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马首发】刘世鼎 I 我们需要新的语言去描述俄乌战争

我们需要新的语言去描述这场战争

文 I 刘世鼎

看到乌克兰成为欧洲新战场，世界顿时震惊。这几天所感知到的，大多是电视荧幕及社交媒体上像电影般的画面组合：美俄及乌克兰领导人的言辞交锋及信心喊话；联合国安理会各国代表的沉重或激昂的发言；烟火弥漫的乌克兰市区；慌忙逃离或储备物资的乌克兰群众；深陷乌克兰的华人的生活状态；准备上战场的乌克兰士兵给家人的诀别视频；说着一口流利中文的乌克兰人分享自己的难过情绪；反战的俄罗斯人在街头抗议…这些画面形成了一个跨国、具有高度感染力的庞大情绪能量。在严寒及新冠疫情下，流离失所的群众挤满了地铁、防空洞和边界。恐慌、不安、绝望、不信任及悲伤情绪在弥漫着。这股无形却不断蔓延的情感能量跨越了国家、种族、文化的藩篱，紧紧牵动着每个人的心。

“俄乌冲突”的最近几日进展

这是一场没有按照剧本走的冲突。这场危机对后疫情时代还在缓慢苏醒的世界是一大震撼。许多人都没能预料到普京真的作出攻打的决定，或者说这场战争来得这么快。毕竟当整个世界仍旧苦苦跟新冠挣扎的时刻，很少人会认为一个经济困难的国家会愿意付出如此庞大的物质、社会跟政治代价卷入战争。

CNews的推特公布了一段采访视频，援引驻顿巴斯地区记者博内尔的话：“今天，在我所处的一侧（顿巴斯地区），轰炸来自乌克兰当局。”

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战争阴影早已笼罩在这个以音乐艺术闻名的前苏联国家。这场战争爆发前，局部的军事对峙、社会骚乱、政局动荡早已是乌克兰日常生活常态。普京的决定背后所蕴含的复杂的历史、地缘政治动力，涉及到冷战结构、苏联解体后的地缘格局，也涉及到欧盟、北约、美国的算计。

2014年，乌克兰在欧美国家策划下爆发颜色革命，图为革命时期混乱的街头和国内分裂势力示意图

这场战争引爆的不只是两国之间的冲突，也激化了原本早已存在於欧亚之间、美国与敌对国家之间、不同政治立场群众之间的对立。持不同立场者各自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同情的一方，试图召唤自己所认同的政治主体。然而，把俄罗斯形容为流氓国家、把乌克兰描绘成绝对无辜的弱者，或美化强权，并据此进行快速的政治判断，都限制了我们思考这场战争背后的深层意涵，以及察觉到看似敌对两方所共享的结构。这一充满不确定性的战局，折射出既有全球地缘政治的语言、话语跟谈论方式，包括外交辞令、智库分析及“国际政治”学术生产的简化和贫困。一个常见的说法是这场战争是“专制vs.民主“的对决，往往陷入一种普遍拒绝脱离20世纪冷战式语言和思维。这种语言延续了冷战所形塑的二元对立的政治想像，用一种本质化、同仇敌忾式的敌我对比来理解这场冲突。本应是错综纠葛促成的冲突被简化和武断的语言所取代，军事战略语言也把复杂的历史经验平面化了，阻碍了对现实世界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借用汪晖最近谈到世界秩序和危机时所说：

当我们还是用旧语言、用民主非民主的语言来描述这些新的矛盾、新的危机，实际上会错过危机爆发真正的症结点…旧语言的一再重复，只是会短暂形成某种社会动员，但对解决问题而言其实是无效的。我们确实需要新的思考。新的思考需要综合历史上各种各样的遗产并加以总结。

旧的语言的局限是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历史经验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原有的参照体系所能掌握的。这两个苏联解体后的主体撕裂对立，应当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北约扩张、美国势力下滑、乌克兰和俄罗斯的经济困顿、前景迷茫都改变了地缘政治条件。战事爆发前，无论是乌克兰还是俄罗斯都处于脆弱与焦虑状态。疫情更加剧了社会焦虑感及排外情绪。这些新旧矛盾交织在一起创造出了新的历史条件，而旧的语言往往把我们带入旧的关系中，无法对21世纪的新矛盾具有穿透性的理解及把握。旧的语言无法捕捉冲突背后的情绪。Dominique Moisi指出，情绪对于群众态度、国与国之间的行为起到重要作用，情绪冲突是地缘政治的重要面向。忽略了情绪，我们将无法掌握这场危机的本质。

北约东扩示意图：1990年和2019年的北约

俄罗斯、乌克兰名义下GDP全球占比示意图

为什么情绪重要？

究竟这场冲突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是什么历史原因造成了不和睦？当普京说“现代乌克兰完全是由俄罗斯创造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布尔什维克共产主义俄罗斯创造的。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在1917年革命之后就开始了。”这究竟意味着什么？现在很多人认为攻打乌克兰是他犯了一个极大的错，因为战争破坏和平、制造动荡苦难，但很少人会问，为什么这个错仍旧无法避免？这个错，究竟是普京自身的心理造成，还是一连串国家心态、互动方式和决策的产物？乌克兰和俄罗斯各自追求完整的身份认同的命运，在历经苏联解体所伴随的激烈市场化和政治动荡后，为什么与政权所愿背道而驰？如果历史不是单纯的个人意志所能决定的，是什么驱动了他们以“热战”的方式捍卫国家主权和尊严……这一连串的问题，显然无法用民主人权vs.专制极权的语言来回答。政治经济学也无法完全解释这场战争。提出这些问题不意味着本文能够充分回答，而是抛砖引玉，以不同的讨论方式超越武断粗糙的语言，打开新的思考空间。

1922年乌克兰加入苏联

一场冲突背后往往包含多重新旧因素，叠加起来制造了危机。首先，我们需要从宽广的历史轴线来辨识出这些矛盾因素。其次，我们应当把这些矛盾跟连锁反应看做是一个总体的部分，把这些矛盾和连锁反应与当事者的处境、经验感受、心态联系起来。用“身份认同”差异的视角还不能完全掌握各自感觉的暧昧复杂性和多变性。过去几年我一直主张要从情感、情绪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冲突，要从历史情绪中寻找答案。我强调要接合宏观和微观、从社会个体的集体经验感受进行症候式解读。虽然情绪显然是这次冲突的动力（厌恶、不信任、仇恨、愤怒、焦虑、恐惧等），很少人把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绪问题化。当这个两个国家被化约到“前苏联集团”、“非自由民主”的范畴，或是从军事、战略、经济、政治制度的角度来看，缺乏从人作为感觉的主体的视角，他们的情绪感受甚至不构成提问的要素。这些国家的意义被镶嵌在非常工具理性、政策导向的论述中，切断了和政治感觉之间的联系。

在我看来，一个国家的集体情绪（包括政权与社会）是被特定历史经验所形塑、制约、甚至固定下来，同时也是回应社会内部及地缘矛盾的表现。特定的情绪与特定群体或国家所处的位置及互动经验有关。例如民族主义的愤怒，可以理解为主体在世界体系所处位置的反应，也与国际交往过程中累积的焦虑和挫败感有关。Chantal Mouffe曾借用心理分析的语言指出：“民族主义能够轻易地被转化成敌对性⋯⋯当另一个民族被理解成威胁了我们的快感(enjoyment)的时候，民族主义式的仇恨就浮现了⋯⋯社会群体回应快感的匮乏的方式是将其归因于一个把它‘偷走’的敌人”。当特定的集体感觉被固定下来，就会产生物质基础，造成难以弥合的分歧。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苏联解体后一系列关系、互动和实践所引起的感受的连锁反应。对乌克兰的讨论也不可能不对他在前苏联体系中的位置、冷战后与俄罗斯、欧美互动所形成的历史感觉进行思考。从感觉出发也让我们能够进入当事者主体内部，从他们的感觉来理解问题症结。无论乌克兰还是俄罗斯就像是满身都是时代和历史的复杂烙印的两个人，他们从未获得长久的平静，对自身、对彼此都充满了矛盾情绪。这些烙印形塑了他们特定的集体感受及情绪结构。这场战争暴露出长期以来彼此所积压的情绪，也提供了我们思考这些情绪是如何纠缠在一起、如何构成了当前危机。

1991年苏联解体

既断裂又缠绕的历史感觉

任何政治组织（包括民族国家、国家机器及像北约这种跨国组织）及社会都是特定历史情绪的产物，也是宣泄情绪的主体。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源自于相互缠绕却又割断的历史感觉。回望苏联解体这段历史，虽然已经过了30年，俄罗斯并未完全从创伤恢复过来。20世纪苏联发展的历史轴线正好与欧美帝国主义扩张、亚非拉遭受耻辱并经过斗争逐步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时期重叠，这段经历仍旧深刻地影响且可能反向制约了今天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本质与走向。苏联解体后被迫接受欧美制定的游戏规则，也对俄罗斯产生了深远的文化和心理效应。苏联瓦解的历史屈辱始终没有散去，就像一个徘徊在上空的幽灵，支配着俄罗斯自我感觉。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集团平起平坐的骄傲，被社会安全感瓦解、经济困顿、脆弱的政治体系、寡头垄断造成的剥夺感所取代。即便俄罗斯靠着老本在国际舞台仍享有话语权，他的焦虑及愤慨被后苏联时期尝试融入欧洲的挫败所强化。“西方”被内化为慾望及忿恨的对象，成为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前苏联成员自我身份认同建构的一部分。西方既是敌手、追赶的目标，也是梦想成为的对象。社会主义革命的乌托邦早已成为过去，但俄罗斯始终无法接受自己不再是真正的全球强权的事实。俄罗斯民族主义充满了矛盾情绪，也迫使他对后冷战身份展开冗长和痛苦的追求。后冷战意味着他要跟以前的附属国平起平坐，重新划分界限，严重打击了自尊心。

一个曾经庞大强盛的帝国瓦解所造成的情绪效应是深远的。伴随创痛与屈辱感是梦想能早日脱离落伍地位、梦想重返伟大、恢復荣耀的潜意识愿望。虽然苏联已经不可能再回去了，但梦还是有的。然而这个无法填补的欲望却被潜在的被列强瓜分的恐惧担忧和自我防卫心理所折磨着。自身经济的衰颓与不被西方认可的状态，使得俄罗斯始终焦虑自身不再是一个能具有吸引力的模式，眼见前苏联成员一个个亲近西方，在尊严、情感上都是不能接受的。在这种地缘心理状态下，乌克兰的独立及亲西方立场加深了屈辱感。

虽然乌克兰早已在1991年独立，许多俄罗斯人始终没有将他看作是外国，并认为俄罗斯“拥有“乌克兰（这也是为什么普京强调乌克兰是俄罗斯历史及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俄罗斯来说，乌克兰和俄罗斯有着超过300年的密切联系，同属斯拉夫文明。1917年十月革命对乌克兰的影响是直接的：从1922年东乌克兰加入苏联的成立、到苏联解体，乌克兰的领土划分都是由苏联领导人所确立的，这种历史关系难以切割。当乌克兰遭到轰炸时，许多俄罗斯人心情是复杂、甚至是愤怒的，因为在人际交往层次上，他们和乌克兰是亲密不可分的。面对乌克兰对国内俄罗斯文化的压制，再加上与北约日益密切的靠拢，俄罗斯始终怀疑、担心作为缓冲地带的乌克兰会成为西方代理人，直接威胁俄罗斯的生存。他们用尽方法想把乌克兰拉回来。

另一方面，乌克兰是由两个截然不同的情绪结构所构成：以农业及天主教为主、说乌克兰语的西部是反俄基地，以及紧邻俄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俄语区在文化、宗教及政治上亲俄。苏联解体后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导致寡头崛起，虽然亲俄的东部也私有化了，但在话语的层面，还是将反俄民族主义与反寡头政治情绪粘合在一起。被认为受西方拉拢的乌克兰则是在老大哥垮台之后挣扎地展开自己的“再国族化”进程。这个以切尔诺贝利事件、美女输出及颜色革命闻名的国家，总给人一种笼罩在战争阴影和社会动荡的感觉。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经验也形塑出乌克兰特定的情绪结构。历史上，俄国和波兰始终是乌克兰屈辱的来源。沙皇政权被推翻后，所有外部势力都想争夺乌克兰这块重要的中间区域，不想让他独立，形塑了乌克兰的悲情以及对国家独立、自主命运的历史愿望。1930年代大饥荒、苏联时期的政治清洗，以及切尔诺贝利事件带来的病痛和隐患，这一切苦难所造成的历史创痛仍旧深殖于普通民众的社会肌理，至今仍是未解的政治问题。身处于欧洲和俄罗斯夹缝间的乌克兰，敏感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集体情绪分裂的轴线。

旧的恩怨情仇在新的条件下，透过新的政权被重新组织起来。在后苏联时期，怀抱着主宰自己命运的梦想、却对俄罗斯存有戒心的乌克兰急欲摆脱被等同于野蛮、倒退、落后的俄罗斯，急欲摆脱过去的自我、脱俄入欧，但乌克兰对俄罗斯在能源上及物质上的依赖让他们非常苦恼。这种矛盾使得乌克兰陷入深深的认同危机。乌克兰逐渐发展出以自我为中心的集体情绪的同时，与俄罗斯的疏离感进一步强化。对乌克兰来说，俄罗斯对东部的干预意味着乌克兰无法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加深了怨恨。社会的集体焦虑逐渐投射到内部的移民少数及外部的俄罗斯，把他们视为负面的威胁、压迫、危险及伤害。面对一个亲密的敌人，充满了沮丧、挫败和无力感。为了表达忿恨、表达与俄罗斯的切割，反对者改街道名、推到列宁纪念碑、清算苏联历史。为了赢得足够选票，政客毫不犹豫煽动仇恨和恐惧。

乌克兰群众推倒列宁雕像

相较于对俄罗斯的拒斥心理，乌克兰对外的交往也增添了焦虑、无力和挫败感。虽然乌克兰强烈追求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欧洲梦，欧盟和北约也视乌克兰为军事屏障，但却百般刁难，无疑加深了乌克兰的羡慕又感觉被抛弃的心理。西方阵营也抓住了乌克兰的焦虑，一步一步把乌克兰推向成为制约俄罗斯的棋子。在脱离旧有的身份过程中，高通货膨胀、能源短缺、以及国有企业私有化导致的贪腐及寡头垄断，加深了乌克兰的集体忧郁症。亲俄/反俄、美国及北约介入、寡头/民主的斗争纠结在一起，盘根错节，一步步促成了极端排外反俄情绪（例如极右翼崛起）及失控局面。

图片说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大概2小时时间内连发三条推文，称自己正在和相关国家、组织领导人交谈讨论，并先后就“乌克兰入欧资格”表示：“现在是决定乌克兰是否加入欧盟的关键时刻”“我相信欧盟也会选择乌克兰”“乌克兰必须成为欧盟的一部分”，表达“入欧”决心。

吊诡的是，上面梳理的两国之间复杂暧昧的历史情绪看似是走向断裂的，其实两者的历史经验同时又并不是我们所想象那么不同，而是共享了一些内在情感逻辑。最近网上流传一个视频，记录了一名乌克兰驾驶在路上遇到没油停靠再路边的俄军坦克。驾驶缓慢停下来问“战车坏了吗？”，俄兵则表示没有油了，驾驶开玩笑回答：“我可以帮忙把你们载回俄罗斯”，俄兵跟驾驶都忍不住笑出来。驾驶继续问：“那你们要去哪？”，俄兵说应该是基辅，还反问驾驶现在战况如何。驾驶则幽默回说：“那边现在还在我们掌控……许多像你们这样的男孩迷路都不知道自己在哪，接下来要往哪去，所以你们赶快回家吧”。这则战争下的幽默透露出两国之间的文化亲近跟某种心照不宣、像兄弟般情谊的默契。

交战双方共享的情感逻辑大致可分为三点。首先，无论如何评价，两者都共享了苏联的共同记忆。他们都各自以不同方式跟“苏联记忆”进行斗争。苏联是两者急欲摆脱、却又摆脱不掉的历史印记。但由于他们各自在苏联体系中所处的不同权力地位，形塑出不同的情感关系。对乌克兰来说，苏联解体之后的“再国族化”进程,强化了将自身的打造成“受害者”感觉，把苏联看作是痛苦、恐惧的创伤经验。对俄罗斯来说，苏联的解体是创伤、不安及依恋怀旧的来源。这些历史能量交织在一起，但在各自的脉络中衍生出相互排斥的情感结构，构成了其情感结构错置和冲突。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同的历史力量对不同位置的主体所造成的感觉结构是不同、甚至相互排斥，导致了难以弥合的冲突。纪录片《狙击手的战争》所呈现的正是20世纪末的北约战争记忆、种族矛盾如何在前苏联的身体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狂热及忿恨。

2018年俄罗斯纪录片《狙击手的战争》

其次，无论是反俄或反西方情绪，带有屈辱和创痛感的民族主义早已是两国普通民众的日常现实，他们集体感觉的一部分了。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成为维持两国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因为民族主义情绪比较能凝聚人心、应对内外危机。焦虑地寻找自身定位的两国的自我感觉都产生了重要变化，而这些变化都脱离不了与西方的互动所产生的欲望、挫败和忿恨。两者对西方的感觉也有所变化。看似对立的两方，历史上都在追寻一个更有尊严的国家地位，期待选择自主的发展道路。他们都在与西方、与彼此交往过程中不同程度感受到自己“不被承认”的挫败和自我定位的迷茫、何去何从的不安感，并衍生出一连串有利于发动战争的对立情绪，以“追求国家地位”、“捍卫主权”的名义表现。面对西方时，两者都有无法完全支配自己命运的无奈感，深怕被吞噬。两者都对自己的经济感到悲观，对外变得更强硬。两者都在夹缝中求生存，都想要重拾尊严。当乌克兰总统说西方已经完全放弃乌克兰的时候，那种被抛弃的感觉，和普京与西方交往的挫败感，是有内在关系的。两者都像是一个受伤的主体，他们的失落、压抑、愤怒和不安都源自于自身地位的边缘化与自主性的丧失，以及对于未来的难以预测、可能带来的危险与恐惧感。

第三，恐惧是交战双方共享的情绪，也是造成对立的来源。作为一种情绪，恐惧总是会附着在特定对象，这个对象被认为是造成未来的伤害，常以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为表现形式。最常见的方式就是确认出威胁，区分谁在偷走“我们”的领土、主权、尊严及生存。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恐惧在这次冲突中扮演了看不见却极为关键的角色。两者视对方为熟悉又极度疏离的敌手，给对方带来的恐惧、危险、伤害及痛苦。恐惧导致高度警惕跟自我保护的行为，重新划分边界、甚至是暴力，就成了克服恐惧的手段之一，于是进入了势不两立的恶性循环。当恐惧阻碍了思考空间，和平就变得不可能了。2015年以来的情绪冲突已经造成超过一万名军民死亡。亲俄派对顿巴斯的领土战争的理解为一场北约、美国针对俄罗斯的战争。恐惧限制住了自我想象力，并固化了原本就没有交集的情绪结构，也强化了厌恶跟仇恨。顿涅茨克的孤儿院及学校将仇恨变成儿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就是2014年以来乌克兰政治动荡、东部叛乱和今天战争的源头。在《狙击手的战争》里，我们看到战争如何渗透到日常生活空间，将人抛在赤裸裸的军事暴力中，这样的画面又在当下的社交媒体的视频中不断地重演。

《狙击手的战争》部分剧照

情绪与和平的可能/不可能？

我认为上述历史经验对身在东亚的我们是有启发及普遍意义的。这场战争涉及到的西方、美国霸权、冷战、民族主义、国家地位和尊严等问题，提供了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视角。如果我们把乌克兰及俄罗斯的历史感受问题化，就会发现“他们”的冲突，和“我们”的冲突之间，存在某种内在联系。这场战争提醒我们，错综复杂的情感结构是如何对于区域和解与和平构成障碍。冲突的根源在于地缘政治的情绪结构。与追求国家尊严、命运自主相关的屈辱感造成的心理后遗症并未完全清理，从而使得区域和解不可能。如果乌克兰危机是世界和平问题一个组成部分，他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世界许多国家所共同面临的困境。

这些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相互敌对，使得世界陷入新的危机。区域和解与和平变得越来越脆弱。敌意、恐惧造成和解的困难。透过这场战争，我们看到一切冲突都有其历史和情感源头。虽然苏联早已解体，冷战的情绪效应从来就没有完全消失过。它渗透到了全球政体及社会身体之中，至今仍然残留。但冷战情绪的表现形式和关系出现了若干变化。原有的对抗性已经从纯粹的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的竞争，转化成为情绪冲突。21世纪一连串政治危机，主要动力除了旧有的意识形态的对抗，更掺杂了复杂的情绪元素。全球化所鼓吹的多元文化，鼓励了一种强调自我与他者的差异、对自我文化主体性的存在正当性的肯定，但却没有意识到历史情绪所起到的分裂作用。全球化式的竞争不仅没有消解民族主义，还强化了焦虑感和冲突。当被剥夺、害怕失去的恐惧和受害者情绪推向极致，旧有的矛盾只会加深难以缓解。因此，我主张用一种对比、互视的情绪视角来理解战争。一旦分析视角从自我转移到主体与他者的关系，那么历史所造成的情感矛盾，也就成了主要的思考点。当彼此感知到对方情绪结构其实是难以分割的，彼此的和解共存条件才有可能被打开。这个方法有助于釐清冲突双方的深层情绪症结、如何既断裂又纠结，或能为区域和解、世界和平的讨论提供借镜和参照。对于和平的思考不能忽略、也无法迴避历史力量所形塑的情绪问题，把冲突双方被遮蔽的交错情感经验重新挖掘出来，有助我们理解当下的危机，也是解决当前危机的出口。

和平的可能性在于主体感觉的改变。如果和平不可能，那就必须在我们自己和对方的身体感受、自己和对方的情感中去寻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