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从十世班禅的转世认定入手，介绍了藏传佛教活佛与活佛转世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脉络及其核心内容，突显出了作为大活佛转世根本原则的金瓶掣签制度实施的意义，强调指出了社会政治因素在活佛转世历史定制形成中的深刻影响，特别是中央政府批准在大活佛转世中的决定性作用。【作者简介】张云，1960年6月生，陕西省周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原所长、二级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19年第3期，原文注释从略。【文章编号】1002-557（X）（2019）01-0018-07
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圆寂。1941年国民政府拨款5000元给罗桑坚赞，以资灵童寻访。次年，蒙藏委员会拟定班禅转世办法呈行政院。随后，经过堪布会议厅进行占卜、降神、辨认前世班禅遗物等宗教仪轨，初步确定1938年藏历一月三日出生在青海省循化县温都乡一个农户家里的官保慈丹为九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从循化县接到西宁塔尔寺“供养”。1946年底，扎什伦布寺派出的迎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僧俗官员到达塔尔寺，经与班禅堪布会议厅官员会商，双方进一步确认官保慈丹为转世灵童，并呈报国民政府核准。1949年初，班禅堪布会议厅再次派负责人计晋美赴广州，请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批准班禅灵童，并请明令免于掣签。1949年6月3日，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在广州发布命令，确认官保慈丹为转世灵童，“特继任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免其掣签，并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关吉玉为专使、青海省主席马步芳为副专使，赴西宁主持十世班禅坐床典礼。8月10日，国民政府专使关吉玉等主持在塔尔寺举行的坐床大典，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的身份和地位由此得以确定。十世班禅的寻访、认定和坐床是元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实施行政管理，以及活佛转世历史定制的具体体现。那么，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究竟有着怎样的制度和规矩呢？
活佛藏语称“朱古”，意思是“化身”，是根据佛教灵魂不灭和化身说法而形成的。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传承制度，最早出现在公元13世纪下半叶，并由噶玛噶举派首领噶玛拔希（1204-1283）开创。从活佛转世制度诞生之日起，中央王朝封赐名号、授予印信就是噶玛噶举派，以及后来兴起的各教派大活佛获得合法权利的根本前提。元文宗至顺四年（1333），噶玛巴让迥多吉进京朝觐并为元顺帝及皇室讲经，获赐“圆通诸法性空噶玛巴”封号、国师玉印、金字圆符，返回后在楚布寺修建元文宗影堂以为纪念。让迥多吉的转世若必多吉（1340-1383）也在元顺帝至正二十年（1360）应召前往大都（今北京）朝觐，并受封“持律兴教大元国师”名号，获赐水晶印。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封第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1384-1415）为“大宝法王”。
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的出现同样是元朝皇帝册封的产物。该派的开创者是让迥多吉的弟子扎巴僧格（1283-1349），其因受师傅之托主持楚布寺有功，且学识渊博而道行超凡被元顺帝授予“灌顶国师”名号，获赐一顶红色法帽。至正九年（1349）圆寂后，该派寻访了他的转世灵童，形成夏玛巴（红帽）转世系统。此后，活佛转世制度便在噶举派内部加以推广，形成贾曹、巴卧、司徒等多个转世系统，也被宁玛、萨迦、格鲁等教派相继采用，逐渐成为藏传佛教法位传承的一种主要方式。其中格鲁派由于严守戒律获得信众的普遍拥戴，更受到蒙古王公的信奉和中央王朝的支持而得以迅速壮大，并形成庞大的活佛转世系统。格鲁派最具影响力的便是达赖喇嘛转世系统和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系统。
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大活佛转世系统的产生、发展有一些共同特点：都是先由信奉格鲁派的地区首领——蒙古汗王封赠名号，后来逐步获得中央王朝的认可并正式授予金册金印与名号、确立政教权威的。明万历六年（1578），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1543-1588）应蒙古土默特首领俺答汗（1507-1582，明朝封“顺义王”）之邀，相晤于青海湖边的仰华寺，俺答汗赠送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名号，格鲁派追认根敦朱巴（1391-1474）为一世达赖喇嘛、根敦嘉措（1475-1542）为二达赖喇嘛，开启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万历十五年（1587）应蒙古王公之请，明朝廷封赐索南嘉措“朵儿只唱”（“金刚持”）名号。清顺治九年（1652），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应朝廷之邀，进京朝觐。次年返程至代噶（今内蒙古岱海）时，顺治帝派礼部尚书罗郎丘、理藩院侍郎席达礼等送去满、汉、蒙、藏4种文字的金册金印，朝廷正式册封其“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名号，此后相延不断，成为传统。
班禅额尔德尼活佛转世系统的形成也与蒙古汗王有关。清顺治二年（1645），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入藏，封赠罗桑却吉坚赞（1567-1662）“班禅博克多”（睿智英武大班智达）名号，被格鲁派确认为第四世班禅，并追认宗喀巴的门徒克珠杰（1385-1438）为一世班禅，索南却朗（1439-1504）为二世班禅，罗桑丹珠（1505-1566）为三世班禅，形成格鲁派另一个大的活佛转世系统。康熙五十二年（1713），清朝册封五世班禅罗桑益西（1663-1737）为“班禅额尔德尼”，颁给金册金印，正式确立其名号与政教权力。
此外，格鲁派的大活佛还包括热振、第穆、济咙、策墨林、帕巴拉、察雅、章嘉、阿嘉、嘉木样、哲布尊丹巴、咱雅班智达等活佛转世系统。
在藏传佛教各教派采取活佛转世选择教派继承人过程中，早期的做法并不统一，不仅不同教派做法不同，就是同一教派大小不等的活佛也存在不同的转世仪轨，包括抓阄确定、糌粑团问卜、降神指定、高僧活佛指定、世俗统治者指定、僧俗共同确定转世灵童、自修成活佛等。但是，一些大的原则也在实践中逐步得到明确，比如：活佛转世活动以及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都是在上一世活佛圆寂之后进行；根据前世活佛的预示或者其他征兆确定转世灵童所在的方向；要让候选幼童辨认前世使用过的法器和遗物等。明成祖永乐十四年（1416）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圆寂后，噶玛噶举派在确认通瓦顿丹（1416-1453）为其转世灵童后，上报朝廷，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派人至藏办事时“审查”转世灵童，成为后世朝廷派员查验大活佛转世灵童的滥觞。活佛转世从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央王朝对宗教的管理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红帽系标志性的法帽以及印信都是由元朝统治者授予的，元朝以来的历代统治者在政治上、经济上所给予的支持是藏传佛教各个教派大活佛获得政教地位的根本保障。同时，活佛特别是大活佛也在中央王朝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西藏地方处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宗教和政治高度结合，大活佛往往既是高僧，也是封建领主，特别是乾隆十六年（1751）清朝建立噶厦，授命达赖喇嘛与驻藏大臣共同掌管地方政权之后，西藏地方以格鲁派为代表的宗教势力迅速发展起来，作为其核心角色的活佛的政教地位更加凸显，同时也引发出诸多问题，包括高僧及家族成员敛财、操纵大活佛转世，甚至一些活佛勾结外敌扰乱西藏地方，一些护法神妖言惑众等，这些潜藏的危机终于在18世纪末期的廓尔喀入侵西藏地方中被引爆。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一月，前来北京祝贺乾隆皇帝70大寿的六世班禅罗桑贝丹益西（1738-1780）因患“天花”治疗无效在黄寺圆寂。朝廷赏赐给六世班禅的大批金银财产为其担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兄长仲巴呼图克图据为己有，并以教派不同为借口，没有给自己的弟弟——噶玛噶举红帽系第十世活佛却朱嘉措（1742-1791）任何东西，心怀不满的却朱嘉措勾结廓尔喀入侵后藏、洗劫扎什伦布寺，造成严重的灾难。乾隆皇帝派福康安等率大军驱除廓尔喀势力之后，大刀阔斧地整顿西藏地方政教乱局，于1793年颁布《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其中第一条就是确定通过金瓶掣签来确定大活佛的转世，文称：“大皇帝特赐一金瓶，今后遇到寻认灵童时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由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掣签认定。”为此，乾隆皇帝还专门撰写《喇嘛说》一文，指出当时活佛转世存在的流弊、说明采取金瓶掣签的缘由：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这些掌教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亲族，与封爵世职无异。甚至出现“图舍图汗（土谢图）之福晋有妊，众即指以为哲布尊丹巴呼土（图）克图之呼必勒罕，及弥月，竟生一女”的事情，蒙古资为谈柄，以致物议沸腾，不能诚心皈信。因此，以后“藏中如有大喇嘛出呼必勒罕之事，仍随其俗。令拉穆吹忠四人，降神诵经，将各行指出呼必勒罕之名书签，贮于由京发去之金奔巴瓶内，对佛念经，令达赖喇嘛或班禅额尔德尼，同驻藏大臣，公同签掣一人，定为呼必勒罕。虽不能尽除其弊，而较之从前，各任私意指定者，大有间矣”。同时，严肃处理了有关人员，第十世红帽系活佛却朱嘉措畏罪自杀后，为严惩其叛国行为，皇帝下令禁止噶玛噶举红帽系活佛转世，查抄其寺庙和财产，并强令其所属百余名红帽喇嘛改宗格鲁派，将妖言惑众的僧人活佛剥黄正法。乾隆皇帝亲自参与设计制造的金瓶有两个：一个供奉在拉萨大昭寺，掣定西藏地区的大活佛转世灵童，其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一个供奉在雍和宫，主要用于确定蒙古（哲布尊丹巴例外）、甘青等地和驻京大活佛的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制度是清朝中央政府为进一步完善藏传佛教大活佛转世制度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既符合宗教教义和宗教仪轨，体现了对宗教仪轨、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的尊重，又祛除了活佛转世中出现的某些乱象弊端，更体现了中央政府在活佛转世管理上的最高权威。金瓶掣签制度的推行得到藏传佛教界的积极拥护和支持。1792年，乾隆皇帝特派御前侍卫惠伦等将金本巴瓶送往拉萨，八世达赖喇嘛早早从布达拉宫下来恭迎，并表示：“嗣后惟有钦遵圣训，指认呼毕勒罕时虔诚诵经，于大众前秉公拈定，庶使化身真确，宣扬正法，远近信心，阖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七世班禅额尔德尼也说：“此次钦差大人送金本巴瓶来藏，全为保护黄教。”“实在感激天恩，无可图报，惟有率领众喇嘛，虔诵万寿经，祝延圣寿。”西藏地方第一次按照金瓶掣签制度认定的大活佛是第八世帕巴拉呼图克图。本来乾隆皇帝考虑到昌都距离拉萨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想让该寺仍照旧例办理，但是强巴林寺坚持遵照规定，前往拉萨进行金瓶掣签。这一做法还带动了昌都地区的类乌齐、察雅等主要活佛转世系统，均遵照规定，前往拉萨进行金瓶掣签，确定转世灵童真身。金瓶掣签的实施之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充满了波折。首先面临的就是来自西藏地方上层僧俗集团的挑战，他们或者是因循传统，或者出于继续掌握大活佛转世的利益需求，总希望绕过金瓶掣签来认定转世灵童。以达赖喇嘛转世系统为例，金瓶掣签颁布以来的第一例就采取了免予掣签的方式。八世达赖强白嘉措（1758-1804）圆寂以后，西藏地方就由噶厦和三大寺派出代表，前往各地找寻“转世灵童”。结果在西康邓柯地方找到了一个“灵童”，系生于1805年12月1日的春科土司之子。他们在社会各个层面制造出“该儿童灵异有征”的舆论，最后由“遍知一切班禅大师、摄政王诺门罕萨玛第巴希仁波切、两位驻藏大臣、我本人第穆娃、热振赤仁波切、协珠林活佛、策却林活佛等大小呼图克图，噶伦、代本、（各大）秘书等聚集贡塘寺，进行考察认定事宜”。根据描述，该灵童依然能够展现出辨认出前世法器、认识在场众多政教要人的特异能力。藏历土龙年（1808）正月二十三日七世班禅、摄政济咙呼图克图、三大寺代表、全体噶伦等请求驻藏大臣玉宁、文弼上奏皇帝，在邓柯找到的这个“灵童”确系先辈达赖喇嘛的转世，请求免于“金瓶掣签”。嘉庆十三年（1808）二月初九日，皇帝谕军机大臣等，九世达赖喇嘛呼毕勒罕着准免予掣签，同时强调指出：“此次呼毕勒罕出世，诸多征验，实为吉事有祥，殊堪嘉慰。博清额驰抵西藏后，当晓谕班禅额尔德尼、济咙呼图克图等，以前指称呼毕勒罕出世，率多牵合附会，或仅小着灵验，不足凭信。仰蒙高宗纯皇帝特赏金奔巴瓶，饬令书名封贮，诵经掣签，以防弊混。今达赖喇嘛甫逾二岁，异常聪慧，早悟前身。似此信而有征，洵为从来所未有。设当高宗纯皇帝时，亦必立沛施恩，无须复令贮瓶掣签。但此系仅见之事，且征验确凿，毫无疑义。嗣后自应仍照旧章，不得援以为例。倘因稍有端倪，即附会妄指，一经查明，必当治以虚捏之罪。并着驻藏大臣等将此旨敬谨存记，一体钦遵办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批准免予掣签的同时，嘉庆皇帝指出了执行金瓶掣签制度的极端重要性。可惜九世达赖喇嘛隆朵嘉措（1805-1815）只活了11岁便夭折。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又故伎重演，再次以七世班禅等名义，通过驻藏大臣玉麟、珂实克上奏皇帝，请求将所选择的灵童免予掣签。嘉庆皇帝此次严词驳回：玉麟等奏藏中僧俗人等求定达赖喇嘛呼毕勒罕一折，甚属非是。从前自达赖喇嘛以及各呼图克图圆寂后，各处呈报呼毕勒罕出世每多附会，后争端渐起，弊窦丛生。皇考高宗纯皇帝洞烛其情，特设金奔巴瓶缄名掣定之制，睿漠深远，自当万世遵行。前九辈达赖喇嘛呼毕勒罕出世时，据玉宁等奏称，早悟前生，诸多征验，实系第五辈达赖喇嘛复出，朕俯允所请，免其入瓶掣定，乃甫及七八年旋即圆寂。如果所称征验俱属确实，自应长久住世，宣扬黄教，何以不能永年？可见前此玉宁等所奏多有不实，朕一时轻信，至今犹以为悔。今里塘（今理塘）所报幼孩，其所述灵异，只出该处僧俗人等之口，何足征信？若遽听其言，定为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此与从前指定一人者何异？该喇嘛狃以为常，将从前皇考圣断设瓶掣签之例岂不日久渐废？倘各处所报呼毕勒罕亦俱援此为例，又将何以应之？此事殊有关系。玉麟等于第穆呼图克图率众呈请时不严行驳饬，辄代为陈奏办理，实为错误。玉麟、珂实克均着传旨申饬。此次里塘所报幼孩亦不必驳退，即作为入瓶签掣之一。仍饬该呼图克图等再行上紧寻访，俟其有具报者，总须再得其二，方可将三人之名，一同缄封入瓶，遵照定制，对众讽经。彼时玉麟、珂实克二人，一人封名，一人掣签，不令该喇嘛等经手。其掣出者方系达赖喇嘛真呼毕勒罕，必能住世长久，为众信奉。着将此旨明白传谕第穆呼图克图，毋许再行渎请。若伊等无知，竟有欲求来京求情之事，即严行饬禁。倘不行禀明，私自前来，即着查拿治罪。嘉庆皇帝在这里讲了多层意思，包括明确金瓶掣签是永远遵奉的制度，后悔自己轻信驻藏大臣转来的奏折，严厉批评前后两任驻藏大臣玉宁和玉麟不查其实、轻率上奏的做法，明确驻藏大臣负责金瓶掣签的原则，甚至下令对不听劝阻来京求情免予掣签的摄政治罪。正是因为如此严明制度，才有了十世达赖喇嘛通过金瓶掣签产生的结果，以及金瓶掣签作为一项历史定制主导了大活佛灵童的转世认定。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的一整套宗教仪轨也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特别是在格鲁派全面采取活佛转世制度以后，大活佛的转世仪轨趋于完善，试以十世达赖喇嘛转世为例，结合相关史实条例宗教仪轨如下：1. 接到驻藏大臣有关达赖喇嘛圆寂的奏报，朝廷拨款助祭并任命第穆呼图克图洛桑图丹晋美嘉措为摄政负责寻访转世灵童相关事宜。2. 由七世班禅、第穆摄政等邀请噶厦专职降神的拉穆、乃琼、噶瓦东和桑耶四大护法占卜，确定灵童诞生的方向与远近距离。3. 西藏地方僧俗上层把经过寻访和多方测试的四川理塘灵童报告给驻藏大臣，试图由两位驻藏大臣上奏皇帝，请求“免予掣签”。被嘉庆皇帝否决，敕命继续多方寻找2名灵异幼童，通过金瓶掣签确定转世灵童真身。4. 第穆呼图克图患痘症去世，策墨林阿旺降白楚臣嘉措被皇帝任命为摄政，并遵照圣旨向前后藏、阿里、藏北、山南、林芝、康区和安多等地发布公告，协助将灵异儿童情况向噶厦报告。5. 通过让幼童辨认前世活佛供奉的本尊、日常使用过的遗物、身边人、前世念诵过的经典等多种方式，仔细验证，在理塘灵童之外，确定了2位来自昌都地区的灵童，派人到扎什伦布寺请班禅予以确认。6. 报请朝廷批准后，将金瓶从大昭寺送到布达拉宫三界殿内皇帝画像前，将遴选到的3名幼童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文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由甘丹赤巴、拉萨三大寺堪布、上下密院堪布等著名高僧大德念经祈祷，举行抛洒食子和供奉仪式，然后邀集班禅额尔德尼、摄政和各大呼图克图到布达拉宫三界殿。经过核验名签之后，由驻藏大臣灵海将3支名签放入金瓶，诵经师诵经。再由驻藏大臣文干摇动金瓶后抽出一签，高声宣读，并将抽中签当众验看，确定转世灵童。7. 由班禅额尔德尼或者摄政等大活佛为灵童剪发、换僧衣、取法名，并授沙弥戒。8. 经过报请朝廷批准后，在布达拉宫日光殿举行坐床典礼。朝廷要派大员主持并颁授印信，确认其合法权利。坐床后达赖喇嘛可以使用前世的黄色轿子和黄色鞍鞯。9. 皇帝开恩加封达赖喇嘛父亲，赏给顶戴。同时，批准达赖喇嘛的正副经师人选。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在列强支持下西藏地方出现的“独立”逆流，既导致了西藏地方政治局势的复杂化，又影响到活佛转世的正常进行。不仅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选择认定一波三折，班禅额尔德尼转世灵童的选择认定更是险象环生。民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西藏地方内部达赖喇嘛管辖的前藏地方和班禅管辖的后藏地方之间的矛盾，使得灵童的选择既是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完整的斗争，也是各种政教势力之间的激烈较量和博弈，即使是在这种艰难的历史时期，正是有中央政府的决断和主持才保证了大活佛转世的顺利进行。中央政府还通过出台管理活佛转世的相关法规和制度，有效地解决了活佛转世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突出矛盾和焦点问题。1793年颁布实施的《钦定藏内善后二十九条章程》，即是清代法制化管理活佛转世的首部重要法规，1936年中华民国政府颁布《喇嘛转世办法》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活佛管理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统计资料显示，清朝自乾隆皇帝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到辛亥革命爆发为止的100多年中，除九世和十三世达赖喇嘛是作为特例免予掣签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和八世、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都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根据理藩部档案资料，西藏在册受管的大活佛，包括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共有39位，其中格鲁派24位、噶举派13位、宁玛派2位。金瓶掣签制度实施以来，总共认定转世灵童91位，其中用金瓶掣签认定者有76位，由于种种原因经清朝中央政府批准免予掣签的有15位，足见绝大多数转世灵童的确认是经过金瓶掣签认定的，而免予金瓶掣签的前提则是每一个重要环节都要上报中央政府，在获得批准后才能继续进行。由此可见，是否免于金瓶掣签的最后决定权在中央政府，其他任何人都无权决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西藏地方驱除了帝国主义势力的干涉破坏、遏制了危害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西藏独立”逆流，从而开启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20世纪50年代末，西藏和涉藏州县相继废除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实行民主改革，实现政教分离，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得到法律保障，政府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宗教发生了许多新的积极变化，开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新征程。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是一个多宗教并存的国家，中国共产党不信仰宗教恰恰是贯彻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平等对待各种宗教的一大优势。与此同时，对宗教本质的认识，以及对宗教管理工作规律的把握是一个复杂的工程，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探索过程中，过去几十年也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都在自我纠正和自我完善中逐渐得到解决，并转化成推动藏传佛教事业向前发展的力量。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得以继承和延续。当代第一位经政府批准认定的藏传佛教大活佛是甘肃省夏河县拉卜楞寺的第六世嘉木样•洛桑久美•图丹却吉尼玛。1952年3月6日，坐床仪式在拉卜楞寺举行。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以来第一位由中央政府批准认定的活佛是十七世噶玛巴•伍金赤列。1992年9月27日，经国务院宗教事务局批准，正式在楚布寺坐床。现在居住海外。十世班禅大师是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是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他毕生致力于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坚决反对一切分裂活动。他生前常讲，他的本愿就是实现祖国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幸福、西藏进步、佛法兴隆、世界和平，并多次发誓要为此奋斗不息，是世不成，转世再来。在他圆寂前4天还表示：“我想在释迦牟尼像前，采取金瓶掣签的办法来确定。”十世班禅大师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也是一位遵法守规的模范，他的高风亮节和不朽业绩值得人们永远怀念。根据班禅大师的遗愿，尊重广大藏族信教群众宗教信仰和宗教感情，并依照藏传佛教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国务院于1989年1月30日作出了《关于第十世班禅大师治丧和转世问题的决定》：“根据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和僧众的请求，并参照历史惯例，国务院特就治丧和转世问题决定如下：一、在日喀则市扎什伦布寺修建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法体灵塔和祀殿，供后人瞻仰朝拜，缅怀他爱国爱教的业绩。修建灵塔和祀殿事宜，责成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共同办理。经费由国家拨专款。二、由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按照藏传佛教的仪轨，举行宗教悼念活动，办理遗体保存等事宜，经费由国家拨专款。三、由扎什伦布寺民主管理委员会负责，并视必要请中国佛教协会、佛协西藏分会协助，办理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等事宜，报国务院批准。”1995年11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三名男童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金瓶掣签候选对象的请示》，“国务院同意三名男童作为第十世班禅转世灵童候选对象，按历史定制，适时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像前，由国务院派员主持金瓶掣签，认定转世灵童真身一名，再报国务院批准，继任为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以昭大信”。29日，在拉萨大昭寺的释迦牟尼像前举行金瓶掣签仪式，西藏嘉黎县灵童坚赞诺布中签，经报请国务院批准，被确认为十世班禅转世灵童真身。由经师波米·强巴洛珠取法名吉尊·洛桑强巴伦珠确吉杰布·白桑布。1995年11月30日，国务院代表、国务委员李铁映和国务院特派专员、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江村罗布，国务院特派专员、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主持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了坐床典礼。2009年7月25日，第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受比丘戒。目前担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2007年9月，国家宗教事务局颁布实施《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了活佛转世应当遵循维护国家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宗教和睦与社会和谐、维护藏传佛教正常秩序；活佛转世应尊重藏传佛教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但不得恢复已被废除的封建特权；活佛转世不受境外任何组织、个人的干涉和支配等原则。第六世德珠·加羊西绕班典是该办法颁布后第一位通过金瓶掣签认定的大活佛。2000年3月11日，第五世德珠·江白格桑加措活佛圆寂。西藏自治区政府作出了《关于准予寻访认定第五世德珠·江白格桑加措活佛转世灵童的批复》。2010年7月4日，在拉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举行了第五世德珠活佛转世灵童金瓶掣签仪式。山南隆子县男童洛桑多吉中签，得到西藏自治区政府批准，继任为第六世德珠活佛。十一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为第六世德珠活佛剃度，并赐法名为德珠·加羊西绕班典。2010年8月2日，第六世德珠·加羊西绕班典活佛坐床典礼在西藏山南隆子县扎果寺大殿隆重举行。历史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诉我们：政教合一体制下形成的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从来都和现实政治和社会紧密关联，活佛特别是大活佛的政教活动直接影响到国家的统一、地方的稳定、百姓的福祉、社会的文明进步。加强对活佛转世的管理，既是历代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重要标志、履行宗教管理职责的关键环节，也是保障广大信教群众利益，保障藏传佛教自身健康有序发展的有效途径。宗教仪轨、历史定制是活佛转世的基本原则，而中央批准则是认定大活佛转世的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