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南非疫情日记（一）｜在举国抗疫的前夕

文｜蒋晖

3月27日凌晨，南非正式实施为期21天的全国戒严，以期战胜正在四处肆虐的新冠病毒。

从新闻中可以看到，总统拉马福萨一身戎装，严肃地向站在他前面的军队发出命令，称这是南非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危机时刻，士兵们要不辱使命，坚决打赢这场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那一晚的新闻节目多次谈及了中国和韩国抗疫经验，显然，这一次南非没有将西方的抗疫作为经验。

生活在南非的三十多万华人以及南非的中产阶级和精英都是支持这个决定的，毕竟，这个结果是总统和工商界、其他政党和宗教团体进行了充分协商才取得的。

毫无疑问，21天的戒严将重创南非本已颓势的经济，对南非民众的生活造成深刻的影响。但因为存在巨大的艾滋病患者群（七百七十万），高失业率，民众营养不良，短缺的医疗资源和大量贫民窟密集居住的人群，如果不采取断然的措施，病情很难得到控制。采取中国的模式似乎是别无选择的。问题是，如果中产阶级可以承受这21天经济停滞的代价，那么那些贫苦人群如何承受？政府在这方面做的好坏将决定事情的成败。

其实，底层的反对声音源源不断，只是在主流媒体得不到反映。举例来说，南非最大的“全国金属行业工人工会”在25日发表声明，批评政府并未充分考虑工人的利益。他们说，总统本来已经和工会联盟的各位主席和秘书长们约定了会面，但最终将这些会面延迟到了21天戒严之后，却将时间都给了商人们。

声明指出：“没错，南非政府，银行和富人们会受到这个国际流行病的伤害，但工人和工人阶级受到的伤害最大。众所周知，南非脆弱的经济已经进入了停滞期。失业率升高，贫困加剧，南非各个生产部门都备受煎熬。然而，生产活动之得以继续，那是由工人阶级作出的牺牲换来的。工人是削减开支、解雇和缩短工时的受害者，是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的牺牲者。”

声明最后提出了八点主张，呼吁政府将之纳入到自己的戒严政策中。这八点主张是：

要知道，南非从事矿业的工人多达五十多万，每个矿业工人供养的直系和非直系的亲属平均为9人，而矿业又是南非经济支柱性产业，因此，如何保护矿工的健康和稳定的收入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目前看，南非政府可以多大程度上采纳“全国金属行业工人工会”的要求，尚不得知。比如在26日，一位中国学者戴上了口罩去woolworth购物，这是家南非最著名的连锁零售食品店。店里的收银员都没有戴口罩，一个收银员对这位中国学者说，虽然你戴着口罩，我还是能认出你。我们这里不允许戴口罩工作，语气里充满悲凉。当然，随着戒严的开始，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会为抗疫期间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保护措施。

另一个西开普的民间组织采取更激进的反政府立场，甚至将自己组织的名字命名为“全国停摆”（The Total Shutdown）。这个组织通过“What’sup”发布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批判非国大党治国无能，说：

在批评政府失职之后，这个组织呼吁工人阶级积极展开自救活动。他们说，政府是依靠不了的，工人的组织必须建立在街道层面，以街道委员会来弥补公共卫生系统的缺陷。指望政府提供保护服是别想了，让我们依靠我们的爱和激情，在艰苦的条件下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不愿意沉默。

南非的政治结构包括国家机器、公民社会和民间团体三部分，上面论及的三个例子就是这三方力量的代表。观察和理解南非抗疫的历史进程必须包含这三个视角。未来，国家的行动将毫无疑问地占据报纸和电视的主要版面，工会的声音也有自己的机关刊物发布，唯有最底层的抗疫经验需要通过特殊的渠道获得。

从27日起，所有南非人都被限定在家里活动了，对南非问题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来说，这意味着如何获得多样而稳定的信息渠道，是至关重要的事情。笔者将努力开通三方面渠道（国家、社会和民间）来为国内读者提供一幅立体的南非抗疫图景。

这第一篇，笔者考虑写写焦虑发生前夜的故事。27日戒严，26日是全体公民还能享受行动自由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做什么呢？都做什么准备呢？这或许是国内读者有兴趣了解的。

26日这天，说也奇怪，阳光出奇地好，太阳尽情照出了环抱在山峦树影中的约翰内斯堡城的美丽，仿佛要把最后的自由铭刻在蔚蓝而阔大的天宇。国内的读者也许认为笔者使用“自由”一词，有点小题大做，和武汉相比，南非只是戒严21天，还要抱怨失去自由吗？中国读者哪里知道，军队开始在街道巡逻，人民被限制在家中对南非黑人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旧日种族隔离制度的痛苦记忆的复活。

种族隔离制度本质上就是通过空间施行种族隔离，黑人只能和黑人住一起，白人、有色人种有各自的居住区，不同族群的交往完全禁止。黑人来到城里打工，必须出示通行许可证，如果没有的话，会立刻遭到拘捕。

现在，满街的巡逻的警察和军人，对人的空间限制和隔离，总让人感到噩梦的浮现以及自由的失去。正因为如此，国家对“戒严”这个英文词选择极为考究，没有使用种族隔离时期常用的“shutdown”，而是选择了更为温和的“lockdown”，专家特意解释说，居民还是允许出门购买食物、药品等生活必须品，因此，没有完全失去自由，所以只算“关闭”。随后，司法部长拉莫拉在各种场合重新解释宪法第36条，即“限制法案”，以解释什么样的公民权利受到损害，但这种损害在危机状态是合法的。

失去自由还有第二层含义，即国家宪法允许的任何结社、游行和示威的活动，都将在戒严期间被禁止，这意味着，即使工人阶级的利益在戒严过程中受到伤害，人们也无法再采取既往的斗争方式维权。戒严等于南非政府把各种反对声音都压制住，从而使危机完全进入国家管控的轨道，这使得对政府失望的底层民众会有种历史的倒退感。

非常有意思的是，南非有些华人学者崇尚西方的民主，对国内的封城曾多有微词，然而，当南非政府宣布封锁时，却听不见这些人一丝的质疑声音。南非政府无论从行政能力还是拥有的资源上说，都无法和中国相比，再加上巨大的贫富差别，这些情况无不使人担心，一个正确的封锁决定可能远远达不到中国的结果。最使人担心的是，经济被搞停滞了，生命也没有保护好。

26日这天大家都在干什么呢？华人不用说，前几天就把物资储备齐备了，未雨绸缪，心里有了底，也就没人急着去哄抢商品。24日我去家里附近的一家中国食品店，结果人满为患，自己被从排队的队伍中挤了出来。26日再去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在那里购物了。相反，倒是后来看见几个白人进来，买堆得高高的泰国香米。

但26日中国人也没有闲着。南非大使馆组织大家参加张伯礼院士介绍华人防疫要点的视频会议，群主忙着以接龙方式搜集大家要问的问题。华人对戒严的各种准备绝对是最充分的。除了储备物资，关心科学，华人也对社区防疫做了许多积极的贡献。我认识的一些华人为所在社区捐赠了口罩和洗手液等，还有的试图帮助即将失业的停车场看车人，给他们物资，帮他们渡过这段没有收入的日子。

我认识一个年轻的演员，刚从德班的表演学校毕业，来到约堡寻找进入演艺界的机会。他告诉我，他在两周前就离开约堡返回德班了。我问他对戒严的感受，他说，他看着军车在街上行驶，觉得南非要疯狂了。我问什么使他觉得疯狂，他说，我看这群进入都市的士兵一个个嬉皮笑脸，没有一点严肃劲。

他的话反映了南非民众对于南非警察和军人早就失去好感的心态。这不仅仅由南非军队的腐败造成的，更主要的是，军队和警察过去做了许多镇压群众抗议的事情，给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

作为中国人，我对南非军人的印象只是这天他们出现在电视中的那一刻。戒严马上开始了，军队开始动员，却没见口号和誓言，更无严整的军容。相反，这群军人好像是出现在酒吧聚会上，而不是出征时刻。他们在队伍里扭着，跳着，唱着，嘻嘻哈哈，真的没有严肃认真的态度。我心里暗想，他们真的知道自己使命的艰苦性和严肃性吗？

最令人感动的事情是，当我开车去为一所工人教育学院送口罩时，发现那里的人们在紧张地忙碌着。这所学校成立于种族隔离时期，之后的二十多年一直从事工人教育工作。

在戒严的最后几天，他们印发了大量关于防疫要点的宣传品，向工人讲解新冠病毒的特征和防疫措施。针对工人无钱购买洗手液的现实，这个学院的老师和学员用土方配置了大量的洗手液。我好奇地问怎么配的，他们告诉我，是用漂白剂加十倍的水调制而成。我给他们送了几百只口罩，因为他们说，居家的工人虽然不需要口罩，但分布在社会卫生站的护士和医务人员非常缺乏防护设备，口罩对他们的帮助会非常大。

当26日我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要在上午把口罩、洗手液和宣传册装上车，送到各个卫生站。因为疫情，我们见面时连手都没有握。但我心里对这个学院的老师和学员充满尊敬。我想，他们在做许多政府没有做的事情。他们也许不同意戒严的决定，但他们在利用最后一点行动自由的时间，为社区多做一点事情，帮国家渡过难关。

像许多华人一样，我内心也非常担心疫情恶化时约堡出现动乱。但此时此刻，当我看着他们走入办公楼，心里突然安静下来。这是一幢现代主义式的建筑，高高大大，方方正正，没有个性，不过是市中心林立着的只有使用价值、而无审美价值的建筑物之一种。

但就在楼的一角，竖着一块牌子，写着“运动之家”（house of movement）。这是一块普通的牌子，朴实无华，没有特殊的光辉。这是这所学校的校训。从种族隔离时刻起，这所学校就以社会运动为灵魂，只有运动才能争取自由。

今天，当一切运动都将戛然停止之时，当再过几个小时，这座巨大的城市的街道将空无一人之时，当南非建国的精魂不是管控而是运动，而这个精魂要突然空空荡荡地飘荡时，那“运动之家”的字样会依然高高矗立在那里，在清冷的暗夜，照着这所学校为工人工作的所有人的心灵。在似乎绝对静止的戒严中寻找运动的灵魂，将是这座城市和国家生存下去的希望，这个运动现在的名字叫底层的自救和全国的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