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洋台湾疫情日记 | 我的居家检疫14天

撰文 | 洋洋

因为家庭及工作上的各种原因，我在大陆疫情好转，国际疫情升温的时候“逆行”入台。谁能想到这样的剧情，一个多月前，台湾的亲友们非常担心我，想给我寄口罩寄不过来；现在，又变成大陆的亲友们担心我，口罩也仍然不够，但还好寄得过来。2月份的时候，因为台湾当局迅速阻断两岸的交通往来，虽然有借防疫之名行“反中”之实的嫌疑，但客观效果确实是把疫情挡在了境外，本土病例得到了一定的控制。可惜一个月后，同样的“决断”并没有施行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美国。台湾迟至3月19日才开始封锁边境，全面限制外籍人士入台，但这时疫情在岛内已渐成延烧之势，迫使当局不得不接连采取措施“补破网”。

有人可能要说，3月19日封锁不算晚啊，大陆3月28日才封锁呢。这里就要提到台湾的“具感染风险民众追踪管理机制”。这个管理机制分为三类，最轻的是自主健康管理，基本就是处于自由状态，自己监测好体温即可。其次是居家检疫，14天内不得外出（相当于大陆的居家隔离），由里长或里干事每日打电话进行健康问讯。最后是居家隔离，对象是确诊病例之接触者，由卫生主管机关直接监管。在外籍人士被限制入境之前，只有从中国大陆、港澳、韩国等疫情三级警示地区入境台湾的，才需要强制居家检疫14天，其它地区的只需自主健康管理。2月份以来，三级警示地区的范围一直在变，唯一不变的就是中国大陆，至今仍是。而确诊病例世界第一的美国，直到最后一刻——3月19日封境才被提升至三级警示。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从美国入境的，包括从日本入境的，还有很多其它国家入境的，都是可以趴趴跑的。而大陆多个城市早已在3月中甚至更早就启动入境人员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的措施了。在这次疫情中，台湾流行一个词叫“超前部署”，说是出入境限制超前，口罩政策超前，科技研发超前，各种超前，媒体还吹出了一个“广受国际赞誉”的“台湾模式”。但是到了今天，境外病例暴增，社区感染的苗头开始出现，民众依然在为口罩发愁，台湾能不能挺过这第二波疫情都很难说，就可以看出所谓的“超前”带有太多的投机和侥幸，并且已经远远滞后于大陆了。现在，台湾的居家检疫对象已经扩展至所有入境人员，因为没有实行集中隔离，社区和公共场所也都没有进行严格的管控，可以说，能否防住疫情的“命门”就在于居家检疫了。3月29日，滞留湖北的台胞包机返台，例外地被要求全部执行集中隔离检疫。

之前已从多位返台的朋友那里打探了居家检疫的大致流程，但实际上，居家检疫的防控度步步提升，到我入台时已经比朋友告知的情况严格得多。一下飞机就排队进行体温检测，然后审查入境健康声明书，测试填报的手机是否通畅。自主通关已全部停用，必须走人工通道查验旅行史及相关信息。

（健康记录表）

由于不允许搭乘大众交通回家，所以有两种选择，一是自行驾车或亲友接送，二是搭乘机场安排的防疫车辆。我选择了后者，领到一张蓝色指示牌，一出到达大厅，立刻有保安上前引导我去搭车。我需要先把家庭地址填写交给保安，保安再告诉司机。但是为了保护乘客隐私，司机只知道你住在哪个区，并不会知道详细的地址。不过这也可能会造成漏洞，乘客完全可以在同一个区的另一个地址下车，在外面逛一圈再回家。总体而言，从下飞机到入境搭车，每个环节衔接得都很紧凑，虽然谈不上严防死守，但井井有条，大体上没有空子可钻。防疫车辆是跟出租车公司合作的，以桃园机场来说，最多时大约配备了400辆防疫车，还有一些计程车和防疫巴士分流。车辆的保护措施也做得不错，驾驶座和后排座位之间隔着厚厚的帘子，上下车的时候司机都会拿酒精喷雾帮你洗手消毒。

我老老实实坐车到了家门口，踏入家门后，就开始14天自我隔离的生活了。因为有家人同住，所以生活物资上不用发愁。如果独居的话，社区可以帮忙采买物资。这里又有一个潜在的风险，居家检疫者并不要求单人居住（大陆的居家隔离一般要求一人一室一卫），其家人也可以自由出入。虽然外面有防疫旅馆可住（台北目前有6间，房价3000-6000元台币不等），但不是强制性的，除非是游客，大部分人肯定都选择居家检疫。那么如果隔离者携带病毒，传染给家人，家人又在外面自由活动的话，防控的效果实际上就等于没有了。后来居家检疫者大增，检疫旅馆数量不足，当局就倒过来处理，鼓励入境者住家里，让家属住旅馆，住满14天的话可以申领5000-700元台币的补助（依各县市规定）。

第二天一早我就接到了里干事的电话，态度很亲切，拉家常似地询问了我一些基本信息，叮嘱我不能外出。他们会每天两通电话检查是否在家，是否身体健康。如果打三次电话都没接到的话，里干事和警察就会上门查看。但是里干事又非常贴心地问我早上几点起床，她会在我起床后才来电，以及如果没接到电话也不要慌，她会先推测我可能是在洗澡之类的。我心想这也太宽松了吧！而且可以只提供手机号码，不需要座机，其实很难确认你是否真的在家。接下来确实每天都有两通电话查岗，但几乎都是固定时间，大约是早上十点半和晚上七点多，所以每天我看着快到点了就会守着电话，基本没有漏接过。接下来的十几天，除了家人外，里干事成了我交谈最多的人。有时我们会聊聊天，比如她会跟我讲一点媒体上看到的防疫新闻，也会谈一点她的社区工作，她的声音很好听，但我们谁也没见过谁。

虽然有家人外出采买物资，但朋友们还是买了大包小包的零食和一堆蔬菜水果送到家里。他们也没有因为我从境外回来就避之犹恐不及。常常是他们想进家门跟我多聊会儿却被我赶走了，毕竟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

第三天，里干事送来了市政府发放的防疫包。里面有6片口罩，一些全素食品，两瓶维生素B群，平安符，证严法师的《静思语》等。我还挺高兴的，没想到居家检疫还有礼物。据说每个县市的防疫包内容都不一样，媒体曾做过比拼展示，比如新北的防疫包主打数位娱乐，内含多个影音平台的免费观赏序号；宜兰的特色是花卉种植，赠送了种子、盆栽、培养土等；花莲的简直好比救灾物资，罐头、泡面、饼干、八宝粥一应俱全，连拖鞋、垃圾袋、卫生纸都有。各县市花样百出，可谓是挖空心思。台北市的这个防疫包是慈济基金会和中美制药捐赠的，走的是心灵安抚路线，风格素雅，从中也可一窥慈济这个宗教团体深厚的财力和影响力。

（防疫包）

因为我无法下楼，外来人员要坐电梯上楼的话必须到小区的管理处登记借卡，比较麻烦，所以我在电话里请里干事把防疫包放在管理处，过后再由家人去取。但是里干事略有担忧地说，管理处人多口杂的，这样会不会走漏了风声，搞得人尽皆知有个居家检疫者。我这才意识到还有保护隐私的顾虑。必须承认，整个居家检疫的过程，做得最好的环节就是对隐私的保护。我的详细身份资料虽然入境时在机场都已填写，但我猜测应该是为了保护隐私，并没有全部传送到社区，里干事连我是从哪里回来的都不知道。我的信息是绝对保密的，除了里长和里干事，没有人知道哪里住着居家检疫者。包括后来启用电子监控，派出所也只知道手机号码和住址，不知道我的姓名、证件号等个人资讯。台北的六家居家检疫旅馆，也只公布了其中两家的地址，其它信息一概没有透露。在大陆习惯了整天填写各种个人信息，突然间这么被保护起来竟然有点受宠若惊，对里干事更有好感了。

说实话，我确实不愿意被邻里知道自己正在居家检疫，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我的大陆身份。疫情爆发以来，台湾社会的“反中”“仇中”甚嚣尘上，对于“非我族类”严防死守围追堵截。这个“非我族类”不仅是大陆人，也波及那些从大陆返台的台湾人，当时的武汉返台包机就引起岛内民众的强烈抵触。政治和病毒的相乘作用，使得民众对“大陆”这个字眼的敌意漫无边界地延伸。我的一些台湾好友，对大陆素有好感的，提起陆配及陆配子女的返台也颇有微词，已经无暇去顾及其中的人伦情理，其它广大岛民的心态更是可想而知。至今，台湾从行政部门到媒体都还在广泛使用“武汉肺炎”的名称。在这个讲究“政治正确”，热衷于谈论身份政治的社会，如此污名化的称呼却大行其道，可见所谓的人权隐私，总是要虚伪地依附于某些屏障的。

近日有新闻报道，某小区居民围剿居家检疫者，死活不让其入住。又有居家隔离者不幸被泄密，遭受网络霸凌，令人心惊胆寒。在大陆的疫情中，也曾发生过武汉人员信息被公开传播的事情。人们反复讨论着隐私和防控之间的二难选择，但是这个问题到了台湾显得有些尴尬。台湾的社会舆论极力放大了前者的重要性，却很少有人在关心后者的实施效果。一个滑稽的悖论是，当局一再鼓励民众举报出逃人员，但如果连谁是隔离者都不知道又如何举报呢？或许高额罚款能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但那终究不是直接的盯防。后来又加强了电子监控的力度，但技术不过关，反而搞得基层员警疲于奔命。对比大陆各种硬核的群防群控，台湾温情脉脉的居家防控有其可取之处，但也很容易形成防疫破口。3月19日后居家检疫全面铺开，入境病例暴增，社区防控的压力和漏洞也开始凸显出来。基层工作人员的负荷越来越重，但因为个人资讯的保密，邻长、志工等其他人也无法加入到协助防疫中，因此就有民意代表呼吁，适当公开个人资讯给相关工作人员，以缓解人力不足的压力。

我想，如果台湾也有个张文宏主任出来告诉大家，在家里闷14天也是战斗，民众是不是就能对居家检疫者有更多体谅？如果实施一定的社区防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完全的放任自由，那么居家检疫也就可以成为社区防控的一个组成部分，民众也不会对其过于拒斥恐惧。如果不是一味煽动族群政治排外情绪，而是向民众更多普及知识，介绍大陆的防疫成果，那么霸凌也就无所依附。有时候，二难选择并不一定是真命题。

虽然目前病例数量看起来只有200多，但增速很快，检测数量也还很少。现在中国大陆的几个大城市都要求对入境人员全部实施核酸检测，但台湾主要还是检测有症状的就医者。我在大陆经历了一个多月的“紧急状态”，到了台湾感觉周围突然松懈了下来。人们还是照常出行、外食、聚会，路上还有很多人没戴口罩，社区也没有在进行防控。不少台湾人会觉得病毒离自己还很遥远，要提防的只是那些被隔离的人。“解严”以来，台湾只在921大地震时发布过“紧急命令”，SARS和这次疫情中都没有发布。当然，台湾也没有资格发布，它根本就不是一个主权者。整个社会的松散日常，也给居家检疫的施行增加了难度。新闻上屡屡爆出居家检疫者偷跑的新闻，有借口倒垃圾的，有偷溜去便利店的，甚至还有人大晚上跑到夜店狂欢，花样百出。虽然罚款金额高达100万台币，也仍是防不胜防。里干事每次来电都会感谢我的配合，总是说让我辛苦了。这令我很不好意思，心想辛苦的是你们，我有什么好辛苦的呢。现在台湾的居家检疫者和居家隔离者已经多达四万人，基层工作人员除了每天电话里叮嘱，也没有更好的监督办法。

从现实效果来看，台湾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确实较为有效地控制住了疫情，但另一方面，这种控制又是脆弱和侥幸的。台湾“卫福部”曾经宣布，居家检疫和居家隔离人员无一例失联。但是在我认识的朋友中，就有两位在居家检疫期间从来没有收到过任何电话和短信的。很多人常常把台湾的社区治理、社区营造奉为样板，但这种模式不是行政权力的有效下渗，一旦遇到重大灾害事件立刻会暴露出它的弊端。比如人力物力不足，缺乏完备的基层公卫防疫网络，宣传管控难以做到位等等。3月29日“卫福部”负责人陈时中在记者会上说，接下来每周可能会有70-80例的病例增加。防疫形势日益严峻，我不知道台湾会不会爆发社区感染，只能寄希望于提升居家检疫的防控力度，这样所谓的“境外阻绝”策略才有可能发挥作用。

还有一个我们往往会忽略的问题，就是台湾的基层行政如何有效施行于乡镇层级。正如原住民民意代表高金素梅指出的，这次防疫工作的部署基本上只到县市一级，那些原乡（原住民乡镇）、偏乡地区并没有得到行政授权，口罩等物资保障也没有完全落实。于是就发生了这种奇特的事情，由于出境旅游受限，民众纷纷跑到山清水秀的部落旅游度假，清境农场的大批人员，甚至跑到部落里避难。结果原本可能是最安全的原乡部落，一下子面临巨大的感染风险。然而因为部落村长没有获得防疫部署的授权，便无法擅自封锁村落，阻挡外来人员的涌入。这与大陆那些暴躁村长、硬核村长相比，其中的行政落差一目了然。

第五天，早上起床后突然头痛恶寒，呕吐了两次。自己评估了一下，应该是昨天在家里吹风着凉所致。要不要向里干事汇报病情呢？汇报吧，担心本来是普通感冒却要被抓去医院做检测，徒增感染风险。不汇报吧，万一发热起来，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感染了新冠，到时延误了病情又害了他人。想来想去，决定还是如实汇报。里干事似乎也不知道怎么办，说如果需要就医只能叫救护车送去定点医院，建议我还是多休息，先观察一下病情。我问能不能求助医生开些药，让家人去买，里干事说没有医生可找，我好像也不符合视讯诊疗的条件。

好吧，看来只能自己治疗了。赶紧狂喝开水，捂热发汗，吃了家里仅存的一点中成药。没有任何呼吸道症状出现，除了头昏也没有别的不适，体温37℃上下。虽然新冠的症状捉摸不定，但综合各种因素判断，自己觉得感染的可能性很低。不放心，又上“丁香医生”微信问诊，医生说基本上可以排除新冠，不用吃药多休息即可，这才不再疑神疑鬼。后来中国为海外华人开通了“微医全球抗疫平台”，联想到自己的这个经历，不禁拍案叫绝。所幸，傍晚时身体明显好转起来。里干事再次来电时已是晚上八点多，她说咨询了1922（防疫咨询专线），不管有没有发热，就医渠道确实只有定点医院。我把情况汇报了一下，她也认为应无大碍。

到了第七天身体就完全恢复了。还好我的病情轻微，可以自己治疗，如果居家检疫者不管大小病就医，都只能送到定点医院的话，似乎太浪费医疗资源了。平时虽然有很多私人诊所可以看诊，民众在家附近一般都能解决看病问题，但是一旦需要大规模统一调用医疗资源的时候，这些私人诊所大部分是没法响应的。当然，目前台湾应对疫情的医疗资源还相对充裕，陈时中说负压隔离病床现在只占用了五成（但当初也是以负压隔离病床有限为由，拒绝接受武汉返台包机），而且台湾很早就禁止医护人员出境，禁止口罩出口并征收（如今却要输送给美国每周10万片口罩），貌似一定程度上储备了人力物力。但是很明显，社区的公共医疗系统基本上是不起作用的，无法做到对病患的分流收治，甚至也没有一个初步的社区筛检机制。区、里、小区之间无法形成一个有效的基层调动系统，因此出现问题时，里干事只能直接拨打公共专线咨询。我生病的这一天里也没有人上门诊查什么的，也可能是因为我的症状太轻微。其实从武汉的应对措施中已经可以吸取到足够多的经验教训了。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大陆的防疫经验根本不在台湾舆论关注的范围内，他们更愿意依赖于所谓的“台美防疫合作”。3月21日，台湾宣布了新措施，轻症病例第一次采检后不需要再住院治疗，符合条件的可以居家隔离，这也是在病例激增的情况下，开始分流病患以减轻医院的压力了。

3月18日宣布封锁边境后，人们开始恐慌起来。家人去超市采买物资，发现许多货架都已搬空，尤其是速食类，卫生纸也没了。接下来的几天大家也都还照常出门，恐慌似乎很快又消散于无形中。

（被抢购一空的货架）

过年的时候在大陆，家里囤了近十天的蔬菜和肉类。当时是既不敢出门，出门也买不到菜，连榨菜都买不到。每天从冰箱取一小块肉或一条鱼，掰几叶菜，精打细算地吃饭。也因此掌握了不少储存食物的法子，比如根茎类的就用纸箱收好放户外，绿叶菜包上纸用保鲜袋装好收冰箱等等。事情经历过一次就不会再害怕。我家附近的超商物资供应也都挺正常。但是卫生纸还是缺货，已经开始限购。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囤卫生纸，这好像是世界各国人民不约而同的避难动作。

超市里的卫生纸限购公告

这次感冒的虚惊使我意识到有必要在家里囤点中成药。台湾很少生产中成药，因为中医诊所太普遍，有病直接看诊，对症下药。中药也不用熬煎，一般都使用“科学中药”，就是把各类药材制成粉状，按药方配比制作成一包一包药粉，方便服用。但是在无法看诊的情况下就只能到药局买西药了。碰上普通感冒，药局里要么是处方药，要么是退热止痛的猛药，几乎没有像中成药那样具有辅助治疗作用的。

2月份以来，我们在大陆的时候记住了很多药名，克力芝、瑞德西韦、阿比朵尔、达芦那韦，当然也有双黄连、金花清感、连花清瘟。我们懂得了“抑制”和“治疗”不一样，体外细胞实验有效不代表吃进去就有效，临床试验要通过“双盲测试”。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谣言，我们锻炼出了一副火眼金睛。一位好友正在参与新冠药物的研发，从她那里，我学到了一些生物知识，粗浅地了解了药物研发的原理，多少缓释了身为文科生无能的焦虑。讲这些不是要炫耀什么，只是想说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在疫情中经历着恐慌，但也得到了成长。

然而到了这里我才发现，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很多似曾相识的剧情又演了一遍。比如，3月26日台湾媒体激动地宣称奎宁类药物羟氯奎宁可以治疗新冠，可是我们知道，大陆早在2月份就启动了磷酸氯喹的临床实验。我的台湾朋友们很兴奋，据说社会上也出现了奎宁抢购风潮，不愧都是国人同胞。不过这次可比抢购双黄连狠多了，要知道奎宁吃下去没病也可能给毒个半死。过几天，又爆出台湾茶叶可以抗击新冠，可这不就是大陆也闹过的绿茶铁观音么。后来钟南山团队在国际上发表论文，说连花清瘟可以抑制新冠病毒，大陆也向意大利捐赠了10万盒连花清瘟，台湾人才开始关注到了中成药。但是台湾买不到，药品入境又有限制，怎么办？我的一位天才劳动者朋友决定自力更生，到中药铺备齐连翘粉等药材，照着连花清瘟的说明书自己调配成药。祝他成功。

除了药品问题上的固步自封，口罩的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疫情一传出，台湾当局迅速对口罩进行征购统配，后来又设计出了一套复杂的口罩购买系统，大致是这样的流程：先提前在网络平台上登记预购，收到简讯通知后付款，然后到超商领取，从预购到取货大约需要十几天。另外还有药局和卫生所每天限量供应口罩500多万片，但是成人每周只能买3片，儿童买5片（后来的新政策是14天可买9片）。价格比往日贵些，每片5元（台币），再加7元处理费，也就是3片口罩22元，约等于人民币5元。预购系统一开放就大当机，药局也一直是大排长队。朋友告诉我，他为了买3片口罩排了1小时队，下一次再买必须等到7天后。还有一个朋友索性放弃，直接从淘宝采买口罩，一下子就买到了几百个。

还好我把大陆家里的存货都带了过来，里干事又先后一共送了12片口罩，目前还算应付得过去。翻箱倒柜了一下，还找出不少选举期间各个候选人发送的口罩，蓝的绿的白的，印着男男女女候选人殷殷期盼的笑脸，零零星星凑起来也有十几片，以前嫌烦，现在竟如获珍宝。前几天爆出台湾每周要输送给美国10万片口罩，换取30万件防护服原料，舆论哗然。有人开玩笑，大陆“一省包一国”，果然“台湾包美国”。后来又有媒体言之凿凿，台湾一周的口罩产量近亿片，绰绰有余，“这根本赚到好吗！”我不知道这背后的帐怎么算，但反正肯定不是这么算。

这次疫情中台湾诞生了一个“防疫英雄”唐凤，口罩实名制购买系统的开发功臣。在她身上有很多新闻热点，“行政院”官员、“IT大臣”、IQ180、跨性别者，媒体还送给她一个 “键盘救国”的冠冕。不过，类似的口罩购买系统早就在大陆多个城市上线了，而且更为便捷高效。在口罩最紧缺的时候，民众也能通过摇号系统抽取到口罩，通过数量、时间、地点的分配，避免了排队的困扰。我们也没有因此就把哪个天才捧为“防疫英雄”，政府为人民服务，没有谁是救世主。我们的英雄是千千万万以血肉之躯奋战在第一线的人民。

天气渐暖，春天真的来了。朋友发来台北的早樱照片，街巷庭院中的三两枝，等我出去时应该已经谢了吧。台北的春天没有花红柳绿，总是不经意间在某个角落就出现了。不是说病毒经不起高温吗，就盼着天气快快热起来，亚热带的台湾，会不会较早结束疫情呢？然而非洲、东南亚也正处于疫情的肆虐中。

每天的生活其实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读书上网做饭，练练八段锦，有时看看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发布会。记者会每天都有，指挥官陈时中和其它几位负责人会发布每天的确诊病例、防疫工作的进展，接受媒体的提问。不得不说，陈时中的表现还是很不错的。他是牙医出身，比较没有官僚气，每天的发布会都亲自汇报情况，专业务实，深得民众认可，还因此获得了“钢铁部长”的爱称。大陆有网民揪住他戴反口罩的新闻进行嘲笑，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没有人会因此质疑陈时中的专业性，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都有可能偶尔戴错口罩。台湾自日据以来就形成了医生崇拜的社会心理，民众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觉得只有最优秀的人才能当上医生，这也是无形中为陈时中增添了光环。

“卫福部”把每个病例都编了号，每天都会公布新增病例的年龄、接触史、发现渠道以及发病症状等，以表格形式呈现，一目了然。但是并没有公布所有病例的行动轨迹，同样也是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因此记者会上常常会有记者质疑，为什么公布案xxx（编号）的轨迹，却没有公布案xxx的轨迹，是不是因为歧视！比如曾经就有公布了一个越南外劳的轨迹，却没有公布同时发现的另一个法国病例的轨迹。对此官员们自然有各种解释，大体上就是觉得有防控的风险才公布。但很多人还是认定这里面必是带有对外劳的歧视。疫情爆发以来，非法外劳逃跑的问题——政治正确的说法叫“失联移工”——成为一个焦点。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和高昂的中介费，台湾常常会发生非法外劳和雇主失联的现象，这些无从追踪的外劳就有可能变成防疫的破口。类似的情节在韩国电影《流感》里也有出现，只不过那个四处逃窜的东南亚偷渡者竟是唯一的抗体携带者。可爱的小女孩注射了偷渡者的血清后拥有了抗体，拯救了整个韩国，偷渡者也洗清了污名。就像我们的张文宏医生说的，注射了血清后立刻从床上爬起来的，那是电影。把防疫破口的锅甩在外劳头上的，才是现实。除了外劳，陆生、陆配、武汉台胞也都是刺眼的词，被人们视作重点防范的对象。

居家检疫第十天，里干事通知我可以申请居家检疫的补偿金，每天有1000元（台币），解除隔离后就可以提交材料办理。每天1000元，14天就是14000元，数额不小，于是赶紧上“卫福部”网站查看申领条件。防疫补偿的对象包括居家检疫或隔离者，以及因为照顾他们（需是生活不能自理者）而不能上班的家属，本土和外籍的都能申请，其实就是相当于误工补偿。因此有个必要条件，即14天内无法从事工作（非受雇者）或没有支领薪资（受雇者）。这么看来我应该是不符合条件，无法申请。这也合乎情理，总不能一边领着正常上班的钱，一边又领着不能上班的补偿。

里干事还提醒我，居家检疫期间不可让家人带着我的健保卡出去刷，因为系统会自动跳出警示此人正在居家检疫，不得外出。这当然是很特殊的情况，一般没有人会拿别人的健保卡去使用。台湾的健保卡里面是没有钱的，没法在药店买药。个人每月缴交一定的健保费，由健保系统统一支配。看诊的话费用分为健保给付和自费两部分，比如普通感冒自己大概需要付100-200元台币，拿7日份的药。台湾人很自豪于他们的健保系统，相比于身份证，一张健保卡恐怕更能代表你的“台湾身份”。在这次疫情中，台湾整个防疫工作的运转基础，也是这套健保系统。购买口罩使用健保卡登记。就医时，健保卡还会自动显示你30天内的高危地区旅游史，提醒医生做相应的处理（也有人诟病其侵犯隐私）。新冠的治疗费用，则是确诊前由健保给付，确诊后由疾管署负责，个人需要负担的部分不是很多。全民健保系统被认为是台湾防疫“成功”的基石，当局也借此再次强调“福利国家”的优越性。但是民众更担心的是，健保的高额支出是否能够继续维持下去，未来会不会提升健保费和健保身份的门槛。已有民意代表趁机发表提案，要求大幅提升那些长期没有在台湾居住的台湾人的健保费，这其中的一个矛头所指，便是大量在大陆居住、工作的台胞，以及陆生、陆配等往来于两岸的大陆人。未来，这个健保系统完全有可能成为强化身份区隔和政治对立的隐形利器。

3月22日，“中研院”爆出4例群聚性感染，其感染源便是从美国返台的学者。从政治上的崇美到学术上的崇美，在攸关性命的防疫工作上依然崇美，“中研院”的案例可谓是台湾崇美症候群的集中显影。很快，成大、清大、政大、实践大学、台师大都出现了确诊病例。我周围的朋友因为多在高校活动，人人自危。疫情爆发之初，陆生被禁止返台上学，直到现在也还不能回来，结果反而是欧美国家回来的师生导致了高校感染，不免讽刺。

本以为14天居家检疫的生活就这么平淡地度过了，谁料想高潮竟在最后的两天出现了。第十三天的中午，我正在睡觉，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因为里干事不会在这个时间来电，朋友们也不会打我的手机，所以我以为是骚扰电话。接听后，对方自称是我们区派出所的警察，问我是不是偷跑出去了，因为他们那里侦测到我的手机信号不在家里。我莫名其妙，刚才分明在睡觉啊，看了下手机，果然收到一条疫情指挥中心的警告短信，提示我离开居家范围，将被施以罚款！警察说他们将立刻上门查看，让我到时站在门内，他们会摄影取证。

疫情指挥中心的警告短信

五分钟后，一个警察和一个替代役上门了。我本能地要走出去迎接，当即被他们喝止，叫我不许动，要跟他们保持1米的距离。看他们紧张兮兮的样子我不禁觉得好笑，老实地原地立定，只见警察胸前有个摄像头的红点在闪烁。他问了两个问题让我如实回答：一，我是居家检疫者还是居家隔离者；二，我是不是遵守规定待在家里。回答完毕，警察又要了我家的座机号码，如果再出现误报，他们打座机确认即可，不用再跑上门。

送走警察后，我整个儿还是懵的，平白无故被当嫌犯一样问讯、录影，到底发生了什么？上网一查，才知道台湾刚启用了一个“电子围篱系统”，通过和电信部门合作，利用手机信号来侦测居家检疫和居家隔离人员的地理位置。又是“科技防疫”！口罩系统、健保系统、智能防疫手机（台湾发放了一部分特制的智能防疫手机，用来定位居家检疫者，但数量太少），现在又来了个“电子围篱系统”，仿佛铺开了一个数字监控的天罗地网。专家学者纷纷跳出来讨伐，指其违法、侵犯隐私，俨然《1984》的现实演绎。但事实上，天罗地网破洞太多，这些系统发生了各种故障，最后仍是要动用人力解决。媒体大吹特吹“电子围篱系统”，自诩受到了“间谍强国”以色列的盛赞，还引得美国前来合作。但仅台北市，每间派出所日均就有10例误报，基层员警不胜其扰。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共收到了10条警告短信，全部是误报，有次还发生在早上6点。起初我猜测是手机放置位置的问题，试遍了家里各个角落后发现徒劳，索性就不管了。警察打了几通电话后也懒得再打了。但麻烦的是，警察要交接班，每换一班警察，一切就要重来一遍：打电话确认、询问身份信息（姓名、出生年月、身份证号）、上门录影问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信息没有被记录在案，如果没有记录，又为什么要收集这些信息？

居家检疫的日子就在这最后的兵荒马乱中结束了。截至我的日记写完，台湾共有322例确诊病例。岛内也终于开始采取一系列出行防控，包括建议社交距离保持1米、餐厅设置隔屏、大众运输全面测温等。这些“滞后”的防控措施是否来得及应对日益严重的疫情，只能等待现实的验证。走出家门的那一刻，其实并没有特别感到重获自由的喜悦，因为接下来的日子，仍需在一定的自我隔离中度过。我所感到轻松的是，隔离了14天后，终于可以确认自己没有感染病毒，我对于他人来说也是个安全的人。

有天走在路上，擦身而过一个外国人（目测不是美国人），同行的朋友有些不安，担心外国回来的携带病毒。我笑笑告诉她：你放心，这人一定是和我一样经历了14天居家检疫后出来的。我想这就是放弃自由接受14天隔离的意义所在吧。它让你在牺牲自由权利的同时也向你保障了生存的权利，同时更是个人对于社会公意的遵守。但另一方面，当政府把最大的赌注都压在居家检疫上时，应该问责的并不是权力的滥用，而是权力的无用。因为无法建立一个充分运转的防控系统以承担起保护人民的责任，因为原本就已脆弱疲敝的政治经济生态无法承受任何“例外”的风险，这种凌空高蹈的“民主社会”只能以各种虚晃一枪的监控来彰显权力的身影。希望台湾能够尽快度过这次危机，然而对于台湾来说，危机又何止于这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