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观点 | 边境】扎洛、敖见：清代藏南日纳宗归属问题探析

日纳宗地处喜马拉雅山南麓，北距今天中印（锡）边界则里拉约86里，南距印属大吉岭约48里。我们对日纳宗早期的历史尚不清楚，但是各方文献都提及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前日纳宗即归西藏帕克里（帕里）宗本管辖。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哲孟雄持续受到西部廓尔喀王国的侵夺，1788年提斯塔河（Tista river /gtsang-chu）以西领土被廓尔喀占领，法王丹增南杰只能栖居提斯塔河东岸狭小的地方，经济来源十分窘迫。故而在清朝第一次驱逐廓尔喀战争结束（1788年）后上书第八世达赖喇嘛请求暂借日纳宗。有关此事哲孟雄第九代国王图道南杰等所著《哲孟雄王统史》记载：“彼时，王臣全部出逃，白玛央孜（padma gyang-rtse/Pemiongchi）寺（僧人）及大臣扎噶巴（brag-dkar-ba）等率领属民上百人生活在日纳、班珍（span-sbrams）地方。为能与当地居民一起生活，共用牧场，不受欺凌，土鸡年（1789）十一月十一日，法王专程前往西藏提出请求。”该书还提到提斯塔河东岸之桑（bsangs/song）地也为藏属之地（bod-grong）。可见，在喜马拉雅山分水岭之南有成片的藏属之地。

有关西藏赏借日纳宗之事，已广为人知，但始终未见有原始文件刊布，近年笔者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获得该文书，因关涉重大历史事件，兹以拉丁字母转写抄录、初译如下：

Phyogsthub kyi tho rten bsrings pa vbyor /

Gshams gsal gor kha bas vbras ljongs bstanlar gnod vgal che ba rim par byung yang / khyod rang mdzod pa phu bus mtshonphyogs devi ser skya tshang mas blo bsam gcig sgril bgyis song kyang / log smondus su vdo ba lta buvi phra ma bsten pa de bzhin la / da sgos gor bod dkartshor gnas pavi vchings don dan vkhyol kyi mjug tshags bkhrun chod dang / gorrgyal la gong ma chen pos cho lo sogs bdag rgyun stsal bavi legs skyes spel barvdi lo dgun vtshams su bal yul du mi sna zhig gtong rtsis la de skabs vbrasljongs pavi skor kyang vkhrun chod thub pazhig bkod khyab byed rtsis yod pasngon du yig lan vthus gsal ltar yin rung / khyod rang ngo g•yog lavang bsten khungs rigs med pavi khag bsun che ba bcas phag ri khul ri nag gikhral rtsod gyis mtshon gzhung vbab zha chag med pa phul bavi kha vdzin byaschog pa dgos tshul sbug tu snyan bdebs zhus par / ri nag vdi phag sdzong givdzin khongs bcas gzhan mar gnang thebs mi vdug rung khyod rang nas snga phyirvbras ljongs bstan lar dge bavi byed sgo mi dman pa dang / deng dus bstenkhungs rigs med pavi khag bsun che ba yod na / ri nag gi khral rtsod gyismtshon gzhun vbab zha chag med pa dang / gzhung zhabs lho mon mi ser rnamslavang brdabs gsigs gzan rgyag med pavi skyong mkhas byung rjes re zhig khyodrang nas kha vdzin kyang byas vthus dmigs bsal gyi byed dgos yong zhes bkavphebs byung bas de rtsis phag sdzong sbrel por yang bkod pa zur du song basrtsis len byas vthus yid vjags gyis / rten bcas lcags khyi zla tshe la /

译文：

却图之信函及压禀礼品收讫。

如下所述，廓尔喀屡次对哲孟雄造成极大伤害，汝佐巴父子及僧俗大众，虽团结一致进行了抵抗，一时因恶愿之力显现，内部因挑拨产生嫌隙。目下，廓尔喀与西藏之间纷争得到解决，达成和约，正在付诸实施。大皇帝册封廓尔喀部长名号并赏赐礼物，此处将于冬季派遣赉送之人前往廓尔喀，届时将如上次复函中所言，一并了结有关哲孟雄之事。你等主仆因生活无所依处，实有困苦，故祈请达赖喇嘛允许你在足数上缴政府之差税基础上，管理帕克里所属日纳地方征税等一切事务。（达赖喇嘛）回复称：日纳地方乃帕克里所属，本不应赏给他人，但是，你前后为哲孟雄之圣教贡献甚大，目下生活无所依靠，实有困苦。故在足数上缴政府之差税，承诺不扰害所属洛门百姓，不肆意挥霍，善养属民之基础上，暂时由你管理日纳地方，特此允准。此令已另文传知帕克里二宗本，允许前往交接，请知晓。附随函信物，于铁狗年（1790年）  月  日。

却图（phyogs-thub）是哲孟雄雷普查族巴奔（vbar-spung/Barfung）家族后裔，其父噶旺（Gar-dbang/kawang）因帮助第五任国王南杰彭措剪除擅权大臣丹珍（rta-mgrin）而获得强佐（phyag-mdzod）或佐巴（mdzod-pa）之位，成为首屈一指的权臣，该家族随后执掌权力90余年。廓尔喀东侵之时，哲孟雄王宫热丹孜（rab-rten-rtse）失于敌手，国王颠沛流离，军事抵抗和内政管理主要由却图兄弟负责。因此，文书明确指出因哲孟雄强佐却图的要求而赏借日纳宗，并非如后来的文献所称是赏给哲孟雄法王的，当时法王丹增南杰已身在西藏，哲孟雄内部事务由强佐却图负责，因此文书指出“暂时由你管理日纳地方”。

根据藏文档案的内容和西藏古代的土地所有权理论，日纳宗属于暂时代管而非赏给，目的是让管理者获得税收利益，有很强的出借性质，哲孟雄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这是因为：第一，赏借是有前提条件的，即必须足数缴纳给西藏地方政府的差税。这与地方政府给予官员封地的性质类似，官员（领主）占有土地，具有在领地内的收税甚至一定的民事、司法权力，但必须承担差税义务，也就是说并不具有最终所有权，地方政府随时可以因各种原因收回土地，也因此西藏的领主们总是设法追求达赖喇嘛颁赐铁券文书，即能够世袭罔替的官方保证文书。赏借土地给哲孟雄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多少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在西藏历史上，包括西藏与哲孟雄的历史交往中并不罕见。五世达赖喇嘛时，将定结萨尔谿卡（zar-gzhis）赏赐给哲孟雄第一任法王彭措南杰及其上师。当第三任法王恰多南杰因遭布鲁克巴入侵而流亡西藏时，噶厦不仅任命其担任主管财政的孜本一职，封赐台吉头衔，还将白地宗（pad-di rdzong）、浪卡子宗（sna-dkar-rtse rdzong）、定结宗（gting-skyes rdzong）、江喀囊巴宗（rgyal-mkhar-nang-pa）赏其收税，直至其返回哲孟雄。及至近代（1893年）噶厦又赏赐江孜车仁（phreng-ring）庄园给王子佐扎南杰（gtso-drag rnam-rgyal）（他因拒不配合英国侵略而被驱逐，不被允许返回哲孟雄）。据笔者2020年1月的调查，民主改革之前，车仁庄园的属民也是同时为领主和地方政府承担双份差税任务。因此，哲孟雄之求赏日纳宗属于惯有之举。至于日纳宗必须上交给噶厦的差税任务，根据乾隆五十八年（1793）驻藏官员张志林的调查，是按年上纳芡（茜）草一百二十（藏）克。可见，日纳宗归哲孟雄管理后依然如数按年纳税支差。第二，噶厦在复函中明确写到日纳宗属于暂时赏给管理，文中用了re-zhig即“暂时”一词，即强调并非永久赏给。西藏后来要收回日纳宗的法理依据即来自于此。

乾隆五十九年（1794）第二次驱逐廓尔喀战争结束后，驻藏大臣和琳等根据乾隆皇帝的要求勘查边界，设置界碑、鄂博。此次勘查边界分先后两次，第一次为乾隆五十九年二月由游击张志林负责，属于先期勘查，第二次是驻藏大臣和琳巡边时进行最终勘界。但是，两次勘查留下了内容不同的文字记载，成为日后驻藏大臣衙门内观点分歧的根源。

有关张志林的先期勘查，他自己有较为详尽的奏报，兹录于此：

标下驻藏松潘中营营管游击张志林：钦宪大人、大人阁前敬奏者，游击曾时从江孜起程日期奏明，钧鉴在案。嗣于二月二十日驰抵帕克里，随讯戴本拉旺策布丹并该处营官泽垫多尔吉、押猛登珠纳木结二人所管帕克里与哲孟雄交界百姓处所。据该营官等回称，小的等所管百姓系在雅纳山根地名卓暮买为止，其与哲孟雄交界原系雅纳山并接连支木山二处山顶为界。又，过山左手地名为日纳宗，现有百姓六十户，右手地名春丕，亦有居民二十户，该二处百姓俱系帕克里管辖等语。游击系问舆图并沿边询问百姓老民，均系过雅纳山概属哲孟雄地土，何得又有日纳宗、春丕二处为唐古忒之百姓？支离显然，即谕该营官等，该二处共有百姓八十户，自必派有头人经管，速将该人行调前来，以凭查讯办理。据该营官等覆称：日纳宗从前系帕克里营官派头人前往经管，按年上纳芡（茜）草一百二十克。因乾隆五十三年哲孟雄被廓番追过藏曲大河，无处容身。经达赖喇嘛将日纳宗给与哲孟雄王子管理，每年仍上纳芡（茜）草一百二十克，系该处百姓自行运交，小的等转交商上。又，春丕居民二十户，向未派过头人经管，按年交纳青稞酥油斤（文字缺失）……亦无一定数目等情。经游击诘讯日纳宗、春丕归（文字缺失）……内称:尔等言称日纳宗给与哲孟雄管属，按（文字缺失）……（酥）油又系听其自便，不由尔等催收交纳，此等情节实难（文字缺失）……有不服管束，自行纳课之理？显系藉辞商串，乘隙欲占他人地土。该营官等俯首无辞。据戴琫拉往（引者注：原文如此）策布丹声称，小的曾当过帕克里营官，情形稍懂。查，唐古忒与哲孟雄交界系雅纳山同支木山二处山顶，实系向界，情愿出具甘结，臣当即取结存卷。熟思唐古忒人等柔诈已极，遇事并无实言，今以日纳宗、春丕二处作为属下百姓，又无实在凭据，一经驳诘，就不能辩，即将向界吐出，揣其情，隐以日纳宗、春丕为由，其实图占藏曲大河为界，津关利益，而得其便，且不露情哀恳，存心奸狡之状更可概见。今经驳诘指出向界，量不敢饰。臣随带该营官戴琫等，于二十一日起程，踏勘界限，二十三日至雅纳山根卓暮买地方，山险路窄，马不能行。二十四日步至山顶，遍视只有路孔一处，陡险狭猛，向立石堆，计高五尺，验毕转至半山靠西地名臧猛谷，分路，次日始至支木山顶，亦只有路孔一处，道亦狭猛，与雅纳相连排立，较比雅纳山微小，顶上石堆高计四尺。该二处俱系唐古忒与哲孟雄交界向址，均应请立鄂博之区，踏勘明悉。随后余驾驭番民，各受本业，勿许滋事，并谕营官等善为经营，爱惜百姓。臣于二十六日至帕克里，次日起程由干坝前往定结一带查勘，俟到彼查明，另为具奏外，所有查勘帕克里应立鄂博处所及各缘由，理合汇图贴说具奏，恳请宪台定夺，伏乞慈鉴，臣谨奏。乾隆五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

有关张志林的奏文我们做如下解读：

第一，张志林的实地勘查，先到了雅纳山，之后向西到“臧猛谷”，第二天登上支木山顶，在边界一线实际只勘查了3处。雅纳山，今多译为雅拉山，即藏文文献中之g•yag-la，英文文献多称yakla，亚东河西侧今中锡边界分水岭。支木山，今多译为佐拉山，即藏文文献中的gtso-la，英文文献通常译为chola，属雅拉山向北延伸的山系。臧猛谷，藏文文献中称为佐莫那古（gtso-monag-rgu/gtso-monag-vgo），英国人称ChomnagaValley，位于雅拉山和佐拉山中间的山脊南侧，通过谷地可达哲孟雄当时的首府图木隆（Tumlong），属于传统边界地带。英国人胡克、坎贝尔1849年在藏哲边界一带游历，曾到过那里，胡克记为Chumanako，后来他们就是在那里被哲孟雄士兵拘捕。1875年英国人坦普尔曾游历到过那里，称为Chomnaga。埃德加也曾到过那里，给出了两个地名拼写法，即Chomnaga、Chumanko。瓦德尔指出臧猛古的海拔高度为12500英尺，即约3750米。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清代汉文史籍中提到在亚东一带有三个地名都有“支木”相近的汉译读音，容易混淆。一是中哲（孟雄）边界之支木纳山，升泰指出“支木纳即佐纳”，即今之佐拉山（gtso-la）。二是中国、锡金、不丹交界处的支木挚山，即藏文之skyi-moma-btsan（吉姆马珍山），英文之Gip mochi。三是中国与不丹边界、帕克里东南5公里处的支姆拉或哲莫拉，即藏文之spril-mo la或spre-la，英文之tre-mo la。

第二，张志林在帕克里做了简单的调查，帕克里在任宗本陈述雅纳山（雅拉山）顶、支木山（佐拉山）顶虽系交界，但日纳宗亦属帕克里管辖。但是，张志林对日纳宗归西藏管辖之说，以老民所言及舆图未载予以否定，并加斥责。赏借日纳宗给哲孟雄只是3年前的事，帕克里宗本的陈述必不出错。至于张志林为何对这样一件众人皆知的事件持否定态度，令人难解，联系到驱逐廓尔喀战争善后过程中驻藏大臣一系列举措，似乎与维持战争过程中业已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不再大事更张调整边界的政策原则有关。战争结束后，哲孟雄屡次呈文要求驻藏大臣主持哲孟雄与廓尔喀之间的边界划分，朝廷以“一视同仁”之说加以推托，张志林大约也是秉承上意，期望维持现状，以保证不再引发新的纠纷。

第三，张志林的勘查显然十分粗疏。一是他的记载存在明显谬误，他称过雅拉山“左手地名为日纳宗，现有百姓六十户，右手地名春丕，亦有居民二十户”，而雅拉山和佐拉山在亚东河谷西侧，呈西北向东南方向绵延，日纳宗在山之南麓较远，而春丕则在山北之亚东河谷。亚东河谷有两处地名汉文皆译为春丕（早期译为“倾披”），一是今天亚东县城下司马镇南部附近的春丕村，藏文称chu-vbi，另一地方在下亚东乡驻地以西6公里处，称为春丕塘，藏文为chum-phi-thang或chu-vbi thang。无论哪一地方，皆在山之北侧，或东北部，而不在山之南麓。二是张志林在帕克里以南地区的勘查只是局限在雅拉山（雅纳山）、佐拉山（支木纳山）附近地方，并未向东南沿分水岭前行，山之南麓的日纳宗、桑等地方，则根本未做实地勘查。

虽然张志林在勘查报告中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日纳宗并非西藏属地，他甚至夸张地指责帕克里营官主张日纳宗为西藏属地是“图占”哲孟雄土地的行径。然而，两个月后，张志林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清宫所藏一份噶厦呈文所附粘单中引述了张志林勘查边界、设立鄂博的经过，然后开列了西藏南部沿边18个新设立鄂博的具体处所。现照录如下:

统领驻藏官兵松潘中营副总府张  为札委事

乾隆五十九年二月初四，钦宪、成宪（引者：指驻藏大臣、驻藏帮办大臣）大人札内开：照得济咙、聂拉木、绒辖各边外，业经公中堂福（引者：指福康安）俱已派员酌中立有鄂博，而藏界西南通外藩地方，如萨喀、定结、帕克里等处均未立有鄂博，难免日久不无争端，现在藏中毫无事体，查游击张志林熟于夷情，人亦老练明白，后藏戴琫拉旺策布丹熟于边务，除缮折具奏，并札委戴琫拉旺策布丹随同前往外合行札委，为此札仰该游击遵照刻即起程，前赴后藏，带领拉旺策布丹前往各边，会同各营官自萨喀起，酌于紧要山川处所，将应立鄂博地方，绘图贴说，毋得直率从事。本部堂二月底起自巡边到彼，亲自酌定，限期堆立，毋违，等因。奉此本总府（引者：指张志林）自藏起程带同戴琫拉旺策布丹前往各边界查勘，曾将查明帕克里、干坝、定结、卡尔达、萨喀五处交界，应立鄂博处所，绘图贴说具禀，当蒙钦宪按图讯据各噶布伦等旧程。五处图内请立鄂博地名，俱与唐古特交界旧址相符，钦差二部尚书和大宗司巡阅指明堆立鄂博处所，以凭永远遵守，自应将各边界应立鄂博处所通行遵照，俾无错谬，合就单开札知。为此仰该噶布伦等遵照札内事理，即照粘单内开各交界新立鄂博处所，转行各该营官，务照单开地名数目，按照旧基添石堆立，勿得趱移，致启争端，倘俟后有不遵照旧基，私越等弊滋生别故，定惟该噶布伦同营官等是问，仍将遵奉堆立日期具亲查考毋违，特札。计粘单一纸。札仰噶布伦敦珠才浑旺、江巴多布丹、丹津纳木结、贡噶班珠尔，乾隆五十九年四月 日札

这份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发给噶厦的札文所附粘单中指出，帕克里营官所管交界新设鄂博四处，即“雅纳山顶、支木山顶顺小河一带、藏猛谷、日纳宗官寨迤北”。可见，在驻藏大臣衙门要求噶厦在边界具体地点堆立鄂博的指示中，明确写有“日纳宗官寨迤北”，说明驻藏大臣的最终决定并不是完全按照张志林之前的勘查报告，而是参考接受了噶厦的意见，即边界最南到“日纳宗官寨迤北”，说明帕克里辖地在雅拉山东南某个地点开始即向西南突出了，直到日纳宗官寨，日纳宗以北的隆吐山等地自然包含在藏界之内。

乾隆五十九年五月，驻藏大臣和琳亲自巡边，勘查并确定最终边界，之后就划定边界一事做了总结，奏称：

臣和琳于二月间曾因唐古特交界处所向来不甚分明，派委游击张志林带领熟悉边务之戴琫拉旺策布丹先行前往各处，将应立鄂博地方勘明。俟臣巡阅至彼，指示堆立。兹臣和琳于定日阅兵完竣，随带领游击张志林、噶布伦丹津拉木结、戴琫拉旺策布丹等携带噶厦底案，由萨迦、宗喀、聂拉木、绒辖、定结、帕克哩沿边一带，率同各该处营官悉心讲求，查封底册。张志林所拟应立鄂博处所，均与噶厦底册及老年番官禀告相符。查各处路径崎岖，雪山重叠。臣分派营弁眼同各该营官，将旧有吗呢堆者加高添砌，其全无形迹者一律堆设整齐。所有唐古特西南与外番布鲁克巴、哲孟雄、作木朗、洛敏汤、廓尔喀各交界，均已画然清楚。臣更将我皇上爱惜唐古特番民、维持黄教至意，明白开导。自噶布伦以下及各番众无不举手加额，齐声感颂，欢忭实出至诚。臣和琳回至前藏，与臣和瑛一一熟商，意见相同。从此边界可期永远无事，足以仰慰圣怀。

和琳此奏，显示其确定边界是以噶厦底册为蓝本，也参考了张志林先期勘查的结果。他还提到在最终决定的过程中与驻藏帮办大臣和瑛（即和宁）进行了商讨并达成一致。也许是因为此前已有奏报的原因，和琳奏折中并未描述边界的具体走向，但随后的汉文文献中都提及藏哲边界在日纳宗官寨，兹举几例：一是嘉庆三年(1798)和瑛为自己所著《西藏赋》中之“臧猛谷，帕里独径；日纳宗，竹巴同好”一句的注疏称：“帕克里俗名帕里，自帕克里支木山一带藏猛谷日纳宗营官寨，此内为唐古特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其东为布鲁克巴境，俗名竹巴云。”和瑛乃和琳勘界最终决策的参与人，自然对边界问题有发言权，其记载当为可信。二是随后刊印的《卫藏通志》“疆域”部分有关西藏与哲孟雄边界走向称：“自拉孜通绒辖，至波底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定结至萨热山顶、卧龙支达山顶、羊马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干坝至洛纳山顶、丈结山顶、雅纳山顶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境。又自帕克哩至支莫山顶、藏猛谷山顶、日纳宗官寨设立鄂博，此内为西藏境，此外为哲孟雄、布鲁克巴二部落境。又臧曲大河南本系哲孟雄地界，被廓尔喀侵占已久，臧曲大河以外系廓尔喀境。”

虽然《卫藏通志》的作者仍待考证确认，但其官修性质得到学界一致肯定。因此，其对边境问题的记述，即认为藏哲边界在日纳宗的说法自然代表着驻藏大臣衙门的立场。

实际上，1888年战争之后升泰到亚东负责谈判时了解到，直到1890年下亚东牧民每年冬季越过大山到南麓放牧，最远者到“拉堆以外之纳缴山并咱利以外之隆吐格压”，“隆吐以南之咱鲁，距咱利十二三英里，中里约四十余里，又纳缴山距离拉堆山约中里六十余里”。升泰所称拉堆山即乃堆拉，纳缴山即甘托克附近东北之拉郊山（la-rgyab la），咱利即则里拉，隆吐格压又称格压琼仓（sgang-nyag vphyongs-mtshams），咱鲁即隆吐山以南之sdza-lug，英文称Jalok或Jeyluk。实际上1873年英国人埃德加前往藏边考察途中发现，在咱鲁以南的基吾拉喀（Keu laka）就有来自亚东的牧民放牧。《哲孟雄王统史》也记载，1877年当英国人要求哲孟雄在日纳地方安置招收修路之廓尔喀移民时，哲孟雄官员回复:日纳地方狭小，如果招收新差民，则西藏所属差民无地放牧。这些记载说明直到19世纪70年代日纳宗地方仍有西藏所属牧民生活。1888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藏战争，以武力侵夺则里拉山口以南的藏属领土，但在后来的谈判中，他们也认可下亚东牧民有过牧到分水岭南麓的习惯。

乾隆五十九年勘界后，藏哲边界长期维持原状，直到1886年“马科蕾事件”。因1875年《烟台条约》所附专条允许外国人“入藏游历”，英人多次试图入藏“考察”，均遭西藏军民阻拦。1885年孟加拉政府秘书马科蕾率领包括军事人员在内的庞大使团试图从哲孟雄强行入藏，后因中英缅甸问题谈判而放弃。但此事激发了西藏地方政府守卫边防的决心，1886年在日纳宗以北之隆吐山上设立卡哨，英国即认其为越界行为，于是以战争相威胁。吊诡的是负责西藏对外关系的驻藏大臣衙门就日纳宗及隆吐山的归属问题，前后两任驻藏大臣文硕和升泰的立场悬殊，自然对中英交涉产生直接的影响。

文硕对英国侵藏深怀警惕，坚持认为噶厦所持立场正当。初到西藏，边情未谙，他多次转呈藏方公禀有关日纳宗的陈述：“查历任哲孟雄部长，从前敬重达赖喇嘛，又因伊之管家腔子噶尔汪任内，施恩将此热纳寨地拨赏于他，已阅九十余年。曾与该番赏有执照，内注列详细。” “哲孟雄、布鲁克巴部落系中国边界以内之天朝子民属地是实。至于哲布两界以内之日纳地方，原系藏属所管本地，实是真情。其地从前经前辈达赖喇嘛拨赏哲孟雄部民住牧，交其部长兼辖。其日纳以内之隆吐山，更系藏治本境，现在收管。”通过转呈藏方陈述变相表达对日纳宗归属问题的看法，以求朝廷支持西藏军民的抗英行动。

后来四川总督刘秉璋称“哲孟雄自为部落，在后藏界外，不入舆图，且久已暗附于英。今设卡既在哲孟雄境之隆吐山，即不得谓之西藏界内”时，文硕针锋相对地指出刘秉璋“是腹省之人，恐其不谙番情边务”，指出藏边实情为“隆吐山实是藏治本境，在与哲孟雄、布鲁克巴两部落东西北三面交界之日纳即热纳宗营官寨以内。此乾隆五十九年，前藏帅和琳和大臣派游击张志林及噶布伦丹津那木结等，与各该部长立定之界，曾经奏明有案，不能虚捏。又嘉庆初年，第八辈达赖喇嘛因彼时哲孟雄部长人亟恭顺，遵崇黄教，赏准将热纳宗草场一段拨给该部民通融住牧，并令该部长代办热纳宗营官事。该部长领有商上印照为执。地虽赏准通融住牧，仍是藏中之地，而隆吐山更在此地迤北，是为藏地确切不移凭据”。可见，文硕是以噶厦的意见和藏文文书作为依据的。为了增加自己观点的可信度，他还从汉文史籍《卫藏通志》《西藏赋》中找到了支持自己观点的依据，指出“和瑛亦是当时原奏立界之人，其赋中注释悉皆援依档案，言为足据”。

尽管文硕坚定地支持西藏军民有关收回日纳宗及隆吐山设卡防御的行动，但是总理衙门深知英国军力强盛，一旦开战，西藏必然溃败，后果难以预料，因此对文硕的立场颇为恼怒，皇帝也认为“文硕办理此案，始终不明机要”，最终文硕被革职调离。

升泰始任驻藏帮办大臣，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任驻藏大臣，受命于纷乱之际，深谙朝廷宁可屈辱求和也不敢再开边衅的旨意。因此，他入藏后的第一要务就是说服噶厦及西藏民众接受日纳宗及隆吐山等并非藏属，为此他苦心寻求历史依据证明日纳宗并非藏属。他在相关奏折中称：

查核番众来禀，总以隆吐之南日纳宗为藏界，伊等设卡系在境内，英人无端恃强，动兵侵地，哓辩不休。奴才途次奉到电传谕旨，亦饬查明隆吐究竟属藏属哲，毋得稍有捏饰，是确查边界，实为此案紧要关键。据藏中官吏佥称，前大臣文硕在任时，亦曾饬查档案，实未寻得等语。奴才窃思经界为地方要政，从前岂无案卷，必因年久夹入案丛，未能即时觅得所致。当派员将所有新陈各案卷，概行检阅，始于多年未经调阅案卷堆中，寻出乾隆五十九年前大臣工部尚书和琳、内阁学士和瑛任内所立奏设鄂博原案一卷。注明藏南界址系在距帕克哩三站之雅拉、支木两山设有鄂博。又有春丕、日纳宗两处，上年虽系藏界，因乾隆五十三年廓番用兵，将哲孟雄追过藏曲大河，哲番穷蹙，经达赖喇嘛将日纳宗地方赏给哲孟雄管理。原派委员西藏游击张志林原禀，即声叙日纳宗不应作为藏界，只在雅拉、支木两山设立鄂博，高下尺寸，开单详载，禀词甚属明晰。此卷原图惜已抽失。又于工房觅得旧图一张，并注明纳荡地方系是哲孟雄边境，藏图南面极边界线之上，亦绘有雅拉山，是雅拉山即系藏属南界，可无疑义。至藏番设卡之隆吐山，以旧图考之，实无隆吐之名，以新图考之，雅拉实在隆吐之北。以英人所云，日纳宗在隆吐之北数十里，而藏番新图，则日纳宗又在隆吐之南，显系藏人多绘此一段，饰称藏界，实难逃圣明洞鉴也。奴才既经考查明确，实将原卷旧图发交开导委员等，转给藏番阅看，令其明白禀复。该番等虽有愧色，总以日纳宗本系藏境，从前虽经赏给，近因哲夷私通英人，应即收回自管，狡辩不已。

显然，升泰一到拉萨即进行文献检索，不过他完全忽略了藏文文献中的记载，而是选择性地找出了支持自己观点的记载，即张志林首次勘查边界的报告，其中否定了日纳宗为藏属的看法。升泰和刘秉璋一样坚信“英人考究地界甚精”，“必不妄称”，因此当西藏地图绘日纳宗在隆吐之南时，即认定是“藏人多绘此一段”。可见，升泰初到西藏，于边情甚为隔膜。随后，升泰秉持朝廷旨意，在边界问题谈判中屈服于英国的压力，放弃了对日纳宗等分水岭南麓大片领土的主权要求，并同意在则利拉山北坡半山腰的亚东设关开埠，西藏的南部大门被迫打开。其实，从后来升泰在谈判期间与总理衙门的往来密电可知，他对清朝西藏与哲孟雄的关系逐渐有所了解，比如他在报告中言及哲孟雄本为西藏属部，噶厦每年拨给哲孟雄王青稞1000藏克，作为哲孟雄防守南部边境的报酬，哲孟雄王每年都要给驻藏大臣及西藏上层要员致送年礼等。当然，他也了解日纳宗本为藏属，仍然前往那里过冬的下亚东六部牧民的安置必须作为谈判的内容。但在首肯了哲孟雄全境归英保护即同意哲孟雄成为英印的附属国之后，这些努力只不过是讨要一点面子罢了。

文硕和升泰有关日纳宗归属的意见分歧虽然表现为对相关文献的取舍和理解差异，然而其本质是两人对朝廷妥协投降路线的不同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