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用什么折服了《时代》周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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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勤（jixuie）题记：“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这是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讲的一句十分著名的话。我们都知道《时代》周刊在全球的影响力，该刊记者何出此言呢？

我们先来认识这位白修德，普利策奖获奖作家、美国驻华传奇记者、汉学家费正清入室弟子。

作为美国《时代》、《财富》和《生活》杂志的创始人，亨利·卢斯是美国新闻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这位传教士的儿子出生在中国，他的一生也与中国有着剪不断的渊源。卢斯(左)抗战期间来到重庆，他身旁是《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

1930到40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吸引和造就了众多的西方记者，根据美国记者兼作家，《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的说法：当时有“十多个第一流的美国记者逐日地报道”中国战况。在这些人中，白修德（TheodoreH．White，1915－1986）当之无愧地占据一个重要席位。白的杰出不仅因为他采写的中国报道数量多、影响大，他对新闻事业的执著追求、不向强权低头、最终摘取“普利策”新闻奖的拼搏精神也成为一代年轻记者的楷模。

1934年，穷人家的孩子白修德考上了哈佛大学，不久就拜在哈佛大学中国问题权威费正清教授门下学习汉学。费正清夫妇二人对这个出身贫寒，但学习十分刻苦的学生关怀备至，把他和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白修德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后，因当时美国的汉学研究很不景气，费正清教授就极力推荐白修德去当新闻记者，去中国建功立业。临行前，他还专门送给白修德一台打字机，写了六封推荐信，从此密切关注白修德的动向。白修德到重庆后一直与费正清教授一家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他们经常进行亲如家人般的通信。

然而，1944年白修德发表了一系列批评蒋介石消极抗战、同情中国共产党的报道，引起了费正清教授的强烈不满。在他看来，这些报道歪曲了事情的真相，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为此，他给自己的爱徒写了一封措辞十分严厉的，“极其残忍”的信，信中说：“我为你感到羞耻。你的朋友为你感到羞耻。你的国家正在受骗，你必须表明你的立场。”

接到恩师的信之后，白修德心中十分矛盾。他知道，自己的导师生活在美国，由此决定了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但是，自己能因为这个原因就改变主张，为蒋介石政府粉饰太平吗?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使他感觉到自己没有错。所以，宁可得罪自己的恩人，也不能违背记者的良心。他决定坚持自己的观点。

导师的信使白修德揭露旧中国现实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不久写出的《中国的惊雷》引起了美国文坛的震动，亦令导师为之侧目。费正清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保守地评论此书“鲜明、锋利、诚实，会有广大的读者”。在后来的时光中，白修德是否与恩师达成了和解，一直是个未解开的迷。不过，从白修德自传中的有关描写，倒的确可以看出他对导师的一往情深。

1953年，白修德返回美国。此后，他不断受到麦卡锡主义迫害，他的护照曾被吊销，他还有失业的经历。但他仍然顽强不屈，昂然前行。

1964年，他终于因为自己的正直不屈和在中国问题报道上的杰出贡献，获得美国新闻最高奖——普利策新闻奖。

在抗战期间所有驻华美国记者中，白修德被认为是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

白修德于1944年底来到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他把毛泽东放在中央领袖集团的整体中来认识。这使他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共产党在这样的领袖群体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

白修德以记者的独特视角，观察到毛泽东三个杰出特征：

第一，个人的人格魅力。这是在与蒋介石的比较中得出的了结论，因为此前白修德与蒋介石有过直接的接触。

白修德认为“比起蒋介石对他左右的支配力来”，毛泽东“是更加密切，也更难以形容的”，这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毛泽东有一种文化影响力，而不是历代帝王那种威权的压力，蒋介石依然用的是这种压力而让身边的人服气。

白修德分析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如此影响别人有两个原因：“这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内的人和群众）由于一种真诚的爱戴，一部分由于他的无可比拟的知识上的杰出。”

白修德进一步解释毛泽东如何传播自己的思想，以影响别人的：“他的知识渊博，谈吐象一位兴之所至博览群书的自学者。他能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意义。又能对美国的历史任意谈论。因此，毛多少象一个传教士似的，党把他看做一个圣者。没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思想具有神学般的威力。他曾经当过图书馆的管理员，博览群书；但是他的个人意志，以及坚持使意志得以贯彻的那种决心，也许是除了列宁以外，在20世纪最使人难以对付的个人意志。”

所以白修德理直气壮指出：“毛泽东的经历，他所领导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跋山涉水，南征北战，饱经忧患。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毛是一个身材奇伟的湖南人，一张圆脸，没有一丝皱纹，奇特的爽朗，比起蒋介石的那副道貌岸然的样，他的脸活泼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他身材结实健壮，头发往后梳去，上嘴唇上的茬茬依稀可辨，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容貌并不英俊。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柔和。他不尚空谈，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他象一位诲人不倦的圣人，走动时，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身子轻轻变动，步态稳重。他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听众。毛泽东在党内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他对于党有不可置辩的支配力”。

第二，毛泽东的人格魅力使得他能够领导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群体。

毛泽东这种对党的支配力，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

白修德也做了十分生动的描述：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团体，单从外表看去不可能了解他们。他们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团结意识。他们都共同作过20来年的斗争，对付国民党，后来又对付日本人，他们的家庭成员被严刑拷打了，被暗杀了，以致失踪了。他们一直受到警察的一切检查和压迫。弱者已经倒下了，动摇的已经投降了，那些留下的就都是一个个韧如皮革，坚如钢铁。他们互相信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一点宗派主义的裂缝。这些领袖都有着中坚人物的性格。在他们肩上，没有压着使重庆官员们烦恼的勾心斗角和例行公事的担子。和他们谈话，可以坐下来不慌不忙而且愉快地漫谈。他们不受那些纸上文章的无谓纠缠。他们一切都从远大处着眼，而由所信赖的干部去执行他们的决定。虽然这些领袖都被认为中坚人物，他们依然骄傲于他们的民主，他们并且为他们自己立下了一种模范的规则来配合他们的职位。例如，在大生产运动中，每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都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管理着一块烟田。在战前，他抽着便宜的中国香烟，可是现在，为了使他自己能有烟抽，他辛苦地耕耘着他的烟田。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够党的总部的所有消耗。

　　这一群单纯而又忠厚的人，看起来他们一点也不会对重庆和世界安全有什么了不起的威胁。可是，当你考察一下他们的思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你会发现一种倔强而难以克服的现实主义。第一桩使你觉察到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他们彻底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并且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也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转化为行动。他们以农民为他们基本的力量；他们的理论能使最无知的农民都会懂得，而且都会引为他们自己的主意。他们这些人实在是够顽强的。当1941年实行封锁时，重庆方面以为这下子他们可要完蛋了。然而他们却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实际上比重庆的领袖们无论在体质和思想上都要坚强得多。他们个个都这样彻底地坚信他们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而他们觉得很难说重庆方面的官员和军队有什么胆量和能力。”

第三，毛泽东对党的领导是“理论化的”，这种理论化的路径是得到实践认同的。

白修德认为，由于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贫乏的地下状态变成了这次战争和国际事务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他的领导是理论化的，但是理论一经他解释和运用就成了有用的东西，而且在实地工作里得到了成就。在延安，政策与行政之间的区分远比重庆来得显著。政治局制定重要的决策，支配着整个经济政策，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对外政策等等；然后由与其配合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毫无问题地去加以执行。延安首先是一个思想工厂，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延安又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在这所实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的思想精华。就在这些山区的无数窑洞里，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古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

　　白修德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和对蒋介石的印象进行了对比描写。在他和毛泽东谈话后，他写道：这次正式谈话大约进行了一小时，接着，我们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他依然侃侃而谈。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那种沉着的神态。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若。蒋介石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时，常常不免咬牙切齿。而毛在谈到蒋介石时，却表现了少有的宽容态度，他侃侃而谈，他说他不会进攻蒋介石政府，但如果遭到国民党的进攻，就要抵抗。毛说，蒋介石诽谤共产党是“灰色俄国的走狗，是共产共妻之徒”。过去四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对中国共产党高潮，我们党都一一对付过来了。只要蒋仍然挂着抗日的招牌，我们就决不提出推翻他的政府的口号。

　　白修德在延安看到一种钢铁般的力量的实际存在，以及智慧、远见、民主、坚定信念的实际存在。这两种力量有机地汇合在一起，将创造一个中国的明天。

　　历史的实践结果，也证实了白修德的判断。

毛主席共产党在认清历史发展规律方面，远远胜过蒋介石国民党。

毛泽东的人格魅力，在中国共产党内又有着独一无二的功能和作用，这一点，也许白修德作为外国人，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也更加理性和客观。

白修德为毛主席的人格所折服，也就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此文为2012年的一篇博客，今日修改发布。

李克勤补记：

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罕见的“中原大饥荒”，约300万人饿死，惨绝人寰，举世震惊。白修德亲赴河南灾区，真实报道灾区情况，并发表在美国《时代》周刊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右边为电影里的白修德

2012年12月8日白修德的儿子大卫带着他的妻子、姐姐和姐夫，一起观看了在纽约上映的中国电影《一九四二》，影片正是以大卫的父亲白修德深入河南灾区进行报道为主线展开的。

61岁的大卫是前《纽约时报》记者，全名大卫·费尔班克·怀特，当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几经辗转找到他时，他爽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说父亲对中国情感深厚，他很愿意讲述父亲的经历。

大卫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1950 年初，随着麦卡锡主义兴起，父亲被认定为“亲共分子”，列入黑名单，成为政府的“关照对象”。“他在纽约找不到工作，没有人雇佣他。在此期间，父亲遇到了我的母亲，也是他哈佛的校友。他们决定离开美国，等一切都结束再回来。他们去了巴黎，在法国住了三四年时间，我和姐姐都出生在巴黎。姐姐海登1949年出生，我1951年出生。”

　　1953年，白修德一家回到美国，随着他的第二本著作《战后的欧洲》出版，一家人的生活状况逐渐好转，这部书再次成为畅销书。对于当年和中美政界要人的往来，大卫说，父亲一生谈的最多的还是蒋介石。“他说蒋介石是一个糟糕的领导人，腐败、无能，不能成就事情。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幸福，至少我父亲这么认为。”

大卫想向中国读者这样总结自己的父亲：“1939年，一个年轻的西方小伙初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只懂一点汉语知识，却发现一个民族、一种文化、食物、语言、土地，都激荡着他的心灵。多年过去了，他对中国的感情还在，就像他的足迹刚刚踏入那片土地一样。”

白修德的儿子应该是比较了解其父亲的。

中国最激荡白修德的是什么呢？

白修德说：“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

白修德说的，也可以理解为毛主席道器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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