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赏｜盖茨基金会如何制造“绿色革命”？

盖茨基金会的慈善资本主义：

它如何制造非洲的“绿色革命”，又被打脸

文｜侯赏

一、前言

非洲人口和面积仅次于亚洲，居世界第二。这里是自然生物多样性的宝库，滋养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生物物种，拥有包括从红树林到沙漠，从地中海树林到热带森林，从温带到亚热带的山地和草原，甚至冰封的雪山在内的多种地形。非洲人民食用的主粮多达30多种，包括稻米、高粱、小米、大麦、扁豆、红薯、香蕉、木薯等。目前，非洲大陆还拥有全世界60%的可开发耕地，这足以让跨国农业资本虎视眈眈。2013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声称：“投资的良机已经到来。非洲是厚脸皮的农业资本家应争夺的处女地。”[1]

非洲农业以小农生产模式为主，生产非洲大陆粮食消费的70%[2]。农民拥有多年的生态农业经验，建立了种子交换网络，从事着因地制宜、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耕作。但是，在过去二十年，这种传统农业体系正受到一股日益强大的力量冲击。其中的主要推手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以下简称盖茨基金会），他们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的方式，在非洲推动绿色革命[3]。

本文指出，尽管盖茨基金会打着“慈善”的旗号，但这不代表他们的行动与资本谋利脱钩。相反，绿色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如孟山都这样的跨国公司推销“改良”种子和农药化肥，甚至把转基因引入非洲。但盖茨所披的“慈善”外衣没有蒙骗到非洲人民，众多农民组织正行动起来，重建生态农业、争取食物主权，反对跨国资本对非洲生态多样性的践踏！

二、非洲绿色革命的虚假承诺

盖茨基金会成立于2000年，其宣称的目标是改善全球健康状况及消除极端贫困[4]。2006年，盖茨基金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合作筹建了非洲地区国际性非政府组织——“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以下简称绿色联盟），并通过该组织来执行盖茨基金会在非洲的主要工作[5]。在绿色联盟刚成立不久，就发生了席卷全球的粮食危机（2007-2008年），使得绿色联盟更坚定决心来推动非洲的绿色革命。

与盖茨基金会有合作关系的机构，其中有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

到目前为止，绿色联盟已经投放了10亿美元的资金，同时要求13个参与项目国家的政府每年必须投入10亿美元的补贴帮助农民购买绿色革命种子和化肥。[6]绿色联盟官宣的目的是使农民摆脱有限技术（limited technology）与低产的束缚，实现非洲农业的“现代化”转型[7]。

与二十世纪60-70年代的绿色革命相似，盖茨基金会也打着增产减贫的旗号来推动“非洲的绿色革命”。但非洲的绿色革命与之前印度绿色革命很重要的一点区别在于，印度的杂交种子是公共财产，但盖茨基金会所支持的则是需要收费的专利种子[8]。 

2006年成立之初，绿色联盟便夸下海口要在2020年使3000万小农户的作物产量和收入翻倍，并使20个非洲国家的粮食不安全威胁减半。然而，在计划实施的第14年，该组织却在未给出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于2020年6月将这些目标从官网上删除。由于绿色联盟拒绝公开其项目效果的数据，美国塔夫茨大学的农业专家蒂姆斯·怀斯(Timothy Wise)通过搜集公开数据，对项目作出了客观的评估。2020年6月，德国卢森堡基金会及多家非洲农业组织联合发表报告，直指绿色联盟所做的是 “虚假的承诺”（false promise）（下图）[9]。 他们的主要发现如下：

迄今为止，基本没有关于小农收入显著增长或粮食安全得到保障的证据。相反，在其推动工作的国家，陷入饥饿的人口反而增长了30%。

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农业生产率有任何显著提高。就主粮而言，十多年来，在绿色革命推动下的国家平均单产仅增长了18％，而在推动之前的年增长率已达17％。即使对于绿色革命大力推广的玉米而言，单产增长率仅为29%，与其承诺的100%增长目标相距甚远。

工业化的农业生产模式导致越来越多的土地用于种植新品种作物。比如，农民弃种营养价值更高、更适应气候变化的小米、高粱等传统作物，而转种“高产”玉米。

绿色革命并没有给予小农生产的选择权。如在坦桑尼亚，项目资助的小农要承诺不进行混作种植。据参与绿色联盟项目的13个国家数据显示，由于农民被要求转种玉米，导致小米产量下跌24%，根茎类作物的产量下降7%。

单一种植模式对环境破坏严重，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土地酸化。

吉莫·桑德拉姆（Jomo Kawam Sundaram）,前联合国粮农组织经济和社会发展部助理干事指出，非洲绿色革命犯了根本性的错误，就是把营养等同于卡路里的摄入，而没有考虑到食物多样性所创造的营养价值[10]。卢旺达在绿色联盟的推动下，玉米产量达到之前的四倍，但代价是农民被迫弃种高粱和红薯。因此，尽管卢旺达的人均卡路里已经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低标准2100，可是由于粮食分配不均以及食物单一化，从2006年以来，营养不良的人口上涨了41%。 

虽然非洲绿色革命没有实现解决温饱的承诺，但是农资企业已经大获渔利。仅在头三年的运营时间，即2007到2010年，农资企业销售了1.1万吨种子和1.8万吨化肥，销量较之前增长了85%[11]。

三、转基因推广受阻

推广杂交种子和农药化肥只是非洲绿色革命的第一步，其更远大的目标在于推广转基因，但由于种子水土不服，再加上民间团体的反对，转基因在非洲的推广发展缓慢。到目前为止，非洲仅有三个国家批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种植，包括南非、苏丹和尼日利亚。

世界上第一个商业种植的转基因作物在1996年上市，是孟山都公司研发的抗草甘膦大豆。很快，生物科技公司就瞄准了非洲这块宝地。南非由于之前殖民地时期白人占据的大型农场较多，成为非洲最早引进转基因的国家。在1998年开始在种植转基因棉花，随后又引入转基因玉米和大豆。目前南非是世界十大转基因种植国之一，2018年的转基因种植面积达270万亩，94%的玉米地种的是转基因品种。但是，因为玉米虽然卡路里含量较高，但与许多其他主粮比起来，综合营养价值偏低，甚至容易引发肥胖症。目前，南非仍有46%的人口无法解决粮食安全，每五名儿童就有一人营养不良[12]。苏丹从2012年开始种植转基因棉花，但目前没有扩展其他转基因作物种植。

但是第一代的转基因作物在开发时考虑的是美国大农场的种植模式，因此在非洲的适应性并不是很好。布基纳法索的小农种植转基因棉花八年后，种子专利持有者孟山都公司大发其财，而棉花却因纤维短、产量低，棉农收入递减，于是政府宣布从2018年开始弃种转基因棉种，回归常规棉种种植。

鉴于第一代转基因抗虫棉花和抗虫玉米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生技公司开始研发第二代更适应非洲本地环境的转基因作物，包括乌干达的抗枯萎、强化维生素A的转基因香蕉、尼日利亚的转基因抗虫豇豆（已于2019年批准商业化种植），以及耐旱（DT）转基因玉米[13]。

耐旱转基因玉米属于“非洲节水玉米项目”(WEMA)的一部分，于2008年在乌干达启动，主要目的是在撒哈拉以南的五个国家（肯尼亚、莫桑比克、南非、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研究推广常规的杂交抗旱玉米以及转基因耐旱玉米品种。

非洲节水玉米项目是一个典型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盖茨基金会是主要的推手，已经为该项目投入了8500万美元。企业的参与者包括“捐赠”DT（Droughtgard）(MON87460)玉米基因的孟山都公司。民间和政府团体则包括：国际玉米小麦改良中心（CIMMYT）以及五个参与国的农科所。

非洲多样性中心在2016年反孟山都游行中使用海报，文字内容为“反对骗人的耐旱转基因！”

据美国农业部2019年的报告显示，耐旱玉米在产量和农艺性状的表现较差。南非已于2018年10月拒绝了孟山都公司申请商业种植三重堆放转基因耐旱玉米(Mon87460 x Mon 89034 x NK603)，原因是DT玉米与常规品种相比并没有优势。2018年11月，坦桑尼亚政府也下令暂停DT玉米的田间试验，并将试验用品销毁。

DT玉米的失败暴露了转基因技术背后简化论思维的恶果。转基因技术只对单个或少数基因进行遗传修饰，但是植物的耐旱性的产生需要许多基因同时运作，更不用说基因本身以及基因和外部环境之间都存在着复杂的关系。美国农业部报告强调了这一点，指出了DT玉米发展面临的两大挑战。首先，玉米经历了对干旱的复杂生理反应，根据干旱的时间，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而变化。这些反应不受单个基因控制，因此遗传修饰一个基因或少量基因可能不会使玉米产生耐旱性。其次，报告指出，干旱胁迫对玉米植株的影响可能不一定与热胁迫相同[14]。

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及其资助的节水玉米项目以PPP的方式运营，之所以要采取这种运营方式，一方面是为了帮助企业减少“投资风险”，因为很明显，农民已经建立起稳定的种子保存网络，因此对专利种子的需求很低。另一方面，PPP方式更可以鼓励NGO和接受资助的机构游说政府给予种子公司知识产权保护，同时说服农民要放弃他们的传统作物，而转种商业化的专利种子[15]。

盖茨基金会的这种做法被称为“慈善资本主义”（Philanthrocapitalism），即市场导向的慈善的行为。慈善资本主义的提倡者通常希望能从社会公共服务的投资中获得直接或间接好处，慈善因此成为企业掌控的获利工具。正如英国社会学家凌希·麦克果伊（Linsey McGoey）在一本起底盖茨基金会的题为《天下没有免费的捐赠》的书中（下图）指出，盖茨基金会所推动的“发展”项目，实际上推行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外国公司入驻非洲市场打开大门。“捐赠更多实际是为了获利更多”[16]。

《天下没有免费的捐赠》，凌希·麦克果伊（Linsey McGoey）

非洲转基因的推广受阻主要原因还是民众的大力反对。目前，非洲国家出口大量农产品到欧洲，因此许多政府担心一旦放行转基因，会对食品出口带来影响。而民间力量则发出更多的反对声音，如非洲食物主权联盟(Alliance for Food Sovereignty in Africa)——一个推广生态农业和食物主权的组织、会员覆盖非洲55个国家——直指转基因为“新殖民主义种子”。近年来，该机构通过大力推广轮作种植以及水稻强化栽培等生态种植方式，反对转基因[17]。

非洲食物主权联盟组织的反转基因运动

四、种子资源的生物剽窃

接下来我们分析PPP项目是如何推动种子的知识产权化，盖茨基金会在帮助孟山都等转基因公司实行生物剽窃(biopiracy)方面起了什么角色？

种子公司在育种的时候一方面因追求特定的性状并抢占市场，而导致该作物的基因库(gene pool)萎缩，但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种质退化，种子公司还需要不断让商业化种子与“野生”或“远缘”品系进行杂交育种，这又需要一个多样性丰富的基因库。

非洲绿色联盟的做法常常被指控为“生物剽窃”，他们从非洲大陆获得多种种子基因资源，但没有将利润回馈非洲人民。虽然《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International Treaty on Plant Genetic Resources for Food and Agriculture)对农民保存、繁殖和交换种子的权力进行了保护，但绿色联盟却无视国际条约以及农民的种子权益。比如孟山都等转基因公司剽窃了非洲农民培育的几千种高粱和小米种子，随即通过知识产权将种子私有化，但农民从来没有分享到任何专利费。

更严重的是，绿色联盟长期推广的杂交种子，破坏了农民长久以来建立的种子保存网络。在非洲传统粮食作物中，80％的种子是由农民间相互交换得来，无需花钱购买，这不仅是因为农民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种子，更重要的是他们拥有的本地种子经过几世纪培育与繁殖，较之绿色联盟推广的杂交种子，品种更丰富，价值更高[18]。 对此，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卡罗·汤普森(Carol B. Thompson)认为，绿色联盟推广的工业化农业（杂交种子以及配套肥料农药），忽视了当地小农的自主性，即本地种子繁殖、共享和交换。农民无法再保存和再种植，只能每一年都到种子的“主人”那里去购买[19]。

马里的妇女组织了种子交换网络

绿色联盟更积极推动国家立法，认为只有设立种子专利保护权才能让种子公司更有积极性地去研发“改良”种子。2012年，美国主办的八国集团峰会创建了“非洲粮食安全与营养新联盟”（NAFSN），宣称目标是到2022年让撒哈拉以南非洲5000万人口脱贫。参与联盟的十个非洲国家将得到从八国集团以及孟山都等公司资助的10亿美元经费，但前提是必须修改种子法和土地法以更利于投资者进入。在植物品种保护法（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PVP）的框架下，加纳政府拟定了新的“育种者权益保护法”，保护种子公司的专利。如果农民非法使用专利种子，如自行繁育种子或者与邻居交换种子，将会面临罚款甚至两年内的监禁。加纳当地的农民组织称这个法律为“孟山都法案”，因为很明显，种子法的修订是为了未来转基因种子的输入开绿灯。自2014年法律草案出台后，农民组织不断进行抗争，但是该法终于在2020年11月正式通过[20]。

加纳的农民组织在2020年的一次政府会议上，要求撤销“育种者权益保护法” 

五、“康奈尔科学联盟”的舆论造势

加纳通过PVP的消息，被一个名为“康奈尔科学联盟”(Cornell Alliance for Science, CAS,以下简称科学联盟)”的网站大肆宣传，其中一篇题为“新法律使加纳种子研究者更有动力研发新品种”的文章宣称，非洲已经有包括肯尼亚、摩洛哥、南非和坦桑尼亚等在内的十个国家通过了PVP[21]。这篇文章的作者约瑟夫·加克普(Joseph Opoku Gakpo)是一名来自加纳的记者，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康奈尔科学联盟旗下的研究员。

康奈尔科学联盟由盖茨基金会与康奈尔大学农业与生命科学学院在2014年合作成立，盖茨基金会捐赠了560万美元启动经费。据位于美国西雅图“非洲绿色革命联盟监察”（AGRA Watch）报道，科学联盟的目的一方面是引导和操控舆论，另一方面是培育新一代的意见领袖[22]。

像加克普这样的意见领袖主要通过科学联盟的“全球领导力研究员项目”招募而来。该项目每年从非洲国家招收20-30名研究员参加为期12周的培训。在2019年，非裔研究员占60.6%。他们所属行业分别为新闻/传媒（20%）、农业/科研政策（25%）、农业创业性/个人企业（20%）、政府（15%）和高等教育（20%）。其中多届项目研究员都来自于三家科研机构：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the International Food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IFPRI)，乌干达马凯雷雷大学和坦桑尼亚索科因农业大学。对科学联盟而言，项目成员的隶属行业对于其扩大影响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例如，大学可以把专业知识转化为地方化的知识，由此改变当地人的观点和想法，而政府组织则在改变决策者的立场以及引导政策用语方面起到很大作用。

2018届康奈尔科学联盟成员社交网站宣传海报

科学联盟巧妙地借助康奈尔大学的国际声誉以获取“科学中立性”（scientific neutrality），即科学目的不受社会价值观念约束。同时，该项目直接通过许多年轻非裔研究员之口来传达信息，从而掩盖了盖茨基金会与相关生物技术产业的合作关系。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是科学联盟一项重要的“营销策略”。因为比起行业信息，公众更容易相信独立科学家或研究人员的阐述。

科学联盟首批研究员包括2015级的纳西卜·穆格瓦尼亚（Nassib Mugwanya），他有农学背景，之前在盖茨基金会资助的乌干达国家农业研究所（NARO）下属的生物科学信息中心工作。穆格瓦尼亚成为康奈尔项目研究员之后，利用所学的舆论造势方法，大力为转基因摇旗呐喊。2018年穆格瓦尼亚离开生物科学信息中心，加入“突破研究所”（Breakthrough Institute），该智库以气候变迁怀疑论，批判环境运动以及诋毁可再生资源而闻名。2019年2月，穆格瓦尼亚发表了文章，题为《生态农业之后：为什么传统农业实践无法改造非洲农业？》，随即被科学联盟网站转载，并且迅速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

穆格瓦尼亚文章的截图

文章把生态农业归为导致非洲贫困的罪魁祸首，并从几个方面诋毁生态农业。

其一：他的文章批评生态农业“将食物生产回归人工体力劳作”，并且使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困顿于贫苦中。” 他把生态农业当做静态的、技术有限的的农业实践，无视生态农业是一个动态的、跨学科的科学和实践。

其二：生态农业是被非洲以外的势力强加给非洲农民的。穆格瓦尼亚声称非洲的生态农业倡导运动“披着反殖民主义的外衣，这些NGO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来自西方发达国家”。然而，他这种拙劣说辞把国际等同于西方，无视生态农业得到了包括全球2亿多农民参加的、以亚非拉为主体的国际农民运动组织“农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的支持。农民之路在非洲18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单单在马里，其成员组织——全国农民协调组织（CNOP）就对约1.5万名农民进行了生态农业的培训。这些组织不是科学联盟所熟悉的受西方利益影响的一线组织，而是进行着长期斗争和反抗的群众运动组织。而对于盖茨基金会所支持新殖民主义，穆格瓦尼亚缄口不谈。

农民之路2018年争取食物主权运动的海报

上述案例表明，康奈尔科学联盟是另一个PPP项目，其本质是由盖茨基金会的公关喉舌，通过污蔑生态农业，为转基因的大举入侵非洲铺平道路。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绿色革命根本无法拯救非洲，却只会加剧饥饿和贫穷，而生态农业才是真正的出路。

六、非洲人民的选择：

迈向食物主权的生态农业

面对农业资本对生态农业的污名化，许多组织开始重新夺回对生态农业的话语权。2007年 “农民之路”号召500多个农民团体参加了在马里尼也勒尼（Nyeleni）举办的“国际食物主权论坛”，发表了尼也勒尼宣言，呼吁为食物主权而斗争。“所有的人民、民族和国家能够决定食物生产制度和政策，为每一个人提供良好、充足、健康、吃得起和符合本地文化习惯的食物。”[23]

农民之路纪念尼也勒尼通讯创刊十周年的海报。文字为：播下斗争和反抗的种子、培育我们的权力！

2015年2月农民之路再次在尼也勒尼召开“国际生态农业论坛”。会后的宣言重申生态农业的运动面向。生态农业是一个斗争的场所，目的是反抗资本把生命作为增殖的手段。“我们必须把对种子、生物多样性、土地、水、知识、文化和公地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养活世界的劳动人民手中。”[24]

近年来，生态农业与食物主权运动相结合，已经成为对抗绿色革命的主要阵地。2004年， COPAGEN（保护非洲农业基因遗产中心）在象牙海岸成立，主要任务为动员农民群体反对企业的生物剽窃、转基因推广和土地侵占。自2018年以来，共有69个组织加入了西非生态农业联盟（Alliance for Agroecology in West Africa）（简称3AO），他们强调农民组织所产生的力量，常常引用的一句俗语为，“个人行动走得快，集体行动走得远。”农民之路下属的津巴布韦有机小农论坛（ZIMSOFF）则组建了一个生态农业学校，在2016年，学校组织了来自莫桑比克的多个农户，商讨如何应对政府关于留种的立法定罪[25]。

今年，在民间团体的推动下，坦桑尼亚政府决定叫停转基因抗虫木薯的田间实验以及盖茨基金会资助的转基因节水玉米实验。非洲生物多样性中心(African Centre for Biodiversity)指出，转基因木薯宣称可以对抗草地贪夜蛾，但是这种虫害之所以泛滥，是因为之前推广的转基因抗虫玉米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因此解决办法应是全面禁止转基因，而不是继续推广转基因。同时，坦桑尼亚政府也决定全面禁止输入进口的转基因种子，并拨款755万美元来保护本土种子[26]。在加纳，食物主权运动的开展使得政府承诺在2019-2020年把稻米进口量减少50%，并于2022年全面停止进口，其他农作物如西红柿的进口也将大幅削减。

非洲食物主权联盟呼吁在新冠疫情之下要推动食物主权 

非洲人民已经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发展生态农业，维护食物主权，才能真正对抗盖茨基金会的“慈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