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西藏考古事业是在西藏和平解放以后开始发展起来的。如童恩正先生评价所言：“西藏的考古工作，可以用1951年作为划分阶段的界限。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前，考古工作只限于少数地面文物的调查，而且全部是由外国人进行的。……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考古工作发生了质的变化。调查和发掘都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但全部由中国学者承担，而且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是由新培养出的藏族考古工作者完成的。工作的内容除了地面文物的保护、维修，文献整理及田野普查以外，较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也揭开了序幕。”回顾和总结西藏高原考古百年来的学术史，尤其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吐蕃考古和象雄考古作为标志性工作，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这两个阶段所发生的巨大转折。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西藏文化事业建设取得巨大的成就，西藏考古成为世界关注的领域，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极大地增强了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华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公元7—9世纪之间，在中国西南边疆的青藏高原上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民族，自称为“蕃”，唐代汉文史书中称其为“吐蕃”。吐蕃文明一方面继承了西藏高原自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金属时代以来已经开始孕育的自身文化传统，另一方面也积极吸收包括唐朝、中亚及南亚文明的先进成果，并加以融合改造，在相互影响和冲击碰撞当中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面貌，也为后来西藏高原文明纳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奠定了基础。吐蕃的历史发展大体上可以分成前后两段：前段是初始期，即藏文史籍中所载“小邦时期”，大约对应于西藏考古中的“早期金属时期”；后段是7—9世纪间吐蕃建立统治直到其走向灭亡的时期。前后段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和方法有较大不同。相应地“吐蕃考古”也可分为两大阶段，前段主要指吐蕃建立之前的各“小邦”时期，考古学界也有称之为“前吐蕃时代”的提法；而其后段主要指吐蕃时期的考古。作为西藏考古的一个组成部分，吐蕃考古大体上可划分出四个大的发展阶段：吐蕃考古的初始期，（19世纪末—20世纪50年代），吐蕃考古的初期发展阶段（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末），吐蕃考古的发展期（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吐蕃考古的持续发展阶段（20世纪末—21世纪初）。吐蕃时期遗存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已为不少国内外学者关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9年西藏正式成立文物管理小组，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独立自主地承担起西藏考古工作的重任，陆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家的田野考古工作及重要收获，使吐蕃文明的研究大大突破了文献资料的局限。随着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的增多，在这个阶段中国学者开始形成一批有关吐蕃考古的研究成果，主要散见于一批地、县文物志当中。此外，在陆续出版的一批有关西藏考古的专题性论文集、学术专著和考古报告等成果中，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吐蕃以及吐蕃分治时期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情况，展示出吐蕃考古研究的新面貌。其中，霍巍《吐蕃时代考古新发现及其研究》作为国内外首部对吐蕃考古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对近年来吐番考古新发现资料分专题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并结合文献材料对吐蕃文明及其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深入阐释。目前关于吐蕃时期考古的工作和成果主要包括金石铭刻与简牍文书、墓葬、佛教遗存、丝绸织物与金银器以及“高原丝绸之路”相关问题，下面分别加以论述。近代学术界对吐蕃文明的关注最早始自西方各种考察队及学术界对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大量吐蕃时期古藏文写卷、西藏境内的金石铭文以及新疆等地出土的古藏文简牍的发现与研究。1. 吐蕃金石铭刻的调查、整理与研究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东方学家布谢尔（S. W. Bushell）、L. A. 瓦德尔（Laurence Austine Waddell）、中国金石学家罗振玉等相继对《唐蕃会盟碑》及其碑文发表研究。此后，吐蕃时期金石铭刻引起更多西方学者关注，意大利图齐（G. Tucci）、英国黎吉生（Hugh E. Richardson）等都对吐蕃古藏文碑刻进行过较为系统的记录和研究，尤其黎吉生利用其在西藏任职的时机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并抄录、整理及详加考释，后汇集为《早期西藏碑铭汇编》，共收碑铭18种，藏英对照，成为吐蕃金石文献的早期重要成果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藏的考古、文物工作逐步展开，王尧先生在西藏多年实地访查吐蕃金石遗存的基础上，遍搜各种拓本、录本，参校勘定，编撰《吐蕃金石录》，共收碑铭13种，包括唐蕃会盟碑、恩兰·达扎路恭纪功碑、第穆萨摩崖刻石、谐拉康碑甲、谐拉康碑乙、谐拉康刻石、赤德松赞墓碑、噶迥寺建寺碑、桑耶寺兴佛证盟碑、楚布江浦建寺碑、桑耶寺钟、昌珠寺钟、叶尔巴寺钟，均识读勘定原文、详加考释并附汉译文，是当时收录吐蕃碑铭最全、考订详实的著作，并从收录资料、编纂体例、个案研究等方面奠定了其后古藏文金石铭文资料注释、翻译及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继《吐蕃金石录》之后，以李方桂、柯蔚南（W. South Coblin）《古代西藏碑文研究》、巴桑旺堆《吐蕃碑文与摩崖石刻考证》（藏文，收录吐蕃古藏文碑铭25篇）、恰嘎·旦正《藏文碑文研究》（藏文）等为代表的编著对新发现的碑铭逐步增补收录、解读。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各地陆续调查发现了一些新的吐蕃金石遗存，例如1982年发现的西藏山南市洛扎县得乌琼摩崖刻石、门当摩崖石刻等。近年来在青藏高原东部新发现的一系列吐蕃时期佛教遗存中，也有不少摩崖石刻铭文，包括四川阿坝州石渠县洛须镇照阿拉姆、洛须村、更沙村、烟角村以及须巴神山摩崖题刻等。青藏高原东部的吐蕃时期摩崖题刻就目前已发现的而言，基本上属于同时期佛教遗存的组成部分，体现了以佛教为载体的唐蕃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背景。8世纪中叶—9世纪中叶吐蕃势力鼎盛之际，影响曾一度远及今克什米尔、中亚一带。20世纪初以来国外学者如弗兰克（A. H. Francke）、斯坦因（A. Stein）、邓伍德（Philip Denwood）、约翰·默克（John Mock）等在今拉达克，今巴基斯坦的吉尔吉特、巴尔蒂斯坦，以及今阿富汗瓦罕走廊沿线等地点发现了大量古藏文石刻，从内容、藏文文字特征等推测，很多应与吐蕃在中亚活动的背景有关，然而遗憾的是铭文中均没有纪年或可准确判断年代的信息。2010年，中国学者受邀对巴基斯坦的巴尔蒂斯坦地区斯卡杜进行文化考察，发现3件古藏文碑刻残件，原应属于同一件石碑，内容属于佛教发愿文，具有典型的吐蕃时期碑铭特征，是首次在喜马拉雅山脉以西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大型藏文碑刻。上述吐蕃时期的碑铭，其镌刻文字多为古藏文，少数碑刻有汉、藏两种文字，如唐蕃会盟碑、察雅仁达摩崖，尤其《唐蕃会盟碑》碑文同时以汉、藏文记录了盟文、与盟官员题名，为吐蕃时期藏语文的对译及对音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依据。此外，199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四川大学联合考古队在日喀则市吉隆县进行考古调查的过程中，在吉隆县宗喀镇北阿瓦呷英山口发现了汉文碑刻《大唐天竺使之铭》（也有观点认为碑额题名应识读为《大唐天竺使出铭》），据碑文所载，系唐显庆三年（658年）唐使节王玄策出使天竺，途经此地，勒石记功。此碑是西藏迄今所发现汉文石刻中年代最早的一通，也是目前发现的与王玄策出使天竺史实有关的唯一文字实物史料，对唐代中印交通、吐蕃历史地理等研究均有重大意义。吐蕃金石铭文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盟誓、纪功、颁赏、述德、祭祀、封授、佛教发愿文等，为吐蕃文明的研究提供了珍贵、可信的文献依据。2. 吐蕃时期古藏文简牍的搜集整理。藏文木简主要发掘出土于中国新疆与中亚一带，数量约百件，大都是吐蕃时期的遗物，主要是英国人斯坦因、托玛斯（F. W. Thomas）以及俄国人马洛夫（S. E. Malov）等人在新疆考察所获。近年青海都兰吐蕃墓葬中新出土了一批藏文简牍，王尧、陈践对青海都兰吐蕃墓地第10号墓的11支书写有藏文的木简进行了摹写、转写、翻译和考索，认为青海出土的木简在形制上与过去新疆地区所出的木简相同，其性质主要是作为随葬的衣物疏，仅记载与墓主有关的服饰等品，而不涉及其他，其时代大致与新疆出土者属于同一时期，即公元9世纪藏文厘定之前。3. 吐蕃古藏文文书写卷的搜集整理。这部分资料大部分是斯坦因、伯希和等人自敦煌石室以及新疆的安得悦、米兰和麻札塔格等遗址获得的古藏文文献，运到国外，分别藏于伦敦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和巴黎国家图书馆。后来，巴黎大学教授巴考（J. Bacot）、杜散（Ch. Toussant）及英国托玛斯三人编辑出版了《敦煌文书中之吐蕃史料》一书。王尧、陈践在此基础上，校订、注释并翻译，编著成《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一书，先后于1980、1992年两次由民族出版社出版，成为研究吐蕃历史最重要的早期文献。此外，托玛斯还著有《关于新疆的藏文史料》一书，共4卷，其中的第2卷是关于古藏文木简及其他文书写卷的译释。这部分资料传统上属于敦煌学及古藏文文献学。自2006年以来，由西北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大英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合作整理出版流失在海外的敦煌古藏文文献。此外，我国学者也在持续对国内所藏部分古藏文写本进行整理编目。从现有考古资料来看，土葬习俗约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在青藏高原流行，直到吐蕃灭亡之后才逐渐为其他葬俗取代。吐蕃墓葬包括王陵和为一般贵族及平民百姓建立的中、小型墓葬。流行土葬习俗的既有青藏高原早期分散游牧的各部族，也有吐蕃建立之后纳入“吐蕃文化圈”内的吐蕃主体民族及其他融入吐蕃文化当中的各部族，如吐谷浑、羊同、苏毗等。吐蕃墓葬考古是吐蕃考古和西藏考古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迄今在青藏高原发现了大量吐蕃墓葬，从中反映出极其丰富的吐蕃时期考古文化面貌。1948年，意大利学者图齐最早开始对吐蕃藏王陵墓进行实地调查，在其专著《吐蕃赞普陵墓考》及《穿越喜马拉雅》“藏王墓”章节中，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和实地调查，对今山南琼结县境内历代吐蕃赞普陵墓的形制、布局、墓前石碑及碑刻铭文等作了记述和研究。黎吉生也曾实地考察藏王陵，除了对陵区碑刻的关注之外，还绘制了一些墓葬分布图。这些早期调查和研究成果，为中国学者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1961年，西藏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拉萨市彭波农场以东的坡麓地带发现并清理了8座洞穴式墓葬。从20世纪80年代始，西藏自治区开始进行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在1982—1985年的西藏第一次文物普查期间，先后在西藏的拉萨市，山南地区琼结、乃东、扎囊等县调查发现了大批吐蕃墓葬，初步统计各地新发现“共计二十余处，近两千座墓葬”。1991年，侯石柱所著《西藏考古大纲》一书第四章“吐蕃考古”中对新发现的吐蕃墓葬资料进行了初步总结与梳理，将吐蕃时期墓葬划分为“相皮类型”“杜布类型”“曲贡类型”“普努沟类型”，认为吐蕃墓葬与中亚草原的“巨石文化”，川西、滇西北石棺葬文化，以及青海吐蕃墓葬之间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并首次提出了“吐蕃属文化”与吐蕃墓葬的时期及分布的关系等，对于后来的研究工作颇具启发意义。1990—1992年，西藏开展了第二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吐蕃墓葬的发现在分布地域、数量、墓葬类型、时代上都有了新的突破。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萨迦县夏布曲河流域古墓群等。为了对各阶段西藏古墓葬的考古资料加以总结，霍巍于1995年撰写出版《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这是第一部系统研究西藏古代墓葬的考古学著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吐蕃时期墓葬考古的重要田野工作包括琼结藏王陵的几次考古勘查，朗县列山墓地、拉孜查木钦墓地、西藏西部墓葬以及西藏中部一些新发现墓葬的调查与发掘等。琼结藏王陵是目前能明确对应的吐蕃时期最高等级的墓葬群。2020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对拉萨当雄县吐蕃墓葬群、山南浪卡子县那龙墓地进行发掘清理，发现多座吐蕃时期高等级墓葬，出土大量金银器、萨珊银币、围棋子等珍贵文物，对吐蕃墓葬形制研究、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等具有重要意义。青海地区原为吐谷浑故地，公元663年（唐高宗龙朔三年）吐蕃攻灭吐谷浑之后，成为吐蕃势力兴起和发展时期重要的战略要地。自1982年以来，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都兰热水、德令哈郭里木等地发现了大批吐蕃时期墓葬。该地区分布着密集的古代墓葬，热水沟—察汗乌苏河将草原分为南、北两岸，1982年7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首次调查发现了都兰县热水乡血渭草原北岸墓地，并对其中规模最大的M1（“都兰一号大墓”）进行了多年考古发掘，墓葬中出土有彩绘木棺、金银器、丝绸等丰富遗存。1999年7—9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草原南岸发掘清理了4座大、中型吐蕃墓葬。2014年4—9月，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共同对都兰县热水乡扎麻日村东南哇沿水库建设涉及区域内的25座古代墓葬和5座殉马坑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陶、铜、铁、金、石、漆、木、骨、琉璃、玛瑙、丝绸、皮革等各类质地文物约900件。都兰热水墓地在地面布局方式上与西藏琼结藏王墓地等吐蕃大型陵墓有相同之处，墓上梯形封土，墓前排列动物殉葬坑，墓内结构为多室，都兰热水墓葬的发掘为吐蕃时期高等级墓葬的结构提供了重要参考。墓中出土的金银器、丝绸等对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也说明7—9世纪吐蕃占领下的青海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干线。2018年9月—2019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海省海西州民族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海西州乌兰县希里沟镇河东村泉沟墓地进行了发掘，一号墓形制为带墓道的长方形砖木混合结构多室墓。墓室由前室、后室和两个侧室组成。前室为砖室，后室及两侧室为柏木砌成的木椁结构，前室砖墙和后室柏木墙表面均绘壁画，后室内发现大量彩绘漆棺构件。出土器物中，一件珍珠冕旒龙凤狮纹鎏金王冠、一件镶嵌绿松石四曲鋈指金杯，融合吐蕃汉地和中亚之风。该墓葬是青藏高原首次发现的吐蕃时期壁画墓，也是首次发现彩绘漆棺、鎏金王冠，对于探讨古代汉藏文化融合进程和青海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盛况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联合发掘了青海都兰热水墓地“2018一号大墓”。从迄今为止发现的情况来看，这座大墓在墓葬形制与布局上都和吐蕃腹心地带的大型墓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座大墓也是迄今为止在青藏高原发现的地表保存墓园遗迹最为丰富的一座吐蕃时代墓葬。祭祀建筑位于墓园东北角，石砌，由照壁和一大一小两座房址组成。大房址内发现羊的肩胛骨和斜插入地面的方木，可能与祭祀所遗留下来的遗迹有关。据《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其赞普死，以人殉葬，衣服珍玩及尝所乘马弓剑之类，皆悉埋之。乃于墓上起大室，立土堆，插杂木为祠祭之所。”此次发掘以确凿的证据证明，吐蕃最高统治阶级赞普的陵墓和高级别权贵墓葬都有一套完备的营葬和祭祀体系，这和文献记载相互吻合。墓中出土的金银器中有大量的拓捶成箔片状的装饰性器物，这些金银饰片上面多以捶拓、压印、錾刻等不同方法得到忍冬、莲花、团花、缠枝花草以及立鸟、翼兽、狮、狼等动物纹样，可从中窥见其制作工艺与纹饰风格等方面的若干特色。推测这些金银饰片的用途，可能是用来装饰衣饰、马具和毡账、箱匣等物体的表面。各种丰富的纹样当中，尤其是具有浓厚欧亚北方草原游牧民族风格的大角动物、带翼神兽最富特点，体现出吐蕃时代与域外金银器工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青海境内近年来这两座唐代吐蕃时期大型墓葬的发现和发掘，对于认识吐蕃占领下的吐谷浑故地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与融合、高原丝绸之路的走向与功能等问题，提供了大批重要的考古资料，从中可以观察到中原文化对边疆各民族产生的强烈向心吸引力，以及边疆各个族群文化（如吐蕃文化、鲜卑文化、吐谷浑文化等）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既提供了新鲜的资料，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石窟寺和地面佛寺遗存是佛教考古的重要内容。在1982—1985年西藏自治区第一次文物普查中，便对查拉路甫石窟、吉如拉康、桑耶寺等吐蕃佛教遗存进行了仔细调查和记录。查拉路甫石窟位于拉萨市药王山东侧，藏文文献记载为吐蕃时期开凿，但一直没有引起学界注意，通过调查时对窟形、造像的分析，确认这种中心柱式的石窟形制和浮雕造像风格具有7世纪吐蕃佛教石窟的特征。对于这座石窟的调查和认定，正式揭开了西藏佛教石窟调查与研究的序幕。吉如拉康经调查确定为吐蕃时期创建，寺院保留较多吐蕃时期遗迹、遗物，基本保留着吐蕃时期原状。在对桑耶寺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结合传统藏文文献的记载，编撰了西藏第一本寺院文物专志《桑耶寺简志》。自20世纪末至今，伴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继续深入，田野工作区域从吐蕃统治的中心地带扩展到西藏西部及东部。佛教遗存方面，近年来最重要的发现当属青藏高原东部的一批吐蕃佛教石刻，以摩崖造像为主，很多地点保存具有吐蕃特征的古藏文题刻和汉文题铭，除了西藏昌都的察雅、芒康县，在相邻区域的青海玉树、甘肃民乐、四川石渠都有发现，成为近年来海内外关注的一个热点，先后有多位学者如阿米·海勒、霍巍、谢继胜、汤惠生、巴桑旺堆、席琳等进行过研究。这批以大日如来信仰为中心的吐蕃佛教遗存，从宗教、历史背景及交通路线等方面展现出了8—9世纪之间的唐蕃文化交流。吐蕃控制时期的敦煌石窟遗存研究也是吐蕃佛教考古的重要部分。沙武田《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研究》从洞窟壁画布局、题材、洞窟营造思想、画稿与绘画风格、历史与宗教背景等角度入手，就石窟个案对敦煌莫高窟中唐续修补绘的续建窟的特征、吐蕃功德窟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深入探讨了吐蕃时期敦煌石窟在造像思想、题材内容、艺术风格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及其原因。吐蕃墓葬中出土的丝绸织物及金银器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典型例证。在都兰热水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绸残片，其中已辨识出的有含绶鸟织锦、太阳神织锦、伊斯兰织锦等，体现出中亚粟特和波斯文化在吐蕃的重要影响。在青藏高原出土的吐蕃墓葬中，遗留有部分小件的金银装饰品，可以观察出的种类包括牌饰、耳饰、戒指、珠饰、带饰以及其他一些饰物。历史文献中记载的吐蕃金银器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广泛涉及吐蕃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然而目前所知考古发掘出土且保存在国内的极少，宿白先生曾经关注研究过拉萨大昭寺藏的一件兽首银壶。吐蕃系统金银器的来源与风格呈现出多样化，当中既可能包含有大量粟特等异域文化因素的影响在内，同时也受到唐代金银器的诸多影响。以上具有多种文化因素的物品在青海吐蕃墓葬中的出现，也证明了丝绸之路青海道在东西方交通中的重要性。
象雄是西藏古代历史上一个曾经地域广阔并有重大影响的部落联盟。最早可见于敦煌吐蕃文献中，如P. T. 1286“小邦邦伯家臣及赞普世系”等，在后期藏文史籍如《贤者喜宴》等记载中也被列为西藏古史上“十二小邦”之一，直至7世纪上半叶，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灭象雄，此后将象雄纳入吐蕃。
然而，作为西藏古史上所谓“小邦时代”即已存在、曾一度与吐蕃和苏毗呈三足鼎立之势，并且在宗教、政治、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极为重要的象雄，在汉文古籍中的记载极其简略，藏文文献中的记载则纷纭不一，其地域范围、大致时期、象雄诸王世系等基本面貌仍然未能明确。关于象雄与象雄文明，迄今为止，都还有许多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的问题。
从迄今所见的有限的文献记载推测，象雄的大体时代，可能为公元前4世纪—公元7世纪，前后延续一千多年。其地理范围，在诸藏文文献尤其苯教传统典籍中有多种说法，如分为里象雄、中象雄、外象雄三部分之说。学者才让太依据朵桑旦贝坚赞所著《世界地理概说》一书勾勒出象雄的大致地理范围为：象雄最西端是大小勃律（吉尔吉特），即今克什米尔；从勃律向东南方向沿着喜马拉雅山脉延伸，包括今印度和尼泊尔的一少部分领土；北邻葱岭、和田，包括羌塘；但东面的边界不太清楚，苯教文献认为东达多康，而据佛教文献记载，东端只限于与吐蕃和苏毗接壤，则象雄的疆域就不包括多康地区。现代学术界多赞同将“象雄”比定为汉文古籍如两《唐书·吐蕃传》《通典》《唐会要》等所载之“羊同”国，据《册府元龟》所载则为“大羊同国，东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阗，东西千余里，胜兵八九万”。文献记载的矛盾，可能说明了象雄的疆域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是其中心区域很可能就在“中象雄”，即今西藏西部阿里地区冈底斯山脉附近，以象泉河流域札达盆地为中心，象雄国都“穹隆银城”也位于中象雄境内。“中象雄”不仅是象雄在地理范围上的中心地区，很可能也是象雄部落的政治、文化中心。
解决象雄问题，在目前文献资料没有新的发现与突破之前，考古材料所提供的线索相当重要。以象雄疆域为立足点展开探索，史前时期西藏西部的考古材料中可能有许多内容都包含在早期的象雄时代。这一时期大致相当于西藏考古体系中的“早期金属时代”以及进入历史时期的吐蕃时期早期，尤其是在西藏西部与北部高原发现的丰富的古代岩画、石丘墓、各种形式的大石遗迹以及饰有动物纹饰的小件青铜器物等，都可能与古代象雄的活动有关。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者如图齐、罗列赫（G. N. Roerich）等对西藏进行的调查和研究中，已经发现、关注到上述类型的早期遗存及其与欧亚草原外来文明的联系。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学者在西藏史前时期考古领域的工作在质与量上都有了极大进展，对以上早期遗存的类型、性质、考古学年代以及伴存遗迹的观察都更加深入。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对阿里和藏北高原的考古调查工作逐步展开，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岩画，其中有不少内容明显与“火”“日月”等信仰有关，应为祆教从古代波斯经拉达克、中亚等地传入象雄的历史遗存。此外，在西藏西部也发现了大批早期墓葬。1990年起西藏自治区开展第一次文物普查时，于1992年在阿里日土县境内阿垄沟发现石丘墓群并试掘，墓地总面积约15000平方米，墓葬总数约100座，均为石丘墓，葬式复杂，部分尸体呈木乃伊状，其上附有织物残片；石丘墓的大石块上发现有岩刻画。阿垄沟石丘墓群是西藏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早期墓葬，也是目前西藏考古中发现岩画与墓葬共存的极少例证之一。
1998年以来，西藏文物考古部门和国内多家高校和考古机构在西藏西部持续展开了一系列以探讨西藏西部早期文明为问题导向的田野工作，对一些重要遗址进行了主动发掘，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的、新的考古发现。
1998年，“阿里文物抢救办公室”考古队于札达县古格故城东约1公里处调查发现卡尔普墓地并试掘，该墓葬葬具为木棺，随葬青铜器、羊骨、陶器等。1998年以来，西藏自治区文物局与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联合在札达县皮央·东嘎遗址持续进行调查发掘。1998和1999年度的工作中，新发现了东嘎遗址第V区内的朗布钦、皮央遗址内的萨松塘和格林塘3处墓地并进行了试掘。在这3处墓地共调查发现近百座墓葬，清理其中墓葬26座（包括残墓2座）、殉马坑1个、列石遗迹1处。墓葬均为地表有石堆的石丘墓，墓框平面形状有长方形、梯形和不规则形等几种，而以长方形数量居多；墓葬的形制除了竖穴土坑墓外，尚见穹隆顶洞室墓。出土物种类和数量均较为丰富，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石器以及竹木器，以陶器居多。格林塘墓地M6出土木片的测年数据为距今2725—2170年，东嘎第V区M6出土标本的测年数据为距今2370±80年。1999年7月，联合考古队还对象泉河北岸的札达县东嘎乡格布赛鲁墓地进行了调查，多为地表方形石丘墓，地表采集多件陶片及2件青铜饰件，陶器类型与皮央·东嘎接近。2001年度的工作中，对东嘎第V区内发现的丁东居住遗址进行了局部试掘清理，清理出3座房屋遗迹，碳十四测年数据为距今2065±60年，校正后年代为公元前348—公元71年，与墓地测年数据接近，说明居址与墓地大致属于同一时期。遗址中清理出碳化青稞种粒近100颗，是西藏西部首次考古发掘出土的古青稞，对研究西藏西部早期农业乃至青藏高原早期农业的起源、麦作农业的扩散有着重要意义。此外，遗址中出土大量动物骨骼，表明这一时期当地的生活形态很可能是基于一种定居农业、畜牧业以及狩猎的混合经济。丁东遗址是西藏西部首次经过科学发掘的前佛教时期聚落遗址，提供了当时居民的“活”的生活样态，与墓葬一起，为探讨西藏西部早期“象雄”文明提供了关键证据。
2004年6—8月，在国家文物局边疆考古专项资金的资助下，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四川大学考古学系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联合组成“象泉河流域考古调查队”，对象泉河流域中国境内区域进行调查。调查以象泉河发源地噶尔县门士乡为起点，西抵札达县香巴乡，主要在象泉河上游地带由东向西展开，新调查发现石器地点、大石遗迹、古代墓地、岩画等各类前佛教时期遗存以及其他佛教时期遗存17处。其中噶尔县门士区的卡尔东遗址地处札达盆地东缘的象泉河北岸，当地传说为象雄都城“琼隆银堡”所在。经调查测绘，该遗址分布于略呈北东—南西走向的长条形山顶，分布总面积约13万平方米，依地势及遗迹分布可分为A、B、C、D四区，保存大量建筑遗迹，本次编号的建筑遗迹单位约131个／组，包括防御性工事建筑（防墙和堡垒等）、家庭居住建筑、公共建筑、宗教祭祀建筑、生活附属设施等类型，军事防御设施和城堡建筑整齐有序，事先显然经过周密布局规划。地面采集遗物包括夹砂红褐陶器残片，多种形状的磨石、石臼、石片等石器，铁甲残片，铜口器残件，料珠等装饰品，骨料及骨器残件等。编号为04KLAS66的一处可能属于祭祀遗址，发掘出土一尊双面青铜神像，造型奇特，上身赤裸，明显有别于佛教造像，推测可能与苯教有关，或受到印度教造像影响。此外，在卡尔东遗址山脚下、曲那河谷西岸宽阔的一级台地上，发现了泽蚌遗址，由居住聚落、列石遗迹、墓葬群等不同遗迹组成，占地范围南北长约1300米、最宽处500米，分布总面积近60万平方米。在卡尔东遗址周围拉托、曲松果两地发现2处大型墓地，各有数以百计的墓葬，表面多以石丘为墓丘，经试掘的几座墓葬均以石块砌成石棺。象泉河上游以卡尔东遗址为中心的大型遗址群很可能为属于象雄时期的早期遗存，对于推动西藏西部“象雄时代”的考古研究有重大意义。
2004年，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联合对另一处称为“琼隆银城”的遗址进行了初步踏查，并于2015年7—8月联合组成考古调查队进行正式考古调查。遗址位于阿里地区札达县达巴乡曲龙村，“曲龙”也即“琼隆”，藏语意为“大鹏沟”。调查队按自东向西、自北向南的顺序，将象泉河北岸的城堡遗址群分为5个区，对遗址中的洞窟、建筑进行了详细调查和测绘，并在曲龙寺及附近一些藏文石刻中释读出“王都琼隆”字句。
近年来，以故如甲木墓地、曲踏墓地、桑达隆果墓地为代表的早期墓葬的发掘清理揭示了象雄时期考古成为建立西藏西部“前吐蕃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的一个里程碑。故如甲木墓地位于阿里地区噶尔县门士乡象泉河北岸、卡尔东遗址西侧山脚苯教寺院故如甲木寺门前，2005年偶然暴露出地表以下墓室中的遗物，包括“王侯”铭文鸟兽纹丝绸残片、多种木器（如马蹄形木梳、长方形木案、木奁、草编器、钻木取火棒）、青铜器、镀金银片、铁器等。2012—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连续3年对墓地作了清理。2012年清理墓葬4座，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石室墓，出土遗物包括丝绸、黄金面具、陶器、木器、铜器、铁器及大量动物骨骼等，其中“王侯”铭文的鸟兽纹锦、小型黄金面具及大量铜器显示其中有高等级墓葬。2013—2014年发掘墓葬共7座，其中4座的文化面貌属于前吐蕃时期，进一步揭示了故如甲木墓地的分布范围及其文化内涵。考古队同时对象泉河上游、札达县托林镇的曲踏墓地进行了调查发掘，在2013年调查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2014年在曲踏墓地相继发现了一批埋葬相当隐蔽的洞室墓。这是阿里地区首次主动性发掘的洞室墓群，发现的墓葬形制完整，保存有动物殉葬及祭祀遗迹，出土器物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包括陶器、竹木器、金器（其中包括1个小型金面具）、铜器、铁器、草编器、骨器、料珠（其中包括蚀花玛瑙珠2颗）等类，涵盖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文化内涵非常丰富。据碳十四测年数据，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I区年代相当，为距今2000—1800年；曲踏墓地II区数据为距今2250±25年、2150±25年，两处墓地地域相邻。两处墓地年代上相互承接，文化面貌上有许多共同因素，同时反映出象泉河上游地区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尤其“王侯”铭文鸟兽纹锦以及茶叶遗存的发现，显示出与南疆地区汉晋绿洲城邦的密切交流，以及来自中原的汉文化因素，由此也说明跨越青藏高原连通传统陆上丝绸之路的“高原丝绸之路”早在前吐蕃时期已经畅通。西藏西部早期墓地的发现与研究，对于建立西藏西部考古学文化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着对象泉河流域早期城堡建筑的调查与相关研究的开展，象雄都城“琼隆银城”遗址地点以及“象雄文化”等问题也日益引起更多关注。尽管目前关于“琼隆银城”遗址的确切地点尚有札达县曲龙村城堡遗址与噶尔县门士乡卡尔东遗址的不同分歧，关于象雄和象雄文明还存在众多疑点和空白，但我们相信随着相关考古工作的推进以及认识的加深，西藏西部早期文明面貌及其与周边诸文明的关系将会逐渐清晰。
综上所述，西藏高原考古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吐蕃考古和象雄考古在历经了百年发展历程之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变局，也进入到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尽管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我国其他各地考古工作的进步和事业的发展而言，西藏自治区境内的考古工作起步较晚，工作环境极为艰苦，工作条件也极为落后，但是，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者不畏困难，勇于拼搏，和区内外考古同仁一道，仍然创造出了辉煌的工作业绩，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简要归纳和总结这些考古成果的重大核心价值和政治意义，有下述几个方面：第一，考古材料以实物证据表明，生活在西藏高原的各个族群共同创造了西藏文明，并且在吐蕃和象雄这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实现了局部的文化整合，从而为青藏高原各族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吐蕃和象雄原本都各有其文化渊源和发展脉络，通过整合周边各族群形成东、西两大文化板块。当吐蕃击破象雄并将其吞灭之后，青藏高原东、西两大板块再次实现了更高层次上的文化整合。先后进入到这个体系的包括吐蕃、羌、白兰、苏毗、弥药、象雄等众多部族。这一过程是青藏高原上一次空前的民族融合和文化融合，为最终进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奠定了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二，吐蕃考古和象雄考古的成果表明，这两大区域性文明从其产生之际，便与中原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融入了大量中原文化元素，对于中原文明有着强烈的向心力，这也是青藏高原各族最终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内在的强大推动力。
象雄（羊同、女国）故地出土的带有汉字“王侯”字样的丝绸、来自中原的茶叶等高级奢侈品等考古证据表明，早在公元2—4世纪的汉晋时代，当地的“豪酋”已经开通了与中原之间直接或间接的交通孔道。吐蕃时代发现的以王陵和高等级墓葬为代表的陵园、墓葬、墓碑、石兽，考古出土的青铜器、金银器以及丝绸等物品，以及吐蕃占领敦煌时期出土的翻译多种汉文化经典的古藏文写卷、青藏高原东麓发现的带有汉、藏双语铭刻的佛教造像等等，都反映出吐蕃与中原文化之间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交往、交流与交融，青藏高原各族人民向往、倾慕中原文明的历史潮流和人心所向从未中断。
第三，考古材料通过大量丰富的实物参考、印证、丰富和完善了以往汉、藏史料文献中记载极为简略的高原各族历史，进一步廓清了西藏文化发展的脉络，展现了高原各族人民对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
近百年来吐蕃考古和象雄考古所取得的成果，充分显示出以藏族为主要民族的高原各族人民不畏高原自然条件的艰险恶劣，以强烈的生存能力和蓬勃的创造能力适应自然、天人和谐，不仅在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语言等精神领域作出了为全人类所瞩目的贡献，在物质生活层面也展现出非凡的创造力和审美品位。仅以金银制作为例，吐蕃墓葬中出土的大量制作精美的金银器，便是藏族先民在金银器生产方面举世闻名的创举。以往我们只是在《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等文献中读到吐蕃在与唐朝的往来活动中用以朝贡的各类造型精美、奇异的金银器，地下出土的考古实物，不仅证明了文献的记载，而且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细节，向世人展现吐蕃金银工艺的世界级水准。
第四，西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位置，决定其与周边地区之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有程度不一的交流和往来，吐蕃和象雄考古的发现也提供了大量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线索。“高原丝绸之路”成为联系区内各地之间以及东西方文明之间的重要纽带。
从考古材料中，反映出许多具有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线索。例如，吐蕃时期的丝绸织物上出现了中亚波斯萨珊王朝和粟特地区所流行的大团窠对鸟、对兽等纹饰；吐蕃金银器上的有翼神兽、大角动物形象和欧亚草原流行的“斯基泰动物风格”相似；文献记载中吐蕃与南亚、中亚、西亚等地的香料、宝石等商贸遗存在墓葬中也时有发现；象雄故地墓葬中出土的用于死者面部的黄金面具、下颌托等丧葬用具，和丝绸之路沿线及周边国家的丧葬风俗有着共通之处。敦煌吐蕃文书中所记载的苯教丧葬仪轨中的许多现象，和象雄故地出土墓葬中的遗存之间多有暗合。种种迹象都述说着高原各族人民冲破自然条件的制约，积极参与国际交流的历史证据。考古调查发现的《大唐天竺使出铭》碑刻，更是用不可多得的实物史料印证了唐代初年开通的这条中尼通道的具体走向与出境口岸。
众多考古实物证据表明，联系青藏高原和中原之间、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通纽带——“高原丝绸之路”，是“一带一路”重要的组成部分。高原各族人民是“高原丝绸之路”的开拓者、维护者和受益者，它开凿于汉晋，兴盛于唐代，一直延续利用至宋元明清各代，并成为近现代高原与外界交通的基本路网格局，其中主要路线和重要支线的走向、交通结点、重要驿站，也得到大量考古材料的证实。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有着十分广阔的发展空间，在吐蕃考古和象雄考古这两个重要的领域内，我们深信还将取得更加令人瞩目的进展。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的中国考古学者，应当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的精神内涵，深刻地理解考古学对于中国文化自信的意义和价值，自觉地为中国边疆考古不断拓展新的理论与实践创新，以更为丰富的考古成果阐述各民族共同开发高原、建设高原的历史进程，从根本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的征途上，努力作出考古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