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纪念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学术研讨会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21年5月出版），题目为编者所加。文章原标题《城镇化进程中藏族流动人口的现状和特征研究——基于2015—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
作者：刘颖，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徐平，中央党校文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兼职教授。
引言：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人口从农村、牧区迁移到城市，加入流动人口的行列。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2.21亿人，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约为1528万，占少数民族人口总量的13.5％，占全国流动人口总量的6.9％，比“五普”时增长了一倍以上。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统计，2017年流动人口总量为2.44亿人，其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比重在十分之一左右，约2440万。2015年，藏族流动人口规模高达81万，藏族流动人口的规模增长趋势尤为强劲，其自2000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3％，远远超过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规模的平均增速。
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和关心藏族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和融入问题，提出要多措并举，促进藏族流动人口适应并融入城市。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让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更好地适应流入地的生活、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促进各民族共建美好家园、共创美好未来。”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指出“坚持治国必治边、治边先稳藏的战略思想”。在藏族流动人口日趋增加、城市人口结构和人口规模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让城市更好地接纳藏族流动人口，让藏族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显得尤为重要。藏族流动人口不断增多，与汉族流动人口一样参与和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浪潮中，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贡献，但同时也给城市服务管理带来新挑战。由于生产、生活环境和文化的差异，部分藏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存在一定困难，需要社会提供帮助和支持，因此藏族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和融入问题值得我们探究。此外，在现有户籍制度和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藏族流动人口所表现出来的流动特征和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对藏族流动人口发展现状和特征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新形势下民族人口问题、城市民族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对于促进藏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提升我国城镇化质量和水平、促进我国社会和谐稳定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有助于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藏族流动人口现状。中国藏族人口主要分布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5个省区，其中西藏、青海、四川3省区藏族人口占全国藏族总人口的90％左右。新中国成立以来，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人口在迅速增长的同时，因经济、社会条件的不同，人口分布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随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内部人口流动频繁成为藏族人口迁移的主要特征。西藏自治区流动人口发展历程从1951年和平解放到2020年，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从和平解放到1979年是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流动人口主要以援藏干部为主，其他形式的流动人口比较少；从1979年至2000年，西藏的流动人口逐步增加，先慢后快，而且结构越来越复杂，主要构成是援藏干部、商人、企业家、产业工人、其他打工者等；从2000年起西藏的流动人口增加速度明显提高，2000年西藏的流动人口为10.87万人，到2005年流动人口增加到18万人，平均每年增加1.6万左右，年增长率为15％左右，这一时期的流动人口从结构上看，除一般的流动人口外，旅游人口增加最快，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性别构成、年龄构成、流动目标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2006年7月1日青藏铁路开通，2014年8月16日拉日铁路全线竣工运营。铁路对人口集中有很大的吸引力，这是由于铁路建设会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带动铁路沿线的产业开发，从而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吸引过来。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开通和运营后，有力地促进西藏地区的人口流动，提升人口城镇化水平，这有利于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科学分布，促进人口适度集中。拉萨—日喀则铁路的开通，进一步增强了南亚大通道的交通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完善了西藏面向南亚开放的便捷陆路交通网络，对通道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成为西藏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引擎。藏族流动人口与民族关系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1987年，费孝通教授和多杰才旦研究员开始共同商议如何对西藏社会发展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88—1992年，马戎在西藏的拉萨、日喀则、山南3个地区组织了大规模问卷调查，同时在拉萨市开展包括流动人口问题在内的系列专题研究；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格勒研究员对拉萨等地区的家庭、婚姻等问题开展了301户的问卷调查；1997—2002年，旦增伦珠以拉萨市核心地区布达拉宫下“雪”社区为典型个案，开展了700多户的问卷调查研究，对拉萨市流动人口的商业、居住格局与人际关系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藏族流动人口在内地的生存状况研究集中在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涉藏地区和中东部城市，研究内容丰富，涉及民族关系、民族融合、文化艺术传播、治病就医，新媒体使用、社会适应等主题。较具代表性的有：四川省成都市藏族流动人口生活状况及藏汉民族关系研究，湖北省武汉市藏族流动青少年社会适应研究，青海省西宁市、甘肃省甘南州城市藏族流动人口现状研究等。主要包括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西藏拉萨部分）”，原国家卫计委2010年、2011年在全国采集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以及腾讯2015—2018年日迁徙数据等资料，对藏族人口向内地流动情况及规律的有关研究。（三）驻村帮扶与异地交流（援藏、挂职、驻村、退休）干部流动人口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干部人力资本的跨区域流动，是干部回避制度的实践，也是引入先进施政理念和丰富人际资源的需要。从2011年开启的干部驻村，是自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之后西藏首次大规模干部深入基层开展工作的活动，驻村干部的介入亦使乡村基层出现了一种多元治理的局面，为乡村基层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这种探索是有益的。2011年“创先争优强基础惠民生活动”开展以来，已经实行省级干部包县、地市级干部包乡、县区级干部包村、乡镇级干部和驻村工作队包户的“四包”制度，到2020年12月连续选派9批干部20多万人次，在西藏所有村（居）开展驻村工作，驻村时间1年到3年。进藏干部、援藏干部、挂职干部、驻村干部和高海拔地区退休干部异地休养也是需要关注的流动人口群体。内地党政干部在西藏工作主要经历了1951年至1978年的“进藏建藏”；1979年至1993年的“轮换进藏”；1994年至今的“定期轮换援藏”3个大的历史阶段。1994年，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提出“分片负责、对口支援、定期轮换”的援藏方针和“长期支援、自行轮换”的干部援助方式，自此开启了中央与全国兄弟省市长期对口支援西藏发展的历程。截至2020年9月，承担对口支援任务的中央国家机关、有关省市、中央企业已先后选派9批次9600多名干部援助西藏工作，并形成了以干部人才援藏为龙头，经济援藏、智力援藏、科技援藏、企业援藏、就业援藏以及医疗教育人才“组团式”援藏等相结合的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援藏格局。大批援藏干部的到来，优化了西藏干部队伍结构，带来了新观念、新思路，为确保西藏稳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障。（四）易地扶贫搬迁与藏族农牧民扶贫搬迁流动人口研究西藏以前是全国唯一的省级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深度贫困县44个，2015年底建档立卡贫困人口59万。建成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953个，对“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26.6万贫困群众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同时安排就业、配套产业，确保搬得出、稳得住、能融入、可致富，全区精准扶贫工作不断取得新成就。为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优化，探索建立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流出地与流入地沟通协作机制，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分类信息库，实现少数民族人口服务管理信息化。易地扶贫搬迁农牧民人户分离，他们的生活适应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亟待关注的议题。通过对现有资料的整理与分析，可以获得“藏族流动人口”相关研究的总体样貌，让我们对藏族流动人口研究与流动特征、民族关系、社会融合、社会交往等主题有更为深入的视角。本研究使用的资料来源于原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简称CMDS）。该调查自2009年起在全国范围内的31个省（市、区）制定抽样框，依据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进行样本抽取。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不仅在全国具有代表性，调查对象的选取也严谨细致。具体的抽样总体是前一个月来本地居住、非本区（县、市）户口且在调查时点（当年5月）在15—59岁的流入人口（不包括调查时在车站、码头、旅馆和医院等地点的流入人口），对符合抽样总体要求但在非正规场所（临时工地、废弃厂房等）居住的流入人口尽可能避免遗漏。调查内容主要包括个人基本情况、就业居住、社会保障、婚育情况等。由于每年在调查重点上略有差异，本研究重点选取2015、2016、2017年的数据。2015年CMDS数据共采集流动人口样本206000个，其中汉族189815人、少数民族16185人，藏族1609人。2016年CMDS数据共采集流动人口样本169000个，其中汉族155115人、少数民族13885人，藏族1276人；2017年CMDS数据共采集流动人口样本169989个，其中汉族153992人、少数民族15997人，藏族1552人。本研究利用描述性统计等方法，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分析2015—2017年藏族流动人口的人口学特征和就业特征，探索当前藏族流动人口生存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挑战，为出台藏族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相关政策提供数据支撑。从规模上来说，藏族流动人口的规模快速增长，从1982年的1万增加到2015年的81万，增幅明显高于汉族流动人口。藏族人口流动参与率快速提升，1982—2015年，藏族流动人口规模增长趋势尤为强劲，自2000年以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9.3％。2015—2017年间，我国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有所上升，由2015年的47.3％升至2017年的52.4％，男性比例有所下降，由2015年的52.7％降至2017年的47.6％，藏族女性流动人口已高于男性流动人口。汉族流动人口中，女性比例也有所上升，但男性流动人口仍高于女性规模。3. 年龄特征：藏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下降明显，男性年龄降幅高于女性城市藏族流动人口与汉族流动人口在年龄方面存在共同点，在25—34岁阶段流动人口比例最高，分别在31.9％、37％左右。在20岁以下流动人口中，藏族人口比例呈上升后下降趋势，2015年藏族人口比例和汉族人口比例没有差异，都是14.2％左右；2016、2017年20岁以下流动人口中，藏族人口比例高于汉族比例；60岁以上流动人口中，藏族人口比例高于汉族人口比例。2015—2017年间，我国藏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呈下降后小幅上升趋势，从2015年的37.4岁降至2016年35.8岁，再升至2017年的35.9岁，3年间减少了1.5岁，藏族男性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稳步下降后小幅上升，总体下降了近1.6岁，藏族女性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增幅不大。同样，我国汉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呈上升趋势，从2015年的35.4岁升至2017年的36.7岁，增加了1.3岁，汉族男性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增加了1.4岁，汉族女性流动人口平均年龄增加了近1.5岁。整体上，2015—2016年汉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低于藏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2017年汉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略高于藏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0.8岁。4. 受教育水平特征：藏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但整体仍低于汉族流动人口2015—2017年，藏族流动人口和汉族流动人口有共同特点，即初中及以下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高中及以上人口比例呈上升趋势。2015—2017年小学教育程度人口占据藏族流动人口的主体，比例在32.5％左右。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比例有所提升，由2015年的15.8％增加到2017年的19.2％，显示了藏族流动人口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藏族流动人口与汉族流动人口在受教育水平方面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藏族流动人口文化水平整体低于汉族流动人口。其中，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藏族流动人口比例在55％左右，而汉族群体的这一比例低于15.6％；高中及以文化水平的藏族流动人口比例在15.8％—19.2％之间，而汉族群体的这一比例超过35.1％。2015—2017年，藏族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所占比例呈下降趋势，由2015年的40.0％下降至2017年的38.0％。初婚人群占据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主体，比例均在51.3％—55.3％之间。比较藏族流动人口与汉族流动人口婚姻状况特征，汉族流动人口初婚比例高于藏族流动人口，汉族流动人口离婚人口比例低于藏族流动人口，汉族流动人口再婚人口比例高于藏族流动人口。6. 流动范围：以近距离的区内（省内）、市内为主，稳定性强2015—2017年，藏族人口流动主要以省内跨市为主，比例超过57.5％；其次是市内跨县，比例超过23.3％，意味着藏族人口流动范围的稳定性强。在流动范围方面，汉族流动人口与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存在些许差异。汉族人口流动以跨省为主，比例超过50.6％，“跨省流动”的藏族人口比例远低于汉族流动人口比例，而“省内跨市”“市内跨县”范围流动的藏族人口比例远高于汉族流动人口比例，说明藏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以近距离的省内、市内为主。相同的地域文化，有利于促进藏族流动人口与本地人群的交往，增强两者之间的互动及藏族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认同感，促进藏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西藏自治区藏族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主要在区内，有地缘和语言方面的优势；区外流动主要分布在周边的4个涉藏工作重点省中，青海省藏族流动人口比例高，其次是四川省、甘肃省和云南省。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省吸纳了90％的藏族流动人口。青藏铁路的开通为流动人口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工具。青藏铁路和拉日铁路的开通也让更多藏族农牧民在区内区外自由流动。7. 流动原因：务工经商是藏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原因2015—2017年，因“务工（工作）、经商”而流动的藏族人口比例远高于其他原因流动的人口比例，比例均超过80.9％。2017年因“异地养老”而流动的比例为4.0％，远高于汉族流动人口的比例0.6％，久居高原的藏族群众容易患高原疾病，因此去海拔较低的地区异地养老是藏族人口流动的原因之一。总体上，务工经商是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和汉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原因。1. 就业身份：藏族流动人口过半数是有固定雇主的雇员在就业的藏族流动人口中，一半以上的人口为雇员，雇主和其他就业身份的流动人口占比较少。2015—2017年间，职业身份为雇员的流动人口占比趋于稳中有升，从2015年的42.6％到2017年的47.7％，总体上升了5.1个百分点。汉族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均以雇员为主要身份。2. 就业单位性质：近70％藏族流动人口选择就业单位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比较2015—2017年藏族流动人口就业单位占比数据，可以发现，个体工商户是藏族流动人口的主要选择，占比先上升后下降，从2015年的53.8％增长到2016年的61.8％，到2017年的50.5％，3年下降了3.3％。近70％的汉族和藏族流动人口选择就业单位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港澳台独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在进一步加强。同时，近10％的流动人口无单位。3. 就业行业：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是藏族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行业比较2015—2017年藏族流动人口就业行业数据，可以发现，藏族流动人口的主要选择行业是批发零售，从2015年的35.5％增长到2016年的41.0％，2017年下降至25.9％，3年下降9.6％；住宿餐饮从2015年的18.2％增长到2016年的24.1％，2017年下降至17.7％，3年下降0.5％。建筑、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房地产、教育对藏族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也在进一步加强。4. 就业职业：经商和餐饮是藏族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职业2015—2017年藏族流动人口从事职业分布数据显示，藏族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经商，占比稳步上升后下降，从2015年的35.9％增长到2016年的41.9%，2017年下降至33.9％，3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藏族流动人口主要从事餐饮，占比稳步上升，从2015年的10.3％增长到2017年的15.6％，3年增长了5.3个百分点。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家政、保洁、保安、快递、运输、建筑、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吸纳更多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从2016—2017年藏族流动人口签订就业合同情况发现，越来越多藏族流动人口签订有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就业合同，从2016年的59.1％增长到2017年的68.6％，增长了9.5个百分点。但是仍有近26.4％的藏族流动人口未签订就业合同。2015—2017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就业流动人口平均月收入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从2015年度的5122.49元增加至2017年的5589.96元，增长了9.1％。月支出从2015年度的2236.16元增加至2017年的2823.26元，增长了26.3％。每周工作时长有减少后又上升，2015年为53.55小时，2016年为42.78小时，2017年为49.2小时，3年下降了8.1％。7. 医疗保障参保情况：参加“新农合”的藏族流动人数比重最高，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次之
从2015—2017年参加各类医疗保险情况来看，藏族流动人口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保率高，3年保持占比72.2%以上，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次之，而参加城镇居民医保和城乡居民医保的人数比例较低。参加公费医疗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稳中有升，由2015年的0.2%增加到2017年的1.9%，增长了1.7个百分点。
通过2015—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发现，藏族流动人口呈现以下基本特征：1. 人口学基本特征：藏族女性流动人口比重上升；藏族流动人口平均年龄下降明显，男性年龄降幅高于女性；藏族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持续提升，但整体仍低于汉族流动人口；过半数藏族流动人口是初婚人群；流动范围以近距离的省内、市内为主，稳定性强；务工经商是藏族流动人口的主要流动原因。2. 就业基本特征：藏族流动人口过半数是有固定雇主的雇员；近70%藏族流动人口选择就业单位是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是藏族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行业；经商和餐饮是藏族流动人口主要从事的职业；藏族流动人口近60%签订就业合同；藏族流动人口月收入呈明显增长趋势；参加“新农合”的藏族流动人口比重最高。藏族流动人口呈现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机会和空间，也使藏族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变得尤其重要。现提出以下对策和建议：1. 加强教育和就业培训，提升藏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能力藏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程度除了受外部各种制度影响外，还与其自身的教育水平和技术能力直接相关。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是流动人口积累人力资本的重要方式，人力资本越强，越有助于社会融合。文化水平较低，增加了藏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社会、追求生活方式现代化的难度。未来为适应藏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的需求，国家除了需要加强对流动人口补偿性的社会政策以外，在政策设计中还需增加与流动人口文化教育、职业技术培训相关的发展性社会政策。应通过立法的形式，大规模发展职业教育，把流动人口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2. 引导本地就业转移，按照人口流动的规律和意愿对城镇化战略进行调整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放在优先发展的地位，对大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进行规模控制。根据费孝通先生“做活人口这盘棋，有两个棋眼”的主张，一是发展小城镇，建设人口蓄水池，让少数民族离土不离乡，实现劳动力就地转移就业；二是疏散人口到地广人稀的边区开发资源，实现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安全和经济繁荣。3. 以社区为基础，构建互嵌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支持网络，实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部署和开展多种形式的共建工作，推进‘双语’教育、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藏族流动人口在城市生活的载体是社区，通过社区这个载体，在城市构建一个类似于乡村的熟人社会，通过社区形成流动人口在城市交往的社会网络，弥补由于离开乡村所带来的社会资本缺失，对促进流动人口在文化上的相互接纳、心理上的相互认同、血缘上的相互融通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社区越来越受到重视，社区社会工作逐步成为实现藏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行动机制。4. 加强对藏族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再加上各民族之间存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当前的藏族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仍然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藏族流动人口的就业服务工作，建立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为藏族流动人口提供信息咨询、法律援助、技能培训等方面的免费服务；需要不断完善藏族流动人口社会保障制度，在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方面逐步提供与当地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服务；需要不断完善藏族流动人口社会权益保障体系，帮助解决住房租购、子女上学等方面存在的实际困难，引导藏族流动人口积极参与流入地的社会事务。5. 强化边疆地区国家安全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工作各个领域，强化各族群众的国家安全意识，确保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整体安全。要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目标，落实维稳和固边的各项政策，加大守土戍边、保卫边防的扶持政策力度；结合当前国家军民融合战略，建立军民一体化的社会体制，与国防任务相适应兴边富民，推进社会经济文化各项事业协调发展。西藏是我国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窗口，要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全力推进拉萨综合保税区、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中尼友谊工业园项目建设，对促进西藏基础设施与周边国家、地区实现互联互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切实推进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的工业化城镇化步伐，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为藏族流动人口进一步融入祖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更广阔的前景和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