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抗疫政治的科学与民主

抗疫政治的科学与民主

文︱卢荻

在新冠肺炎瘟疫的起初阶段，当疫情仍是限于中国的时候，西方政治建制及其外围跟随者纷纷断言政治是问题的关键，其知识基础是思想家Amartya Sen的名句“灾难往往是与信息自由和批评自由的欠缺相关联的”。然而，这个名句所包含的道理并非不证自明，而是可以从多方面加以挑战，其中之一是它的认识框架忽略了“信息”与“知识”的差异。一个堪为替代的框架是另一位思想家Albert Hirschman的“退出、呼吁、忠诚”理论，这正是下文将会引用的，认为是更加适合于认识、评价今次瘟疫的政治。

香港第五轮疫情爆发，日前形势依然严峻：一是尚未建立起有效的全民检测机制，二是有限的医疗资源难以应对短时间内大量涌入的患者。

从“切尔诺贝尔时刻”到“斯普特尼克时刻”

早在2020年中，面对欧美的疫情开始严重恶化，西方舆论对中国疫情的评论，放弃了之前用惯的幸灾乐祸用语“切尔诺贝尔时刻(Chernobyl Moment)”，代之以满是嫉妒味道的“斯普特涅克时刻(Sputnik Moment)”。这后一用语其实就是承认中国的抗疫政治有效，只是还要着重强调这是短暂的，长远上中国与欧美的相对抗疫表现必定会扭转。

这个着重强调的根源，固然是政治成见，也是有其知识基础，就是同时贯串于这两者的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社会科学的“自由主义民主与威权政治”二元对立论。

“不好意思，医生，我的兵器库里什么都有，就是没口罩。要不你去那艘价值130亿美元的航母上瞅瞅？”

美国政治学家Francis Fukuyama如此断言：“将中国共产党的极权主义的抗疫策略视为典范，让其他国家仿效，这是错误的。”同样，经济学家Daron Acemoglu描绘了一种令其忧虑的、有可能会在西方变成现实的仿效中国情景：“在高度不确定的时候，当需要高层协调和领导时，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求助于霍布斯式解决方案”。另一经济学家Branko Milanovic则是乐观地断言：“如果欧美选择利用其重大优势，如决策的灵活性、地方政府的问责制、透明性，等等，中国的斯普特涅克时刻可能是短暂的。”

抗疫的科学原则——信息与知识

要对上述这些断言做出合理评判，首先必须澄清其知识基础，也就是回到Sen和Hirschman理论的对立。

Sen的理论包括两个要点。首先，公共治理中缺乏信息透明，势必限制政治建制应对灾害的能力；其次，政治上缺乏竞争，势必削弱它们的应对诱因。由此申论，是否存在新闻自由和多党派政治竞争，是抗灾成败的决定性条件。这里的关键预设，是将人们对灾害和抗灾的认识视作一种信息，而信息是外在于行动主体的客观存在，从而，造成问题的是行动主体的疏忽甚至刻意隐瞒信息。

Hirschman的理论，是试图建构起较为宽广的认识框架。“退出”的性质是随时可存可废的纯粹交换关系，其前提是所交换的产品明确界定，对行动主体而言就是信息透明。“呼吁”仍然是交换关系，但是其前提是所指涉的产品并非明确界定，因为存在信息不完全或不对称问题，从而，其结果是竞争性质的长期导向关系。“忠诚”所指涉的产品也并不能明确界定，但是这种不明确不是信息问题，而是知识问题，也即存在知识欠缺，需要透过各个行动主体的集体学习才能获得，从而，其结果是合作性质的长期导向关系。

就应对新冠肺炎危机而言，所谓“产品”指的是抗疫行动，必不可免地往往就是由国家主导的集体行动。这些行动所面对的不确定性，归根究底是源自欠缺充分知识——病毒的变异、传播路径和机制、对不同的社会和人口群体的影响、传播率和致死率，疫苗的有效性，等等。在疫情爆发初期是一种“未能预见的未知”，即使经过一段期间从抗疫经验中获得知识积累，迄今也还是一种“能够预见的部分未知”。因此，有效抗疫的必要条件，是多方活动主体的相互合作和集体行动，最终是国家和全社会的合作、互动。

内地援助香港所修建的青衣方舱医院，已于2月28日投入使用。

抗疫的政治原则——个体与群体

新冠肺炎瘟疫是一种对个人有强制性的客观存在，威胁到全社会的所有人，应对与否因此并不是一种与别人无干的个人化自由选择，“退出”不能作为抗疫的指导原则。群体应对原则因此是必须，需要政治高层的主动和决心，以及全社会的积极配合、参与。

在所谓“中国的切尔诺贝尔时刻”阶段，对中国的疫情的评论中稍有知识含量的，大致上是批评中国的应对偏离了“呼吁”原则，也即疏忽甚至隐瞒信息。问题是这些批评往往忽视了瘟疫始发时的“未能预见的未知”性质，也就是作为前提的完整信息其实并不存在，决策只能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必须权衡各种利弊中做出。

从所谓“中国的斯普特涅克时刻”阶段起至今，随着世界范围的实际抗疫表现和知识积累，“退出”原则的不合理，以及“呼吁”原则的不足，已经是暴露无遗。

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实际情况是，主导应对疫情的是国家和个人行使“退出”选项，从抗疫中退出。国家的退出，一方面是因为竞争性政治带来决策导向短期化，另一方面是国家为资本服务远比为社会服务优先；社会的退出，主要是因为占大多数的是弱势群体，无法承受抗疫的经济和生活负担，他们别无选择。最终，国家和社会都放弃了，只能走上一条在病毒如何变异、疫苗是否有效都是很不确定的情况下追求“群体免疫”之路。

乌合麒麟讽刺画《群体免疫》

中国的抗疫策略很有“忠诚”特性。一方面，实际的抗疫措施，诸如动员资源、全面检测、系统追踪、从普遍关停进化到精准抗疫、生活物资配给等等，都是带有强制性，以群体的名义强制个体。另一方面，这些措施固然是国家主导，同时也是惟有得到全社会的主动配合才得以有效实施，才能获得迄今的优良抗疫表现。

“两种民主，两种专政”面临考验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演变至今，尤其是作为疫情首发地的中国和疫情最为严重的美国，两者的抗疫表现对比鲜明，凸显出两国的应对措施、治理能力的根本差异，从而也凸显出两国的政治制度的根本差异。

就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而言，到了疫情恶化阶段，各种反思舆论纷纷指向国内政治的一个根本缺陷，即社会与国家、个人与政治建制之间严重欠缺互信和合作，使得合理有效的抗疫难以成事。由此引申，在国际比较层面，从抗疫实际表现所显现的政治制度问题，就不仅是制度形式诸如选举、竞争等等的存在与否或存在程度，更关键是制度内涵，即政治建制对人民的代表程度和负责程度。

所谓“自由主义民主”与“威权主义”对立的论述，这是着眼于制度形式。而中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制度内涵，认为中国的“人民民主专政”所显现的国家与人民的同一性，其合理、正义程度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专政”所显现的国家与人民的断裂性。这两种对立意识形态指导着大不相同的抗疫模式，其相对合理性和可信性，势必在此次全球瘟疫中得到检验。

2022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