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在中国古代历史上，除了“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外，还有一条“高原丝绸之路”。诸多重要的考古发现已证明青藏高原并非不毛之地，它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发达的路网同周边地区有着密切的交往，作为文明对话、贸易往来、民族交流的通道，高原丝绸之路见证了历史的变迁，丰富了丝绸之路的路网，佐证了不同地域间的文明交融。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加强对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将对当下青藏高原相关地区的发展有重大借鉴意义，对沿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研究也将为我们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有力证据。
【关键词】高原丝绸之路；一带一路；茶马古道
【作者简介】王善蕾，西藏民族大学西藏历史文化方向在读硕士研究生。原文编发时略有删节，注释从略。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自 19 世纪后期由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以来， 对其研究便经久不衰。学术界稍早前已形成共识，认为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网大体可以分为“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及“海洋丝绸之路”。广袤的青藏高原，因其海拔高、自然环境恶劣，被认为是人类生存的禁区，物质交流和文明交融的浅滩，在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中难觅其踪影。有幸的是，随着近年来青藏高原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青藏高原与周边地区在多个时期均有着频繁的交流互动，在各地区之间起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并通过发达的线路拓展了丝绸之路的路网，丰富了丝绸之路的内涵。这条路，我们称之为“高原丝绸之路”，它由千百年来青藏高原诸民族共同开创，密切了青藏高原同周边地区的物质和文明交往，促进了青藏高原各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
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为加强中国同南亚各国的经贸往来提供了重要契机。西藏和四省涉藏州县理应抓住“一带一路”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积极拥抱经济发展的未来。尤其是西藏自治区，更要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在国家推进孟中印缅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契机下，努力实现自身发展。基于此，我们加强对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更显得意义非凡。近年来考古工作的推进，让人们逐渐认识到青藏高原这片隆起的大地在史前时期已经不同程度地与外界发生交往。宿白先生在《西藏发现的两件有关古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物》中，通过拉萨大昭寺的大型银壶和菩提伽耶寺院木石雕模型两件文物，证明了西藏古代同中亚和南亚的文化交流。霍巍、霍川的《汉晋时期藏西“高原丝绸之路”的开通及其历史意义》，阐明了早在汉晋时期，西藏西部地区已经与中亚及新疆一带有密切的文化交流，且在这一时期，从西藏高原通往西域、南亚等地的“高原丝绸之路”已经初步开通。二位学者的另一文章《青藏高原发现的古代黄金面具及其文化意义》，从丧葬习俗的角度说明青藏高原黄金面具同时具有东方和西方文化的特征。霍巍的《西藏西部考古新发现的茶叶与茶具》一文，陈述了在中原汉晋时代甚至更早时期，已经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茶叶进入西藏高原，其路线可能是通过西域的丝绸之路进而南下阿里高原。吕厚远《1800年前丝绸之路穿越青藏高原的茶叶证据》，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丝绸之路穿越了青藏高原。仝涛、李林辉《欧亚视野内的喜马拉雅黄金面具》通过对喜马拉雅地带发现的五件黄金面具进行分析，认为在铁器时代喜马拉雅地区与新疆和南亚次大陆联系密切，又通过新疆与中原和欧亚草原进行互动和交流。仝涛的另一文章《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与古国风俗考——时代背景与考古新证》，提及唐朝使节王玄策多次顺利往返印度，证明当时的高原丝绸之路已经成型并成熟，且高原丝绸之路东道的凿通对青藏高原的文化交流模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还有部分学者对西藏阿里的岩画进行研究分析，如吕红亮的《西喜马拉雅岩画欧亚草原因素再探讨》一文，指出阿里地区的岩画同西亚及中亚的岩画具有较高的相似性。李永宪、霍巍在其专著《西藏岩画艺术》中对此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高原丝绸之路几经兴衰，路网结构也发生着变化，正如张云所言，“高原丝绸之路的兴衰是中国边疆和民族聚居地区发展与停滞的晴雨表，高原丝路繁荣期恰恰是高原地区快速发展期，而高原丝绸之路阻滞期则又是西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放缓期。”总体来看，其包括多条干线及支线，干线连通着丝绸之路主线，成为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多杰才旦的文章《关于丝路吐蕃道的交通路线问题》，着重介绍了 10 世纪以前文献记载中的四条国际通道：一、(长安)一陇右一吐蕃一泥婆罗一印度；二、印度一(泥婆罗)一吐蕃一(丝路干道)一中西、西亚；三、镖国或印度一南诏一吐蕃(东部)一益州一长安；四、(长安)一沙州一吐蕃一泥国一(印度)，并在文中介绍了丝路吐蕃道的特点及其意义。余小洪的文章《“高原丝绸之路”路网结构的考古学构建与文化内涵》，认为高原丝绸之路在唐代吐蕃时期形成了东、西、南、北四条通道，标志着其路网结构全面形成并影响至今。霍巍在《“高原丝绸之路” 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中，介绍了吐蕃王朝时期建立的高原丝绸之路路网：一、蕃尼道，二、吐蕃至中亚的路线，三、吐蕃东部从“蜀身毒道”“滇缅道”进入天竺的通道；其另一文章《论青藏高原古代各族人民共同开创了“高原丝绸之路”》第四部分，着重描述了青藏高原西北、西南、东北、东南四部分路网构成，说明该路网已相当完整且发达。周伟洲的文章《“唐蕃古道”与“一带一路”建构中的西藏》，向我们陈述了唐蕃古道及其相接之尼婆罗道、勃律道等， 构成了丝绸之路鼎盛之时南线一个极为重要的交通网络。此外，苏海洋《地缘结构与丝绸之路东段南道》，分别介绍了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各地与丝绸之路的关系。李健胜的《丝绸之路青海道历史地位述论》一文， 介绍了不同历史时期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演变、线路及其历史价值。周伟洲的《古青海路考》，向我们展示了从汉代起至北宋约一千三百多年的时间里，高原丝绸之路青海段的几度兴衰，兼论及其交通线路问题。每一段路的形成都是人与人之间互相交流的结果，高原丝绸之路亦然。前所论述考古发现多为唐朝吐蕃时期以前的文明交流，现主要就隋唐时期及以后的人文交流作一简要梳理。崔明德两篇文章《中国古代和亲与丝绸之路的拓展》《再谈“青藏高原丝绸之路”的开辟及拓展》，认为隋唐与吐谷浑和亲开辟了自长安到青海的通道， 吐谷浑、唐朝与吐蕃和亲开辟了自吐谷浑到拉萨的通道，吐蕃和亲圈向西南及中亚延伸了丝绸之路，进而指出和亲在高原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的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何大勇《隋唐宋时期青藏高原的丝绸之路》，详细介绍了隋、唐、宋时期高原丝绸之路的发展情况，指出其是推进民族团结、经济文化繁荣之路，又是推进与南亚、西亚国家经济、文化交流之路。刘立云、保罗的《从“唐蕃古道”到“茶马古道”：论西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及其意义》中，论述了隋唐时期的“唐蕃古道”和明清时期的“茶马古道”，认为西藏既是古代丝绸之路的莫大受益者，也是丝绸之路的积极拓展者。仝涛《喜马拉雅的丝绸之路与古国风俗考——时代背景与考古新政》第一部分描述了玄奘、慧轮等高僧通过高原丝绸之路往返印度的事迹，第二部分描述了王玄策多次出使印度期间对羊同的记载，亦可感受到当时高原丝绸之路之盛况。张云《高原丝绸之路的主要特点与历史成就》，从宏观角度阐述了高原丝绸之路不同时期对高原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及其在促进西藏与相邻地区和国家互联互动方面的作用。李朝、张红岩《吐谷浑与丝绸之路》，分别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吐谷浑对丝路的开辟与经营，认为吐谷浑是高原丝绸之路的伟大开拓者之一。张延清《从敦煌看丝绸之路上的吐蕃元素》一文，从藏语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及莫高窟所见吐蕃元素，论述了吐蕃对丝绸之路的影响。李刚、李薇《论历史上三条茶马古道的联系及历史地位》，其中提到的康藏茶马古道及滇川茶马古道即为本文所述高原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认为二者在确保边疆安全和促进民族融合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贾大全、尉艳芝的《浅谈茶马贸易古道》，介绍了宋、元、明、清时期的茶马贸易情况，并肯定其在加强汉藏民族团结、促进藏汉贸易繁荣方面所起的巨大历史作用。整体看，近年来学界对高原丝绸之路的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相信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推进，会有越来越多重要的历史遗存被我们发现，高原丝绸之路的宏大画卷也将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此外，笔者认为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我们对高原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研究得不够透彻，青藏高原直接连通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集中的西南、西北地区，加强此方面研究将对增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同时，还需要加强该项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高原丝绸之路连通了我国青藏高原同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及中亚诸国，加强跨国合作会对该研究大有帮助。最后，我们也应关注高原丝绸之路的保护和发展问题，因为它是活着的历史，能让我们更加全面、清楚地认识青藏高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