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罗布扎西：藏医药在北京的传播与发展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正因为各民族之间不断地交往交流交融，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藏医药作为我国传统医药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民族医药的重要代表，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作出了巨大贡献。众所周知，藏医药起源于西藏，是生活在雪域高原上的人们在长期生活过程中不断摸索和创造出来的一门医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闪亮的珍宝之一，也是至今运用并服务于社会的世界传统医学之一。藏医药在发展过程中，传播至国内其他兄弟民族地区和祖国内地，同时也传播到跨喜马拉雅地区、中亚、蒙古、俄罗斯等地。长期以来，藏医药以其独特的疗效、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悠久的历史，为世人展示了她独具特色的一面，为促进和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发挥了积极作用，也被青藏高原之外的人们所接受和肯定。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自然是中华各民族优秀文化的交流中心，同时也是各民族之间相互了解的大平台。从古至今，藏文化尤其是藏医药也依托她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在首都北京不断传播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藏医药在古代北京的传播与发展
13世纪中期，随着元大都的建立，元世祖忽必烈制定、推行尊崇藏传佛教的政策，大批藏族高僧由西藏高原来到京城，于是，以藏传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开始在历史上的北京传播。但当时“只是活跃于宫廷贵族之中，并没有融入社会的基层”。而清朝时期是藏医药在内的藏文化在北京传播的鼎盛时期，“并且逐渐与当地的社会文化融合，开始在北京落地生根”。经研究发现，藏医在古代北京的传播和发展历程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一是成立“曼巴扎仓”，教授藏医药知识；二是刊刻藏医巨著《四部医典》木刻版，扩大藏医药的影响力。
（一）成立“曼巴扎仓”，教授藏医药知识
“曼巴扎仓”（སྨན་པ་གྲྭ་ཚང་།）为藏语音译，“曼巴”意为“医生”，“扎仓”意为“经院或学院”，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内学习藏医药学、培养藏医医务人员的专门机构。现今熟知的安多地区、内蒙古地区、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以及蒙古国、俄罗斯等地曼巴扎仓的创建，都起源于1696年由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官办的藏医药学教育机构——迦日利众医学院奇异琉璃洲（ལྕགས་རི་བཻཌཱུརྱ་ལྟ་ན་ངོ་མཚར་འགྲོ་ཕན་རིག་བྱེད་གླིང་།），俗称药王山医学利众院。
在北京，以官方名义创建的曼巴扎仓就有一处，即清代雍和宫曼巴扎仓。雍和宫是公元1744年在乾隆皇帝的谕示下由第三世章嘉活佛创建的藏传佛教寺院，也是学习佛教等知识的场所。同年，在乾隆皇帝的喻示下，三世章嘉“集中蒙古四十九旗、喀尔喀七部及汉藏地区的五百名天资聪颖的年轻僧人，创建了学习五部大论的显宗扎仓、密宗扎仓、学习各种知识的杂明扎仓和曼巴扎仓等四大经院”，并遵照乾隆的谕令，担任雍和宫各扎仓的教师均从西藏派遣。其中曼巴扎仓的老师由西藏的彭措赞林担任。从此，雍和宫成了包括藏医药在内的藏族传统文化学习的专门机构，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也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图为乾隆皇帝）
（图为三世章嘉若白多吉）
（二）刊刻藏医巨著《四部医典》木刻版，扩大藏医药的影响力
《四部医典》成书于公元８世纪末，由著名藏医药学家老宇妥·云丹贡布集吐蕃时期以前藏医学发展之大成，吸收中医、天竺和大食等医药学的精华编著而成。是一部集医疗实践和理论精华于一体的藏医药百科全书。《四部医典》的问世为藏医走向系统化、标准化开辟了新的道路。
《四部医典》最早的木刻版叫做“扎塘版”，于公元1546年，藏医南派医家苏卡·洛珠杰布修订并刻印，并发行到各地，之后出现各种不同版本的木刻版。据权威人士统计，“历史上共刊刻了20部不同版本的《四部医典》木刻版”。其中，在西藏刊刻的有12部、安多地区2部、北京1部、内蒙古1部，还有4种国外的版本：不丹2部、俄罗斯1部、蒙古国1部。
除了上面20种不同的木刻版以外，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又发现了另外一部北京木刻版，因此，目前已知的总共有21种不同版本的《四部医典》木刻版，其中首都北京就有两个不同的木刻版。
1.《四部医典》普宁寺版
第一个北京版《四部医典》诞生于清乾隆时期建造的普宁寺，该寺位于河北承德。因普宁寺为清代皇家寺院，承德又是当时北京的副中心，故其刻印的《四部医典》版本被学术界称为北京版《四部医典》。
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政府平定了准噶尔部达瓦齐的割据势力后，乾隆在避暑山庄大宴厄鲁特四部的上层人物，并分别封以汗王、贝勒、贝子等爵位，因为他们信奉藏传佛教，故仿西藏三摩耶寺修建此寺。寺庙建成后，作为外八庙以及蒙古诸部选送僧人的经学院，藏语称之为“扎仓”，学习内容为显宗、密宗、医学及历算四大部分。
因为教学需要，普宁寺以《四部医典》布达拉宫版为蓝本，刊刻了《四部医典》。据《四部医典》北京版跋文记载：“……གསོ་བ་རིག་པའི་གཙུག་ལག་གི་སྙིང་པོ་སྨན་གྱི་རྒྱུད་བཞིའི་གསུང་རབ་ལ་ཞཱེ་ཧཱོ་ཞེས་པའི་ས་ཆར་རྒྱལ་པོའི་ལྷ་ཁང་ཕུ་ཉིང་ཟིའི་སྨན་གྲྭའི་ཏཱ་བླ་མ་སྨན་རམས་པ་ཡེ་ཤེས་དཔལ་འབྱོར་གྱིས་མཐུན་པའི་རྐྱེན་སྦྱར་ཏེ་པར་དུ་བཞེངས་པའི་ཚེ་ཁ་བྱང་སྨོན་ལམ་ཚིགས་སུ་བཅད་པ་ཞིག་དགོས་ཞེས་བསྐུལ་བ་ལྟར་ཆོས་སྨྲ་བའི་བཙུན་པ་ཨ་ཀྱཱ་བློ་བཟང་བསྟན་པའི་རྒྱལ་མཚན་ཞེས་བྱ་བས་སྦྱར་བ་དགེ་ལེགས་སུ་གྱུར་ཅིག།”汉译为：“医药学经典之作《四部医典》由热河皇家寺院普宁寺曼巴扎仓医家达喇嘛益西班觉出资进行刊刻，由讲经尊者阿佳洛桑丹贝尖参在他的敦促和要求下撰写尾跋祝愿诗句，愿善业隆增！”从内容上看，就是普宁寺医学院达喇嘛医家益西班觉个人出资，为皇家寺院医学院教学所用而刊刻的《四部医典》。
从《四部医典》尾跋撰写者阿佳洛桑丹贝尖参的生平年代来分析，阿佳活佛平生来过一次北京，那是1756年，并在北京居住3年，曾担任雍和宫讲经教师，1759年返回故土。所以《四部医典》普宁寺版刊刻时间应该也是1756年—1759年之间。
（图为《四部医典》普宁寺版）
2.《四部医典》嵩祝寺版
第二个北京版《四部医典》在嵩祝寺刊刻。在《四部医典》嵩祝寺版每一部最后一页写到“ཟུང་ཅུ་ཟེའི་བོད་སོག་ཆོས་ཀྱི་པར་ཁང་།”即嵩祝寺藏蒙印经院。表明了此版在嵩祝寺刊刻。
嵩祝寺，早期写作“松竹寺”，后来也称“嵩祝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景山后街嵩祝院23号，与法渊寺、智珠寺左右毗连，为明代的汉经厂和番经厂遗址，是清代章嘉呼图克图所属北京四座寺院之一。该寺建于清康熙五十年（1711年），为清代北京著名藏传佛教寺院，也是直属理藩院管理的藏传佛教寺院之一，以作为章嘉呼图克图在北京的驻锡地而闻名，同时该寺还以刊刻北京版藏文大藏经即嵩祝寺版藏文大藏经而闻名。正因为嵩祝寺印经院属于皇家印经院，《四部医典》嵩祝寺版的刊刻体现了官方对《四部医典》北京版的重视，同时也说明了藏医药在古代北京的受众面。
《四部医典》嵩祝寺刻本在内容、板式、插图、字体等方面与普宁寺刻本基本相同，只是在各四部的后记落款处标注有“嵩祝寺藏蒙印经院”的字样。起初笔者认为，当时可能普宁寺的印版迁移至嵩祝寺并落款处加刻“嵩祝寺藏蒙印经院”的字样。经仔细比对后，发现两者之间存在不同之处：一是从内容上看，嵩祝寺版就是以普宁寺版作为蓝本，重新在嵩祝寺藏蒙印经院复刻的另一个《四部医典》木刻版，主要依据是该版本跋文内容与普宁寺版本相同；二是嵩祝寺版字体精美程度有别于普宁寺版，且存在不少普宁寺版中没有的错别字，显然是复刻版校对不严的问题。
（图为《四部医典》嵩祝寺版）
3.《四部医典》北京版木刻版出资人身份考证
在两个《四部医典》北京版尾跋都记载：“医药学经典之作《四部医典》由热河皇家寺院普宁寺医学院达喇嘛医家益西班觉出资进行刊刻”。但是，在该出资者达喇嘛（清代蒙古地区佛教寺庙的僧职名。“达”，满语“长官”之意，为管理寺庙的喇嘛。）益西班觉的身份问题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达喇嘛益西班觉是“松巴益西班觉”；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达喇嘛益西班觉是从西藏拉萨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委派的老师。
为了考证出资人的真实身份，笔者进行了有针对性的资料查阅。对于第一种观点，笔者通读了《松巴益西班觉自传》（详传，共762页，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小传共两本），重点关注松巴益西班觉到内地的次数与时间、主要任务等内容。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他一生中几乎每一件大小事务、学习情况、去过的地方、办过的事情、遇到的艰险、得到的帮助、受过的嘉奖等等。不难发现，松巴益西班觉不仅是一位细心、勤学、刻苦、严谨的学者，而且是一个懂得感恩、心怀抱负的人。他平生进京3次，还3次到五台山朝拜。
如果刊刻《四部医典》北京版的出资人是松巴益西班觉的话，那么这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为皇家寺院作贡献的大事应该被记录并在自传中体现。但是在700多页的自传中，并没有找到有关松巴益西班觉出资刊刻普宁寺《四部医典》的任何信息，同时也没有发现他担任普宁寺曼巴扎仓达喇嘛的任何线索。虽然松巴益西班觉也曾经被封过“达喇嘛”官衔，但不是普宁寺医学院的达喇嘛，而是属于裕亲王的扎王寺的达喇嘛。因此可以断定，普宁寺曼巴扎仓达喇嘛医者益西班觉不是“松巴益西班觉”。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从现有资料中了解了不少信息并找到了相关的证据。一是从年代和资历来分析，达喇嘛医者益西班觉应该是西藏拉萨药王山医学利众院派遣的老师。依据是普宁寺建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而拉萨药王山医学利众院是1696年建立。当普宁寺开始创建之时，拉萨药王山医学利众院已经运行近60年。而藏传佛教和藏医药、西藏天文历算等藏文化传播到藏地之外时，从西藏派遣老师是当时的硬性要求，也是唯一的资源。
二是《章嘉国师若必多吉传》中明确记载，普宁寺建寺过程中乾隆皇帝谕示章嘉国师若必多吉，普宁寺“总堪布和各扎仓的喇嘛的选任与前面所述雍和宫的规则基本相同”办法执行。而雍和宫“担任各扎仓喇嘛和教师的格西须由西藏派遣”是乾隆皇帝的谕令。
综上可以断定，普宁寺曼巴扎仓“达喇嘛医者益西班觉”就是来自西藏的一位德高望重的具有远大志向的人。他不仅是曼巴扎仓的藏医教师，而且是心怀抱负的公益人。由于他的慷慨出资和努力，《四部医典》北京木刻版得以问世，对藏医药在清代北京的传播和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同时也彰显了藏医药在促进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的独特作用。
藏医药在现代北京的传播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藏的藏医药事业在临床、教学、科研、制药等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藏医药以其独特而显著的疗效备受国内外重视。西藏自治区积极开展藏医药研究，传统藏医得到科学、有效的继承和保护。
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发挥藏医药的优势、向国内外推广藏医药文化，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自身地处首都北京的区位优势和牵头协调全国藏学研究的职责所系，先后成立了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和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为藏医药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和传播平台。
（一）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
1992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和西藏自治区山南地区行署联合在北京创建北京藏医院。1998年，经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文，决定把北京藏医院扩建为一所“以藏医为主，多民族医为一体，民族医、中西医结合、医教研结合的国家级民族医疗机构”，并于2000年扩建，2002年竣工迁入现址。北京藏医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批准的重点民族医院建设单位，也是我国唯一的一家以藏医为主、多民族医与中西医相结合的国家级民族医院，是集医疗、科研、教学于一体的综合发展型医院。
北京藏医院建院近30年来，先后诊治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患者数百万人次，采用藏医为主，中医藏医结合治疗心脑血管、肠胃病、肝胆病、妇科、风湿病等藏医优势病种疾病。医院设有国家重点专科藏医心脑血管科、藏医胃肠科等特色科室，承担国家、省市级科研课题多项，成为国家级继续教育基地、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托申报单位，完成多项科技部国家科技支撑项目及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部级项目，发表民族医药行业论文数百篇、专著十余部。
2021年3月23日，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西藏自治区藏医药产业在京发展合作协议签约暨揭牌仪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罗梅，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陈宗荣、总干事郑堆等领导参加了仪式。山南市藏医医院、西藏甘露藏医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北京藏医院分别签订合作协议。这是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举措；是促进西藏优秀传统文化瑰宝走向区外，在首都北京推动发展藏医药事业的有益尝试。
（二）成立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医药研究所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内设五个研究所，即社会经济研究所、历史研究所、宗教研究所、当代研究所、藏医药研究所。其中，藏医药研究所是藏研中心成立的第五个研究所，也是成立时间最晚的一个研究所。
2004年3月21日，中央编制办批复中央统战部，同意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成立藏医药研究所，核定编制40人。研究所成立至今，先后承担了国家级科研项目2项，省部级1项，藏研中心重点课题6项，新药研发共2种，专利1个，所级课题23项；发表学术论文91篇，其中SCI论文12篇，中文核心期刊论文33篇，独立或参与撰写调研报告22项。研究成果获得多项省级和国家级奖项。部分研究成果以内参形式上报，并被中央有关部门所参考和采纳，为藏医药知识产权的保护发挥重要作用。
从2010年起，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科研办、北京藏医院、藏医药研究所联合在京连续举办11届“全国藏医药高级研修班”和多届国际藏医药培训班，通过口碑效应、示范效应，从藏医药专业角度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服务。
结 语
藏医药以独特的疗效、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悠久的历史为世人展示了她独具特色的一面，为促进和保障人类生命健康发挥积极作用，也被青藏高原之外的人们所接受和肯定。翻开历史不难发现，在古代，往往藏传佛教传播到哪里，藏医药也传播到哪里，就是因为在藏传佛教知识体系“十明”中，藏医学归类于“大五明”中的一明，因此随着藏传佛教的传播步伐，藏医药也迅速传播到各地，为各地的患者提供服务，同时也为当地培养藏医学人才。
现今，藏医药正以全新的姿态展现她的科学性和独特疗效，从而被现代人所接受，同时通过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平台受到首都人民的肯定，使自身不仅在西藏和涉藏工作重点省得到传承和发展，同样也在首都北京生根发芽并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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