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样板戏已经不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历史文化形态，对于这一在中国文艺，乃至中华文化史上具有开创性，革命性的事物，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可以进行批判性的研究，但更需要我们进一步挖掘这其中积极的文化意义。我们都知道毛主席是文化大师，老人家很多文化思想在提出来的时候，连周恩来这样有智慧的人也不一定完全理解，过了几十年之后，我们为什么不深入感悟一下毛泽东之道呢？这对弘扬中华文化难道没有好处？毛主席在1970年代初要求普及样板戏的用意主要不是“破”，而是“立”，是破中的立。毛主席的哲学命题是“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历史已经证明，毛哲学在样板戏的普及上，做的近乎天衣无缝，老人家处理的游刃有余，堪称文化建设大手笔。

革命京剧《红灯记》主角李玉和　

首先，样板戏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态，不光是道，也不光是器，而是一套系统的道器变通。

注意这里讲的是“形态”，而非“形式”，也就是说，样板戏从一开始的定位便将形式与内容统一在一起，从而避免了形式与内容的脱节，从根本上消除了“新瓶装旧酒”情况发生的可能，这无疑是彻底的革命性的文化变革。用毛泽东本人关于新文化的要求看，样板戏第一是民族的文化，样板戏里面的革命现代京剧的文化之根是纯中国的艺术形式——京剧，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对民族性的把握也一点不逊色。（参考点击毛主席对舞剧《红色娘子军》的三句经典评价，原作写于[2009-03-09 08:27] ）；

第二，样板戏有一个共同的精神母题——理想、信念与革命英雄主义。这属于道层面的东西，样板戏是此道的器化。

尽管每部样板戏塑造的主要人物，如《红灯记》里的李玉和、李奶奶、李铁梅；《沙家浜》里的郭建光、阿庆嫂；《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少剑波；《红色娘子军》里的洪常青、吴青华；《奇袭白虎团》里的严伟才；《海港》里的方海珍；《白毛女》的大春、白毛女等等，他们性别、身份、经历、个性有差异，但是他们都有着鲜明的共性特征：

求得中国人民的解放，开拓祖国美好未来，实现人类最美好的共产主义理想；对理想坚定不移的信念；不畏艰险，勇于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毫无疑问，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基本要求的，是合理的文化内涵，因而这样的文化形态是科学的；

第三，样板戏用的是人们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京剧完全采用了普通话语言，很快成为民间的流行文化，自然样板戏大众化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样板戏很快就成了一个器，扶正祛邪的文艺武器，内涵的道，就比较为人所感悟。这种道器变通，实属历史罕见。

　《红灯记》：中国共产党党员，英雄的地下工作者，铁路扳道工人李玉和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隆滩车站附近，接应松岭抗日根据地派来的交通员。他告诉铁梅回去和奶奶说：“表叔”就要来了。

有篇《平心而论“样板戏”》，作者高波认为：“特征鲜明的文艺形态，在文艺发展史中的地位及价值是不容低估的。面对一种文艺形态，考察其独创性及鲜明性，才是评判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古希腊戏剧、莎士比亚戏剧、古典主义戏剧、象征主义戏剧、荒诞派戏剧等等，都是戏剧史上独特鲜明的戏剧形态。以今人的眼光看其思想意识，自然发现许多偏颇和谬误；比较他们的表现形式，也难说谁才是‘正道’谁就是‘旁门’，但他们正是凭借着这些思想意识和表现形式上的差异，才显出了各自不同的魅力并由此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以今人的眼光看，希腊艺术的思想意识不科学也不正确，其表现形式粗糙甚至原始，然而马克思却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具有永恒的魅力和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根本原因，就在于其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特征鲜明独特地显现了其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包括生活状态和心理状态）。样板戏是否具有永恒的魅力及后人难以企及的艺术高度，历史的检验还将继续。然而样板戏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文艺观念和文艺政策的产物，其在思想意识和表现形式上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阶级性，正体现着历史的具体性，作为一种戏剧形态，其特征也是独特鲜明的。 　

纵观京剧不断创新发展的历史，考虑传统京剧难以获得年青观众，新编京剧没能给人留下印象的现状，样板戏当年广泛至今依然持续的影响，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作为一种独特鲜明的京剧形态，其历史意义和价值都不能低估。今天的文艺界，回归新文学批判现实传统的创作，难以超越“五四”先驱；跟进西方当代文艺思潮，却弄出来一些“伪现代”；受商品大潮的冲击，迎合读者口味、屈服金钱作用的写作也就泛滥。一些人在弘扬“主旋律”时，用的却又是当年的老套子，缺乏具有当下历史具体性的独特鲜明的文艺形态。而是否创造出充分体现当下性的特征鲜明独特的文艺形态，是衡量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是否具有独创性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衡量我们这个时代的文艺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此，平心而论样板戏，就有了更深的意义。”　

样板戏给我们的东西，正是我们缺乏的，然而又是必需的。我们不仅需要理想、信念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我们还需要将这些东西以人民乐于接受的方式，传达到每一个人。我们正在苦苦追寻，可是毛主席早就做了，做到了，做好了。

第四，毛主席重视样板戏是从新文化这个大历史框架里考虑的，样板戏担当着新文化普及、巩固。提高的重任。

我们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影响深远的是白话文的普及，普及影响最大的是1920年代的胡适，1930年代的鲁迅，再就是几乎同代尤其1940年代以后的毛泽东。论影响范围、深度，毛主席无疑是最大的。　

毛主席对现代汉语的影响力从时间的长久性以及空间的广泛性上看，是远远超过鲁迅和胡适的。

毛主席语言形式完全可以作为现代汉语的代表性的语言形式，这种形式与现代汉语相辅相成、互动共生，有着个性与共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毛泽东语言作为一种权威语言、行政语言，更是一种活生生的群众语言；从语言学角度看，毛泽东语言作为一种原型语言、核心语言、典范语言、通俗语言，在现代汉语成长、规范、成熟过程中都起到了巨大的、无与伦比的影响和示范作用。

学者傅金祥在《毛泽东语体在现代汉语写作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指出：

“现代汉语与现代中国是二种表与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现代中国的成长史也正是现代汉语从草创走向成熟的过程。领导中国人民走出半封建、半殖民地梦魔，毛泽东作为现代中国的缔造者，同时也对现代汉语的成熟发挥了独一无二的、巨大的、不可磨灭的影响。”　　

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主要以白话文为代表形式于1920年代生成，经历了1930到1940年代的发展，到1950年代中后期达到了普遍意义上的成熟规范。毛泽东语言的发展几乎与现代汉语发展同步，其间，1930年代后期到延安以后是毛泽东写作的重要时期。由于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军内具有已经巩固的领袖地位，毛泽东语言风格对现代汉语的成熟规范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

从1940年代起，毛泽东的文章作为重要的延安整风学习材料大量印发，解放后又编进了各类教材，广泛地影响了社会各阶层。

毛泽东语言普及影响最大的还是1960年代以后，那时《毛泽东选集》大量印刷发行，《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人手一本。“老三篇”的影响最大，可以和西方的圣经相比，我们上小学一年级时，天天读，天天背，至今不忘。在中国恐怕只有毛泽东的书才有这样的影响力，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虽然毛泽东的这种作为，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文化力。

但是，和中国近5000年的文言文相比，白话文依然是极端幼稚的。所以，毛主席决心还要进行新的语言革命。　

到了1970年，毛主席果断作出普及样板戏的决策，这样就将新文化中的现代汉语普及方式，推上了一个新台阶，也就是用一种新的文艺形式来深入完成。这样以来，样板戏就担当了比京剧革命更大的历史使命。

这也就揭示了样板戏为什么后来遭到了超出京剧范畴的质疑与肯定，攻击与保护。样板戏受到的关注越多，越是说明毛主席当年的决策英明。

毛主席发现了中国的真问题，并且以大无畏的革命气概，敢于挑战，不确定因素。

最后，毛泽东几十年前就洞察到了样板戏罕见的生命力，他希望通过样板戏的普及，让中国“迎来春色换人间”。

根据一位历史亲历者回忆，当年毛主席就曾两次亲临现场观看《智取威虎山》，他对这出戏很关心，曾在唱词中改动了两个字。一个字是“色”，第五场里有出戏叫“打虎上山”，扬子荣穿着大衣，扬着马鞭，唱道“迎来春天换人间”，毛主席听后觉得不好，改为“迎来春色换人间”，他认为“春色”比“春天”更浪漫一些；另一个字是“行”，第九场邵剑波唱词中有“整绒装”一句，毛主席将其改为“整行装”，称这样通俗易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