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洋 | 疫情冲击下的零工女性

文 / 战洋

新冠疫情爆发之后，城市所依赖的流动性被中断和改变。城市停摆，工厂停工，很多进城务工的打工者的流动轨迹发生变化，经历了停工、复工、返乡、甚至失业。这其中，从事零工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女性，遭遇到的冲击很大，却较少受到关注。在疫情中，她们中的一些人面临失业的打击，陷入了困境。更多的女性在家庭和工作的双重负担下挣扎，体验到双重负担在缺乏学校等公共服务的支持下，变成了双重困境。疫情让零工女性的破碎的流动性暴露无遗。她们的经历召唤对流动性的反思，也召唤对于公共性的思考。本文中涉及到的人物，均是笔者以往研究中的访谈对象。这篇文章的写作，基于她们在疫情之中的经历和分享。（文中的人名均为化名。）

王颖是进城务工的妇女，今年43岁。2020年2月1日，王颖正式失业了。而在这之前，自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之后，她的收入就已经大大降低了，比正常的时候减少了百分之五六十。

在失业之前，王颖被很多人叫做“小蜜蜂”。小蜜蜂是重庆房地产业对于发小广告的短期雇工的统称。没有人知道这个称呼从哪里来的，但是由于它精确的描述了王颖这样的房地产业短期雇佣工的劳动状态，它渐渐也就成了一个工种的代称。“小蜜蜂们”的工作是“季节性的”，只有在楼盘销售时期，她们才受雇。而在某个楼盘开发的早期和销售完成之后，她们就会停工。

（房交会上的“小蜜蜂”）

抢客源是“小蜜蜂们”的主要任务。她们携带小广告，分散等候在其他开发商的楼盘之外。每次有合适的客人出现，不同楼盘雇佣的“小蜜蜂们”经常不顾客人的驱赶，把客人团团围住。她们有时候把广告硬塞进客人的手里，客人会生气的说几句狠话。有时候她们追着客人站到了售楼处前的广场上，保安会毫不犹豫的过来，把她们赶走，直到她们的脚站到马路上，离开了广场，才罢休。

重庆的“小蜜蜂”工种，高度依附于重庆近些年的产业发展。近些年，重庆引入了从东部转移过来的制造业，包括2009年引进的富士康。不仅如此， 自2010年，重庆开始建设继上海浦东和天津滨海之后中国第三个国家级新区：两江新区，引进了大量的高新技术产业和世界五百强企业。而因为这些产业发展，城市化较为快速扩张，房地产行业也迅速发展。“小蜜蜂”作为职业，处于高科技发展策略主导下的城市产业链的“最底端”。

王颖本指望着，2020年的春节会是个房地产销售的小回潮，因为每年过年，都会有一些外出务工的人回乡购房。然而，新冠疫情期间，重庆暂停了销售楼盘的销售和推广，对小蜜蜂业务造成近乎毁灭性打击。昔日熙熙攘攘的售楼处，人影全无。不仅是王颖的雇主，其它房地产商也一样，迅速解雇了没有签订合同的零工经济从业者。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王颖失业整60天，还没有找到新的工作。

在高速城市化的当今中国，位于产业链底端的零工经济不止 “小蜜蜂”一种，还有更多脆弱的零工形态。在深圳，日结工“三和大神”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在重庆，近些年的产业发展带动了餐饮业和服务业，也出现了服务业和餐饮业的女性短期雇工。李星就是一位小茶馆的帮工。和王颖一样，她也是农村背景。经过亲戚介绍，才进入了茶馆“帮忙”。生意好的时候，李星在茶馆忙前忙后，一天不得闲，每天能拿到100元。刮风下雨或是生意不好，老板就会告知她在家待着。她也就没有了收入。疫情爆发之后，聚会骤减，餐饮业受到重创，不仅李星没了工作，连她的老板，也被迫将茶馆停业。

病毒是有社会性的。其社会性首先意味着一种病毒的地理学。病毒的传播和资本的流动以及资本所带动的人口的流动，密切相关。越是全球化的重要节点，越是资本流动汇集的地方，越是病毒爆发的中心。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风险远远大于全球化的边缘地区。其次，病毒社会性意味着病毒带有阶级性。也就是说，不同的阶层、性别和年龄的群体，面对病毒的风险程度和导致的后果都是不同的。疫情影响了各个行业，对于打工者的影响尤甚。2020年的3月，我联系了从事服务业、零售业、建筑业等不同行业的打工者，共36人。这些打工者回答了我的问题。她们当中，有百分之41.67%受疫情影响有失业经验，47.22%的人的收入受到过疫情的影响。只有11%的人收入没有受到影响。

目前已经出现了很多针对参与国际分工的产业链工人的报道。然而，没有签订合同的那些零工经济从业者，其实是最先受到疫情冲击的一群人。他们中间，女性打工者面对疫情的处境，比男性打工者更加脆弱。我的36位受访者当中，有27位女性，9位男性。即使在女性比例远超男性的情况下，收入维持不变的4个人全部是男性。这数字提醒我们，王颖所体验到的失业之痛，在从事零工经济的女性打工者之中，更加普遍。

零工经济没有保障，不签订合同，也朝不保夕，流动性极强。从事这种灵活劳动的人，必须在自由市场中肉搏。譬如王颖，拿着类似于“计件工资”的工资。每成功带去一个客源，她能够领到一份绩效工资。王颖的基本工资只有1000元人民币，加上计件的绩效报酬，王颖的工资大致在每月1500到2000左右。李星在茶馆拿的是日结工资的，每天100元，收入在每月2000左右。在她们受雇期间，没有社保，没有失业保险，有时候收入多些，有时候收入少些。

然而，越是这样流动性超强的零工经济，越能吸纳像王颖、李星这样的进城妇女。从事“小蜜蜂”工作的人，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妇女”。而餐饮业、服务业和零售业的短期雇工中，农村背景的女性也是多数。

女性更多的从事零工经济，这件事情并非偶然。它是阶级、性别以及城乡结构同时起作用的结果。一方面，进城务工劳动者处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弱势，没有进入城市的社会保障，也缺乏城市的资源，因此职业选择普遍受到限制。而另一方面，和大部分男性相比，女性往往不能只专注于工作，更不被鼓励专注于事业。她们面临承担家务和工作的双重负担，多了一份照料责任。因此，在生育之后，或是为了准备未来的生育，她们往往主动或被动选择一份更加灵活的工作。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既能够挣钱补贴家用，又能够照顾家庭和孩子。在当今中国，农村外出务工的妇女数量少于男性。然而，像王颖这样的从事零工经济的女性数量，则远远超过男性。

女性面临的双重负担的老问题，在疫情之后，变得愈发严重，甚至变成一种绝对困境。很多零工妇女当初是为既能照顾家庭也能自食其力才做零工的，这是她们承担双重负担的自觉。然而，疫情一来，女性无偿承担的那些繁杂的育儿和照顾责任，不仅没有变成她们需要更稳定的工作保障和收入的理由，相反，反而经常变成她们被解雇和拒绝的理由。譬如，王颖和很多女性同事和同伴，在疫情中同时失业。一些老板会告诉她们，市场不好，你们回家安心陪孩子吧，或者你们安心照顾好家庭吧。在王颖试图寻找新的工作的时候，她也处处碰壁，人们同样会以家庭责任为借口拒绝她，告诉她：“你就先在家好好带孩子吧。”

王颖是单亲母亲。疫情爆发之后，她没有了收入来源，失去了照料子女和家庭的物质保障，陷入困境。虽然失业之后，她确实在家照顾孩子一日三餐上网课。然而“好好带带孩子”这样的说法，对她来说，不是对于她作为母亲的肯定，而是她的生活陷入困境的记号。

李星的情况貌似比王颖稍好一些，虽然她失业，但她的丈夫仍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来源。然而，李星也感觉也像是“到了世界末日”。失业之后，她感到经济压力，要努力压缩家庭开销。丈夫的脾气在经济压力之下也变得急躁，时不时会责怪她“没用”，甚至拳脚相加。失业之后，李星经常考虑是不是带儿子回农村老家呆一阵子，但又担心农村没有稳定的wifi，孩子无法正常上网课，耽误了学习。事实上，在疫情带来的巨大的压力下，全球“大隔离”中，妇女面临家庭暴力的风险也增加。据报道，在法国，疫情之中家庭暴力增加了三成，法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帮助妇女逃离家暴。各国的家庭暴力的数量都激增，中国也不例外。

广州市妇联、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联合广州市和合家事中心，结合疫情防控特殊情况，推出《疫情期间家暴受害者维权指南》，便于家暴受害者维权救助。

即使那些没有失业的打工妇女，面对疫情，她们的日子也是变得前所未有的艰难。一方面，疫情之后学校停课，家长们（尤其是妈妈们）要承担育儿和辅导的责任。那些家中有老人和病人的家庭，照料责任也往往骤增。这样一来，赚钱和照料，这对双重负担，一下子成了一组难以克服的矛盾。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她们如果继续肩负双重负担，就意味着在几乎丧失社会支持（譬如学校）的情况下，一边工作一边育儿，承担倍增的工作量。当然，很多人可能会为了家庭，辞去工作。这样一来，她们就只能在零工经济的泥沼中越陷越深。

女性的进城和“流动”经常被看作她们的个人选择。王颖困苦懊恼时，也会说一句“路是自己选的”。然而“流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的兴起，绝不是一件个体层面的事情。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条件下，流动性是资本积累的重要配方。它和近30多年中国进入世界体系的分工、城乡结构以及中国当代家庭结构的变迁，都密切相关。以至于在过去30年，“流动”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的关键词，也是中国人当代“成功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曾经出现下海潮。当时的很多中国城市人口，认为固定性是束缚，很多城市人口离开单位，离开牢固稳定的“铁饭碗”，在流动性强的市场中试运气，觉得流动性是一种解放。大量的农村妇女也是抱着类似的对于固定性的抗拒和对“好生活”对希望，拥抱流动性，进入城市的。她们希望自己能在城市和市场中的闯荡，能让自己“见世面”和“成功”。

王颖曾经试过三条道路。第一条道路在城市工厂。19岁的时候，她离开了她的村庄，去了深圳的玩具厂。工厂劳动青睐年轻听话的妇女，对于妇女身体严重剥削，让人无法长期安顿。王颖在自己的年龄优势逐渐丧失的情况下，恋爱结婚，进入了婚姻和家庭这第二条道路。她和丈夫一起回到了丈夫老家的县城。然而很快，家庭矛盾激化，王颖提出离婚。虽然丈夫不同意，王颖终于在女儿七岁的时候，带着孩子离开了婆家。王颖的第三条道路本是回农村老家。然而，在王颖结婚后，她就丧失了村里的村籍。作为女性，她无法获得原生村庄的那些基于土地和村籍的福利。回农村老家也就变成一件“没必要”的事情。因此，她才开始做零工，养活自己和女儿。

一方面，外出打工女性的工作机会紧紧依附于市场。而另一方面，她们经常按照性别分工的期待，放弃工作。这样一来，女性打工者很难像男性那样去想象“安家立业”。对她们而言，安家和立业充满矛盾。她们的流动线索，不仅从属于市场，也要从属于她们的丈夫和家庭。在巨大的矛盾中，她们收获的流动性是支离破碎的。灵活劳动和零工经济也就是这脆弱流动性的后果。很多人可能会想象，妇女离开农村，就自然逃离了父权社会压迫。而零工经济中的女性经历告诉我们，进城之后的妇女，并没有摆脱父权制的枷锁，相反，资本在当代的灵活积累，恰恰高度依赖父权制。通过父权制和市场的双重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才获得大量廉价的从事零工经济的女性。

零工经济中的女性遭遇，也让我们看到90年代兴起的“成功学”的虚伪性。如果说在阶级还没有完全固化的1990年代和2000年代，人们通过流动获取成功的确是可以期待的，那些有关“万元户”、“发财致富”的想象，还有线索可依。那么在今天，中国语境下和流动相关的“成功学”，已经不再那么容易实现。对于在市场和婚姻中的女性而言，更是如此。在工作和婚姻中，她们带着破碎的希望横冲直撞，尝试突围而屡屡受挫。

近些年来，中国人对于流动性的态度也在变化。经历了下岗潮，体验了996的劳动模式，人们也会向往固定性，向往牢靠的工作和牢靠的家。然而，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那种固定在一个地点，提供稳定收入和长期保障的工作越来越少。于是，城市中产把买房当成生活中的头等大事。人们追求不动产，不仅为了财富积累，也为了那不动产带来的安全感和确定性。而这些中国城市中产对于稳定感的追求，对于零工经济中的女性来说，是彻底的奢侈。

当疫情让零工女性在流动中的脆弱性彻底暴露，她们也并没有寄希望于社会保障提供稳定收入。相反，失业之后，她们往往寄希望于更大的灵活性来解救自己。从2月底开始，王颖开始询问朋友，如何做微商或者淘宝。她寄希望于网络电商平台，这样她可以更灵活安排自己的工作时间。对于王颖来说，这是她的希望和救命稻草。李星也同样考虑做微商，但是和王颖不同，她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文化”来处理网络平台对她的要求，很快也就放弃了。网络平台在疫情爆发之后，吸引了大量失业的人口。有一则2020年2月23日报道称，疫情爆发之后，淘宝店的数量激增，每天增加3万家。

58同城旗下乡镇生活信息服务平台58同镇联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县域治理研究中心对1.6万余名县域居民进行调研，发布《2019中国县域零工经济调查报告》。数据显示，35.11%的县域零工工作与互联网相关，如网约车、外卖、网店等职业。女性对线上零工的偏好占比达70.66%，远高于男性。

Lauren Berlant曾经把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欲望和希望命名为“残酷的乐观主义”。人们越拥抱这种希望，越乐观，就越陷入对自己不利的境地。Lauren Berlent举了一个例子，她说残酷的乐观主义，就好像美国的贫困的人们对可乐的欲望。可乐让人们肥胖，对身体不利，然而，它又是贫困之中唯一的欢愉。因此，人们很难克服对可乐的欲望，即使那就是Lauren Berlant认为的慢性自杀（slow death），这就是欲望的残酷性。零工妇女就好似困在流动性所带来的残酷的希望之中，越寻找安稳，越滑向更大的流动性。

针对新冠疫情，中国采取了积极的疫情防控，展开了各式的防疫措施。这些措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改变甚至阻断既有的流动性。譬如，城市小区严格控制人员的流动，房主们劝自己的外地房客不要回城。这些看似暂时的措施，都可能或已经对劳动者的流动性造成了改变。

在我联系的36位重庆的打工者之中，有13位因为疫情，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开始在自己的县城或者农村生活。他们本是因为过年返乡，然而，在疫情爆发之后，已经有6位决定暂时不再返城。这个决定，不仅和城市工作机会丧失有关，也和他们对于未来的考量有关。疫情让一些人把返乡、安家或养老的计划提前了。当然，复工也在有条不紊的开始。截止到3月28日，留在城市的23位打工者当中，有16位复工，剩下的7位还在继续在城市中等待复工。而王颖和李星这样的从事零工经济的女性，她们目前还无工可复。

目前针对复工的讨论，也对未来的流动性做出了一些讨论和判断。2020年2月，有学者对流动性能否持续感到忧虑。指出疫情防控对流动性管理的太死，让劳动力进入“封冻状态”，导致了悖论：一边东部地区的企业缺少劳动力，无法复工复产；一边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想务工而不得。这样会影响经济社会复苏。到了2020年3月之后，对于流动性的变化，则有了更加乐观的声音。有学者指出，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各国都出现大面积停工。中国反倒可能成为了世界上生产能力最稳定的地区，不仅不太可能和世界脱钩，反而可能赢得发展的时机。

2月29日，在山东烟台火车站，务工人员准备乘坐复工专列。

这些讨论说明，流动性是全球化的最基础性的表征之一。它到底会如何变化，和全球市场分工、劳动力供给、产业链供给密切相关。而事实上，即使不出现疫情，中国农村户籍人口的流动也已经开始了变化。自2017年左右，中国的农民工进城浪潮开始放缓。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流入人口开始出现接近4%的降幅。而流动的模式，也开始从跨省流动转向省内流动。这些人口流动的模式变化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东部沿海城市推动产业升级，制造业等产业向西部迁移。二是东南亚等国家和区域的劳动力价格优势显现，很多外资企业离开中国。

历史并没有终结，未来也未必是对过去秩序的恢复了。新冠病毒照亮了很多被忽视的角落，也提供了一次反思的机会。以零工女性为例，她们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难以突围。疫情一来，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流动性不能解决流动性带来的问题，她们需要托底的机制来克服突然出现的双重困境。她们也需要新的劳动和生产组织模式。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当前的世界已经出现了至少两种对于流动性的“反拨”。一种是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的反移民浪潮。这种思潮将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流动性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流动人群本身。这类思潮在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中已经非常明确。而新冠疫情当中，反移民反流动性的情绪，更是伴随着人们对病毒的恐惧，持续高涨。这类极右主义情绪的问题毋庸多言。

而另一种，则是对于“公共性”的重新思考。在疫情爆发之前，人类学学者Tania Li就曾经通过在东南亚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全球经济高度依赖流动性和流动人口的今天，事实上已经有很多从农村流出的劳动力，无法找到工作，变成了“剩余人口”（surplus population）。Tania Li用“让其生存还是死亡”(make live or let die来描述他们处境是多么脆弱，需要公共福利体系托底。在南非，人类学家James Ferguson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他提出有很多进城的人口，并不能在城市找到提供工资的稳定工作。他们更多的是依靠熟人、婚姻和非正规劳动来生存。因此，市场之外的分配制度（distributive justice）对于农村进城人口的生存，起到的是核心作用。

目前，中国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对于很多进城打工者来说，是类似于“保险”的社会托底机制。在城市遭遇困难的时候，返乡会是更加安全的选择，这一点也被疫情之后一些打工者的返乡轨迹所证实了。然而，疫情爆发之后，零工妇女们的遭遇也提醒我们，这个托底机制并不对所有人同等奏效。从事零工经济的女性是流动人口中最易受冲击的那部分人群，也是托底机制最边缘的那群人。她们在召唤新的流动性。

在今天，零工女性也绝不是唯一面临流动过程的脆弱性的人。毕竟在流动性变得极为普遍的今天，并不是只有进城打工者才体验到流动性所带来的不安和恐惧。大部分人，都面临流动性所带来的不确定感。处于流动性中的劳动者，需要更加全面、有效、可行的保障机制，包括建立公共的医疗和公共的社会保障。如果说，疫情是一个应该带来团结的时刻，那么，对于“公共”的思考，可能是团结的第一步，也是修复破碎的流动性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