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 抗疫政治的权衡与取舍

抗疫政治的权衡与取舍
卢荻

四、五月份上海的封城抗疫，以及同期在全国此起彼落的疫情，对经济冲击严重、对社会构成巨大的压力，从而在国内外舆论空间上引发关于中国的抗疫及其代价的广泛讨论。这个讨论涉及方方面面。首先是与抗疫关联的即时经济和社会成本，由此引申至抗疫策略的选择问题。其次是关乎这一波疫情过后的政策，弥补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应该采取什么措施，以及常态化防范疫情再起的成本负担问题。再另外，是在即时冲击之外，抗疫对长期经济发展的影响，聚焦于会否导致产业链转移国外问题。

▲上海全面恢复正常关键节点

因为疫情和抗疫涉及各种利益和体验，相关言论中就不乏个人化激烈情绪、政治成见盖过一切的倾向、盲目吹捧或幸灾乐祸等等成分，这就更加凸显出负责任言论的重要性。针对抗疫过程中的种种具体失误，可以有情绪，包括激烈的抨击；针对整体抗疫策略的对错利弊，则应该理性讨论，哪怕是包括沉重的批评。但是，纯粹以情绪来针对整体策略，即便是源自个人的不幸遭遇也还是不合理，源自政治成见的煽动就更是无赖了。

 1   合理评价抗疫成本

5月2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稳住经济大盘电视电话会议，李克强总理在会上指出：新一波疫情下中国经济形势严峻，“困难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比2020年疫情严重冲击时还大”。困难不仅表现为即期的经济活动大面积停顿、生产和贸易大幅度萎缩，而且动摇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甚至有可能威胁到长远的经济发展前景。

▲上海市民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上海的经济地位远远超过武汉。上海作为全国的工业、贸易、金融和科技中心，以及作为多种产业链的核心环节的集聚地，其封城抗疫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巨大。就上海本身而言，经济成本之外，封城的社会成本同样极其高昂，诸如居民生活用品不足、限制活动使得身心健康受损、老弱病残欠缺照顾、医疗延误、行政失当导致基层怨气等等，都是相当严重的情况。

那么，是否可以犹如大量的情绪性或煽动性言论那样，说成本本来可免、将封城甚至乎抗疫本身说成纯属“无事生非”？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说辞。必须先厘清，不封城抗疫，或干脆不抗疫的话，成本又将如何？

▲封城期间的物资支援

可以较为具体地提问：（一）相对于“最优抗疫”，现在的实际抗疫成本高了多少？（二）相对于“最优不抗疫”，现在的实际抗疫成本又高了多少？所谓“最优”，简言之，指的是疫情的综合损害（即是疫情损害加抗疫成本）处于最低水平。而解答问题的一个必要进路，是对疫情和抗疫实际经验作横向比较；就是说，是否存在现实可行的“最优”另论，但是实际经验上至少有优劣程度的差异，透过各种“次优”经验的比较可以推断出实际抗疫或不抗疫的综合损害是否合理。

就问题（一），首先可以比较上海与深圳，可比性在于两者都是执行同一“动态清零”策略，而在这一波疫情中的实际表现却是大相径庭——深圳是严格遵从这个策略，在疫情初起就快速推行全民检测，上海却是几经延误、以及在检测设施和社会必需物资供应等各方面都是准备严重不足，结果是后者付出的成本远超前者。其次还可以比较上海与香港、台湾，这三地在之前都能够基本清零，但是都抗不过高感染性的Omicron变异株；比较它们各自承受的综合损害，有助于对上海的表现作出评价。有理由判断，至少是就即时的疫情防控和付出成本而言，上海的表现已经是显著优于香港和台湾了。

▲上海方舱医院

由此延伸到问题（二），“动态清零”在上海终于还是坚持下来了，而香港却是大有坚持不了、只能转向“与病毒共存”的迹象，估计台湾也将是这样。那么，拉长时间线，过一段时间再看上海与香港、台湾的比较，再判断上海的抗疫成本究竟是否本来可免。又或许更恰当的比较对象是新加坡，毕竟，新加坡可说是全球唯一做到自主放开的地区（其他地区都是抗不过才被迫放开），其疫情综合损害程度在所有的“与病毒共存”地区中也应该是位于最低之列。那么，单纯看即时的疫情防控和付出成本，抑或看长远上的表现，都可以透过对比新加坡来判断上海、以至于判断整个中国内地的“动态清零”策略是否合理。

上海、深圳、香港、台湾、新加坡，这些都是华人世界中最富裕的地区，物质条件都是最好的，实际抗疫表现也就就取决于各自的策略和公共治理，反映了相关的公共卫生体系、政府体系和社会体系的素质和运作。一个简单的对比是，自2021年12月1日也即Omicron出现之初，至2022年6月10日，香港、台湾、新加坡的新增染疫致死人数分别是9177、2949、670人，而中国内地是590人（根据Worldometer数字）；当然这里没有计及抗疫或不抗疫的次生因素致死，后者暂时未有数据可供估算。

▲截至6月10日全球疫情概况

 2   面对疫情演变的决策

五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检讨疫情，部署抗疫。会议着重强调两点，一是“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二是“放松防控势必造成大规模人群感染、出现大量重症和病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将受到严重影响”。因此，中国坚持“动态清零”策略，这至少在短期内不会改变，虽则在全球范围上因为欧美的带动世界各国已经是纷纷放开了。

抗疫经济于是有可能变成长期化问题，有可能必须面对疫情防控与经济和社会成本的权衡、取舍，关键始终在于疫情演变的前景。

可以设想一个情况：今年之内疫情结束，证明中国真的是防控过度了（而欧美各国赌对了），那么，就是中国经济损失一年，相当于2020年，而欧美经济相当于2021年。这个应该是可以接受的。

再设想一个更恶劣情况：疫情以这个程度持续三数年，欧美带动下的外面世界继续不管不顾，那么，中国或许到今年底可以考虑，（在尽量做好公共卫生准备的条件下）是继续紧密防守还是多大程度放开，这就是抗疫与经济的平衡了。

当然还有一个极端情况：疫情严重恶化见不到头，外面世界只顾经济不顾人命，中国要平衡两者更为艰难，那全社会就得选择了。这个是最糟糕前景，病患者不仅是大有机会感染再感染，而且是每次感染的后果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抗疫成本极高，欧美式不抗疫的成本同样极高，从集体的角度看是彼此拉平，从个体的角度看就尽是艰难和悲剧。

中国式“动态清零”还涉及如何精准抗疫，毕竟，封城是最极端形式，是必须尽量避免的别无选择下的举措。近期，在全国范围的抗疫实践中，就有以常态化核酸检测作为前期防线、从而免于封城的势态。只是常态化核酸检测的成本同样不菲，在医疗保险基金不能动用、地方财政无力支付的限制下，中央财政应该负担全部费用，否则势必出现部分地区无心或无力抗疫，结果还是祸及全国。

▲上海核酸检测

 3   短期对策和长期考虑

非常时候必须有非常举措，中央财政应该负担常态化抗疫的费用。同理，面对今年的疫情冲击下的严峻经济形势，中央政府大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必要举措。这是政治考虑，远不止是是财政部门的职责和专业操作问题。

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救急。疫情冲击下大量社会基层民众生计艰难，这不可能等待经济形势好转来解决，而是有赖于政府的直接救济行动。香港式全民派发等额现金和消费券的做法，这是着眼于刺激消费，是否可取另论，在优先次序上应该让位于救济，就是说，直接派发现金或消费券给基层民众更为合理。

▲上海关于复工复产的鼓励政策

救济性考虑之外，消费与投资的权衡问题意义深远，取舍必须慎重。疫情下大量企业陷入困境，中小企业尤其艰难，与此相关是就业形势严峻，而消费扩张应该是最能直接改善这些情况的。而生产性投资较具长远意义，是技术进步、生产率提升、产业升级的必要基础，也就是抵消产业链外移压力的最重要因素。

新冠肺炎瘟疫蕴含着巨大不确定性，对经济、社会、政治具有系统性威胁，而今日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的关键阶段，面对险恶的国际环境，所以，在抗疫政治上慎重权衡成本与风险、慎重作出取舍决策，这是无可责难的。

▲上海市民生活逐渐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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