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乡村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环。要让农牧民群众在本地就能就业，有钱赚，需要解决乡村产业高质量、健康可持续发展问题，解决乡村产业同质化、链条短等一系列问题。

　　发展乡村产业首先需要解决产业选择问题。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院长、教授苏发祥认为，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西藏乡村可选择的产业很多，但考虑到西藏生态的脆弱性和重要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可能是成效显著、最有可持续性的选择。西藏乡村人口数量多、分布广，没有空心村现象，城镇化率较低，近65%的人口生活在农牧区，存在纯农业区、半农半牧区、纯牧区等多种形式，从整个西藏自治区到每个小村落，文化形态都保存得较为完整，这些都为发展文旅产业提供了极好的基础。并且，目前西藏旅游主要还处在自然风光、文化遗址观光层面，高端旅游业尚未形成，文化旅游开发还处在初级阶段，潜力巨大。

　　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徐伍达分析了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西藏“三农”工作重心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农村呈现出“六期叠加”新的阶段性特征。西藏全面推进以“神圣国土守护者、幸福家园建设者”为主题的乡村振兴，通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农牧业质量和效益、全面推进乡村建设行动、深化农牧区改革和赋能，促进“人、地、财”等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和均衡配置等政策和行动，保持农牧区持续和谐稳定，全面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副教授刘冬梅通过对西藏昌都卡若区文化产业的田野调查,提出可将唐卡文化产业视为一项跨文化交流与社会过程。不仅需要提升画师阐释唐卡价值、运用文化政策、在市场中维权等外在能力。同时，画师自身内在素养的提升成为更为重要的因素,包括艺术创新能力、对文化的理解与体悟能力等。建议从内外两个维度培养画师参与唐卡文化产业的可行能力,关注文化实践者的主体性,更好发挥文化产业发展内在动力与可持续性。

　　新型农民培育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环节。如何更好地进行新型农民培育？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法学与社会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唐伟借鉴阈限理论的“交融”视角，以我国西部某村柑桔种植农户发展实践为例，提出在新型农民培育过程中，要避免以往外部输入人才对农业认同不强、本土居民落后、保守以及综合模式中单纯教育培育过于形式化等局限，应采用“外源内生”路径，使受过外部科技教育的本土农民，可以在充分掌握内外资源前提下，以一种重新编码、本土资源科学化和农村产业公共化方式来更好推动当地农业增长。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旦却加以青海省同仁市江什加村为例，探究了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问题及其路径。他认为，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拥有大量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和丰富多元的文化资源。建议通过进一步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挖掘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潜力，发展与时代相适应的特色文化产业，通过与大学合作等方式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等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沈茂英通过对我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四川省涉藏州县人口城镇化、老龄化、受教育年限、性别比、抚养比、人口密度六个维度探究人口特征及其差异性，提出人口特征视角下的乡村生态产品供给、乡村服务产业、乡村养老、乡村人口教育、乡村女性发展和乡村公共服务等乡村振兴战略重点。

　　生态畜牧业是青海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产业，在青海省农牧产业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青海民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夏吾太就三江源地区生产者（游牧民）对生态畜牧业的评价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总体来看，生产者对通过生态畜牧业实现乡村振兴和提高消费者认知度具有较高的评价，但生态畜牧业还处在畜牧业发展的初期阶段，养殖技术水平较落后、市场竞争力缺乏、成本高效益低等问题突出。建议通过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度、加强畜牧业有机肥料资源优化利用和加大新型经营主体培养等措施实现青海省生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普华西日布则以青海省祁连县畜牧业为例，提出应以草场生态保护为前提，在继承优秀的传统放牧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创新思维和现代科技以发展绿色、生态和优质的畜牧产品为目标，以质量为主，高端化打造生态牦牛肉和藏系羊肉产业；大力开发皮、毛、绒、奶、粪、骨等其他畜牧资源，拉伸畜牧产业链；挖掘优秀游牧文化，发展生态旅游、文创产品、牧民手工艺产品等游牧文化产业；开发自然和生态教育产业等草原畜牧业产业多元化发展路径，破解当下草原畜牧业产业形式单一、销售渠道单一、游牧文化资源的经济效益开发不足以及对牲畜与草场之间生态关系的认识不足等发展问题。

　　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是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的工作，要绵绵用力，下足功夫。

　　其中，西藏红色旅游资源是很好的抓手，“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光芒隽永，固边守边、保家卫国、筑路兴边、倾情援藏、民族团结等故事深入人心，西藏已经是我国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也是我国重要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延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徐宁认为，建议从历史脉络、内容主线、地域空间出发，将打造以红色旅游为主题的边境特色旅游线路作为新时期边境地区工作的重要内容，通过“边境旅游+民族认同+爱国教育”的旅游开发模式，使游客沉浸式体验边境地区的爱国教育，各民族边民也能通过深度参与旅游开发强化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提升所有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

　　从乡土文化中挖掘与新时代相适应的乡村文化内核促进乡村振兴也是在乡村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万代吉，硕士研究生梅津励对西藏山南卓舞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卓舞作为藏族传统舞蹈文化中一门比较特殊的艺术，有着悠久的传承历史，是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结晶，承载着历史文化、宗教信仰、审美理想、思想情感。卓舞和乡村文化建设有内在的交织联系，乡村文化建设既可以为卓舞的保护与传承提供良好的物质与文化环境的基础性保障，卓舞的文化认同功能、历史传承功能与秩序建构功能又可以反作用于乡村文化建设，起到凝聚人心、增强文化自信等作用。

　　青海师范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柔金措毛通过研究藏族民间仪式中的祝赞词提出，作为藏族群众在长期社会实践过程中不断创造和积累的集体性智慧结晶，祝赞词广泛流传于藏族群众之中，古老而具有浓郁文化底蕴，是顺自然规律而成、感自然馈赠而展、蕴多元文化而富的口传文化和独特语言艺术，充分挖掘以祝赞词为代表的藏族民间优秀文化传统，以传统文化推动乡村文化振兴也是有效手段。

　　成都师范学院教授陈波、阿坝师范学院助教李金吉都注意到了乡村振兴背景下的藏族传统体育文化元素。陈波认为，藏族节庆习俗中的体育活动型塑了人群聚合、文治教化、文化传承等社会治理价值，应当开放与进取，构建适应现代和谐社会的传承新模式，发挥节庆体育传承载体的作用，拓展传播路径。李金吉认为乡村厚植的文化底蕴是文化空间重塑的基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良性交流是乡村文化空间重塑的动力之一，乡村振兴以文化为基础和落脚点，有利于形成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文化空间。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西南民族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周毛卡通过对四川省若尔盖牧区格尔登部落的考察提出，实施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文化自觉”这一前提基础和内生动力。对于生态脆弱且多半为游牧乡村社区的青藏高原来讲，更是离不开作为当地乡村振兴主体的牧民们的文化自觉。而近年来由牧民们主导的正在青藏高原牧区进行的多种生态环保和文化保护活动正是牧民们“文化自觉”的一种呈现和实践，这种实践正是学界倡导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和自上而下政策的有效衔接”的振兴之路。

　　不过，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乡村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来加以解决。青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吉先才让注意到，位于青海省黄南州的浪加村，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该村及其周边村落的物质条件的改善，深刻影响到村民举行临终仪式的行为表现。一些家庭竞相增加仪式费用，以仪式消费为载体公开展示财富和社会威望，临终仪式消费中存在炫耀和攀比的行为特征。而随着仪式消费的大幅度增加，给大多数家庭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讲师王玉瑢通过土族“梆梆会”原始形态与非遗化历程的研究发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土族“梆梆会”是在撷取根植于原生社会的生产实践与社会结构的传统文化元素和价值转换的基础上塑造的一种新型文化形式，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和实践，产生了与原本的民间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内核与发展逻辑。这将使二者走向不同的发展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农业绿色发展进展明显。西藏与涉藏州县如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总体部署相配套，是藏学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才贝以青海省玉树州昂赛为例，对在三江源国家公园语境下的生态保护模式进行了探究，解释项目主导的生态保护模式在日常景观和人兽冲突中如何理解和实践，并提出一种合作民族志的可能性。她认为，在国家、政府、公益性自然保护组织的多重建设和引导下，通过自然保护体验、野生动物监测等生态保护项目，当地塑造了以雪豹为主体的新景观，人与动物的关系由“神话”的联结走向世俗互惠。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社会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涛基于2020年西藏江孜县班觉伦布村的调研数据分析，认为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尽管人口增长快速，但受益于农牧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及粮食调入，人口与耕地间在粮食产出方面的紧张程度并不显著，青稞安全有保障。但受到化肥、农药、薄膜在农业中大量使用的影响，西藏人口与耕地间在环境承载方面的紧张程度持续增强。此外，在西藏农牧互补生产模式作用下，农牧业生产能力提升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收益，仍能为农牧民提供大量的收入来源，一定程度上放缓了西藏城镇化步伐和农村土地流转进程。因此，未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需要推进农业发展的绿色化程度，加强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并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充分考虑农牧互补因素且保持慎重稳进的节奏。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研究员杨帆认为，森林碳汇是应对气候变化和反贫困共赢的重要内容，是中国落实增汇减排承诺和生态扶贫的重要举措，也是西南民族地区推进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西南民族地区森林碳汇必须坚持份额控制、标准引领，要素带动、产业支撑，市场主体、政府引导，农户参与、备案评估，试点先行、合力推进的基本原则。确立碳交易市场份额，构建森林碳汇产业基础；完善森林碳汇固碳标准，构建森林碳汇制度基础；强化部门统筹协调，完善森林碳汇管理体制。规范政府引导，注重政策激励；坚持企业主导，注重与基层乡土社会的合作共赢；尊重农户意愿，切实提高他们的参与感和获得感。

　　青海师范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曾吉卓玛、硕士研究生于宗佩对藏民族传统文化中有关生态文明的内容进行梳理后认为，千百年来藏族人民在生态脆弱、生物有限的高原环境中生存，在实践中形成的生态观念与当今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相适应，许多思想价值观念、道德准则、禁忌等符合绿色发展理念，这为西藏与涉藏州县乡村生态振兴的发展提供了文化基础。将藏民族的传统生态观与乡村生态振兴相结合，是推动青藏高原绿色发展的一大动力。

　　防止返贫是继中国成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琼英关注了社会救助在三江源生态移民地区防止返贫中的实践与经验，通过对青海省玉树州扎西科街道办甘达村的实地调查，了解到当地自脱贫以来，形成了以政府救助为主，社会外界力量以及村民自助为辅的多层次防止返贫方式，这为今后三江源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提供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