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首发】王晓平评《盲山》 | 愚昧、人性的贪婪，还是去政治化下的市场逻辑？

文 | 王晓平

2007年李杨的《盲山》叙述了一位女大学生被拐卖至山区后的生活和命运。导演承认，促使他拍摄这个影片的动机是他曾经在电视上看见一条新闻，一个女孩被拐卖到山村，为了逃出来而杀了她的“丈夫”，最后被判处死刑。[1] 的确，从1990年代至今，妇女儿童被拐卖的事情层出不穷，国家甚至专门为此成立了打拐办公室。而为了拍好影片，李杨在四川采访了几十位被拐妇女、公安甚至人贩子，深入了解了相关情况。

《盲山》，李杨导演，2007年上映

影片所反映出的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消失。2013年5月31日，《燕赵都市报》发表了一篇名为《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的报道，叙述了一位“最美乡村教师候选人”的事迹，很快被网友发现，使得报道里的当事人的遭遇在时隔七年后再次引发关注：“1994年初夏，18岁的河南打工妹郜艳敏被人以介绍工作哄骗，落入两个女人贩子圈套，后被转卖、被人凌辱，再以2700元的价格卖到了太行山深处的曲阳县灵山镇下岸村，卖给了一个比她大6岁的不识字的羊倌。她曾多次自杀、逃跑，但都没有成功”；第二年，由于村里一个破败的小学校没有了老师，村里的孩子们面临失学，作为这个村里唯一上过初中的人，她被乡中心校校长和村干部动员成为这所小学的老师。2006年5月，《燕赵都市报》记者偶然在大山的旮旯里发现了下岸小学，了解了郜艳敏传奇的经历加以报道。这之后，一方面当地政府认为她揭了“家丑”，而导致她险些被辞退；另一方面，她当选2006年度“感动河北”人物，同时成为当年网友们评选的“中国最美的六个女人”。200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还把她的事迹改编成电影《嫁给大山的女人》。2010年，郜艳敏入了党：“村支书张乱仓对记者说，郜老师在村里起到了一个党员的模范作用，乡亲们都很敬佩她”。[2]

《嫁给大山的女人》，胡明纲导演，2009年上映

如何理解这个令人诧异而非令人“感动”的新闻？一方面，我们从中知道了“下岸村偏僻、穷，400多口人的村庄，前些年从外地买来的媳妇就有三十多个”，这个公然的不法之事没有得到追究；[3] 另一方面，却是主流社会对她的褒奖（甚至匪夷所思地以主动式赋予她一个称号《嫁给大山的女人》）。而2015年的一则新闻报道告诉了我们当时发生的更多耐人寻味的事情，

当她的事情2006年被广泛报道之后，直戳了当地政府打击人口贩卖不力、教育投入不力等多个痛处，她被当地“维稳”，所有来采访她的媒体以及她自己都遭到了严密的监视。当央视节目组要带郜艳敏去北京做节目时，镇领导居然对村支书说：如果节目组带走了郜艳敏，就开除你的党籍。

更悲剧的是，郜艳敏回不去了。她远在河南的父母，为了找她都积劳成疾，母亲甚至哭瞎了眼。可后来当他们得知了她的去向后，竟也劝她留下，理由是：对方也是农民，不能让人家人财两空；她现在回家也无法找到好的对象。

“我不后悔留下。”郜艳敏曾这样对记者说，“公公、婆婆的善良打动了我。如果离开他们，我良心上也过不去。”[4]

这则新闻报道也再次掀起了巨大的争议。当年7月28日，一个公众号发表了一篇评论，愤怒地翻出《燕赵都市报》2013年的那篇报道，抨击道“被拐女成为乡村女教师是国家耻辱！”

……（《燕赵都市报》）记者轻描淡写地跳过郜艳敏痛苦而耻辱的被拐经历，转而赞美她的“大爱”：“她选择留在了带给她痛苦和屈辱的异地他乡。因为一份本能的大爱，她饱经苦难的生命像美丽的山花绽放。”

……这篇报道没有深挖拐卖妇女儿童背后的政府不力和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没有探讨为什么农村的教育条件如此恶劣以及如何改善，只一个劲儿地歌颂郜艳敏的高尚人格，歌颂她的伟大。

……对郜艳敏的歌颂，和劝受家暴妇女给丈夫一个拥抱以及女德班的逻辑是一样的。它们都逼迫那些境地已经十分悲惨的妇女通过“原谅”获得解脱。女人就是要恪守妇道，就是要不离不弃，就是要忍，因为你还有“女人的责任”。[5]

针对网友掀起的巨大的非议声浪，公安部打拐办主任陈士渠第二天（29日）就发布微博声称，对人贩子必须严惩，买主也必须追究刑事责任。对受害人应当救助，不能纵容拐卖、同情买主，已部署当地警方调查。[6]

2015年7月，再度引发讨论的感动河北“最美乡村女教师”郜艳敏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件是由她的女儿代写的：现在我想平静地生活，希望家人不要受到伤害。

在中国社会此类事件近年来不断被曝光的的背景下，根据现实中的真实事件改编的《盲山》将目光投向人口拐卖这一社会问题，自然会引起观众的普遍关注。然而，虽然上述这件事情引起了李杨的注意，但他在2006年拍摄这部影片却是源于另外一个事件。在面对记者“为什么你选择了‘被拐卖妇女这样一个题材，你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这样一个问题时，他回答说：

大概是在99年，那时候我还在德国，回国探亲的时候，翻到一份杂志，那是一个案件，讲一个被拐卖的妇女，受尽里凌辱和虐待，生下了孩子，后来把她的所谓"丈夫"给杀死了，被逮捕，在公审中被判处死刑，彭佩云【当时的全国妇联主席】为此都流泪了。她杀人确实犯法了，但她自己其实才是最大的受害者，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揪心的悲剧。[7]

但他也承认，尽管他做了一些调查，他并没有找到关于拐卖妇女问题的答案：

我在各地采访了一圈，了解关于被拐卖妇女的事情，见到了几十个被拐卖的妇女，了解她们的故事，我带着一连串的疑问，最直接的就是，为什么她们被拐卖了以后跑不出来，她们都有手有脚，她们不会反抗么？是她们不够聪明么？后来发现往往一个村子都在合谋控制这些妇女，他们难道都是坏人么？我想回答这一连串的问题，尽管最后的答案我并没有找到。[8]

《盲山》结局一：警察先离开，雪梅父亲留在小山村，等待时机在救走。黄德贵一家准备转移雪梅，雪梅的父亲拦住不许，黄德贵与雪梅父亲揪打在了一起，雪梅愤怒之下拿起刀一刀砍在黄德贵的脖子上，电影结束。

在李杨的影片中，女主角白雪梅是一位刚毕业的大学生，被人贩子欺骗拐卖给穷山村的当地农民黄德贵。白雪梅想方设法地想要逃离山村，却一次又一次失败。她惨遭强暴、逃脱失败，最后绝望服从。导演最后给了两个可能的结局：海外版中，她看到前来解救的父亲被黄德贵欺负，一怒之下手刃了后者；国内版里，她被警察救出，但放弃了自己的孩子把他留在当地。影片用纪实的手法呈现了灰暗的社会现象，使得其现实主义色彩非常浓郁。

《盲山》结局二：警察暂时离开了，后来警察回来，带走了村里许多被拐卖的妇女，但是村里人抱着孩子追了过来，有几个妇女不忍抛下孩子，决定留下了，雪梅跟随警车离开了。

到目前为止，关于这部电影的流行影评普遍认为它暴露了乡村的封建愚昧、贫穷野蛮，人性的愚昧与无知，也直指社会的阴暗面。而这些评论往往也溢出影片的情节本身，认为它对农村法治问题加以关注，显现出农村缺乏足够的法律服务，从而提出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让教育普及和完善行政执法制度；而影片中村民知法犯法的原因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传统思想观念对其行为的影响。[9] 显然，这些评论都聚焦于村民的愚昧、无知与贪婪，是中国知识界自1980年代以来重新流行的关于传统观念和习俗导致农民愚昧、需要加以“启蒙”的话语的延续。

本文分析的结论与此不同。它认为，虽然影片拥有着纪实的态度和风格，似乎最大程度接近现实，但它仍然是在导演操控下的伪“现实主义”。导演对现实问题的诊断存在问题，他只看到了传统观念和势力的遗留，而没有更多看到去政治化的社会对于原来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乡村治理体系的侵蚀，以及市场社会的商品交换逻辑的统治对于农民道德伦理的腐蚀。后两者才是影片中悲剧出现的根本原因。

与1980年代以来表现落后偏远农村题材的影片一样，影片一开始就是（主人公眼里）苍茫的群山和一片农田中散落着低矮楼房的乡村，一条大路通向远方。观众看到了她即将生活在其中的地理环境：这个关中农村地处一座封闭的大山里，出入村庄就只有一条路；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将继续看到它交通不便，进城路途遥远，靠电动三轮和不定时的进城的大巴联通。这意味着县城里先进的文化资源都很难进入山沟里面，山里人也很难见识外面的世界。

《盲山》片头的关中农村

我们见到这个山村有着自己的生存状态和运行体制，这和1980年代以来对于农村的“刻板印象”一致，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于几千年中国传统农村的生态的批判相契合。各家靠宗亲宗派的血缘关系维系，因此这个仍然是准宗法制的“人情社会”里一人有难，全村共帮，片中几个抓逃跑的白雪梅的片段，和最后群众集聚抵抗公安执法，都体现了这种帮亲不帮理的状态。作为乡村基础政权基础的村委会主任一人权力在握，一言九鼎。而传统父权制社会里的男尊女卑与生育文化里的重男轻女（如海外版里出现的白雪梅和群众见到池塘里溺死女婴的片段），在这里得到完整的保留。导演意图借此让观众得出这样的印象：“保守的小农意识让村民们变得心胸狭隘，野蛮暴躁，对内热衷于殴打家人以显威严，对外则是拉帮结派暴力排异以示团结，这边是所谓的‘穷山恶水出刁民’了”。[10] 村里落后的的文化教育、匮乏的教育资源由剧中一位角色黄德诚道出：学校只有两位老师，而他是全村唯一一位高中毕业返回家乡的，因为他没有考上大学；而最后帮助女主角寄信终于让外界知道她的状况的小学生，也因为家庭贫困而被迫辍学。导演让剧中人物自己承认他们的愚昧落后：黄德诚说“我们这里人都没啥文化，野蛮得很，上过高中的就我一个人”，而村委会主任则对前来解救的警察扬言“我们这里人素质差得很，没办法”。

影片以此表明，是这样的环境产生出了村民们种种“法盲”的行为，

1、非法买卖妇女（本片主要批判的社会问题）

2、非法禁锢人身自由（关屋子、给女主套锁链）

3、强奸罪（父母齐上阵帮助儿子实施强奸……）

4、殴打妇女，甚至致残（女主多次因反抗及逃跑被“老公”殴打，片中桂花也曾因出逃而被打瘸腿）

5、公然妨碍公安执法（村民集体围堵前来解救女主的公安）

6、溺婴（溺死刚出生的女孩）[11]

“我知道对不住你，我实在是没办法”

盲山中的村民知法犯法的原因，归根结底可以追溯到传统思想观念对其行为的影响。影片中有这么一幕，为了庆祝黄德贵“新婚”，他大摆筵席。在敬酒的过程中，一位村民说“谁不干（这杯酒）让他一辈子打光棍”，另一位村民附和道“让他儿子孙子都打光棍”，黄德贵则说道“谁不喝，下辈子都得打光棍”。打光棍即没有“娶妻生子”。可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在他们心里深深扎根。因此，为了能延续后代，看起来善良的黄德贵的母亲即使知道自己对不住白雪梅，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也仍然不择手段地帮儿子实现其目的。

与此同时，导演也意图批判人性的堕落、道德的畸形；或者说，种种法盲行为还源于后者。黄德贵与他的父母经常振振有词地对白雪梅说，她是他们花了7000元买来的，她要走可以，但得还钱！他花钱买了，所以内心不觉得亏欠，没有什么不道德之感。而当公安劝说民众放过女主的时候，黄德贵还理直气壮地喊道：“买老婆的人多了，是不是都犯法！”影片里所表现的村里事实上这种违法现象的大量存在、宗法社会里的“互帮互助”对犯罪行为的掩盖与唆使推动、当地村委会甚至镇公安局这些基层统治力量的睁一眼闭一眼，都使得村民道德上发生畸变，这是人性的堕落。

总体来说，启蒙主义的主题贯穿始终。其一是影片试图表现贫穷和村民们的教育缺失是他们有这种愚昧思想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这个小山村里只设有一所小学。影片里显现了山村简陋的教学环境，墙面斑驳的土坯房，衣衫不整的孩子坐在一起。黄德诚用不熟练的普通话教孩子们念课文。因为村里家家户户的条件很苦，孩子父母们都不想让孩子读书，认为读书没有用（黄德贵与其母亲都曾私下对黄德诚送书给白雪梅的行为这样嘀咕道）。

其次，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是造成恶劣环境的另一个原因。影片中表现地方官员强取豪夺，收取苛捐杂税，即使在黄德贵一家不再养猪的情况下仍然收取与养猪相关的三种税收名目。另一幕则表现黄德诚安排学校里的小学生，举着小红旗子在路边准备迎候来视察的地方官员。而虚张声势又虚伪的村委会主任则起着助纣为虐的作用。

再次，“乡土中国”的传统观念与维持体系与现代道德和法律的相悖。这先是展现为黄德贵一家老小的大男人主义、家长制，继之表现为村民嘲笑黄德贵没有胆量对白雪梅使粗，与那群上门收养猪税的“官府上的人”添油加醋地让黄德贵收拾老婆，使得女主角只是被当做泄欲、生育及劳动力使用，最后更是出现了村民集体围堵警察要“说法”的场面，这些都是导演意图展现村民亟需“启蒙”的展现。[12]

最后，在一个法律无法解决问题的蛮荒之地，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大学生最终举起了屠刀。它意图表明，在这样一个蒙昧的山村里，文明人不得已以野蛮的方法处事而被同化。白雪梅在最初被拐进山村的时候还积极反抗。她不愿意也不能够嫁给一个中年单身汉。可是反抗之后她遭遇了毒打，并关进了小黑屋。自杀被救活以后她发现村里还有很多被拐来的妇女。本以为可以互相帮助的她们却在劝白雪梅顺从。影片展示了大环境对人的影响，这同样是五四和1980年代启蒙文学的主题。

白雪梅最后是通过自己教识字的学生小孩子青山的帮助而联系到了自己的父母

最后，影片启蒙主义的主题表现为导演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提出“救救孩子”的主题，并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村里的小孩自始至终出现在影片里，大多是以群体面貌出现。影片特写了他们透过窗户望着屋内被五花大绑捆着倒在床上的白雪梅。这一幕暗示着他们从小就看到了男人花钱买妻，那么他们也就会同样认为以后可以用钱买到妻子，而不管这件事是不是违法的。在孩子们从小的耳濡目染下，这样的恶性循环在这个山村就更加难以被打破。而最后白雪梅得到唯一解救的希望是由于她教育的一个孩子。这个名叫李青山的孩子因贫穷而辍学，是白雪梅义务教他读书，与此同时她还收了一大群孩子在自己家里加以教学。是李青山出于感激，告诉了白雪梅她的信件被邮递员截留送交黄德贵的秘密，并把白雪梅的信件带到镇上去邮递。他是这个乡村中唯一对白雪梅提供了实质帮助的人。

无疑，影片表面上表现了村民的愚昧与无知，但更多是让观众去认识和反思社会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和知识界经常讨论的问题，也即“三农问题”和社会腐败现象的存在。

当黄德贵一家正在剥玉米的时候，突然来了手臂上戴着红袖标的一群人，他们亲切地叫黄德贵母亲为四婶，却让他们一家把养猪税交了。黄德贵母亲说前两天就已经把猪卖了，来人语气马上强硬了起来，问她都交什么税了，并说出“生猪税、所得税、猪头税”等税种。四婶强调并没有养猪，他们便说“养不养猪都要上税，是上头规定”。他们没有说明“上头”是哪个部门，但黄家人仍然乖乖交钱。面对被拐卖的大学生白雪梅大声在屋内呼救，这些“执法人员”只是推脱说这是别人家的家事，一边数着钱，一边和黄家人闲聊了起来，套近乎地向黄德贵传教说“这媳妇要收拾，光说不顶用，这跟收税一样，要上硬的”。黄家人用钱交换了一张发票后，送走了他们。这里种种名字怪异的税种和乡镇人员收税的场面，巧妙地讽刺了当时存在的农村中的苛税体制，暴露了基层吏治的腐败。

“感谢领导亲切关怀”

这种基层治理中的问题还体现在“领导来视察”这一情节的前前后后。领导来之前，村委开广播通知各家各户，上级领导要来视察工作，要求大家“把屋里屋外打扫干净，不该说的别说。谁要是破坏了村里的名声，一切后果有他自己负责。我们绝不会手软”。随后，雄壮的“运动员进行曲”的音乐响起。当它被汽车发动机的声音覆盖，画面转向了被拐卖的妇女。她们面无表情地坐在车上，望着渐渐远离的村子一言不发。被拐卖的妇女随后被运上山，坐在树林中一言不发；当领导到来时，一路有人持摄像机跟随拍摄。这些画面都反映出了从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官场的形式主义问题：一些地方官员满足于做表面工程，却没有了解并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在乡村“巡游”一圈便转身离去。而影片中村委会官员滥用权利，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作威作福。他虚伪地对警察声称“我们当领导的，就是为人民群众解决麻烦的啊! 要不然，要俺们做啥啊?”却屡次推脱白雪梅的报警求助，对村里长期存在的拐卖人口的现象听之任之。

然而，上述可以归纳于启蒙主义的主题是否能解释白雪梅的悲剧呢？或者我们也可以换一个问题来问，这种启蒙主义观念是否能解释影片里所表现的所有现象？我们看到，其实道德的畸变、人性的贪婪不分文化的有无。黄德诚这位村里的教书匠，作为村里唯一一位读过高中的人，本来被白雪梅寄予厚望：“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有知识的人”。他在介绍自己名字时也说：“我是道德的德，诚信的诚”。但他实际上是羡慕白雪梅的学历，觊觎她的美貌，用送书的机会和白雪梅套近乎，继而用救出雪梅的承诺欺骗发生关系。在丑行被黄德贵发现后，他一走了之。村里的邮递员穿着邮政制服，看起来很友好。白雪梅每次将信交给他的时候，都会说声感谢，而邮递员也会回应一声不用谢。但当观众看到黄德贵把老母鸡递给他的时候说声“麻烦了”，而邮递员回应说“你也不容易”，他们才明白原来二者早就有默契的勾兑。

“道德的德，诚信的诚”

而城里人也一样冷漠无情、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白雪梅被拐后有两次进城，第一次是割腕自杀未遂，被送进医院抢救，医生却秉承着“没有钱不救命”。第二次是她成功逃进县城，但当她逃生的公交被黄德贵等人拦截，车上乘客和司机面对女主绝望的呼救却无动于衷，甚至还有人抱怨“你们家的事，别耽误我们的时间”，来的交警面对白雪梅的呼救竟然只是说“那是你们家里的事”，别妨碍交通，就作罢了！这些对于他们堕落人性的暴露、社会问题的展现一定程度上超出了启蒙主义的范畴，而达到广义的社会批判的范畴。

然而，针对记者关于他是否“有意选择拍摄关于阴暗面的片子”的问题，导演做出了否认，强调他是要反映“人性”，是经济发展中道德的缺失：

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专门要曝光人性的阴暗面，我想表达的是人性的复杂性，当然我在片子涉及了人性的阴暗面，比如我们痛恨的中国人做"看客"的劣根性。经济发展中道德却没有相应的提升，一个农民有了些钱想买个老婆和一个大款有更多的钱想包个二奶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女性作为弱势群体被物化是让人痛心的。[13]

虽然他谈到了女性“被物化”这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批判中的观念，李杨却仍然只是把它归因于金钱腐蚀了“道德”，而对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缺乏深入考量。

因此，尽管展现了上述社会现象，导演却并没有办法将它们有机关联起来对白雪梅的悲剧加以解释。它是村民的愚昧无知、缺乏法制观念导致的吗？它可以完全归因于中国几千年的落后封建传统吗？众所周知，拐卖人口行为在旧中国曾经非常猖獗。但在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现象基本绝迹。只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1980年代初，拐卖人口犯罪数量才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并开始出现拐卖儿童犯罪的现象。基于严重恶化的治安形势，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3年9月2日做出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拐卖人口犯罪被列为“严打”重点，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1985年以后，随着“严打”活动接近尾声，人口贩卖现象又出现强劲反弹，直至1990年仍然增势不减。这些事实表明我们需要更多在现实社会中寻找原因。

白雪梅向邮递员道谢，希望他能帮助自己将求救的信件寄出去

在影片看来，与世隔绝的村里人的愚昧无知是问题的根源。但是，山村虽然封闭，我们还是在影片中见到了邮递员、收税费的工作人员、杂货铺和教书先生，可见乡村仍然拥有通畅的与外界沟通的渠道；尽管导演暗示村民缺乏教育，甚至由于他去政治化、非历史性的观念，我们在影片中见不到任何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的影子（甚至影片中所有的小学生我们都见不到一个戴红领巾的），但是墙壁上斑驳不清的标语，表明基层的宣传工作曾经到位。因此，问题绝不仅仅只是愚昧的传统思想，包括偏狭专制的父权制和歧视性的性别思想。我们不能假定这些村民没有评判事情的是非对错观念。黄德贵母亲多次向白雪梅致歉，表明她知道自己所做的罪恶。但尽管他们知道是非对错，仍然坚持自己的选择，这表明其中深层次的原因需要我们更认真地加以思考。

正如上节所说，拐卖妇女的现象只是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死灰复燃。这是因为改革开放后，随着官方推动的中国社会所谓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背井离乡，进入大城市和城市开发区寻求工作，外出打工的青壮年男女都增多，造成乡村种不但青壮年劳力少，青年女性也十分匮乏，农业走向衰落的进程。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基层组织随着去政治化的进程，也日益削弱，一些基层腐化严重。由于村中留守的青年女性的缺乏（以及长期以来重男轻女观念的遗留），导致少数娶不到媳妇的农村人铤而走险。这些都是延续至今的“三农”问题的展现。但影片对此（尤其是前一点）并没有加以表现。因此，造成悲剧的更重要的原因其实还在别处。

影片中唯利是图、铤而走险的人贩子，见钱眼开的村官，没钱不肯帮忙的面的司机，只管收各种税的人员，构成一个以金钱为原则加以运转的社会。在利益的驱动下，人们急功近利的思想越发严重。而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市场经济的商品交换逻辑开始主宰社会，唯利是图的现象层出不穷。而影片中农村原来淳朴的风气变坏，村民变得唯利是图，也很可能是在接触外界（城市）的过程中受到市场经济交换逻辑的不良影响（但在影片中只是归因于贫穷和传统思想）。实际上，在影片中，我们随处可见这种交换逻辑的体现，虽然它们并非影片有意识地加以展现。

“谁娶媳妇不花钱？城里人花钱更多”

黄德贵一家面对白雪梅的抗议和求情，一直重复的理由是她是他们花钱买来的。这句话暗含一个逻辑：既然这是他们花钱买来的，不是抢来的，那么他们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这并非传统观念，而是当下流行的市场社会的商品交换逻辑，它将女性物化为可以买卖的东西，其本质上与劳动力作为物化商品的逻辑一致：即女性作为生儿育女的“人的自生产”与物质劳动的再生产（黄德贵经常让白雪梅喂猪、干活）的工具。

当白雪梅自杀被送进医院抢救时，医生一上来就问道“带钱了没有？”、“不交钱咋救人？”当黄德贵看到账单后，他点着了烟叹了口气说道“这狗日的药怎么卖得这么贵呢！”旁边的一个病人解释道“现在的医院都一样，医生们还得拿回扣呢，这医院还差不多，那大医院才叫黑”。这些场面实际上暴露了医疗市场化的恶果：医药费高涨、医生被驱使开高价药、拿回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营）。然而，导演并没有清晰地达到这种意识，只是借着医生的口说“现在的医院都一样”。

这种交换逻辑甚至渗透到亲密的个人感情领域里。白雪梅与黄德诚的关系，虽然部分源于他们的知识水准的接近，但可能说不上有多么志同道合。白雪梅是因为求生欲所以乐于接近黄德诚。但是黄德诚存心不良，只是贪图白雪梅的肉体。他们的关系，像是恋人但也不是恋人，就如同一场为了物欲的性交易。这场交易中，白雪梅为了离开，黄德诚为了白雪梅的肉体。而白雪梅此后与小卖部老板的性关系，则纯粹是赤裸裸的交换：白雪梅为了出逃，却没有路费钱，只好被迫用身体和小店老板做交易。影片中白雪梅和三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性关系都是源于市场社会的交换逻辑主宰人际关系：他们之间相互利用，发生关系也只是想要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利益。

由于导演没有清除意识到这种市场社会的商品交换逻辑的腐蚀性作用，他只能将至归结于人心的贪婪、吏治的腐败。比如那些收取苛捐杂税的地方小吏。但是，国家已经在2006年全面废除了农村的农业税，惠及了八亿农民。导演力图展现地方那些不作为的官员的不作为和恶势力的勾结，甚至暗示前来解救的那些国家公权力的警察也是为了金钱而行使职责（在解救的过程中，老父亲与警察多次谈到了钱。比如父亲对警察跪下说道：“为了救我的女儿，我好不容易凑了几千块钱的解救费。这次救不出我女儿，我再拿不出钱来救我女儿了。”“只要能救我的女儿，我就愿意给钱”。可见警察的出动，主要是由于父亲交了几千块钱的“解救费”。）这个场面一方面显现了部分国家公职人员的腐败，另一方面却也是出于某种偏见而没有广泛代表性——近年来，随着国家反腐力度的加大，基层腐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治理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问题的症结何在呢？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当他回答“您认为为什么会有拐卖妇女现象的存在？”这个问题时，李杨把责任归结为国家法律制度的问题：

这是国家法律制度的问题。如果一个犯罪不但没有成本，而且还受到了变相鼓励的话，那么每个人都可能去犯罪，这个不仅仅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个是人的问题，全世界的人都一样。[14]

然而，中国的法律制度日渐完善，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打拐办来处理这个问题，拐卖妇女从来也没有受到过“变相鼓励”。而再完善的法律都是由人来执行的。显然，问题存在于如影片中所示，一些地方官员受到各种腐蚀，并没有认真执行法律；李杨自己在采访中还谈到一个事例：

我拍完以后遇到一个官员，他说我们家旁边邻居也是这样，她在那儿过的还挺好，还说他同学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就买了一个媳妇儿，看着过的还挺好，你应该拍他们的幸福生活。这个官员还劝我改结局，改成大团圆的结局，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的生活下去。我说这个不仅仅是指责这个官员，而是在说我们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15]

显然，李杨仍然将此归结为“中国人没有法制观念”。也许这与他生活在国外太久有关，但这种说法对于从小就接受法制教育的中国人来说，并不具有说服力。

在同一个采访中，李杨还提出了疑问 “每个村都有党员，都有党支部，都有村干部、妇女主任，他们为什么不管被拐卖的妇女呢？”[16] 实际上，吏治的腐败显现的基层政权的问题，是由于一段时期以来去政治化的趋势导致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消逝、党的领导地位弱化、基层组织涣散甚至腐化变质、代表性断裂的体现，是由于市场社会的交换逻辑在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成为社会的主导原则。但和大多数第六代导演一样，在导演心目中，传统社会主义时代没有留下任何影响，因此我们在影片里，无论是在村民的观念中还是在村中的公共景象里都没有见到任何痕迹。因此，导演只能把他无法解释的这些现象的存在归之于民众心灵的“盲”：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公开的买一个妇女，公开的强暴，这是在把女性当作性奴隶，这是毫无疑问的罪恶，这是一个常识，那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不是一头牲口不能被买卖，更没有权力公然的凌虐，但为什么一个村的人都习以为常，被拐卖的痛苦和哭求，他们看不见么，但他们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他们也许不能被称作是坏人，他就是有个朴素的想法，我需要个女人，但是整个环境都对人基本的权力如此的麻木，什么遮蔽了他们的心灵，我想除了"盲"我找不到一个更贴切的词语。[17]

《盲井》作为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完成了其使命。导演从中展现了当下中国矿场官商勾结的黑暗，矿工的悲惨生活，并在一定程度上，试图从寓言层面为年轻一代的人格认同的扭曲做出解释。虽然由于他批判思维仍然囿于文化主义、自由主义的人性论这样的思路，无法深入到政治经济的深处进行剖析，而他对矿工低等生活的“暴露”，也带来了“表现”与“代表”的合法性焦虑。但他对于 “反动派没打倒，资本家夹着美金回来了”的暗示，却带有（甚至自己不察觉的）深刻的力量。而对于后者的进一步开拓发展，则有待于第六代导演的成熟——而这有赖于社会进一步的资本化的显形，它会自我确证自己而无需掩饰。

《盲井》，李杨导演，2003年上映

《盲山》则向我们展示了被拐卖妇女的悲惨命运，并通过人物形象呈现了一些深层的社会问题。然而，影片并没有在故事的叙述中就造成问题的根本原因，以及如何解决社会问题做出解答。需要指出的是，悲剧的造成表面上是因为村民的传统思想，但实际上还是市场社会里的市场商品交换逻辑导致的。但导演只是把悲剧肇因归咎于农村愚昧问题和传统性别观念。换句话说，导演只看到了表面现象，站在知识分子启蒙立场，把女人买卖归咎于村民愚昧和唯利是图，却没有看到其实质不是传统问题，而是当下市场经济资本统治下，商品交换的原则左右了人际关系。比如，买卖妇女本来是将女性当做物化的商品对象的市场交换原则下产生的社会问题，却被导演有意无意转变为性别问题。

我们可以把这两部作品与贾樟柯等人的农村题材作品相比。无疑，贾樟柯的影片很少表现这种“落后农村与农民”，因此需要“启蒙”的主题。这多少会与他们的年纪相关。作为出生于1959年的导演，李杨在年纪上与绝大多数“新生代导演”差了近一代，因此他在思想观念上更接近于第五代导演，其心态停留在1980年代的启蒙思想。这种启蒙思想同时是一种精英主义的思维，即认为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人会更多要求“人格的自由”，而那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民众则大多认命，这种思想在影片中表现为主角的设定选择为大学生——因此她更努力地反抗（虽然我们无论从其外表还是从最后出现的她的父亲的装束和表现来看，都很难与其他农村女性加以区别；而她在反抗后的屈服也和那些农村拐来的妇女没有差别），也表现为对于结局的设计：无论是最后手刃黄德贵，还是被解救，白雪梅的行为都与众不同。[18] 然而，那些选择无奈地留下来的人虽然的确如影片表现的，是“认命”的行为，但其实质仍然是地方官员的变质即基层治理的腐化导致了悲剧的不断发生和延续。但李杨导演为了强调启蒙的主题，却对整个社会资本统治下商品交换逻辑占据统治地位，以及去政治化的社会导致基层治理的腐化这两个决定性因素视而不见，而将至完全归咎于乡村愚昧和传统性别观念问题。

《盲·道》，2017年版，李杨导演

当然，他们也共享一些基本观念，那就是致力于弘扬底层人的“尊严政治”，在关怀“弱势群体”的“人格”尊严的同时，对其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平等”关注不多，也拒绝从阶层变异的角度探讨当今不平等的根源，这使得这种“启蒙”仍然停留在知识分子阶层观察“他者”的视角上，这种“代言”无法让底层自己说话，而说出的“言语”（呈现的表现）仍然只是来源于知识分子自己的“语言”。

这两部电影存在的问题在李杨“底层三部曲”的第三部《盲道》中得到了集中的暴露。这也许是因为这次拍摄的资金和时间极为紧张的缘故，使得不但这部影片里诸多经不起推敲的情节和表演被网友和专业影评人所诟病，也使得其症候成为“三部曲”通病的最佳注脚。诚如论者所言，导演本人的努力足以让人称道：“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关于留守儿童、流浪乞讨儿童的报道，并亲自走访救助站和福利院寻找第一手的资料，最终创作完成该片的剧本”，[19] 而影片本身也“并非一部胡编乱造的烂片，它有着众人皆知的社会黑暗，也有着导演所不变的人文关怀，且看遍中国电影，国内敢于触碰社会黑暗的作品屈指可数，逼迫年幼的孩子乞讨，这种令人发指的行径，确实曾真实的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然而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各种娱乐渣作的甚嚣尘上，却鲜有一部作品敢于去触碰这一禁区，带着镣铐跳舞的李杨，实属不易”。[20] 但它的主要问题还是在于从外在知识分子视点出发，使得这一个他自己承认的“关于救赎和自我救赎的故事”[21] 成为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的表达（影片的主角——一个从歌星转化成的假的“流浪者”成为影片的视点本身，也说明了这一点），而非底层者的自我叙述。

[1] 参见《我找到的是人心灵中的盲点—<盲山>导演李杨访谈》，来源：Mtime时光网，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2] 参见祁胜勇：《[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组图)》，《燕赵都市网》2013年05月31日。

[3] 参见祁胜勇：《[最美乡村教师候选]郜艳敏：被拐女成为山村女教师(组图)》，《燕赵都市网》2013年05月31日。

[4] 参见《河南籍被拐女成“最美乡村教师”被称为“国家耻辱”引争议》，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2015年7月30日https://4g.dahe.cn/mip/news/20150730105363383。截止：2020年2月15日。

[5] 参见《河南籍被拐女成“最美乡村教师”被称为“国家耻辱”引争议》，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2015年7月30日https://4g.dahe.cn/mip/news/20150730105363383。截止：2020年2月15日。

[6] 参见《河南籍被拐女成“最美乡村教师”被称为“国家耻辱”引争议》，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2015年7月30日https://4g.dahe.cn/mip/news/20150730105363383。截止：2020年2月15日。

[7] 参见《我找到的是人心灵中的盲点—<盲山>导演李杨访谈》，来源：Mtime时光网，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8] 参见《我找到的是人心灵中的盲点—<盲山>导演李杨访谈》，来源：Mtime时光网，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9] 李智伟：《任群.文明与野蛮的较量——<盲山>悲剧性的启示》，《电影评价》2008年第22期；.董颖.《<盲山>为何而“盲”——一场对现代文明的反思》，《电影评价》，2015年第22期；宋枭楠：《<盲山>：群体之“盲”》：《 粤海风》2015年第03期。

[10] 参见秋月雨谈：《<盲山>，但愿是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 https://www.jianshu.com/p/4d9b42c4790b. 截止：2020年2月15日。

[11] 参见秋月雨谈：《<盲山>，但愿是一部改变国家的电影》, https://www.jianshu.com/p/4d9b42c4790b. 截止：2020年2月15日。

[12] 正如论者说的，“他们想让白雪梅融入其中，变成和他们一样的人。村民们的思维早已经根深蒂固，他们对于改变是抵触的，甚至是格外抵抗的。他们不想接触外界的知识和文化，只想着过好自己的生活”。参见朱先芹：《探析<盲山>的主题涵义及其不足》，华侨大学华文学院2019年本科毕业论文。

[13] 参见《我找到的是人心灵中的盲点—<盲山>导演李杨访谈》，来源：Mtime时光网，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14] 参见张伟娜：《<盲山>导演李杨：被拐女成最美乡村女教师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励犯罪》，来源：网易新闻，2015年8月31日，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截止：2020年2月15日。

[15] 参见张伟娜：《<盲山>导演李杨：被拐女成最美乡村女教师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励犯罪》，来源：网易新闻，2015年8月31日，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截止：2020年2月15日。

[16] 参见张伟娜：《<盲山>导演李杨：被拐女成最美乡村女教师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励犯罪》，来源：网易新闻，2015年8月31日，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截止：2020年2月15日。

[17] 参见《我找到的是人心灵中的盲点—<盲山>导演李杨访谈》，来源：Mtime时光网，2007年11月20日，http://i.mtime.com/interview/blog/708620/。截止：2020年2月15日。

[18] 李杨说“《盲山》的结局分为两个版本，国内版中最后有一个被拐来的女人都上了警察的车准备回自己家，但她又下车了，说舍不得孩子，舍不得拐她的家。实际上这和现实中被拐妇女一样，很多女人后来就认命了，她们开始都反抗，后来有了孩子后，不能说习惯成自然，但认命的多，当人变成奴隶时首先考虑的就是生存。还有一种人是不认命，一直不停的反抗想办法逃跑的人”；“国外版的结局是白雪梅在大山里的“丈夫”黄德贵知道白父要带她逃跑，跟白父起了争执，为了救父亲，白雪梅拿起菜刀砍向了黄德贵，然后画面黑屏。这个结局更接近我的想法。国内的结局是白雪梅留下孩子，和父亲走了。也不能说不可以，但是一种无奈。实际上她的这种选择以及车上另外一个女孩子后来为了孩子她留下来，她牺牲了自我，下车留在村里，都是一种无奈”。他还说“因为大学生受过教育，会有不断反抗的精神，她【白雪梅】要的是人格的自由，这个比什么都重要。这也是她不断逃跑的动力。”参见张伟娜：《<盲山>导演李杨：被拐女成最美乡村女教师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励犯罪》，张伟娜：《<盲山>导演李杨：被拐女成最美乡村女教师 她不告“家人”是在鼓励犯罪》，来源：网易新闻，2015年8月31日，http://news.163.com/special/daoyanliyang/。截止：2020年2月15日。

[19] 《<盲·道>首曝海报定档2月2日 "盲三部曲”正式收官》，来源：凤凰网娱乐，2018年01月11日。http://ent.ifeng.com/a/20180111/43020606_0.shtml。截止日期：2020年3月15日。

[20] 梦里诗书：《初心不负 盲失锋芒》 ，来源：百度百科，2018年2月26日，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B%B2%C2%B7%E9%81%93/20816721?fromtitle=%E7%9B%B2%E9%81%93&fromid=14931304#viewPageContent。截止日期：2020年3月15日。

[21] 头号电影院懂小姐：《王宝强包场支持<盲·道> 可惜排片太少 上映三天票房仅20余万》，来源：百度百科，2018年2月4日，https://baike.baidu.com/tashuo/browse/content?id=5c986f702e3d33feadc8f044&lemmaId=20816721&fromLemmaModule=pcBottom。截止日期：2020年3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