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都塞｜批评与自我批评
尤里姆街的哲学教师：阿尔都塞
【法】阿尔都塞 著
吴子枫 译
为什么一定要标明这些文章的写作日期，且不加改正就再次将它们付印呢？事实上读者会发现，在早先那些文章和最后那些文章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有些提法明显改变了，有些理论立场变得更明确了或得到了改正；许多新论点在最后那些文章中出现了，并因此带来了新的还没有解决的难题，等等，等等。
我坚持这样来提交这些文章，有两个根本理由：
1）首先，我坚决认为，从政治上来说，谁都没有权利“重写”自己的历史，谁都没有权利不加说明就修改自己的过去。
如果我们真的愿意直抵事物的根本，就会发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
只有那些盲目服从“命令”[1]的人，才会想象自己不会“犯错”或会因“错误”受到指责。这是一种可笑的算盘，很快就会被经验推翻。列宁的全部教导都反对这种实践。一个共产主义者必须懂得这是为什么，他的纪律本身也必须建立在理性和觉悟的基础上。
因此，一个共产主义者知道自己可能会犯错。所有的人都可能会犯错。但共产主义者之所以和其他人不一样，就在于他拥有客观的衡量标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这让他知道错误的代价是什么，让他得以避免更多的错误，并且在他犯了错误时能承认错误并改正它们。
共产主义者不是盲目的执行者。他懂得承担自己的责任，因而懂得承担拥有理性的危险，也就是说犯错的危险（因为犯错是拥有理性的代价）。如果我们知道这两重危险的后果，就会明白要把它们承担起来是非常沉重的。
当我们犯错时，必须懂得要有勇气承认错误并改正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运动号召我们这样做：批评—自我批评—改正错误。在科学中，改正错误是经常的做法，在政治中这也是生死攸关的。经验证明，要改正某种错误，就必须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建立在正确理论原理基础上的批评，不是批评，是攻击。不提供改正错误可能性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外科手术或警察行为。自我批评，那怕是真诚的，如果不能实际地达到改正错误的结果，就不是自我批评，而是宗教忏悔。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为了自我批评而自我批评，最重要的是结果，是以正确的原理为基础改正错误。只有这样才会有进步，这在政治中和在理论中是一样的。
一个作者，对自己的历史进行“重写”，修改自己的文章，让人相信自己从来没有犯过错误或者自己没有过去，这是不尊重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我们并没有义务非得出版旧文章，但如果我们要出版它们，就必须按照它们当时被写出来的样子出版，或者如果要改正，就必须加以说明。
以上就是我的第一个理由。
2）其次，我认为，把旧文章与新近的文章放在一起来出版有一个好处，因为这样大家就会看到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在这方面，我没有任何个人企图。接下来大家会发现我所言非虚。在这些文章中，我没有提自己，而且也不是我自己在说话。完全是环境的作用，才使得这些哲学文章（无论它们可能是谁写的）包含了某段历史，我和自己同辈的许多共产党员哲学家共同分享了这段历史。由于哲学中所发生的事情总是具有政治性，所以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就不仅仅关系到共产党员哲学家，它还见证了那些工人战士以具体得多的方式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现实。
这些文章的日期证明，它们写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困境的那些年头：二十大、各共产党之间分裂发生的年头，其背景是“个人崇拜”时期所造成的各种后果。
赫鲁晓夫（前中）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与其后果》秘密报告。
对于西方各国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来说，当时很难“找到方向”，在政治上如此，在理论上也一样。我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共同分享了并且现在依然在分享着我们的困难，虽然他们的环境与我们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些环境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相似之处。
这些文章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中写出来的，所以必须从这个形势出发来理解它们：把它们当作是哲学干预，为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哲学和历史科学中的理论革命的特殊性。
为什么必须认识到这种特殊性？
所有人想到的第一个理由，是“个人崇拜时期”因其“教条主义”，在一些僵化的提法中损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使它变得贫乏了。我们经历了这些，我们也承认这一点。我进行过的研究就是证明。
然而，在这第一个理由下面，我们马上就会发现第二个理由。
那就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我们西方国家，正如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样，通过我们在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中所了解的那些形式发展起来的对“个人崇拜”的批评，在许多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中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反动”。这种“反动”不可避免地、很正常地被“体验”为是一种巨大的“解放”的希望，许诺了在先前进行的那些实践方面的重大变化。然而，这种“反动”采取了一些特别的形式，对此必须说上几句。
这种反动，通过应当称之为“自由”的意识形态的东西在大范围内、甚至在各共产党内部发生了。为什么要对此感到惊讶呢？如果可以不考虑共产党员知识分子从前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艰难环境（我承认这并不容易），共产党员知识分子自己，从总体上说，也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根据列宁重复了无数遍的说法，是“小资产阶级”：从他们的意识形态来说是小资产阶级。必须明白，必须有勇气承认，对“个人崇拜”时期的批评同时也“解放”了这种自发地存在于所有“知识分子”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我们都知道它最显明的后果，大规模的后果：就是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风靡一时，人们普遍求助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求助于《犹太人问题》、《1844年手稿》等等著作中的概念[2]：人、异化、终止异化、占有人的本质、自由、创造，等等。
巴黎手稿是马克思1844年4—8月间在流亡巴黎时写了一些手稿，后人将这些手稿加以整理出版，取名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也称《巴黎手稿》。阿尔都塞曾撰写《卡尔·马克思的<1844年手稿>(政治经济学与哲学)》等文章进行讨论。
从前，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即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伦理的、唯心主义的解释，求助于青年马克思的著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民主党的意识形态家、前卫的宗教人士（某些天主教徒）所干的事。从那以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自己也开始这么干了。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马克思主义道德的和“人道主义的”解释，即唯心主义的解释，进行了长期的理论斗争，可是尽管受到这种理论斗争的教育，却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思考局势的这种悖论性逆转，提出经典作家经常给自己提出的这个问题——对这个问题他们总是给出同样的回答：所有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道德的”，也就是“唯心主义的”解释，虽然可以根据历史被证明为是反动或是希望，但无论证明的客观理由是什么，从本质上来说，工人运动中的这种解释，永远是马克思主义受到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影响的后果。
如果我们非要坚持提出一个观点，说“创造历史”的是“人”，我们实际上就可能会压制一个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创造历史的不是人，创造历史的是群众。
如果我们非要坚持提出一个观点，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我们就可能压制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大原理：历史的原动力[3]，不是简单的道德理想，哪怕是共产主义的道德理想，而是阶级斗争。通过上面的步骤，我们还可能压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才总是拒绝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要在马克思主义观点和非马克思主义观点之间“划一条分界线”，就必须细致研究那样一些文本，即对马克思进行“人道主义”的解释会去在其中寻找自己凭证，会去参考和引用的文本：青年马克思的著作和成熟期的著作，首先是《资本论》。还必须指出马克思是通过什么把自己与黑格尔彻底区分开来，必须对“颠倒”这个观念进行抨击，以证明它只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虽然暗示了一种现实的存在，但还没有关于它的概念，也就是说还没有关于它的认识。
这项批评工作显然触及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包含的两个原理的性质，这两个原理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科学以及由这项史无前例的发现引起的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
通过对这些事情的细致考察，我们惊讶地注意到一个比最初引起我们注意的现象更重要得多的现象：即马克思的发现在理论中具有巨大的革命重要性。
这个发现改变了无产阶级战士的阶级斗争实践，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工人运动的融合，并使得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了可能。无产阶级战士很快就理解了这个发现的革命重要性，但“知识分子”却对这种重要性甚至毫无感觉（可是他们的职责本来就是要关心“理论”）。结果是，除了少数非凡的例外，我们今天称之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那些学科，仍继续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一些意识形态的原理基础上。这些原理阻碍它们变成科学，让它们（配以极其现代的精确机器）一直发挥社会适应和再适应的技术功能。只有伟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知识分子战士，尤其是那些负有政治责任的知识分子战士（列宁等等），理解了马克思的发现（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理论上）的巨大的革命重要性。
大家要读到的这些文章，没有别的抱负，只是要从这个事实中得出教训，并阐述它的一些理论后果。
这个研究还很简单，上述步骤只是一项研究的入门。因此，大家要读到的这一切只是暂时性的，有待接受批评，有待改正。我对这些文章的缺陷、不足和空白之处有充分的意识。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首先要听从于对理论中的任何研究来说都必不可少的条件：即听从于进行革命的阶级斗争的战士们的批评。
因此，我要向那些愿意关注本书中这些文章的读者说：欢迎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批评。
路易·阿尔都塞
1968年2月10日于巴黎
[1]这里的“命令”原文为“ordres”，也有“秩序”的意思。——译者注
[2]这里的“概念”原文是“notions”，阿尔都塞在自己的文章中对具有科学性质的“概念”（concept）和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概念”（notion）有明确的区分。——译者注
[3]“原动力”原文为“moteur”，有时候也被译为“火车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