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我国的历史研究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着不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深度认识问题，特别在重大理论传承创新和坚持基本原则方面，要坚持中国历史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共创说”和各民族、民族聚居区自古属于中国的“自古说”的基本观点，加强对中国史、中国民族史研究。【关键词】中国史；中国民族史；“自古说”；“共创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者简介】张云，1960年6月生，陕西省周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当前中国历史研究中存在两种较为突出的倾向：一种是照搬西方的近代民族和国家理论来解读中国历史，诸如，把国家与民族概念混淆，把古今国家概念混同，抄袭西方人过去使用的所谓“内陆亚洲”“喜马拉雅文化圈”等概念，把炒西方冷饭当作中国学术的新热点，甚至提出用西方的“民主”观念作为基础来建立中国公民社会，以造就中华一体等等。这些观点和做法明显忽略了与这些概念相伴随而来的西方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虽然其中存在某些可以吸收的合理部分，但总体上偏离了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和内在规律，削足适履、水土不服。另一种是照搬或者抄袭中国古代传统中一些过时的乃至错误的理论，诸如，炒作“胡汉分别”和“胡汉对立”，用过时的“华夷之分”解读中国历史上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甚至依然重复所谓“五胡乱华”“崖山之后无中国”的错误观点，把汉族和中原王朝等同于古代中国，把汉族文化等同于古代中国文化，认为由于建立元朝的是蒙古族、建立清朝的是满族，否认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延绵不断”的说法。或者不能正确地认识和评价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大工程和历史人物，如，无端夸大分裂状态的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而矮化大一统元朝的伟大意义；不能客观看待长城的历史作用与局限，将其视为中外分界，或者无限贬低其历史作用；不能准确评价分裂时期并存的多个政权之间的关系，将其等同于近代的国际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历史上“民族英雄”内涵的曲解误读等。上述现象有些与学术探索中的不同观点有关，但是更多则是思想认识上的问题，值得重视。改革开放以来，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进程加快，中国学术界与国外的人员往来和学术交流空前增强，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大量被介绍到国内，在开阔视野、提高中国相关学术研究水平方面发挥积极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冲击乃至颠覆了一些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和观念。在历史研究领域，有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成了西方历史、民族和国家理论、民主价值的传声筒和盲从者，有的学者则甘于贩卖封建时代的腐朽观点，这既是食洋不化、缺乏中国文化根基的一种表现，又是大汉族主义思想和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和民族史研究中的一种反映。如果不能以我为主、正确取舍，必然会造成学术表面繁荣的背后中国学术话语缺乏、创新不足的问题，其集中表现则是缺乏历史和文化自信，缺乏史学研究者应该有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近代历史来看，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早就通过在中国边疆民族地区长期进行“考察研究”，伪造出所谓“满蒙非中国”“骑马民族征服中国”等等谬论，为分裂吞并中国制造舆论。日本学者白鸟库吉就提出过“中国南北民族对立论”，由此而划出北方游牧文化圈和南方农业文化圈。另一位日本学者江上波夫则提出了“骑马民族征服论”，更风行欧美，其要点是“南北对立论”，即北方民族是汉族王朝的对立者、征服者，不属于中国的民族。德国著名东方学家魏特夫继承日本学者成说，把我国历史分为两个系列、两种王朝，由汉人所建立的王朝属于帝制王朝，由北方民族所建立的王朝属于渗透和征服王朝，错误观点流行广泛，转而影响中国一些学者的观点。20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就是要应对中国当时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危机，服务于“保族”“保种”的现实需要。而1939年顾颉刚“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写下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名文，用大量的史实指出，“中华民族是浑然一体，既不能用种族来分，也不必用文化来分，都有极显著的事实足以证明”，目的就是要在“短期中使边方人民贯彻其中华民族的意识”，以应对日本发动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侵华战争，以及与此相关的分裂中国的学术理论与观点。谭其骧、翁独健等前辈学者关于中国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各民族聚居地区自古属于中国的重大理论创新观点，以及有关处理中国历史上重大是非问题原则的论述，很值得认真学习吸收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创新发展。历史上的“国”与今天的“国”完全不同，必须严格加以区分。谭其骧先生指出，“一定要找出边疆地区同中原王朝的关系来，好象同中原王朝没有关系就不能算中国的一部分，实际上，很对不起，还是大汉族主义。这个思想一定要坚决打破”，“今天我们写中国史，当然应该把各族人民的历史都当成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中国是我们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的，而不是汉族一家的中国”。翁独健先生指出，“祖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各民族人民在缔造我们伟大祖国的斗争中均作出了自己贡献。兄弟民族的历史，不管当时他们与中原王朝关系如何，他们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历史是以王朝历史为中心的，这是客观事实，但不能把中国历史与汉族王朝史划等号，还应包括非汉族王朝、以及王朝以外的诸族历史。那种认为中国历史只是汉族的历史，其他民族只是‘四夷’，是完全错误的”。他还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提法应该始于秦汉时期，等等，这些都具有重大的学术指导意义。没有正确的理论和观点作为指导，中国的民族史就是各个民族自我发展的历史，边疆地方史就是中原王朝管理或者与该地区发生关系的历史，就不会看到各民族、各地区人民共创中华民族历史的整体，不会看到贯穿其中的千丝万缕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情感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走向自相矛盾的误区。比如，在涉及北方民族入主中原问题时，使用“五胡乱华”无疑是错误的，使用“五胡入华”其实也不正确，正确的说法是“五胡即华”“五胡在华”“北方民族南下”，不同的史观便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概念和表述。没有“自古说”的中国历史断断续续、支离破碎，而缺乏“共创说”的中国历史各自割裂、缺乏联系。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性质是与各民族共创中国历史和文化相一致的，而“共创说”又是中国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即“自古说”的依据，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因此，我们要强调的不仅是“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据同样的道理，也要坚持“新疆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坚持“蒙古族、满族、壮族、回族等各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观点，也就是在1840年古代中国疆域形成、古代中国转变为近代国家之际，中国版图内的各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中国各地区开发演变的历史自古就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理论精神，坚持“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这样的中国历史各民族“共创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用以认识研究和宣传中国历史、中华民族史，系统完整展现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展现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展现各民族文化上的兼收并蓄、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情感上的相互亲近的发展演变史。
历史学界应该认真厘清中国历史各民族“共创说”和各民族属于中国的“自古说”这一重大原则问题，明确中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性质，丰富充实各民族共创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理论，并坚持各民族形成发展历史自古属于中国的观点。继承和弘扬1949年以来业已发展成熟的史学、民族学创新理论，继承和传承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白寿彝等主编的多种《中国通史》和王钟翰主编的《中国民族史》等著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好的做法，廓清当前中国史、中国民族史等学科研究中存在的错误认识，明辨是非，确定重大原则，并使之成为中国历史、中国民族史、中国边疆和各地区历史研究、教学和宣传中的基本遵循。将“各民族共创说”和“各民族历史自古属于中国说”的历史理论和观点写进中小学文史通识和历史教材，让正确史观植根于青少年的心灵之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打下坚实基础。清除不分古今国家概念和混淆民族与国家概念的错误做法，正确认识不仅大一统时期中央王朝与兄弟民族建立的边疆地区政权同属于一个中国，而且分裂时期各民族建立的中原政权、边疆地区兄弟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同属于一个中国的历史，不能把分立的古代中国区域、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当成今天的国际关系。要正确对待历史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摈弃历史上一些陈旧的概念，诸如“华夷对立”“胡汉对立”“五胡乱华”等，以及忽视或者矮化兄弟民族政权，甚至矮化大一统的元朝和清朝对祖国历史的巨大贡献的做法，坚决反对使用民族歧视语言和宣扬不利于民族团结的人物、事件等，坚决反对历史研究中的大汉族主义和地方狭隘民族主义做法，在各族群众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牢固树立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打牢各民族是亲如一家的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共创中国历史文化，又相互密不可分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