政治才呈现为非意识形态化和保护性特征，他把这看作是一种变化，实际上本身就有对政治的固有偏见，把政治还是看作压制、奴役、剥夺这样的否定性概念，而只有在新冠病毒出现的这个时候，政治才强调保护性特征才充当保护性、肯定性的作用。而实际上现代性政治一直强调的是这方面，也一直在践行这个目标（当然并不尽如人意），如果不能看到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现代政治的进步，难免会陷入对政治的偏见中。

医学政治化，说明的则是医学不能完全强调科学的独立性，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和条件、不管相关措施可能会带来的经济与政治后果，而进行纯医学研究结论的发布，纯粹从病毒防治的科学出发建议应该怎么做。客观的、中立的医学研究、医学措施，如果会带来防控疫情的负面效果，将会被否定。这个时候的医学是具有政治性的，比如说，即使通过科学研究已经掌握了病毒源头在哪个国家，这个时候的医学专家也可能会被禁止宣布；即使关于病毒传染的事实是如此，已经完全掌握了全部情况，也不能被宣布，为了防控病毒疫情的需要，有的时候要牺牲医学的科学性。如果这个时候，一个医生不顾后果而坚持宣布，他极有可能被政治“封口”，即使他的医学结论是科学的。

第三个也是在埃斯波西托看来或许最令人不安的症状，“一般的民主程序开始向带有突发事态性质的机制偏移”。即是说，碰到新冠病毒导致的疫情，情况十分危急，日常的民主程序失效，突发事态下的机制开始启动实施。与民主程序相对立，这里的机制当然就是不民主的机制，或者根本不讲民主不民主的机制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立法者、司法者都不能再强调日常民主程序的重要性了。

在这里，不明白埃斯波西托为什么要讲一个地震的例子，更让人质疑的是他要说的突发状态（stato di urgenza）与例外状态（stato di eccezione）的问题。地震摧毁了一片领土，这是突发状态，是客观的真实状态，他接着说的是，这种状态很可能会滑向例外状态，而新冠病毒推向例外状态的动力则令人不安。可以看出，例外状态比起突发状态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带有主观性的、被宣告的状态，有主观故意的要素。一种主观的偏见又深藏其中，这其实也是阿甘本对待例外状态的态度，他们已经假设了例外状态是个被政治权力任意宣布的状态，他们设定权力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宣布例外状态，虽然有可能根本达不到宣告的标准。只有宣布例外状态才会让权力有更大的空间，权力有天然地宣布例外状态的倾向，它会把无说成有，把小说成大，最好能随意地宣告，无论有没有突发状态、紧急状态，没有突发状态、紧急状态也得找到这种状态。

这种假设还是权力的恶的假设，它会让哲学家们不安，认定权力利用病毒传染侵犯民主和法治。实际上这次新冠病毒在各国的肆虐，让我们都看清楚了，权力根本就不想宣告例外状态，它甚至都不想出现这样的突发状态。宣告例外状态，政治家们也是被逼的，也是无辜的，我们相信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还想着例外状态的阴谋，利用本来没有的病毒宣告例外状态，以使权力失去外在的民主和法治的限制，去故意侵犯人们的自由。这种假设还将权力分为两种类型，没有进入例外状态的权力和进入例外状态的权力，前者是民主权力，后者是威权或集权权力。而一旦推向例外状态，威权国家的权力要比民主国家的权力更有效更先进，民主国家的民主程序将被威权国家的集权程序同质化。民主将会输给威权，甚至将被后者所同化，这是他所认定的最令人不安的问题。

▲当地时间3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通过2万亿美元财政刺激计划。图/华盛顿邮报

▲图/观察者网

尽管埃斯波西托貌似客观公正地对待生命政治，显然还是持抱有批判的态度，这个态度比福柯要更浓烈、激进很多，但还没有阿甘本那么激烈、猛烈。可能令我们越来越困惑的是，西方左翼只是批判吗？只是不合时宜的批判？批判即为左翼，那反过来能说建构、建设就是右翼吗？如果如此，左翼的思想家凭什么能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发挥作用，难道仅仅是在这样的时刻兜售下或贩卖下自己的看似比较深邃的、新潮的观点，或者最多只是给大家一种解释，一种貌似深刻具有洞察力的解释？我们亲身见证了病毒，我们还在病毒疫情中，我们看到的是各个国家实施的生命政治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是需要反思，是对一些做法的冷眼旁观，但也不能过度地高冷或近乎无情而导致偏离生活本身，为什么不能给生命政治（包括例外状态）一种正面的评价，为什么一定要想到恶呢？

生命政治学介入新冠病毒问题，必须做好的定位是，生命政治是一个批判反思的概念，也是一个积极建构的范畴。我们应该承认的三个前提是，第一，生命政治的诞生本来是人类社会进步尤其是政治领域进步的表现，这是必须承认的前提之前提。生命政治的任务就是让人活，说白了就是要解决关乎人类生死存亡、危及人这个物种延续的风险与挑战的问题。病毒、气候灾害、生态问题以及还不能想象的其他的更多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也是还将继续发生的事情，是我们不得不宣告例外状态的事情。而且，这些问题不是通过一些个人（更不能指望哲学家），只有通过关怀生命的一个国家乃至所有国家的政治才可能解决。当我们总是想着权力想方设法让人死的时候，想着权力总是编织例外状态的诡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进入到假想中了，进入到不合时宜的思考（注：这里的不合时宜是贬义词）中了。

第二，生命政治指向的是人的生物生命，是维系人的生物生命，这本身并没有错，不应该拿人的自由、崇高、神圣、法权、正义这些价值观念，来批判生命政治，批判生命政治为了生物生命牺牲掉人的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哲学家和思想家喜欢生命的政治性、精神性、价值性，甚至会认为这些是人之为人最根本的东西，而政治不是哲学或思想的一个表征，就是它必须专注于人的生物生命，就这一点而言，生命政治容易获得我们每个人的认同，当我们看到那么多因病毒侵袭而忍受疾病困扰、走向死亡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给他们以及他们的亲人说自由、崇高、神圣这样的东西，我们的道义和神圣本身又去哪里了呢？

实际上，生命政治在新冠病毒时期值得挖掘的问题是，究竟是人的生物生命和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哪个更重要？人的生物生命本身就不能成为价值观念吗？我们真愿意宁可牺牲生物生命也要保全政治生命或精神生命吗？我们当然反对把人完全当成纯粹的人口中的一部分，当成数字，当成与其他物种一样的没有任何所谓文明的物种，当然也反对牺牲一部分人来保全另一部人，或者牺牲年老体弱的人（体弱无法量化，最终选择的是年龄），或者牺牲一部分穷人，或者牺牲一部分黑人。前一种情况和后两种情况还不太一样，后两种并没有把所有的人一视同仁为生物，实际上没有人完全当成生物。但生命政治的难题，也是人类社会的悲剧在于，没有那么多的医疗资源和其他资源，必须让一部分人活不下来，关键是让哪一部分人？如果是让无权人、穷人或黑人，道义上的谴责足可以吞噬政治，所以现代文明、现代政治留下的唯一出路，就是选择那些年龄大的人，不管有权无权、有钱无钱等其他因素。

第三，新冠病毒肆虐下的生命政治会不同于常态化的政治，但认定生命政治必然是威权政治，也是有问题的。生命政治并不必然是威权政治，也可以是民主政治，是科学政治。只要我们的民主设计足够精准和深入人心，这个时候会一夜之间离我们而去吗？如果我们所谓的民主政治如此脆弱，经历一场病毒就失去了，就被我们抛弃了，那这样的民主政治本身还值得我们追求吗？它不就是虚伪的吗？在关系一国民众疾病健康、生死的问题上，计较于民主不民主，患得患失于不民主，还不忘批判别的国家的威权，这不是用生命政治的名义给别的国家扣帽子吗？鉴于生命政治事件本身的根本性、重大性，我们不是用民主或威权作为标准来评判生命政治，我们应该要用生命政治的成效来评判民主与威权与否。唯有如此，才不会让自己蛰居于世界之外，让会让自己身处于日常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