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 | 新时期文学表征中的“个体化”难题——重读《哦，香雪》

本文最初发表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6期，由作者授权保马网络发表，感谢王钦老师赐稿！

在讨论日本现代文学中对于“风景”的“发现”时，当代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指出，文学叙事所再现的貌似中立的风景“描绘”，实际上与一种独特的、现代的“内在之人”的认识型密切相关，而从哲学层面说，后者本身又是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所不断（再）生产的效果之一。通过现代认识型在文学表征层面的运作，“风景”这一装置得以在观察和描述的“主体”与被观察的“客体”之间确立和稳定一种概念上稳定的、貌似自然的关系。柄谷行人对此论述道：“风景一旦确立之后，其起源则被忘却了。这个风景从一开始便仿佛像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似的。其实，这个客观之物毋宁说是在风景之中确立起来的。主观或者自我亦然。主观（主体），客观（客体）这一认识论的场也是确立在风景之上的。就是说，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着的，而是在风景中派生出来的。”[①]因此，从文学表征上对于“风景”的“发现”之中也能看出，观察主体与被描述客体之间的二元对立，再现了现代主体将自身“个体化”过程中的关键时刻。

“主体”、“个人”、“人性”和人道主义话语等等都是上世纪80年代被热议的话题。在那个历史转型时期，在一个介乎两个时代（一个逐渐消逝的“集体”革命时代和一个正在兴起的、在其中经济领域将同时在国民生活领域中和国家运行的层面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个体性”时代）之间的特殊时期，柄谷行人关于日本现代文学“起源”所做的论述似乎也可以在“新时期”文学中找到其遥远的对应。例如，人们很容易就能发现，铁凝发表于1982年的著名短篇小说《哦，香雪》中就有这样一段对风景的描写，也有研究者从柄谷行人的论述角度分析这段描写。[②]我在本文中提出的论断是，迄今为止大多数研究者有意无意地从这篇小说中读出“作为现代个体的香雪”的尝试，一方面没有考察小说中设置的一个重要的叙事装置及其意识形态效果，另一方面也遮蔽了小说中暗示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远景。为了摆脱1980年代以来文学界和思想界对于“个体化”的固定化论述，以新的方式重新介入这个被认为是典型的关于“个体化”文学表征的文本，或许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出发点。不过，在进入相关的风景描写段落之前，有必要简单重述一下小说的情节，并大致勾勒一下迄今为止对于这一文本的阐释方向。

《哦，香雪》可以被简单概括为两种生活方式相遇的故事：一方是城市居民及其现代生活方式——在故事中由火车的一分钟停靠、由发卡、自动铅笔盒等物质来暗示——另一方则是香雪和其他一群生活在台儿沟的年轻姑娘们所代表的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由于火车的停靠，台儿沟的姑娘们得以与火车上的乘客们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换。小说的主人公香雪在一次交换铅笔盒的买卖中因跳上了车厢而乘着火车离开了台儿沟；她下车后独自沿着隧道走回了台儿沟——故事结束于香雪与等候迎接她的姑娘们会合的场景。很多阐释者已经指出，放在当时的历史和思想语境中看，这篇小说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与1980年代初盛行的、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话语不同，铁凝在故事中并没有为由火车和车上的乘客所代表的“现代”城市生活赋予任何道德或文化的优越性。台儿沟所代表的“不发达的”、传统的乡村生活自有其淳朴、单纯、天真等特点。著名作家孙犁在小说发表后便谈到这篇小说具有诗的特点。[③]另一方面，现代化的必要性，作为1980年代的一个挥之不去的主题，也可以在故事中找到暗示；或者毋宁说，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设置——香雪对自动铅笔盒的欲望——根本上来自对现代化、对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与进步的追求和渴望。因此，早在1983年，王蒙便说道：“作者并没有粉饰生活，作者用曲笔写下了台儿沟的贫困和不发展，这种贫困和不发展是令人泪下的。”[④]遵从孙犁和王蒙设置的阐释框架，此后很多阐释者都强调小说中两种生活——发达的城市现代生活和不发达的乡村生活——的对峙，虽然阐释者们由此做出的政治和道德评判各有不同。有些论者把着重点放在现代化过程给农村带去的好处（例如物质的发达和生活水准的提高）与香雪等姑娘体现出的生活的单纯质朴之间的平衡，另一些论者则试图从两种生活的对峙中读现代化的开始将注定破坏传统的共同体生活。[⑤]这些解读所悬而不论的是作者在文本中采用的一个（叙事和认识论意义上的）重要装置：即城市（读作：现代生活）与乡村（读作：传统生活）的二元关系。不论解读者强调的是火车一分钟的停靠所再现的现代化过程给台儿沟及生活其中的人们的生活带去了好处还是坏处、发展还是破坏，两种生活方式作为概念上稳定的预设项，始终是被作为前提接受下来的。

因此，出于同一种叙事装置的作用，小说中描绘的“传统”乡村与暗示的“现代”城市的对比，产生出了香雪对其周围生活世界的辨认/再认识（re-cognition）：也因此，小说中出现了一段与柄谷行人所分析的日本现代文学中的风景描绘相似的段落：

[香雪]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的金铃铛，她第一次听到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唱歌。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只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成人的山谷。……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⑥]

结合柄谷行人的论述，似乎可以认为，在此由铅笔盒所代表的现代生活将香雪“重新发明”为一个具有“内在性”的现代主体，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能够确立自身与周围的自然环境、与村庄、与传统的乡村生活之间的认识关系。在特殊的意义上，这是香雪“个体化”自身的历史时刻，她得以将自己与自然区分开来，与台儿沟中的其他姐妹们区分开来，与本来内在于她生活的事物区分开来。回过头来说，1980年代的现代化过程和个体化进程带来的政治和历史后果，确乎将“香雪”和其他来自乡村的“现代个人主体”转化为血汗工厂里的劳动力；作为意识形态话语的现代化承诺，在1980年代的文化和思想讨论中从未得到彻底反思，而进入1990年代以后，这一美好的承诺最终将会让“香雪”们被市场化的商品逻辑和异化逻辑所吞噬——这是任谁都无法回避和否定的事实。正如罗岗和刘丽所指出的，在这个由火车的停靠所开启、并进而由铅笔盒的交换所强化的、初露端倪的现代化过程中，

我们看到了被唤起的“个人意识”如何“实体化”，又在“实体化”的过程中走向了它的反面。这个悖论式的过程揭示出的却是一个普遍性的状况：由大规模的“市场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历史震惊，其催生当代中国人的个人意识的前提，即是不可避免地摧毁原有社会结构中的“共同体”（集体），由此使得当代中国的个人意识不能不以某种矛盾的形态呈现出来：一方面“个人”努力从各种似乎束缚了“个人意识”发展的“共同体”（集体）中挣脱出来；另一方面从“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个人”，却只能孤零零地暴露在“市场”面前，成为“市场逻辑”所需要的“人力资源”，“个人”的“主体性”被高度地“零散化”，“解放”的结果走向了它的对立面。[⑦]

上述对《哦，香雪》的批判性阅读带有强烈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色彩：即，无产阶级工人的自由在资本主义剥削的制度性前提下只能是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与其他有意无意地倾向于在香雪及其所代表的乡村生活和城市现代生活之间坚持某种暧昧或危险平衡的阐释者不同，罗岗和刘丽强调的是，在既为小说主人公所持有、某种意义上也为作者本人所持有的温情默默的现代化理想和进步理念背后，暗含的经济和政治结果或许是压迫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历史地说，这样一个被孙犁称为“诗意”的文本所包含（或掩盖）的恰恰是将个体生产为人力资源的过程，是改革逻辑、市场化和工业化过程对现代主体/臣民的塑造和压迫。罗岗和刘丽写道：“尽管在香雪心中升起要让台儿沟改天换地的壮志，但不论她做出怎样的选择，当等待着香雪的姑娘们喊出‘哦，香雪！香雪！’时，‘她’已经彻底地远离‘她们’了。”[⑧]在这一点上，他们将柄谷行人对于风景描绘的分析应用到香雪对于周围自然风景的“发现”上。[⑨]

尽管或正因为罗岗和刘丽的解读将传统的共同体生活与现代的个体生活之间的对峙推向了极端，运作其间的二元对立作为一个重要的叙事装置仍然保留了下来；也就是说，概念上稳定的城乡对立作为预设始终没有得到检讨。但问题恰恰是：如何检讨这一强预设？首先，为什么必须检讨这一看上去再自然不过的预设？确实，整篇小说中似乎没有比这一叙事装置更“自然”的东西了。但同样也要看到，台儿沟本身作为一种“风景”首先不是被香雪、而是经由叙述者的交代而被读者所“发现”或“辨认”的——例如，在小说的开头我们读到：“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强调为引者所加）。由此，预设读者是一个外来者——他（或我们）随着叙述者一起发现台儿沟的“风景”，或台儿沟作为“风景”。如果说文学表征中的风景的发现是现代认识论装置的产物，那么预设读者的视角就远远不是“自然”的：相反，它看上去自然，恰恰是因为它总已经是一系列运作于意识形态层面、文化层面、政治层面、语言层面的机制所实现的“自然化/中性化”的产物。小说一开始——甚至在小说开始之前——预设读者就已经被假定为是一个“现代读者”，这个位置同时预设和抹去了一整套将文学作品的读者“自然”生产为现代读者的机制的运作过程。于是，在小说开始的时候，在小说开始之前，“两种生活的对峙”这一叙事装置的前设就已经潜在地确定了。

不过，在此关键之处不是叙事的潜在暴力，也不是文学表征和所谓“现实生活”之间的差距；相反，我认为重要的是认识到，甚至在故事开始之前，在现代个人的主体性诞生之前，预设读者就已经占据了一个“现代主体”的位置，而正是从这一（不自觉的）位置出发，香雪事件所体现的现代个人主体的发明过程，才显得自然甚或必然。发明总已经是重新发明；对现代主体性“起源”的追溯必定是对第二起源的建构：也就是说，香雪对风景的发现早已被预设读者的目光、被叙述者对作为风景的台儿沟的发现所预期了。由此，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生活方式的二元对立能否成立，取决于一个更基本的预设，即预设读者的现代（化）视角。

那么，在城市现代生活和乡村传统生活的概念上稳定的对峙背后、在预设读者的现代位置的“自然”预设背后，被“压抑”的是什么呢？对此，我的理论假设如下：在小说中、同时在绝大多数对于这一小说的阐释中，被“压抑”的恰恰是“十七年”社会主义时期的（前）历史。对于上世纪50、60年代时期的城乡差异问题的考察（以及对于一系列相关土地政策的考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内；在此需要指出，小说中具有症候意义的是上述叙事装置的意识形态效果：城乡生活的对峙非常轻易地就被套在王蒙所谓的对“现实生活”的再现之上，这一对峙甚至没有提到任何社会主义时期涉及农村改造（及其失败）的痕迹——而且，大多数阐释者都没有察觉这一忽略。相反，文本向读者呈现的仿佛是一个从零开始的现代化过程——例如，小说的第一段告诉人们：“如果不是有人发明了火车，如果不是有人把铁轨铺进深山，你怎么也不会发现台儿沟这个小村。它和它的几十户乡亲，一心一意掩藏在大山那深深的皱褶里，从春到夏，从秋到冬，默默地接受着大山任意给予的温存和粗暴。”

城乡生活对立的叙事装置的意识形态效果，最强烈地体现在一篇最近的阐释中。该论者十分敏锐地注意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在小说中（和大多数阐释中）的彻底缺席，但虽然如此，他却没有从这一缺席出发重新阐释文本，而是试图将这一缺席合理化：“十七年尽管有‘土改’、‘合作社’和‘人民公社’等‘农村改革’，它仍然潜在地继承了两千多年‘城乡二元’的历史结构。”[⑩]与此同时，该论述指出，虽然土地政策和合作化运动可以被视作“现代化”的努力，但这些政策对农民的“隐性剥削”事实上却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政策而被加剧了。[⑪]毫不奇怪，为了历史地证成小说中社会主义的缺席，这位论者最终不得不诉诸社会学研究，并由此潜在地抹除了文学表征的独特性。文学表征在内容上的确证性问题是否能交由历史研究或社会学研究评判，是另一个议题；我只希望强调，通过诉诸历史研究或社会学研究来“证成”（进而“压抑”）“十七年”时期在小说中的彻底缺席，会有将文学作品化约为实证材料的危险——更不必说，“十七年”时期关于农村的政策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这些政策不存在。与这种将文学化约为社会学的解读不同，我试图指出的是，抹除“十七年”时期的踪迹、将农村还原为一个不变的、自足乃至封闭的空间、时空错乱地描述一个纯粹的传统共同体——所有这些，连带将读者预设为一个现代主体的做法，都形成了（或者说预期了[anticipate]）一个特殊的、属于后革命时代的（再）时间化（re-temporalization）过程；我认为，探讨1980年代文学表征的“个体化”，不能不考虑到这种独特的时间安排和它的文化—政治涵义。这也将成为我重新阅读这篇小说的主要着眼点。

在文学空间内部，借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压抑者必定会复归——或毋宁说，文学空间本身必定预设了压抑者的复归；为了考察社会主义时期的缺席本身如何影响、甚或动摇（如果不是解构的话）城乡生活的对峙这一基本预设，让我们首先回到罗岗和其他阐释者所注意到的风景的发现问题。在我看来，罗岗和刘丽在将柄谷行人的分析用于《哦，香雪》时，没有充分注意到柄谷行人的另一句重要论断：“‘风景之发现’并不是存在于由过去至现在的直线性历史之中，而是存在于某种扭曲的、颠倒了的时间性中。”[⑫]换句话说，一种新的时间性、一种新的时间安排，是笛卡尔式的现代个人得以（再）生产的重要条件。由此，我的第二个理论假设如下：“发明”现代个人主体的本体论条件，与一种特定的、由技术的具体展开（concretization）所实现的时间化过程是同构的。解释如下：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式的对于“香雪”等其他“个人”的历史命运的分析，遥远地呼应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对于现代技术作为座架（Gestell）所做的分析——当然，这里指的是其批判性的一面，即人和自然都被转化为持存质料（standing-reserve）[⑬]——那么，通过时间性的线索，我们可以提出另一种对技术的解读，即如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分析“座架”概念的含混性时所说：

主张现代技术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完成，就只考虑到了座架的一个方面。因为座架同样规定了存在与时间在其“存在于此（there is）”意义上的共同占有（co-appropriating）。其结果是，形而上学的时间规定被移除了。由此，问题便成了如何脱离存在物——也就是，脱离此在——来思考存在。[⑭]

技术是一种揭示方式；技术不仅仅是摧毁人与自然之和谐的东西，相反，它可以提供一个机会解构对于“存在”、“个体性”、“时间”等观念的人类中心论式的理解。因此，斯蒂格勒认为，技术“绝非仅仅存在于时间之中；技术构成了时间”。[⑮]虽然斯蒂格勒和海德格尔的论述在技术本体论层面上另外需要详细讨论，但两者勾勒出的技术与时间和存在的密切关系，或可帮助我们从时间安排（或时间性）的角度重新进入《哦，香雪》这个貌似简单的文学文本。

不难发现，在小说中，火车的短暂停靠改变了台儿沟人们的生活节奏——也就是说，火车的行径已经以一种特殊方式对台儿沟的时间进行了重新安排：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历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了大山无声的命令。……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

姑娘们急着去迎接火车的到来。火车在台儿沟的停靠区别于其他车站的地方是，它停在这里没有任何实际目的——从合理性的角度说，在台儿沟建立一个小车站完全没有必要：

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

为了物质丰富而现代化；为了提高生活水准而进步——所有这些或可认作海德格尔所批判的技术座架的计算性思考；但台儿沟这里的情形与之完全不同：进入台儿沟的火车不是一种外来的、强加于自然共同体上面的异质性力量；毋宁说，我们会看到，这一分钟的停靠将给所谓的“传统共同体”带来一个新型时间/空间秩序，既不传统也不现代，甚至也不是“革命”的时间性。如斯蒂格勒所言，“‘自然’环境本身被纳入（技术）之中，并且在功能上就是多元决定的：（技术的）具体化过程在对象之外实现，这里它所实现的不仅仅是将技术环境叠加在地理环境之上——混合的环境比两个环境的总和意味更多。”[⑯]尽管如此，将技术化约为单纯是为了实现某种目的（例如经济发展、物质丰富）的手段，这一诱惑始终存在——这种诱惑使人将技术（及其具体化展开）视作仅仅是所谓“理性规划”的实现，视为一种人的理性的“增补”。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斯蒂格勒的术语说，火车这一符号在小说中同时象征着两种技术预期（technical anticipations）[⑰]、同时也就暗示了两种时间性：第一，将自然转化为资源，在此过程中火车仅仅是一个交通运输工具，一种技术手段；第二，一种超越了单纯的手段—目的关系、超越了经济发展的合理性规划视野、超越了物质丰富与文化优越性（乃至道德尊严感）的意识形态结合的技术预期。根据第一种预期，时间性体现为对空间差异的时间化，即一个确定的未来（城市化、现代化）反过来衡量当下；与之相对，根据第二种预期，技术的具体化展开并不是“手段—目的”关系的实现，而是一个纯粹开放的姿态。

可以说，第一种或可称为工具理性式的技术预期代表了一种对于现代化的惯常理解，即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意味着管理技术趋向细密（科层制）等等。铁路的铺设与矿物资源的自然储备之间有着合理的计算关系，而这一关系本身预示着1990年代在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飞速发展的国内经济和市场化进程。与之相反，第二种技术预期的方式显得非常含混，其可能的意义也没有在小说中得到展开；但是，或许可以大胆地说，由火车的“不合理”停靠所暗示的这种技术预期，指向的是一个独特的政治远景，既不能被现代化话语收编，也无法归结为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平衡”。在此应该强调的是，对于技术的工具理性式的理解，并不必然与“人道主义”话语对立；相反，如1980年代盛行的现代化话语所示，技术的“目的—手段”预期总是带有自身的意识形态意义，它可以被用来证成并（再）生产社会分化和贫富差异。两种技术预期的分界线在于摆脱对技术的手段式理解，并展望由技术的具体展开所带来的种种新的个体化可能性。我们会看到，第二种技术预期或许正可被视为突破香雪（或“香雪”及其他历史上的进城务工人员）的困境的方式之一；这也将成为我们重读文本的重要线索。

首先，很容易发现，在小说中由火车的“不合理”停靠所暗示的技术预期立即被移置了：最明显的是，它被从火车移置到香雪对铅笔盒的欲望上。在故事的最后，香雪试图向自己证明用鸡蛋交换铅笔盒的行为完全正当的时候，我们便能看到这一欲望如何与一种特殊的时间安排直接联系，或者说，这一欲望本身如何安排时间：

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娘会相信的，因为香雪从来不骗人。

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之前的一个段落，在其中香雪想象着台儿沟的未来：

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从从容容地下车。

显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属于香雪个人的梦想；相反，在这个梦想的未来中，整个台儿沟都将改头换面。为了不陷入“个人梦想”对峙“集体梦想”的毫无生产性的讨论，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考察香雪为铅笔盒附加的承诺。很多阐释者已经反复指出，香雪对铅笔盒的欲望——一个不同于她父亲所做的木制铅笔盒的铁制自动铅笔盒，一个“现代的”铅笔盒——产生自这样一个文本细节：香雪因中学同学的奚落而深切感受到台儿沟生活的贫穷（以及由此意识而产生的羞耻感）。有意思的是，这些中学同学被设定为来自城镇的学生，而中学本身则被设置在距离台儿沟十五里以外的公社中。香雪所感到的劣势——经济上的，文化上的，甚至道德上的劣势（“不光彩”）——源于她自己在木制铅笔盒与同桌的铅笔盒之间做出的物质对比。

那么，“公社”在整个城乡生活对峙的预设之中占据着什么样的位置？在这个文本中，“公社”空间的性质是什么？如果说它更接近、或直接占据了“城市生活”的位置，我们是否可以说，那一最终将生产出所谓“现代个人主体”的特殊的时间安排方式，其实早就已经在火车停靠之前便存在和运作着了呢？再一次，起源总已经是第二起源：罗岗等阐释者称为“个人意识”的东西——反思自己的生活的能力和对现代化的欲望——在故事开始之前就已经被设定了。关于铅笔盒的重要象征意义，罗岗和刘丽写道：“在80年代‘启蒙主义’主导的语境下，‘铅笔盒’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但在《哦，香雪》这部当时颇受好评的小说中，‘铅笔盒’的‘现代光环’却并非自动获得的。相反，它是通过一系列‘遗忘’和‘压抑’的机制‘生产’出来的。首先‘遗忘’的是‘铅笔盒’所包含着的‘女同学’与‘香雪’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其次‘压抑’的是和‘铅笔盒’同样是‘物’的‘发卡’、‘纱巾’的合理性，后者完全被视为‘物欲’的代表，而毫无‘铅笔盒’的‘光环’。”[⑱]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论述未能考虑到，在技术预期的象征被不动声色地从火车移置到对铅笔盒的欲望时，失却的环节恰恰是两位阐释者试图追踪的香雪作为“现代个人主体”的“起源”。也就是说，从叙事装置的最终结果（“现代个人主体”）出发、从作为现代主体的香雪的立场出发来回溯性地重构个体化过程和主体化过程，很可能就模糊了火车的“不合理”停靠所暗示的技术预期与香雪对铅笔盒的欲望所暗示的技术预期之间的差别——“不合理”的事情在香雪这里早已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在此，起源总是已经先于起源，哪怕仅仅是因为，“十七年”时期作为“现代性”的历史踪迹，必然以某种方式在场——哪怕是以缺席的形式。那么，香雪和公社同学们的物质生活差异的“起源”是什么？根据一些论者的解释，历史上说这是由城乡二元结构所造成的，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偏重城市发展的经济政策（以及一系列试图缩短城乡差异的政策的失败），则进一步加剧了城乡之间生活水准的差距。

早在火车停靠台儿沟很早以前，香雪的生活就已经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时间化、被和“大山无声的命令”所给予的“从春到夏，从秋到冬”的循环式的时间性区别开来了。

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她不明白她们的用意，每次都认真地回答：“两顿。”然后又友好地瞧着她们反问道：“你们呢？”

“三顿！”她们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之后，又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那不是吗。”香雪指指桌角。

一天吃两顿还是三顿饭，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实：当它被安置在香雪的木制铅笔盒与同桌的自动铅笔盒的物质对比（同时也是技术对比）中时，其意识形态涵义可以得到回溯性的确认和再生产。需要看到，吃几顿饭的数量差异间接显示了不同的时间性：一天吃两顿饭的事实本身与台儿沟的生活节奏相符，而不必与公社同学的生活轨道合拍。但自动铅笔盒的介入将时间性的差异巧妙转变为城乡间先进与落后的等级差异（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它将城乡空间差异转化为时间上的过去与未来、先进与落后的差异）。由一个细小物件所代表的技术介入，起到了扭转香雪对于自我生活之理解的作用，她将重新打量台儿沟，发现它不仅经济上落后，而且文化上低人一等。“现代”铅笔盒的存在本身就将香雪和女同学们区别开来，也将她和台儿沟的其他姑娘区别开来：

这是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所以能自动合上，就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香雪的小木盒，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哒哒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虽然和同学们共处一个空间，香雪感到自己的贫穷生活是“不光彩”的。通过香雪和同学们的对比可以轻易看到，经济发展和文化（乃至道德）优越感之间的意识形态勾连得到了近乎自然的呈现。吊诡的是，在“公社”这个名称令人想起“十七年”时期的地点，我们遭遇的却是带有经济至上色彩的地域歧视。换句话说，在这里，关键问题是现代性时间安排的“缺席的在场”，它在火车进入台儿沟之前便已经处于运作状态中，而其历史和技术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到被叙事抹去的“十七年”时期。公社中学的时间性和空间中的权力部署所带有的特殊的暧昧之处在于，一方面阐释者有理由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分析读入这个文本之中，并以台儿沟为当时中国农村的再现，批判“十七年”时期的经济政策给农村造成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这一叙事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经济政策正在得到转型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思想和文化话语也在被“袪魅”——与社会主义时间性（无论它是目的论的还是进步论的）脱节之后，不管是香雪还是她的同学们，所有人的存在意义都被化约为他们的所有物（material possessions）。貌似中立的“物质”区隔了教室空间，而讽刺的是，这个空间恰恰最应保障文化和道德上的平等。事实上，通过铅笔盒的中介，香雪和同学们的交流最终只是证明了双方根本无法交流。不难注意到，这一关于“物”的意识形态性的“前史”，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物质生活本身所带有的意识形态性质的激烈讨论。我们在后文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人们可能会说，城市居民的文化优越感是国家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的后果，就此而言无论是香雪的同学还是香雪自己对自动铅笔盒的欲望都没什么不对；但如前文所说，以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结论来阅读小说是一回事，由此主张香雪对自动铅笔盒的欲望象征着她作为现代主体对“自然权利”的追求又是另一回事。我更关心的问题是，通过火车的停靠向对于铅笔盒的欲望的移置，技术的第二种预期不动声色地被整合入第一种预期（手段—目的关系与合理性规划）之中——现在在此论断上还要加一句：这一整合甚至在火车停靠台儿沟之前就发生了。因此，对香雪来说，火车的到来不过是（在公社同学们所理解的意义上的）“自动铅笔盒”的放大和扩展。火车的到来已经被香雪预期了：火车没有理由停靠在台儿沟，但香雪有理由迎接火车到来。这便是为什么，甚至在台儿沟的姑娘们和火车上的乘客开始物物交换之前，我们便知道香雪已经开始计算一只铅笔盒的“价钱”：“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钱肯定非同寻常。30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40个、50个？”与此形成对比，香雪的朋友凤娇则坚持在与“北京话”交换物品时将买卖的非人格行为转化为人际交往的情感行为：

她和他做买卖故意磨磨蹭蹭，车快开时才把整篮的鸡蛋塞给他。要是他先把鸡蛋拿走，下次见面时再付钱，那就更够意思了。如果他给她捎回一捆挂面、两条纱巾，凤娇就一定抽出一些挂面还给他。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的交往，她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所区别。

虽然或正因为香雪揣着一个对“现代”铅笔盒的理想，这个铅笔盒勾连着对大学的憧憬、对改变台儿沟的期待，这个铅笔盒将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区别置换到时间上来——但是，香雪早已和她的同学们分享着同样的认识：即技术仅仅被理解为经济发展和物质繁荣的手段，但同时，在意识形态上，经济发展的目的则具有文化乃至道德的优越性。

由这一点，让我们转向小说中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即香雪对铅笔盒的欲望与（例如）凤娇对发卡和其他物质的欲望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如果我们从欲望与物质的直接关系出发——即一种看似再自然不过的、介乎“欲望主体”和“欲望对象”的“透明”关系——就容易陷入下述困境：一方面，就它们同样是物质对象而言，自动铅笔盒与其他物质没有区别；但另一方面，香雪对铅笔盒的欲望在小说中被给予了特殊的象征地位。由此，如果我们批判性地阅读小说，如果我们剥离叙事者为铅笔盒所附加的“天真”而“理想主义”的光环，我们是否就只能承认，凤娇和其他姑娘对于发卡、纱巾等物品的欲望同样“合理”？如果这样解释的话，一个批判性的结论或许就是：“尽管‘凤娇们’今天也是‘坐着火车到处跑’，发卡、纱巾甚至‘金圈圈’对她们也都不再稀罕，但等着‘凤娇们’的也许不是缤纷的城市生活，浪漫的爱情和洋气的衣服，而是直达她们的身体和内心的经济和超经济的剥削。”[⑲]但如果我们不从作为特定个体化过程之产物的“欲望主体”出发，该如何理解凤娇们对物质的欲望？

技术本身构成了时间。“技术对象的具体化，”斯蒂格勒提醒我们，“是其个体化，其成为个体的过程，也就是，其组织成为一个不可分割之物的过程”[⑳]。在这里，我们的讨论进入了核心部分，即“个体化”的文学表征方式。具体地说，如果不从香雪等“欲望主体”出发，我们需要追随的便是技术本身作为个体化过程的展开——也就是说，追随作为“个体”的技术对象。在小说中，火车的停靠确实实现了“个体化”，但它生成的并不是作为“现代个人主体”（读作：劳动力）的香雪，而是别的东西。

现在，与前面提到的由火车的“不合理”停靠所暗示的第二种技术预期相关，我们必须探讨它在发卡、纱巾、“金圈圈”等等被凤娇和其他姑娘所欲望的物质对象上的播撒和移置。有意思的是，正是对这些其他姑娘来说，物质对象仅仅是在物质上有趣的：她们可以如其所是地对待发卡、纱巾等物质。于是，当香雪为自己没有及时问清铅笔盒的价钱而懊恼不已时，姑娘们便说：“值不当的！”在此，物质的中立性有别于那个被意识形态“中立化”的自动铅笔盒。相反，对香雪来说，书包也好，自动铅笔盒也好，它们总是意味着别的东西。并且，这“别的东西”是在政治上、文化上、意识形态上多元决定的——就此而言，甚至可以说从来不存在“欲望主体”对“欲望对象”的单纯关系。

香雪对于台儿沟的理想描绘的底色仍然符合经济发展的理性规划，她通过将城市和乡村的空间差异时间化而使物质差异带上了文化和道德差距的意义；与之相对，其他姑娘似乎能够衡量城市生活和台儿沟生活的优劣。阐释者们很容易把1990年代以后在加速市场化背景下发生的对于进城务工人员的“经济和超经济”的残酷剥削历史读入1980年代的“前史”，但这一回溯性的阐释投射会造成一个视觉偏差，即将“纯净而诗性”的理想赋予香雪而不是凤娇等其他姑娘，而没有考虑到，恰恰是由于香雪与其公社同学的认同，现代主体的“实体化”进程最后“走向了它的对立面”。

事实上，凤娇和“北京话”的物物交换这一细节并没有得到阐释者们足够的关注。例如，在罗岗和刘丽的批判性解读中只是简单提及了这一细节而未加充分论述：“买与卖的延时、交易的不等价……凤娇这样做，是有意识地要将她与‘北京话’的‘交往’与‘做买卖’区别开。依靠买卖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必然随着买卖结束而终止，而这不是凤娇想要的，或者是她不愿意要的。在市场经济还未全面到达的‘台儿沟’，‘买卖’是她和‘北京话’交往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凤娇的浪漫想象和期待超越了‘买卖’本身，但也不能简单地把她的行为理解对‘商品交易’的自发反抗。”[21]通过凤娇和“北京话”的物物交换所打开的独特空间——一个交流和情感的空间——无法化约为手段—目的关系。[22]在凤娇那里，不仅物物交换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涉，甚至她和“北京话”的交流本身也不带有实际目的——可以说它是毫无意义的：

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没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对凤娇和其他姑娘来说，火车的短暂停靠所打开的时间/空间，远远不是一个将台儿沟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卷入无情的现代化和市场化进程的黑洞，而是一个既不属于传统共同体，也不属于资本主义攫取的“人力资源”市场的时间/空间。不同于香雪对于一个理想而确定的未来——并且这一未来理想早已规定了当下的生活——的预期，在凤娇们对于发卡、纱巾等物品的欲望这里，火车的停靠所象征的技术预期是一个纯粹敞开的姿态、一个没有目的的手段。凤娇通过物物交换的典型经济行为，却找到了一种与他者发生关联的方式。由此产生的决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交往关系；相反，她们对物质对象的欲望从属于火车的“不合理”停靠所体现的、既不属于台儿沟的语言系统也不属于火车作为运输工具的语言系统的“交流/交易时间/空间”。在这个独特的、介乎姑娘们和火车上的乘客们之间的交流时间/空间（同时也是技术时间/空间）内部，姑娘们用来“购买”的物品——鸡蛋、核桃、大枣等等——和她们希望购买的物品——发卡、纱巾、挂面等等（当然还有铅笔盒）——都被还原为“物质性（thingness）”本身：物质对象没有任何指向确定性未来、指向理想世界的附加值。

最后，作为注脚，我们或许将这个独特的时间/空间与萧也牧发表于1950年的一篇著名小说《我们夫妇之间》中对于物质生活的描绘进行简单对比，以进一步说明“物质性”的棘手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萧也牧的小说也是关于城乡生活方式的相遇。作为叙事者的主人公出生自城市，而他的妻子是来自贫穷农村的革命者。这便是为什么，当这对夫妻首次来到大城市北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物质层面上展开的意识形态冲突：对叙事者来说，虽然这是他第一次来到北京，“但那些高楼大厦，那些丝织的窗帘、有花的地毯，那些沙发，那些洁净的街道，霓虹灯，那些从跳舞厅里传出来的爵士乐……对我是那样的熟悉，调和……就好像回到了故乡一样。这一切对我发出了强烈的诱惑，连走路也觉得分外轻松”[23]。与之相对，他的妻子则无法接受城市里的这些东西——在她看来，这不仅是趣味问题，更是意识形态和思想改造问题。于是，她便对城市生活有着近乎天然的免疫，向主人公抛出了一系列问题：“我们是来改造城市的；还是让城市来改造我们？”“我们是不是应该开展节约、反对浪费？”“我们是不是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简单朴素的作风？”但是，随着故事的发展，这个妻子渐渐能够接受城市生活的各种物质对象了，“她自己在服装上也变得整洁起来了”。妻子给出的理由如下：“你不能从形式上、生活习惯上去看问题！……组织上号召过我们：现在我们新国家成立了！我们的行动、态度，要代表大国家的精神；风纪扣要扣好，走路不要东张西望；不要一面走路一面吃东西，在可能条件下要讲究整洁朴素，不腐化不浪费就行！”正如蔡翔尖锐观察到的，在这篇小说中“物质”最终获得了一个相对“中立”的地位：“这一中性化，凸显了阶层与阶层之间的某种沟通的可能，也就是说，通过某种物的分享（‘女工里也有不少擦粉抹口红的’），再现了某种文化共同体的存在。”[24]有意思的是，萧也牧的小说在发表后立刻遭到批判，不久后不得不就此小说写了一篇自我批评。由此至少可以看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学表征和思想讨论中，物质对象的“中立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哦，香雪》及其后的“新时期”文学给出了任何满意的（枉论最终的）解答——倒不如说，经由自动铅笔盒及其所蕴含的确定性的“手段—目的”关系（尽管这一指向本身以充满理想色彩的语言被表达出来），“公社同学们”为物质赋予的意识形态价值得到了默认，从而遮蔽了凤娇与“北京话”的物物交换所打开的时间/空间。我在此无法给出任何“结论”，只能就对于《哦，香雪》的上述解读列出三个要点：首先，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这篇小说通过社会主义时间安排的缺席，相当复杂地表征了所谓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物质对象之间的关系：自动铅笔盒与其意识形态涵义的“自然”关联，显示的正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思想和文化领域展开的针对物质的意识形态性所做的批判和斗争彻底宣告失败。其次，凤娇和“北京话”的物物交换显示了一个困难的交流时间/空间：它不指向任何形式的共同体；火车的停靠所打开的介乎台儿沟姑娘和列车乘客之间的时间/空间，暗示的是技术的具体化展开所暗示的独特预期——超越了“目的—手段”关系和合理性规划，超越了传统共同体框架和市场逻辑规定的现代个体形式，而由此带来的“个体化”表征，也超越了作为劳动力资源的经济个体。第三，如果我们将以上两点视作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时间性，那么仍然有待考察的便是，后者的独特性如何在1980年代以后的文学中得到体现，又是在何种意义上能够为重新思考“十七年”文学提供别样的阐释可能。

[①]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第24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②] 例如参见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文学评论》第5期，2008年。

[③] 强调小说试图在乡村生活的单纯质朴与城市生活的现代之间取得平衡的解读，典型者如孙犁、成一：《孙犁、成一谈铁凝新作〈哦，香雪〉》，《青年文学》第2期，1983年。

[④] 王蒙：《漫话几个青年作者和他们的作品》，《作品与争鸣》第8期，1983年。

[⑤] 两种方向上都有很多解读，近例如王玉宝：《被宏大叙事遮蔽的温柔暴力——〈哦，香雪〉中的反现代性倾向》，《社会科学论坛》第10期，2009年；杨明华：《现代文明的渴望——〈哦，香雪〉审美意蕴的透视》，《语文教学通讯》第9期，2004年。

[⑥] 铁凝：《哦，香雪》，《青年文学》第5期，1982年。下文引自该文处不另作注。

[⑦] 罗岗、刘丽：《历史开裂处的个人叙述——城乡间的女性与当代文学中个人意识的悖论》，前揭，第136页。

[⑧] 同上，第133页。

[⑨] 同上，见第132页以下。

[⑩] 见程光炜：《香雪们的“1980年代”——从小说〈哦，香雪〉和文学批评中折射的当时农村之一角》，《上海文学》第2期，2011年，第111页；强调为引者所加。

[⑪] 同上。

[⑫] 柄谷行人，前揭，第10页。

[⑬]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性“座架”的经典分析，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

[⑭]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by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7.

[⑮] Ibid., p. 27.

[⑯] Ibid., p. 80.

[⑰] “预期”一词在这里指的是技术与时间的关系，换句话说，指的是技术的具体展开过程如何带来对时间的特定安排，以及这种安排所包含的对于人性、环境、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乃至塑造。使用这个术语并不是为了将这篇小说比附到斯蒂格勒的著作之中；相反，这一使用是为了突显“火车的停靠”这一非常重要的情节设置，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暗示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性。

[⑱] 罗岗、刘丽，前揭，第132页。

[⑲] 罗岗、刘丽，前揭，第133页。

[⑳] See Stiegler, op cit., p. 72.

[21] 罗岗、刘丽，前揭，第135页。

[22] 如果将凤娇和“北京话”的关系理解为（例如）对于“传统”人际关系的延伸和扩展，是否意味着火车停靠台儿沟所带来的独特的空间化和时间化，在扰乱了台儿沟传统生活节奏的同时，生产了一个“乌托邦”性质的时间/空间，既无法被经济逻辑解释，也无法包含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政治和思想话语之中？在我看来，在新时期文学表征中出现的这类空间/时间，需要得到特别关注。

[23] 萧也牧：《我们夫妇之间》，《人民文学》第1卷第3期，1950年。下文引自该文本处不另作注。

[24]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第3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