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南非疫情日记（二）｜“一制两国”的抗疫道路

文｜蒋晖

几乎毫无悬念的，只要新冠疫情蔓延到非洲大陆，非洲大陆的抗疫便只能走在一条“一制两国”的路上。

何谓“一制两国”？即任何一个非洲国家都有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制，然而内部却包含贫富悬殊的两个社会，这就好像把一个第一世界和一个第三世界的国家装在了一个制度里。

当面对疫情时，非洲的每个国家实际上都是内部的两个国家在各自抗疫，这是因为它们享有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资源都是如此不同，故而它们所受的困难和挑战也各不相同的缘故。

只有在国家主权的概念里，我们才会看见作为整体性存在的国家幻象，而非洲政府目前所能做的，当然是尽其所能加固这个幻象，将抗疫作为一个超越贫富和种族差异的全民性行动，这就是阿甘本所说的，在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时，各种处于分裂状态的现实或者各种形式的赤裸生命，都被纳入一种绝对权力的控制中。这是非洲诸多国家采取的抗疫模式，其目的是避免由公共卫生危机导致的政治危机。

说实话，比起美国口水仗抗疫模式，非洲国家采取了更为雷厉风行的和负责任的政策。今日，肯尼亚、卢旺达、马里、莫桑比克、尼日利亚、津巴布韦以及南非政府，都在疫情蔓延之初果断采取全国范围或重点地区的戒严和封锁。

当南非政府在3月27日凌晨施行全国封锁时，它无疑为世界昭示了非洲大陆抗疫的决心和努力，这不仅因为南非总统拉马福萨是今年非盟轮值主席，他的决定因此具有泛非的意义，还因为南非存在着巨大的贫富分化，这将使得南非的抗疫成为非洲“一制两国”抗疫的象征。

南非前总统姆贝基在1998年说过一句名言，我们南非是一个国家两个人民。一个人民是白人，富有，另一个人民是黑人，贫穷。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还没有过时，唯一需要改动的是里面潜在的种族主义话语。

南非贫民窟，资料图

今天的“两个人民”，几乎变成了建立在两个阶级上的两个国家。一些白人沦为乞丐，不少黑人升入中产阶级，有些还成为富翁。南非今日的矛盾无法简单归结为种族矛盾，因为除了种族的矛盾外，阶级矛盾和性别矛盾也日益突出。所有矛盾最根本的表现形式，已经是底层民众和贪污腐化以及低效率的无为国家机器的矛盾。

这是没有国界的两个国家的对抗，这就是为什么在戒严时，当士兵进入亚历山大这类著名的约堡贫民窟时，在民众看来有种被外国军队入侵的感觉，因为这个地区和政府的关系是如此疏远，正如南非国家广播电台驻这个地区采访的记者说，民众只有在选举期间才能见到到访的官员。之后，这里便是一个被遗忘的国家，它被各种各样习俗法和黑社会势力所统辖。

事实上，当南非宣布抗疫戒严时，我们看到了两个国家在应战。一个是从容的国家，这个国家的居民已经采购好了充足的食物、洗手液、卫生纸和其他必备的生活用品。他们的孩子也许会因为突然要做个装饰品，却找不到一瓶胶水而又无法购买而气馁，但他们的后花园已经足够大到让他们自由奔跑和嬉戏。

另一个也是一个从容的国家，因为那里的人们除了从容便无其它事可做。首先，他们很多人没有钱，而且也没有冰箱，这倒省了他们要去抢购和储存下一周食品的精力；其次，他们更愿意相信这个疾病乃属于另一个国家人的疾病，而与他们无关。

警察关闭移民经营的小店

(Photo: Mkhuseli Sizani, GroundUp）

事实也是如此，最初南非的病例——相信其他非洲国家也一样，都是从欧洲输入性病例，是付得起去欧洲滑雪消费的人才有资格得的病。于是，那些在这些人家打工的佣人们都在悄悄私语，这是白人带来要杀黑人的病。因为特朗普伟大的宣传，所以这些人家的佣人也鹦鹉学舌，说这是黄种人发明的来杀黑人的疾病。

作为一个中立的叙事者，我可以保证，在南非媒体上看不见“中国病毒”的任何提法。但如果你能听到佣人们的谈话，你就知道现实背后还有一个未知的舆情风暴的漩涡。有谁能向这些有信仰的或无信仰的，大多教育程度不高的妇女解释科学尚未得出结论的东西呢？

无论如何，可以自我安慰的一件事情是，这些散发着各种谣言的妇女毕竟还知道这种疾病的可怕，更多的那个国家的人连这点都不知道。他们相信黑人是集体免疫的。他们也许家里没有电视而看不了新闻，也许看了却认为是另一个国家的谎言，也许根本听不懂英文，于是，这么多的“也许”让这个国家对于这个病毒的知识和另一个国家的完全不同。

依靠着无知和无奈，那个国家的人无畏地在街上遛达着，好像没有听见国家的号令。但也是因为他们的住处实在小得可怜。住在约堡北郊贫民窟diepsloop二区的一个花工，他和一个从马拉维来南非打工的伙伴住在一起。整个屋子除了一张双人床，便是在墙角放的一个小煤油炉。除此之外，整个破壁残垣的屋子里连个落脚之地都没有。如果严格遵守21天戒严令，那就意味着两个陌生男子，在一张床上一天24小时一动不动地躺21天。

这就是为什么戒严了，大兵来了，人们被赶进屋里，而等大兵走了，又蜂拥涌上街头的原因。人们没办法啊：小孩子们要跑出来踢球；街上的一个水龙头是用来解决五百人饮水需求；一家七八口睡在一间屋子，早上怎么也得轮换着换衣服，尊严一下；在贫民区里，一个住户和另一个住户屋距不足一臂，而屋子里，每人享有的空间也不足一臂，于是，只能往街上跑了，哪怕是为了呼吸口新鲜空气。

戒严第一天，警察就使用橡皮子弹驱散人群了，因为在超市排队的人太多太长，而且人与人之间也没有保持国家规定的1点5米的空间。另一部分被警察扣住了，因为他们购物或上班需要搭乘小巴。私人运营小巴一般载15人，按照戒严的规定，一辆车只允许坐一半的人。因此，警察给每辆车留了七个人，其余的人被勒令步行回家。

不久，小巴司机就罢工了，因为载七个人根本赚不回运行成本。小巴司机抱怨汽油太贵，抱怨他们坐在车顶聊天，被警察勒令彼此保持距离，而他们看见警察都是一堆一堆从一辆车上下来的，也没有按照国家规定保持距离。

戒严的第四天，老人们纷纷上街，来到指定地点领取退休金和残疾人生活保障金，这些生活经费每月发一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从电视上看，政府的组织工作还是不错，为了保持距离，每位排队领钱的老人都坐在事先排好的椅子上。从电视镜头中人们可以看到，前面人结束了，后面的老人集体起立，颤巍巍地移到他们前面一排的椅子上。就这样像蜗牛似地移动着，许多老人从早上6点移动到下午1点，还没领到。

这些都是戒严这五天来电视上不断播放的镜头。这些镜头讲述着那个国家的故事，不知疲倦地，甚至是喋喋不休的，因为只有那个国家有无数故事可讲。

相较而言，这个富裕的国家突然间好像消失了一般。除了在第一天有人遛狗被勒令回去的新闻之外，就是一位民众在路边拍摄了一对夫妇不顾禁令在外跑步的影像，这是为数不多的在国家电视上可以看到的关于这个国家的消息。

这意味着，假如一个在贫民窟或人挤为患、危险重重的内城的居民打开了电视机，他突然间看到的都是自己的生活，而另一个过去占据镜头中心的世界忽然间隐形了，连同美丽的高尔夫球场，五光十色的时尚，牛排和美酒的广告等等，都让出了镜头的中心，和那个世界一起消失了。

也许他的知识不足以让他意识到，这种变化意味着，国家已经开启了紧急状态下的“监视机制”，所有的摄像头都对准了他的国家，使得这个国家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阳光之下；也许他的教育不足以让他对这种变化感到恐惧，因为他毕竟不懂得“被看”意味着什么；也许他正在侧耳倾听，他知道，未来任何一个病例，如果有的话，将来自他的世界。

这是经典的一个制度两个国家里“看”与“被看”在战时状态的反转，它将第三世界所处的国家置于镜头的中心，因为那个隐形的权力明白，所谓的举国抗疫，乃实质是这个国家的抗疫。

现在我们似乎明白了，为什么政府要动用军队，如果只是第一世界的防疫，军队的动用是多余的，警察足矣；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军队大多被分配到黑人居住的城乡；为什么国家开始匆忙地向喝不上水的地方临时投放41000个水箱；为什么紧急为约堡15000流浪汉寻找临时住所，迄今，只有2000人有地方暂时住下来，剩下的13000人实际上还在街上流浪。

可以想象，未来病情一旦爆发，濒临崩溃的农村的医疗系统将不断曝光在镜头面前。我们知道还有许多没有被镜头捕捉到的景象，比如，以戒严之名，一些地方政府趁机拆毁许多穷人的非法建筑物从而造成的冲突等。这些已知和将知的图像，乃是这次南非抗疫跳动的脉搏。

从这次抗疫中我们能期待什么？我们看到政府正在博弈：南非深重的社会和体制问题要么借助这次疫情压垮政府，以最无情的方式逼迫政府采取更大的决心实施改革，要么政府再次在这次疫情的打击下顽强地存在下去，届时，当疫情过去，“看”与“被看”的游戏重新反转，一切恢复原样，一个制度两个国家的现实再次顽强地继续下去。何种结果，看这奋力一搏的效果。

从来没有看见南非政府、各个党派和公民社会团体达到如此团结的程度。他们都坚定地支持戒严，坚定地站在政府的身边。这种异乎寻常的团结在西方发达国家是看不见的，这说明，这个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灾难可以导致的危机的程度。因为危机大，所以团结紧。这个国家是团结的，现在他们伸出臂膀，想把那个国家也拉到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