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荻 | 中国与新自由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简评潘毅文章
编者按：中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吗？中国的经济政策可以被彻底地称为新自由主义吗？相信各位读者也有同样的困惑。近日“破土”网站发表了潘毅老师《从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资本的中心》一文，以释前疑。今天，“保马”特推出中国人民大学卢荻老师对该文的简评。卢老师从新自由主义所历经的三阶段（市场化、私有化、金融化）出发，认为当代现实虽有“屈从”成分，但同样也应该注意到中国在政治经济上对新自由主义的抵抗。
本期“每日一书”栏目同时推出黄宗智老师的《中国的隐性农业革命》，黄老师的研究也提示出，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不能依据西方的教条来衡量，尽管中国农村还存在大量的问题，似乎也不能用某种教条化的方式全盘否定。可为参考借鉴。
感谢卢荻老师、潘毅老师、黄宗智老师为我们奉上如此精彩的讨论，“保马”会继续为这种有意义的讨论提供平台，也欢迎各位读者踊跃赐稿。文未附潘毅老师一文链接。
潘毅这篇文章值得评论，非关基本立场，而是对现实的理解，系统性理解。
这里的关键是：何谓“（世界）资本的中心”？
对应于现实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也即系统性的资本积累模式），新自由主义历经三代政策信条的演变，在1980年代强调市场化，在1990年代强调私有化，在2000年代强调金融化。所以，大致上从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世界资本主义的中心和主导运作逻辑是金融霸权；在此其中，中国政治经济备受压力（包括买办投机集团有可能占据决策主导的压力），迄今既有屈从成分也仍在顽强抵抗。
屈从与抵抗并存所体现的，是中国策略性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过程中，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潘毅文章聚焦于屈从成分，下面再谈。不难观察和验证，迄今中国政治经济的抵抗成分，纵使不是主导也是系统性的组成：（1）自1980年代以来从没有堕进“债务陷阱”，而这种陷阱30多年来在世界范围上持续肆虐，是市场化尤其是外贸自由化所导致的顽疾；（2）在1990年代很大程度上屈从于私有化，但远说不上彻底，另外差点但始终没有屈从于金融化；（3）在2000年代稳定了国有部门的比重，相应地强化了超越利润诱因的生产性投资的能力、以及一定程度上恢复劳工的权益，同时一直抵抗金融化，直至最近。总体而言，屈从与抵抗的对垒今日仍在，不能说中国政治经济主体上已经新自由主义化了。
在较为具体的分析层面上，屈从论的根据，在潘毅这篇文章（以及迄今的绝大都数左翼或自称/冒称左翼者的论述）是认定，中国经济是“劳动密集、出口导向”模式，承载着对劳动者的“超剥削”（以及对自然环境和资源严重破坏）。这种判断忽略了，中国经济其实具有多元结构，上述模式只适用于其中的相当次要部分，甚至可说只是一个飞地部门。30多年来社会消费规模的持续快速增长，正意味着，中国经济的主体部分，是与上述模式相对立的。又，与上述模式相关的是外商直接投资，文章的数据和对其重要性的判断有误，自新世纪以来，外资流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没有超过4%（即便国内生产总值是以汇率换算从而严重低估了），在2008年和2009年都是接近2%，而非文章所说的21%。
在知识意义上，只提屈从一面，不提抵抗一面，其负面后果相当严重。这样的提法势必得出结论：或是根本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迄今的建树，或是只能认定建树仅仅是来自超剥削（所以从社会意义上讲根本就不是建树），或是转而认定建树是来自对国外劳动者的剥削（“中帝论”或其雏形），当然最糟糕是竟然只能承认，原来屈从于新自由主义有可能带来发展（这就是跑到左翼理论的对立面了）。
在政治意义上，强调屈从一面当然是重要的，可以由此提出警号，即剥削、破坏等等都是事实，所以，不应该接受已有的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进程是TINA（别无选择），也不应该认为这个进程并没有根本改善的余地。然而，全面考虑屈从与抵抗，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正因为剥削和破坏是事实，所以抵抗要继续，要更深远（重新公有化…）、更全面（越出中国国境的力所能及的抵抗…）。
仅有政治-道德立场是不够的，除非能有更加彻底系统的替代方案及其相应现实条件（世界范围而非仅限于中国的抵抗），否则，当前可见的现实是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难免，所以就只能尽力争取策略性融入、抵抗性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