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先科评俄乌战争 | 乌克兰是如何走向深渊的？

文｜沃拉迪米尔·伊先科

翻译｜欧粒民

泽连斯基主演的《人民公仆》第三季虚构了乌克兰从四分五裂走向重新整合的历史过程，第三季于2019年乌克兰大选年播出，成为泽连斯基最好的竞选广告。

答：2014年的“欧罗迈丹运动”（Euromaidan，直译为“欧洲广场”）没有导致阶级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国家政治结构也原封不动，因此它不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相反，这是一场精英更迭的动员，新掌权的精英派系依然来自同一阶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乌克兰前后三场迈丹革命都是有缺陷的革命：它们创造出一种革命的合法性，然后被那些实际上并不代表革命参与者利益的代理人所劫持。尽管这些代理人也参与其中并为迈丹的成功做出了贡献，但他们远不能完整代表各方力量，或代表推动普通乌克兰人支持迈丹的动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迈丹运动应对后苏联时期的政治代表性危机的同时，也复制和加剧了这种危机。

这些代理人中的领头羊是传统的反对派政党，其中包括 2014 年成为乌克兰总统的彼得·波罗申科。这些寡头政党是围绕着一个“大人物”、以委托-代理关系构建起来的：他们复制了苏共最糟糕的特征——严厉的家长式作风，让民众处于消极被动状态。另一个势力较小但也很重要的代理人是面向西方的NGO和媒体组织，他们的运作方式更像是专业公司，而不是社区动员者，其大部分预算通常来自西方捐助者。他们创造并向国际观众传播了迈丹运动的形象和民主革命的叙事。随着乌克兰国家逐渐削弱，他们力量日增——乌克兰国家首先被迈丹运动破坏，然后因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莫斯科支持的顿巴斯分离主义叛乱、也因乌克兰变得更加依赖西方而进一步陷入混乱。

然后是极右翼团体全乌克兰联盟“斯沃博达”（Svoboda，直译为“自由”）、“右区”（Right Sector）和亚速运动（Azov movement）。与NGO不同，它们是作为政治激进分子组织起来的，有一套基于对乌克兰民族主义的激进解释的明确的意识形态，还有着相对强大的地方党组织和街头动员能力。迈丹运动的激进化和紧接着的顿巴斯战争使这些极右翼政党得以武装起来，并可能对政府构成暴力威胁。当乌克兰国家削弱并失去对暴力的垄断时，右翼团体趁虚而入。间接通过资助民间NGO，或者直接通过提供对抗俄罗斯的信贷和军事帮助以及政治支持，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也获得了更大影响力。以上是借迈丹运动顺势而起的四类代理人——寡头反对党、非政府组织、极右翼和美欧势力。

答：失去权力的首先是来自地区党（Party of Regions）、支持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的乌克兰精英阶层，我们不妨把他们称为韦伯意义上的政治资本家（political capitalists）：利用职务提供的政治机会谋取利润。在迈丹运动后，地区党崩溃了。这些寡头经历了政治洗牌，但他们仍控制着乌克兰经济的若干关键部门，因此福布斯最富有的乌克兰人名单出奇地稳定，在迈丹运动前后，前十名中唯一发生变动的人是波罗申科——这表明经济运行方式几乎没有变化。

另一个重要的输家是乌克兰共产党以及整个左翼。但根据去共产化法案，2015年共产党人的活动被明确禁止（译注：即乌克兰2015年通过的法案《关于乌克兰谴责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等极权主义影响并禁止宣传其标识》）。2012年，乌共赢得了13%的选票，是乌克兰政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2014 年，由于乌共失去了作为的选举据点的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他们没能进入议会。第二年他们就被封禁了。

明斯克协议双方控制区和缓冲区

答：公开支持的人是反对派，主要是地区党的继任政党，这些政党面向东部和南部选民，特别是顿巴斯基辅控制区的公民，对他们来说协议的实施预示着战争的结束。对于许多其他政党来说，明斯克协议是俄罗斯强加到乌克兰头上的。争论是：我们需要坚持明斯克协议，因为如果乌克兰退出协议，西方可能会取消 2014 年后对俄罗斯的制裁。但与此同时，他们又非常公开地表示，他们不会执行明斯克协议的政治条款。许多人认为，如果在政治上将顿巴斯整合进来，它可能会阻碍基辅实施未来的欧洲-大西洋一体化大业，尽管协议没有提到这种否决权。顿巴斯的唯一筹码是以分离为威胁来勒索乌克兰的能力。没有人讨论如何切实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基辅政府还必须与他们口中的“恐怖分子”或“克里姆林宫傀儡”，即顿巴斯共和国领导人讨论自治地位的细节。明斯克协议的总体逻辑是要求承认乌克兰内部更广泛的政治多样性，这远远超出了后迈丹时代可接受的限度。因此，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不愿执行协议中的政治条款；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和分离主义分子违反协议，自行组织地方选举并向顿巴斯居民发放俄罗斯护照。与此同时，顿巴斯的死亡人数不断增加。

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的位置

答：尽管最终似乎是普京在2022 年2月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从而结束了《明斯克协议》，但乌克兰高级官员、著名政治家和“公民社会”专家早已再三声明，实施明斯克对乌克兰来说将是一场灾难，乌克兰社会永远不会接受这个意味着内战的“投降协议”（capitulation）。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极右翼，他们公开以暴力相挟，阻止政府履行协议。2015 年，当议会根据明斯克的要求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特殊地位进行投票时，一名斯沃博达党活动人士向警戒线内投掷了一枚手榴弹，造成四名警察死亡和一百多人受伤。

在2015年8月反对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自治的抗议中，一名斯沃博达党向警戒线内投掷手榴弹。

答：这当然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2020年之前没有稳定的停火线，所以实际上每天都有炮击或枪击，两边都有伤亡。关于伤亡和炮击的报道是常规新闻。但除了顿巴斯居民和难民，只有少数乌克兰人直接受到战争的影响。

普京声称，强硬右派主导了顿巴斯的乌克兰军队。事实上这从未发生，极右绝对是军队里的少数派。有人声称亚速营是国民警卫队中战备最充分的部队之一。在 2014-15 年的一段时间内可能是如此，但之后则不一定。我没有仔细研究过顿巴斯的军队，所以我的说法可能有误。但可以肯定的是，亚速营绝对是孤例；没有任何其他组织能与之相比——一支具有政治议程的部队，附属于一个政党，一个准军事组织和训练儿童的夏令营，他们还制定国际战略，邀请西方极右翼来乌克兰“一起战斗”，从而创造了一种“布朗国际”（Brown International，译注：挪用共产主义“红色国际”的说法）。德国《时代周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调查文章，将亚速营置于全球极右翼网络的中心。但亚速营只是一个军团。大多数在顿巴斯作战的乌克兰人并不在政治化的部队中。

但还有另一个现象。亚速营被并入内务部下属的国民警卫队中，内务部由另一位支持迈丹运动的寡头阿尔森·阿瓦科夫领导多年（译注：Arsen Avakov，2014年2月-2021年7月担任乌克兰内务部部长，2021年受到腐败和渎职指控）。还有其他来自右翼的武装派别，即在迈丹运动期间声名鹊起的激进民族主义联盟，它们没被整合进乌军，但与乌军保持协调——我们可以称之为野生团体，它们可以做军队指挥部不愿意做的事情。但这些团体也只是在顿巴斯作战的乌克兰部队的一小部分。

答：在任期后期，波罗申科越来越倾向于民族主义议程。后迈丹政府实际上着力最多的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去共产化；赋权于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乌克兰化；限制俄罗斯文化产品；建立服从君士坦丁堡宗主教区但独立于莫斯科宗主教区的乌克兰东正教教堂。这些是乌克兰极右翼在迈丹运动之前所采取的竞选纲领；尽管在后迈丹运动的政府中，名义上的极右翼政客并不显山露水，但这些纲领成为了执政议程。但如果说这些只是极右派的立场，那就太简单了，因为它们在更广泛的民族-自由主义公民社会（national-liberal civil-society）团体中被合法化了。在迈丹运动之前被视为非常激进的要求突然普及开来，至少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积极分子的公众层面上，尽管他们往往没有得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

另一点是欧洲-大西洋一体化的象征性认同。乌克兰 1996 年宪法确认了不结盟原则。但从 2014 年开始，波罗申科及其盟友推动了这一点的改变，这要归功于支持迈丹的宪法多数派。宪法修正案于2018 年由议会通过，并于 2019 年初由波罗申科签署成为法律，这成为波罗申科竞选活动的一部分。所以现在，在一个可能永远不会成为北约成员国的国家，宪法规定它的“战略路线”是成为北约和欧盟的正式成员。

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

2019 年大选之前，波罗申科还大力宣传语言议题，他推动的法律严重限制了俄语在公共领域和教育中的使用。到大选时，他确实被视为民族主义事业的领袖，因此他凭着民族主义议程在2019 年大选中惨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当时泽连斯基以73%对25%的优势获胜。

答：这一糟糕而令人费解的选择背后，可能是有缺陷的迈丹运动的动力。波罗申科在意识形态上从来不是一个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是地区党的共同创始人，曾在亚努科维奇政府中担任部长；曾有传闻说他的家人在家里说俄语，2014年后他继续在俄罗斯做生意。迈丹运动后，波罗申科被困在两个对立的议程之间：一方面是后革命时代不甚明确但却日渐深入人心的变革期望，另一方面是明确有力但却不受欢迎的来自民族-自由主义公民社会的要求。对波罗申科来说，比起进行会削弱他自己的派别在政治资本家阶层中的竞争优势的改革，更方便的做法是通过意识形态领域的民族主义激进化来实现某种“革命性”变革。诉诸民族主义也有助于压制“不爱国”的批评，从而分化反对派。当议会投票修改关于北约和欧盟的宪法时，乌克兰社会对北约的支持率约为40%。因此，这不是大多数选民推动的事情，也不是对“我们必须在选举前做些争取人心的事情”这一逻辑的回应。波罗申科推动的项目在公民积极分子中很受欢迎，但不是大多数选民。

答：2019 年的选举是前所未有的。乌克兰的选举结果通常非常接近：例如，2010 年亚努科维奇以49%比46%的微弱优势战胜季莫申科。2004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的差距也很小，这使亚努科维奇得以在选举中舞弊，因此引发了橙色革命。但到了 2019 年，波罗申科的反对率很高。近 60% 的乌克兰人表示他们永远不会投票给他。所以泽连斯基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反对波罗申科。

左翼方面，许多人确实希望泽连斯基会给他们更多的呼吸空间。我不后悔在2019年支持他；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做法。泽连斯基的大胜本身就动摇了波罗申科的威权主义。这对团结在波罗申科周围的民族-自由主义公民社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们对自己成为政治上的少数派（仅获得25%选票）感到非常迷茫，他们多年来一直声称，整个国家都团结在他们的议程周围。泽连斯基的大胜还创造了一股政治势能，如今新旧反对党都抓住时机声称，乌克兰大多数人的利益实际上没有在当权者那里得到代表。

2019年4月19日，乌克兰现任总统波罗申科（左）和总统候选人泽连斯基展开公开辩论，泽连斯基邀请波罗申科为向在顿巴斯武装冲突中死去亲人的遇难者家属下跪。

答：泽连斯基2019 年4月赢得总统大选后提前召集了7月的议会选举。这是一个聪明的举动，因为他的白手起家的人民公仆党赢得了议会多数——这在乌克兰后苏联政治中也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他得以在中央机构层面上集中权力。也有关于是否提前举行地方选举的讨论；市长在乌克兰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果泽连斯基试图做出一些敏感的决定，例如实施明斯克协议，那么他的政党将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提前举行地方选举更难证明其合理性。

2019年9月乌克兰、俄罗斯和顿巴斯之间第一次成功互换战俘，这抬高了泽连斯基的声望，因为乌克兰政治似乎正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泽伦斯基在民调中的支持率超过 70%，信任度也很高。推进明斯克协议的机会之窗打开了；有许多围绕 “施泰因迈尔模式”的积极讨论，该模式将为如何实施明斯克协议提供一种方案。他们得以达成一项临时停火协议，该停火协议至少比此前的停火协议持续了更长的时间。

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泽连斯基的政党不仅不是一个真正的政党（这位民粹主义领导人背后从来没有民粹主义运动的支撑），他甚至缺乏一个有能力执行连贯政策的真正的团队。他的第一届政府持续了大约半年。然后他解雇了他的参谋长，部长职位不断更替。缺乏可靠团队意味着泽连斯基很快就陷入了与波罗申科一样的陷阱，被乌克兰政治中最强大的代理人俘获：寡头世家、激进民族主义者、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和西方政府都有所图谋，掀起一场“选举式迈丹”从而把泽连斯基推上台的大众对激进变革的期望也在高涨。在这个陷阱中，泽连斯基试图建立自己的“垂直权力”（vertical of power），即后苏联政治中典型的非正式“指挥链”。但他在这方面并不是特别成功。或许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软弱的波拿巴主义或凯撒主义来加以分析：一位民选领导人试图克服这些分歧——攻击左翼、攻击右翼、攻击民族主义者、攻击“亲俄派”——但做得很不稳定，也没有实现政权巩固，因此到 2022 年初，他最终制造出一团混乱，并疏远了乌克兰政治中的许多有权势人物。

答：他建党的方式与众不同，所以任命部长职位时没发挥太大用处。第一届政府有许多人来自亲西方的NGO，但泽连斯基很快就看到，他们实际上没有能力管理乌克兰的经济。曾与泽连斯基一同拍摄电视的人——制片人、演员、他的私人朋友——担任了一些重要职务。例如，反情报部门的负责人就与泽连斯基有私交（译注：现任乌克兰安全局局长Ivan Bakanov为2017-2019年人民公仆党的领导人，是泽连斯基本人的青梅竹马）。他后来任命了一些亲西方NGO背景没那么强、但具备出任公职的基本能力的人。

泽连斯基仍在创建一个真正的团队的过程中，这些人背景各有不同——有时背景和西方有关联，有时和他自己有关，有时和寡头集团有关。俄乌战争开始时，还不清楚他是否真正成功地建立了“垂直权力”。它开始显得越来越混乱；而且相当危险。从普京的角度来看，如果乌克兰处于混乱状态，由一个软弱无能的总统管理，这不正是实现其目标的好时机吗？

答：波罗申科和民族主义者们在2019年开始了所谓的“反投降运动”，反对执行明斯克协议，尽管应者寥寥。据民意调查，只有四分之一的乌克兰人表示支持，几乎一半的人明确反对。与此同时，亚速营和其他极右翼团体不服从泽连斯基的命令，意图阻止乌克兰与顿巴斯分离主义势力脱离接触。泽连斯基不得不去顿巴斯的一个村庄直接与他们谈判，尽管他才是最高统帅。“温和派”的反投降人士借着强硬右翼的抗议势头表示，执行明斯克协议将意味着一场内战，因为乌克兰人不会接受这种“投降”，由此势必会发生一些“自然”的暴力。

答：民族主义暴力的前景是真实的。但问题仍然存在：为什么泽连斯基没有建立一个支持明斯克协议的内部与国际联盟？对于亲西方的公民社会而言，西方政府明确对全面实施协议表示积极支持将是一个强有力信号。有人会说，2019年时协议已不受欢迎，尽管它在2015 年签署时确实得到了多数支持，和平一度有望成为现实。但到2019年后，人们意识到他们在改变顿巴斯的任何事儿上都无能为力。但必须要说明的是，无论是波罗申科还是泽连斯基，都没有认真地为提高明斯克协议的支持率而努力，反之他们在那些极具争议性且不受欢迎的土地市场改革和各种民族主义倡议上却出力颇多。此外，法、德两国对这项协议的切实推进也没做多少贡献，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就更不用说了。

答：没错。有人期望泽连斯基可能会修改语言法，允许俄语更多地出现在乌克兰的公共领域；他可能会在实施明斯克协议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但是战前，泽连斯基在各方面一败涂地。波罗申科实际上更有能力抵制一些国际机构的要求，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天然气市场价格的压力，乌克兰政府一直试图对抗这种压力，因为它非常不受民众欢迎，尤其是在老年人当中，价格上涨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沉重打击。泽连斯基还推动了土地市场化改革（译注：乌克兰长期执行农业用地“禁售令”），这是乌克兰独立以来引发民众不满的一个大问题；超过70%的乌克兰人反对改革的若干条款。

答：关于这场战争特别是开始的原因，依然有许多谜团有待廓清。当然，北约东扩和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国际维度，以及近年来亚美尼亚（2018年）、白俄罗斯（2020年）、哈萨克斯坦（2022年）等前苏联成员国内部的反政府运动及克里姆林宫对此的反应变化，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普京坚信俄罗斯在超高音速武器方面对北约具有暂时军事优势，并低估来自乌克兰的抵抗，应该也是促使其发动战争的原因。当然关键还在于普京对乌克兰国内政治进程的认识，他越来越相信俄罗斯已经无法对乌克兰施加影响了——乌克兰正在不可逆转地变成他所谓的“反俄罗斯”（anti-Russia）存在，也没有什么政治手段可以阻止这一转变。

另一被低估的触发因素是泽连斯基对反对派的严厉制裁，反对派领袖维克托·梅德韦丘克（Viktor Medvedchuk）是制裁的主要对象。作为乌克兰政坛老手，他曾在乌前总统库奇马任内担任过总统办公厅主任，也是普京的私人朋友和顿巴斯战俘交换的首席谈判代表。他通常被视为乌克兰主要政治人物中最“亲俄”的人。2014年后，他也是美国制裁的对象。由于“反对党平台”（Opposition Platform，译注：乌克兰最大的反对党，由梅德韦丘克领导）在民调中已经领先于泽连斯基，看起来泽连斯基似乎是攻击了一个自己的政治对手。做出制裁决定的组织是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and Defense Council，简称NSDC），它是个约有20名成员的小团体，包括各部部长、情报部门与反间谍部门负责人以及中央银行等金融机构领导。他们有时会在缺乏可靠证据的情况下就做出制裁决定。

答：这些制裁比美国通常所实施的更具限制性。关键在于，乌克兰政府未经法院裁决就对本国公民实施了制裁。梅德韦丘克的所有银行账户都被冻结了，其商业伙伴塔拉斯·科扎克（Taras Kozak）也在制裁之列，他是三个通常被视为属于梅德韦丘克的电视台的正式所有者。如此举措事实上创造了一个可以干预新闻传播的法律机制，而这可能是制裁最重要的政治后果。这些电视台长期以来一直在抨击泽连斯基，以及乌克兰其他亲西方势力与民族主义势力。泽连斯基后来软禁了梅德韦丘克，当时政府以叛国罪指控他和顿巴斯共和国进行煤炭交易，而这实际上是他为波罗申科促成的一项交易，因为他们需要煤炭来支持乌克兰的经济。通过这种方式，泽连斯基成功将梅德韦丘克与波罗申科二人联系了起来，而这两人的政治立场却是对立的（译注：一为亲俄派，另一为反俄派）。如果你能把他俩联系起来，他们的名声就会一起败坏。如果波罗申科在暗中与梅德韦丘克打交道，对于他的铁杆支持者来说，即使不能说叛国，也是性质严重的背叛了。

乌克兰安全局发布的照片显示，亲克里姆林宫的议员维克托·梅德韦丘克于 2022 年 4 月 12 日被捕。梅德韦丘克涉嫌叛国，于2月逃离软禁。泽连斯基建议用梅德韦丘克交换乌克兰战俘。

答：很难确定这一点。民族-自由主义公民社会对制裁表示欢迎，他们认为梅德韦丘克是“亲俄的第五纵队”，他们为此已等待多年。一个更现实的解释是，泽连斯基的目标是敌对政党的领导。因乌克兰东南部选民对泽连斯基已经感到失望，反对党在2020年底支持率猛增。这些选民在2019年曾对泽连斯基给予大力支持，后来却发现他和波罗申科之间几乎没什么实质性区别。

一个复杂的因素是，梅德韦丘克的电视台曾传播过有关亨特·拜登（Hunter Biden，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的次子）和乌克兰天然气公司Burisma的阴谋论，特朗普在2020年美国大选期间曾利用这些来抹黑拜登。全世界都可以阅读那通著名电话的文字记录（译注：乌克兰议员2020年5月公开一份录音，证实拜登在副总统任职期间，以10亿美元援助贷款作为筹码，勒令波罗申科更换时任乌克兰总检察长），在此期间，泽连斯基并没有完全拒绝特朗普的暗示，后者想让乌方启动针对乌克兰天然气公司相关事件的官方调查，从而为拜登的丑闻火上浇油。可以想象，泽连斯基或许认为封禁梅德韦丘克的电视台可被视为对美国新总统的“友好姿态”，并以此来粉饰自己。我们也知道，拜登就职后并不急于给泽连斯基打正式电话。这在当时的乌克兰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作为泽连斯基可能遇到麻烦的迹象。当然，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这两种解释。

不管动机是什么，在梅德韦丘克之后，泽连斯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制裁范围和力度。有时针对涉嫌有组织犯罪的寡头，有时也针对其他反对派媒体。到2022年初，他们封锁了大部分主要的反对派媒体，包括乌克兰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Strana.ua，以及在欧盟寻求庇护的最受欢迎的政治博主阿纳托利·沙里（Anatoly Shariy）。泽连斯基通过制裁为自己制造了很多敌人，而这些措施在法律上往往站不住脚，乌克兰的寡头们也开始担心起来。到2021年底，泽连斯基又与乌克兰首富艾哈迈托夫（Rinat Akhmetov）发生了冲突。艾哈迈托夫开始在其周围聚集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士，包括一些知名记者，以及被罢免了的议会议长拉祖姆科夫和同样被解职的很有权势的内政部长阿瓦科夫。这似乎是反对泽连斯基的联盟的开始，或能在危机到来时挑战泽连斯基的地位，提前选举并取而代之。泽连斯基一度处在与“亲俄”反对派、波罗申科（泽连斯基曾在2022年1月尝试拘留波罗申科但并未成功）以及艾哈迈托夫的斗争之中。这一局面对他来说相当难看。如果你制造了一大堆敌人，他们或许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你。有人建议要削弱总统权力，将该职位转变为仪式性角色，由此走向议会制共和国。战前的民意调查结果对泽连斯基也很不利，他甚至输给了波罗申科。但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泽连斯基现在比以前更受欢迎了。如果他够赢得战争，或者说至少与普京达成某种非羞辱性和解的话，他可能还会成为乌克兰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政治领导人之一。

答：2021年1月下旬，乌克兰政府对梅德韦丘克实施制裁后仅几周时间，俄军便已露出了在乌克兰边境集结的初步迹象。或许在普京看来，将梅德韦丘克从乌克兰政坛清除出去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美国驻基辅大使馆的表态更是强化了这一点。乌克兰国家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在周五晚上做出了制裁的决定，周六美国大使馆便在推特上发文称：“我们支持乌克兰通过制裁保护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努力。”我们或许可以推测，针对梅德韦丘克的举动被普京视为最后一击——乌克兰可能永远都不会执行明斯克协议了，任何对俄罗斯友好的政治家都不会被允许加入乌克兰的政府联盟，乌克兰也永远不会考虑俄方利益。

答：直到2月24日，大多数乌克兰人依然不相信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政府也不相信。泽连斯基认为或许会发生一些“有限的入侵”，全面攻击的可能性则极低。来自国防部智库的乌克兰军事分析家发表了一份报告，称普京基本不可能在2022年袭击乌克兰。泽连斯基对西方媒体的宣传并不满意，认为这是为了向他施压，要求他开始执行明斯克协议或者是放弃加入北约的主张，而泽连斯基对此表示拒绝。结果证明他们错了，而中央情报局和军情六处是对的。尽管他们现在跟媒体说，普京最终决定发动战争的迹象不早于2月出现。与此同时，美国和英国严重低估了乌克兰军队的潜力，正如他们高估了俄罗斯军队一样，他们预计俄罗斯军队将在三四天之内占领基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美国总统拜登

为什么美国不阻止呢？如果他们知道入侵即将来临，为什么除了将普京的计划泄露给媒体，他们什么都没有做？一种办法是与普京开始认真地展开谈判，不让北约接纳乌克兰，况且他们从来就没有任何邀请它加入的意愿，现在也没有任何为它而战的想法。另一种相反的策略是在战争开始前就向乌克兰运送大量武器，从而改变普京一方的实力考量。但这两件事他们都没做。这一点如今看来有点奇怪，而对乌克兰来说非常悲惨。

答：那将是个非常痛苦的妥协。如果政府开始说它准备接受俄罗斯对克里米亚的吞并，以及所谓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共和国的独立，泽连斯基将承受巨大攻击——他是在背叛自己的国家，他已经向俄罗斯人投降了。无论谈判桌上发生什么，他都不会愿意公开说出这句话。最近接受《经济学人》采访时，泽连斯基说：“拯救乌克兰人的生命比拯救领土更重要。”这可以解释为他可能会被迫做出这种妥协。俄罗斯的资源枯竭和战争失利，以及美国的武器供应，都将影响战局的发展方向，他们或许会根据战场的结果来讨论可供选择的方案。

答：这场战争正在改变乌-俄关系以及乌克兰的身份认同。战前可能有15%的乌克兰公民可以说他们认为自己既是乌克兰人又是俄罗斯人。现在这将变得更加困难。他们将要做出抉择了，我认为选择结果是更倾向于乌克兰人的身份认同。俄语和俄罗斯文化的地位在公、私领域中将受到更多限制。如果一场长期战争将乌克兰变成欧洲的叙利亚或阿富汗，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极有可能在抵抗运动中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并产生明显的政治后果。总之，无论战争如何收场，我出生的乌克兰以及那个我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的地方，如今已一去不复返了。

答：可能现在还不行。据报道，俄罗斯民众对战争的支持率为60%至70%甚至更多。当然俄罗斯民调的可信性本身也存在争议，但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其他系统证据。当然，如果战争持续下去，伤亡人数继续增加，制裁的全部影响落到更多普通俄罗斯人头上，关于战争的观念就会改变，俄罗斯政府就需要加以应对。他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让俄罗斯经济从西方脱钩。目前反抗发生的可能性很小，特别是在大约20万真正的反对派和反战人士已逃离该国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的是针对普京的精英政变，不过我认为他们很难在乌克兰失败前就走到这一步。所以最终来看，结束乌克兰战争的不是革命或宫廷政变，而是战争的结果。后者将决定我们在俄罗斯看到的，是起义、政变还是普京主义的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