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力群在“五七干校”读了那么多经典

李克勤（jixuie）题记：贝多芬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一乐章，叫辉煌的快板，这一乐章在当时是自交响曲诞生以来最宏伟壮大的乐曲，它外形精致、巧妙，变化无穷。这是艺术品，可是当我们仔细品味那些真正的英雄时，难道这不是他们的真实再现吗？这里就来品味一下邓力群同志在人生逆境中的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邓力群在文革逆境中，读了马恩列斯的全集，还有鲁迅全集，以及24史。他不是一般的浏览，而是用心钻研，光《资本论》就读了3遍。这不能不令人赞叹。他读经典之道，实在太值得我们认真感悟一下了。

“文化大革命”是对领导干部的冲击，也是一种党性的锤炼。后来知道，无论怎么斗、怎么压，力群都坚持说真话，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党性原则。五七干校五年半，有空就接触当地群众，白天挨批斗、劳动，每天晚上三个小时读书。他的自述中有一个书单，从《马恩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鲁迅全集》，到二十四史、《资治通鉴》、《清史稿》和一大批其他历史著作、中外文学作品。一部《资本论》，一字一句读了三遍。还完成了《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初步整理了《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他说，在干校的读书和写作，为1975年恢复工作，在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帮助邓小平同志进行整顿，做了很重要的准备。

邓力群在《干校生活》一文里，提供了他当年读书的一些细节。

红旗杂志社的干校设在滹沱河畔，石家庄市北边十几里。1969年9月，一起下干校的有一百多人。少数几个批判对象，大多是编辑人员、行政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一些年轻人都带着儿女。卫建林带着儿子卫庶。卢之超带着女儿卢苇。北大毕业的一位女编辑，记不得她的名字了，也带着她十几岁的儿子。

下干校后，开始我被分配住在靠近村子门楼进口的一家农户家里，这家姓什么忘了。有人陪着，实际带有监督性质。住不久，搬到村子里老田家。老田家腾出三间正房，我住中间，南北房各住三个人。时间不长，又搬到姓杨的一家。杨家把东房腾给我们。我住靠南的一间，北边的一间卫建林住了一阵。后来军宣队对我们的监管松了，建林和他儿子也搬走了。

到干校后，军宣队宣布：每天白天劳动八小时，上下午各四小时。晚上不安排。指名胡绳、邓力群，加一小时，每天早上多干一小时活。我比胡绳还多一项，晚饭后打扫厕所。这样的安排，晚上就有三小时可以读书。白天有时也开会，批判反对勤务组的小集团。

在干校，每天早晨起来，劳动一小时后吃早饭。上下午各劳动四小时。都是重体力劳动。每天晚饭后打扫厕所半小时。回来洗脸洗脚，准时从七点到十点，读书三小时。十点以后，很快入睡。早晨七点，不用闹钟，自然醒来。起床，到田里干活，锄草、割草。我从小在家干过农活，在干校每天劳动九个半小时，不觉得是负担。胡绳是苏州城里人，从小没有干过农活，真是苦了他了。

到干校后的劳动，起初是开荒。在长满荆棘、杂草的荒地上开出可以耕种的庄稼地。张云声深度近视，拿铁锹填一块八亩地的鱼池。在工宣队派出的人监督下，一个人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要填出几亩地。我和胡绳每天铡稻草垫猪圈，同猪粪搅在一起沤肥料。一个星期起一次猪粪。河北猪圈沤肥的坑有一人深。我们把沤在里面的猪粪肥掏出来，装上车，运到新开出来的地里，均匀铺开。遇到人不准说话。开始掏一池猪粪肥要花一天半。后来熟练了，半天就完成了。

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我的身体没有坏，反而变好了。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我得了胃溃疡，秋天就发，吃西药，吃中药，吃什么药都没用，到春天就自动好了。到干校劳动了将近五年半，胃溃疡竟然好了，不治而愈。还有，我有腰疼的毛病，老犯，在干校劳动后也好了。

在干校的另一大收获是读书。陈伯达有许多坏处，但有一点要感谢他，他交代下去的人可以带书，晚上不安排活动。这样，就有了读书的时间。我从1969年9月到干校第一天起，坚持晚上七点到十点读三个小时书，直到1974年年底离开干校回北京，将近五年半，一天也没有间断。我到干校后买了一只洋铁桶。晚饭后打扫完厕所，就去打一桶开水。灌满热水瓶，剩下的洗脸、洗脚。洗罢，七点钟，坐下来，读三个钟头的书。

我下去时带了满满三大纸箱书，包括马列著作、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各种小说，以及二十四史到清史稿等中国史书，一共有三百二十多本。读过的这些书，后来都送给当代中国研究所图书馆了。

到干校后，先读《马恩全集》。那时中央编译局编译出版了《马恩全集》三十六卷。我从第一卷到第三十六卷，通读了一遍。经济理论、哲学理论，读得特别认真。《资本论》反复读了三遍。科学社会主义方面，由于以前下过一些功夫，没有作为重点。

还读了《鲁迅诗歌》的注释本，那是周振甫注的。还读了其他作家的文集。

还有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是傅雷翻译的。

卫国战争时的小说，在延安时都读过了。那时，苏联出版一本，大后方就翻译出版一本，周恩来同志就设法买回延安来，我就读一本。在干校没有再读这些小说。

中国历史的主要著作也读了一遍。

二十四史，标点本那时还没有出版，我带去的一部是没有标点的，从《史记》开始，《前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新旧《唐书》，一直到《明史》，都读了一遍。

下干校后将近一年，1970年夏末秋初，陈伯达带秘书到干校检查工作，特别查问我们几个人劳动改造的情况。听了军代表汇报，陈伯达召开全体会议，在会上讲话。我和胡绳不能参加大会，坐在会场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可以看见、听见大会。

陈伯达说，胡绳这个走资派，劳动教育好了可以恢复党籍；邓力群呢，劳动表现好也不能恢复党籍，他不仅是走资派，还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他大哥是国民党改组派的骨干。这样绝对化地对军代表下指示，给我在政治上判决。其实，我大哥邓飞黄早期同李大钊、鲁迅关系密切。他参加国民党改组派是反对蒋介石的。后来，没有跟汪精卫跑。全国大陆解放前，他没有去台湾，而是协同程潜、陈明仁策划湖南和平起义。1949年秋天中央派我到新疆，策动陶峙岳等和平起义，也因为我有大哥这层关系。毛主席特别跟张治中说，我们派去的邓力群是邓飞黄的弟弟。

陈伯达在干校神气活现，没想到离开干校上了庐山，他因为追捧林彪当国家主席，引起毛主席极大的不满。毛主席说他是“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一点不留余地。我第一次听到主席批陈是在1970年12月5日，是《红旗》杂志的司机老胡告诉我的。他是在我“文革”挨整期间少数几个仍然跟我交往的人之一。他对我说：老头子被揪斗了！我听了，心想，你也有这样的一天！后来，别的同志也告诉了我这个消息。

但我的处境没有好多少。不久，有一个“批陈整风”的文件传到我们干校。文件中把我们同陈伯达绑在一起，点名说，胡乔木、胡绳、邓力群、许立群、周扬都是陈伯达的帮凶。

1973年3月间，毛主席对铁道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反映刘在监狱受到虐待情况的信做了批示，周总理指示中央机关的高级干部回北京检查身体。军代表传达了总理指示，要我和胡绳回北京。这回是自由来去，没有红卫兵押送。不过，还是戴罪之身。军代表交代：来回三五天，不要回家，不要会熟人。我只能照办，在朝阳医院做了全身健康检查。

1974年4月，宣布“解放”，可以回北京。我没有立即回去，在干校又待了半年。因为有两件事要做。一件是整理学习毛主席《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一件是整理毛主席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时的谈话记录。我有一种紧迫感，有一种责任心，非要把这两件事做完才回北京。到1974年底，我搞完了《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初步整理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谈话》，正式结束了将近五年半的干校生活，回到北京家中。

干校是“文革”中极左路线的产物。在《红旗》杂志干校，我是被整的第一号人物。但事在人为，坏事也能变成好事。我在干校将近五年半的生活，一是注意保护和锻炼身体。我本来有胃溃疡，经过五年半重体力劳动，彻底好了，至今没有犯过。还有，受寒得的腰疼病也好了，也是至今没有再犯。二是下干校，我没有垂头丧气，仍然振作精神。坚持白天劳动，晚上读书。每天晚上坚持读书三小时。带去的三大箱书，都看了。以前想读而没有来得及读的书，都读了。感到很充实，很满足。还有一点可以聊以自慰的，不仅看了书，还做了笔记，整理了材料，写了书，出了成果。在干校，我写成了《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初步整理了《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谈话》。在干校的读书和写作，为我1975年恢复工作，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协助邓小平同志进行整顿，做了很重要的准备。

（《老年博览(上半月)》 2016年第5期P39-40页）

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第二乐章:葬礼进行曲--极慢板--c小调--2/4拍子，这个乐章具有鲜明的赋格曲效果，响彻着嘈杂的战斗声和凶猛的骑兵嬉游曲。

第三乐章:诙谐曲--活泼的快板--降E大调--3/4拍，围绕着开始部分的弦乐主题而展开，力度逐渐加强，显得乐曲充满悠闲自得的气氛，令人沉醉。

第四乐章:终曲--甚快板--降E大调--2/4拍子，乐章的主题采用贝多芬早年的普罗米修斯主题，并以短的经过部和发展部共同构成自由变奏曲形式。把英雄的不屈不挠，发挥地淋漓尽致，使短暂的音符如火花般激越、崩进。

李克勤后记：邓力群在文革逆境中，读了马恩列斯的全集，还有鲁迅全集，以及24史等经典。他不是一般的浏览，而是用心钻研，光《资本论》就读了3遍。这不能不令人赞叹。他读经典之道，实在太值得我们认真感悟一下了。

“力群的骨头是硬的，有一种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感情、骨气和原则性。遇顺境处之淡然，遇逆境处之泰然，只有对党的忠诚始终如一”，宋平同志如此评价，十分中肯。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他读书之道的器化——《学习〈论持久战〉的哲学思想》和《毛主席读〈政治经济学〉笔记谈话》，这两本书是他的道之器。

概括起来说，他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他读经典的奥妙，就是自始至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绝不人云亦云。

这是真正的英雄的品格，也是英雄道器变通的风格，不管是战场上的英雄，还是文化领域的英雄都一样。

参考红色企业家的道器变通（发表在《中国集体经济》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