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才是中国最大的实业家：从新中国机床工业崛起谈起
李克勤（jixuie）题记：一直对机床工业有着一份特殊的情节，我本科专业主要是研究机床——工作母机，后来得知毛主席对机床工业情有独钟。在毛泽东文化氛围里，中国开始引进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机床制造业技术，但我们自己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走一条中国式的机床工业之路。到1970年代，我国的机床工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自己可以生产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加工中心——自动换刀数控镗铣床。更重要的是，我国特有的鞍钢宪法模式——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与工厂管理；工人、技术人员与干部三结合，被国际上的有识之士称作“后福特主义”，具有超强生命力的先进管理方式。这样就机床工业而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都处在国际水平，并且还可以进行良性的道器变通。
博客原文《毛泽东才是中国最大的实业家：从新中国机床工业崛起谈起》
李克勤（jixuie)题记：我1980年上大学时，专业是机械制造自动化，当时我的老师告诉我们，我国机床工业水平已经开始接近或者赶超世界水平了，我们华中工学院自行研制的“加工中心（自动换刀数控镗铣床）”给了我们很大的自豪感。看了一下毛主席视察武汉重型机床厂，以及老人家亲自决策我国自行研制成功万吨水压机的历史，让人不得不惊叹老人家对民族工业发展，显得是那么富有远见卓识，又是如此的坚定不移，如果从企业家精神角度来分析，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大实业家，论他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果敢采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亲自决策、领导、组织建立的新中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他就是中国最大的实业家。
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研制的万吨水压机
一、引子
根据我国机床界的老同志回忆，1958年、1960年两次在中南海瀛台专门为毛主席举办的机床汇报展览的情景，他们对当年毛主席关于机床的精辟而通俗的比喻记忆犹新：“我们坐汽车、坐飞机、坐火车，是坐在机器里面，所有这些机器都要用机器来生产，这些机器就是工作母机，这些工作母机是最根本的”。
这就是毛主席的一贯风格，几句话就勾勒出了一条思路，一套战略，言简意赅，更令人信服的是他雷厉风行，一抓到底，因此他常常能把思想迅速付诸实施，并且，既搞得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
1958年，毛主席还曾指示党刊《红旗》杂志撰写了“机床内部运动矛盾”一文，机床的构造和运转在这里被升华，赋予了具有哲学内涵的人文睿智和思想意义。1960年他又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师专门讨论过机床问题。
毛主席不是机床专业的学者，可是他能如此细致抓这样的工作，可以想象他为此做过专门的学习研究，对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我们日理万机的毛主席，那是怎样的意志，怎样的毅力啊！
毛主席兴致勃勃和工人同志一起研究车床原理
二、深入一线，调查研究
毛主席不仅在理论上对机床工业进行了悉心钻研，深入思考，同时他对机床工业的建设，依然还是采取他惯用的绝招——深入一线，调查研究。
1956年6月2日上午，毛泽东听取武汉重型机床厂党委书记、厂长史梓铭和副厂长孙毅的汇报。
1956年6月3日上午，毛主席第一次视察正在筹建中的武汉重型机床厂。
图为当年正在筹建中的铸造厂吊装冲天炉。
武汉重型机床厂负责人史梓铭向毛主席汇报该厂情况
毛主席在武汉重型机床厂第一机械加工装饰车间参观
毛主席在武汉重型机床厂第一机械加工装饰车间外巡视。
武汉重型机床厂简称武重，是国家“一五”时期，苏联援华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是国内建设最早和规模最大的重型机床专业制造厂。按照 1954年建厂计划规定，工厂分两期建成。第一期是从1955年至 1957年，工程主要内容为第一机械加工房、铸造厂房、工具机修厂房和木工厂房等。第二期工程是从1958年至1959年，主要是建第二机械加工房。1955年复审时，考虑到国家“二五”计划时期机床工业的发展情况，建议将二期工程合为一期工程，将第二机械工厂内的中型锻压、机械的生产建设提前进行，使投产时间提前了一年半。
这时，工厂刚平土，厂区一片空白，谈不上生产，也没有产品，拿什么汇报呢?毛主席也知道，武重开工建设两个月，不可能马上投入生产，但武重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不能不使毛主席操心，他很急切地想了解有关情况。
史梓铭、孙毅随王任重走进一简陋的会客室。一进门，毛主席就亲切招呼他们坐下。史梓铭向毛主席汇报了武重筹建情况、工厂规模、主要产品以及生产准备工作。
当汇报到武重边建设边在外厂试制产品时，毛主席高兴地点头说：“你们在工厂建成前，就在外厂建成了新产品，这个做法很对。”
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说：“看起来企业的协作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
当汇报到武重正在采取多渠道、多形式培训新工人的情况时，毛主席高兴地说：“及早抓住对工人的培训工作，使新生力量很快地成长起来，将来新老结合，床子开动，你们就主动了。”
当史梓铭告诉毛主席，许多兄弟工厂都在积极给武重支援人才时，毛主席问道：
“你们去过那些厂吗?”
“要亲自去。请他们及时支援，而且不能要差劲的支援。要像相亲一样。你们亲自看看对象，如果是个大麻子，你同意吗?”
“做公婆的要了解新媳妇是什么样，凡是老厂支援你们的人员，你这个厂长都应该看看，要他们认识你。”
“反正，不能一个长相，反正不能独裁。”说完微微一笑。
大家听完毛主席中肯而风趣的话，都笑了。
当史梓铭说到要进一步培养锻炼技术干部、管理干部和工人骨干的措施，采取“三班两套”(即一班派往苏联学习，一班分赴国内各兄弟厂学习，一班留在厂里边搞基建边学习。两套是一套人马在国外，一套人马在国内)时，毛主席拿起铅笔在汇报提纲上改为“两套三班”。
请注意，毛主席听一线同志汇报多么仔细。
毛主席听史梓铭说武重职工决心提前一年半把工厂建成，尽早发挥国家投资效益，为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早做贡献的决心后，毛主席欣喜地说道：
“你们要有雄心壮志”，“路是人走出来的，经验来自于实践!”
史梓铭汇报结束后，毛主席笑着说：“你们的汇报，我很满意。”“我请你们吃饭。”
王任重插话：“主席，您很忙，他们的饭我已准备好了。”饭毕，当史梓铭、孙毅向毛主席告别时，毛主席却说： “我要去看看这个厂。”
史梓铭、孙毅一听，急了。因为厂里正在搞土建，到处堆放着建筑材料，设备器材，道路高低不平，车子进出很颠簸。史梓铭忙说：“厂里路不好走，请主席不要去了。”
可毛主席坚持要去，说：“你们能进去，我就能进去。”
但正当毛泽东、王任重、史梓铭、孙毅一行的车到达工厂时，突然一阵暴风雨从天而降，使得厂区本来高低不平的路，遍地积水、泥花四溅，汽车无法前行。为了毛主席的安全，在大家再三劝说的情况下，才没有进入厂区。但毛主席让司机开着小车围着厂区转了一圈，他把脸贴在玻璃窗上，透过水注，朝厂区望着，望着。
分手时，毛主席对史梓铭、孙毅说：“。”
1958年9月15日，毛主席又一次视察了武汉重型机床厂。
武汉重型机床厂，自1958年建厂以来，企业先后为我国的机械、能源、航空、航天、军工、交通、化工等行业提供了一万多台重大设备，并向北美、中东、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20多个国家出口产品。以CK53160数控十六米单柱立式移动车床为代表的一批高科技产品填补了国内空白，为国家重点工程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武重的辉煌历史，被誉为机床制造业的“亚洲明珠”。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我们的伟大导师当年倾注了怎样的心血啊！
三、当机立断：决策研制中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煤炭工业部副部长沈鸿给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利用上海的技术力量，自力更生，设计制造自己的万吨水压机，彻底改变大型锻件依赖进口的局面。
沈鸿 (1906.5.19-1998.5.20)，名副其实的红色工程师，中国机械工程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06年5月19日生于浙江海宁。1919～1938年先后在上海协泰新布店当学徒、店员、司账，上海利用五金厂经理。1938年，为抗日救国，离开上海到延安。1938～1949年在陕甘宁机器厂、晋察冀兵工局、华北企业部任工程师。1949年后历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重工业处处长，国家计委机械局副局长，第三机械工业部部长助理，电机部、煤炭部、农机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家机械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曾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机械工程学会理事长。他是一位通过刻苦自学获得理论知识同时又在实践中应用的实践家，长期从事机械工程的研制和组织领导工作，为中国机械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曾领导研究制造了中国第一台1.2万吨全焊接结构的锻造水压机；参加组织领导研制成功中国第一套火车车轮轮箍轧机；组织、领导、研究设计制造了许多重大机械设备，如3万吨模锻水压机、4200毫米厚钢轧机等。主持编写了中国第一部《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他是《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几十年他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爱国主义的指导思想，提倡研究、试验、设计、制造、安装、使用、维修“七事一贯制”的工作方法。1980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5年10月，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授予他金质奖章。著有《对机械产品设计的几点意见》、《关于什么是先进机械产品的探讨》、《机械工业能够担当四化建设所需设备的主角》等文章。
有一个历史典故：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沈鸿毅然毁家纾难，带着他办工厂的几部工作母机和几名技术学徒，克服种种困难，投奔八路军、共产党。沈鸿成了到延安参加抗日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资本家”。抗战八年的大部分时间沈鸿在安塞县山沟里的“茶坊兵工厂”担任总工程师。在这八年里，为挽救民族危亡，沈鸿接受和解决了一项接一项的技术与生产难题。共设计制造了供子弹厂、迫击炮厂、枪厂、火药厂和前方游动修械厂用的成套机器设备134种型号、数百台套。还为民用工业，包括制药、医疗器械、造纸、印刷、造币、化工、炼铁、炼焦、玻璃、石油等工厂设计制造了成套机器设备、单机和重要部件400多台件，为抗战做出了很大贡献。为此，他三次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的劳动模范和特等劳动模范。
1942年发给他由毛主席亲笔题写的“无限忠诚”四个大字的特等劳动模范奖状。
这是当年的照片
沈鸿关于研制万吨水压机的建议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并将这封信批给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很快就把建造万吨水压机的任务下达到上海。中共上海市委明确表示：要厂有厂，要人有人，要材料有材料，一定要把万吨水压机搞出来！
经过中央有关部门的研究，决定由沈鸿任总设计师、林宗棠（林伯渠同志的儿子）任副总设计师，组成设计班子。万吨水压机安装在上海闵行重型机器厂内，由江南造船厂承担建造任务。
建造万吨水压机在一无资料、二无经验、三无设备的情况下，总设计师沈鸿和副总设计师林宗棠带着设计人员，跑遍全国有中小型锻造水压机的工厂，认真考察和了解设备的结构原理及性能。用纸片、木板、竹竿、铁皮、胶泥、沙土等材料做成各种各样的模型，进行反复比较，广泛听取意见，最后确定设计方案。
全体设计人员尊重科学，尊重实践，决定先将万吨水压机缩小成1/10，造1台1200吨水压机，让它投入生产，进行模拟试验。在1200吨水压机的制造过程中，由于没有锻造大型铸钢件的设备，因此决定采用“钢板整体焊接结构”，将“上横梁、活动横梁、下横梁”3座横梁用多块钢板焊接成一个整体。但整体焊接究竟能承受多少压力，谁也说不清楚，为了确保安全，先造一台120吨水压机作试验。不久，一台120吨水压机制造成功，经过实际考验，压力增加到430吨，横梁完好无损，于是当即决定12000吨水压机3座横梁采用整体焊接的方案。这是一次工艺改革，不仅使横梁总重量从原来的1150吨减轻到570吨，同时使机械加工和装配工作量也减少了一半以上，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金。
1959年2月，江南造船厂成立万吨水压机工作大队，从而拉开了打一场加工制造硬仗的序幕。万吨水压机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和重；机身高33.65米，机上有13个特大件，即3座横梁、4根立柱和6只工作缸。3座横梁的重量是100～300吨，像一座小山，最重的下横梁是用100多块钢板拼焊成的；4根立柱各长18米，直径1米，重80吨，就连立柱上的螺丝帽一个就有五六吨重。二是精密：要求加工的零件具有高精度，否则就安装不起来。要完成万吨水压机的建造任务，还得闯过“金、木、水、火、电”5个大关。“金”是金属切削；“木”是大摆楞木阵，闯过起重运输关；“水”是水压试验关；“火”是热处理关；“电”是特大件电渣焊接关。
首先要过的是“电”关。万吨水压机的3座横梁、4根立住和6只工作缸都是采用铸钢件焊接来代替整段结构，焊缝厚度一般为80～300毫米，最厚的达600毫米。如果将全部焊缝折成100毫米厚，它的长度可延伸3公里以上；如果用一般的手工焊，一个电焊工要足足干30年才能焊完。电焊的重担落在工人工程师唐应斌肩上。技术员宋大有在一本杂志上看到国外有一种“电渣焊”的新技术，能焊很厚的工件，于是提议试一试。电渣焊研究室很快成立了，唐应斌等的试验从1200吨水压机的大件开始，失败一次接连一次，几次出现漏渣险象，几次奋不顾身地堵漏，化险为夷，经过一段时间的模索，全面掌握了这门电渣焊的新技术，经鉴定，万吨水压机的焊缝质量完全符合技术要求，焊缝性能如同原材料一样好，焊接变形也控制在设计要求之内。
接着攻克“木”关。万吨水压机的肢体重，100吨上下的零件12个，50吨左右的零件20余个，最大的部件为300吨。万吨水压机的工地设在上海重型机器厂金加工车间，厂房的屋顶刚刚盖好，里面只有一台8吨的履带式起重机和一些小型千斤顶，靠这几件工具设备是不可能把大部件运进车间的。起重组长魏茂利受到大船下水用滑板涂上牛油把几千吨重的船体稳稳推下黄浦江的启示，建议用同样方法，铺下了长长的木滑板，木滑板涂了一层厚厚的牛油，就这样把一只只上百吨重的零件慢慢地拖进了加工车间。
工件进车间的难题解决了，而重达300吨的下横梁要翻身，没有能吊300吨重的大吊车，横梁翻身成了难题。魏茂利想出一个办法，做两只6米高的翻身架，在下横梁两侧的中心部位各焊上一根轴，装上钢丝绳，用四五十只千斤顶，将下横梁一毫米一毫米地往上顶高至6米高处的翻身架上，然后轻轻地一拉钢丝绳，300吨重的庞然大物就可自如地转动起来。这一办法被工人们称为“蚂蚁顶泰山”、“银丝转昆仑”。
水压机的3座横梁焊接后，必须放进炉子里进行热处理，这样焊接处就不会断裂。一座长10米、宽8米、高4米的横梁要热处理，必须有相应的炉子，上海重型机器厂的领导和工人们经过努力，砌成一只长14米、宽11米、高7米的特大型炉子。横梁热处理工序是：炉内温度烧到900℃，经保温后，再让工件逐渐冷却，但这样做降温太慢，于是工人们打破在100℃左右拆炉门的常规，当炉内温度还在400℃就开始拆炉门。第一次整整用了7小时，才把3万块耐火砖砌成的炉门拆下；第二次拆炉门时，工人们搞了技术革新，只化了2小时，第三次折炉门时，又搞了个机械化，结果不到1分钟就拆完了炉门。经过试验测定，3座横梁顺利地通过了“火”关，质量完全符合要求。
攻克了“火”关，再攻金属切削关。3座横梁金属切削精密度要求极高，当时又没有10米以上的大刨床，困难自然不少。工人工程师袁章根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配合下，搞技术革新，用几台移动式土铣床直接放在横梁上加工，并用53把刀盘同时铣削，不但加快了进度，而且各刀盘间的接缝处理得非常好，质量超过设计要求。3座横梁上各有4个大立柱孔，要求同一直线上不能误差0.7毫米，厂里没有大型精密镗床，袁章根和工人们经过研究，采用4根简易镗排同时加工。加工开始后，工人们几天几夜不离机床，在精加工最后一刀时，他们扛来几十斤重的量具，上上下下量了100多次，最后使3座横梁12个孔累计误差只有0.24毫米。金属切削关的攻克，为万吨水压机精确安装奠定了基础。
1961年12月13日，万吨水压机开始总体安装，只用了2个月时间。在上海交通大学和第一机械工业部所属的机械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协助下，对这个身高20余米，体重千余吨的“巨人”进行详细的“体验”——应力测定试验。“体验”时间用了三四个月，然后开始进行超负荷试验，强攻“水”关。
在总设计师沈鸿的指挥下，高压水泵发出嗡嗡的声响，压力表的指针缓缓上升：8000吨，正常；10000吨，良好；12000吨，没问题；16000吨，机器完好无损。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建造成功了；
这台万吨级锻造水压机，从调研设计到投产，历时4年，其中1年半时间进行调研、设计和试验，2年加工制造，半年时间安装试车。在建造过程中得到国家领导人的关心和鼓励。1959年，国家主席刘少奇视察万吨水压机工地时鼓励工人们说：“你们大胆干吧，万一失败，再有第二台，第三台，积累经验，将来终会成功的。”196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视察万吨水压机时兴奋地说：“这台机器制造成功，代表了我国的工业发展已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过去，外国人不相信我们能造这样大的机器；现在，事实说明了我们中国人民是有能力的，不仅能造万吨水压机，而且造得好，造得快。”
万吨水压机建成后，为国家电力、冶金、化学、机械和国防工业等部门锻造了大批特大型锻件；30多年来，仍在正常运转，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们上小学时，看过一部讲万吨水压机生产过程的动画片，生动活泼，那里面的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群策群力，土法上马的很多镜头，至今历历在目。
这就是：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1965年1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万吨水压机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向全世界宣布：标志一个国家工业水平的万吨水压机在我国制造安装成功。
若干年后，万吨水压机项目负责人之一 林宗棠说：“毛主席给我们的任务是，能够用几年就可以了，当时我们最初想用5年。”
“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机器用上去以后，用了30年。大修检查后，机器非常好。据专家们的估计，还可以再用30年。”
当谈起沈鸿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写信给毛主席，建议我国自行制造安装万吨水压机时，林宗棠说：“很多人都反对，为什么反对呢，因为认为不可能，我们条件不够，好像超过了客观条件，有点蛮干、盲干的意思。”
万吨水压机作为国家重工业的基础设备，在军工、航天以及大型轮船、发电机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毛主席批准了万吨水压机的制造，周总理亲自主持召开了动员大会。
林宗棠回忆---周总理说：“万吨水压机，看起来是个庞然大物，可怕得很。”他说，“你们在战略上藐视它，不要怕它。用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方法，把它一分为二，一分为二……”他当时讲了很多很多一分为二。他说：“还不就是那么几个问题吗？”
经过反复的实践，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台万吨水压机在上海重型机器厂安装完毕。
上海重型机器厂总工程师 徐希文：“1960年3月份开工，到1961年底，基本上大体完成了，马上投入安装，经过半年的安装调整，到1962年6月份就已经开始试压。”
林宗棠：“当时记者就要发表，我给压住了，这台机器到底好不好用，质量好不好，现在不敢说。你让我再做做试验，考验考验。1962年到1964年这两年就是考验，考验这个机器行不行，加大它的压力。它是1.2万吨的水压机，我们加压加到1.6万吨来试验它，经过两年的考验，证明质量是可以的。”
万吨水压机的制造成功，大大提高了我国重工业的生产水平，并在我国许多的大型工业项目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上海重型机器厂职工邵智民：“大型汽轮发电机的轴、大型万吨轮的大轴、大船坝、船舵，包括我国秦山核电站一些大型的锻件以及一些大型的反应器，要求很高的压力容器，都是我们这里锻压的。”
我国自己制造安装的第一台万吨轮水压机，只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机床业内，在工业化过程中，干出的许许多多惊天动地奇迹之一。
这完全是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道器变通的杰作。
结论
毛主席不是光把一批象武汉重型机床厂这样的工厂建起来了，也不光是把万吨水压机搞成功了，他就象当年完成建党、建军、建国那样，完成了中国工业史上的三大壮举：
第一，全面建成中国工业建设的基础部分，这是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硬件和软件），没有这个体系就无法研制“两弹一星一艇”（一艇指战略核潜艇），更无从谈起“四个现代化”；
第二，他带领人民实现了中国“工作母机”的自行研制和生产制造，这是中国自主创新的绝对先锋，这里面隐含的工业精神、创新精神、奋斗精神，是我们永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财富，同时也就是有了这些工作母机，才能下出一系列的工业产品的“蛋”来，这些蛋又会孵化出新一代的机器来，这便是毛主席的科道器变通循环，暗含着毛泽东文化。
正如他本人说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其所以是错误，因为这些论点，不符合大约一百万年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迄今为止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体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种自然科学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历史事实。”
第三，他培养造就了一支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结合的工业建设队伍，他们“对待革命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这支队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赶超世界先进技术水平，他们就像老红军那样，是中国现在和未来工业化、现代化的革命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其中，毛主席培养的中国机械工业的杰出实干家沈鸿以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无限忠诚和热爱；以及“理想、勤奋、认真”，实事求是；廉洁奉公，不为名利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和崇高思想品德，在中国机械工业战线上树立一面旗帜。
还有必要介绍我国金属加工领域品牌媒体——《机械工人》创刊于1950年10月1日：69多年来，《机械工人》由一本32开的小册子经过分刊、停刊、复刊、再分刊、创新刊，至今已拥有四本大16开的专业杂志，2006年创办专业网站“中国金属加工在线”，以四刊一网组成“机工传媒机械系列媒体”；60多年来，《机械工人》历久弥新，既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悠久的办刊传统，又不断创新，别出心裁，与时俱进，以极具创造力著称业界；60多年来，《机械工人》的几代读者、作者与编者培养了割不断的真挚情谊。
我们经常引用沈鸿老部长对本刊“一部伟大的机器”的评语和何光远老部长的“一部机械制造技术的长卷”的题词，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品读这部机器的第一个组件，这部长卷的第一页篇章。
细细品读这本薄薄的又份量很重的“创刊号”：我们应感谢当时的三联书店/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央重工业部、中华全国总工会三方的通力合作；我们能体会到我国兵器工业主要创建者刘鼎，中华全总领导董昕，老社长、著名经济学家蒋一苇，老一代编辑人林家燊等四位创建人的心血和期望；我们能看到漫画木刻家、装帧艺术家萨一佛设计的封面，刻版制图专家吕品绘制的插图、中国特钢专家王国钧，我国著名水电工程专家、三峡工程论证电力组专家程学敏，我国机床学教学奠基人赵为铎以及王政辅等专家和程倬云等技术工人撰写的“具体实用，适宜推广、通俗易懂、短小精悍和活泼多样”的文章；我们应该自豪《机械工人》开局之作即大气不凡，她从创刊伊始就注重服务于生产实践，经过长期发展形成了“以实用性为主，来源于实践，服务于生产”的办刊宗旨。
毛主席领导的新中国的工业体系是是实实在在的，有道，有器，更有道器变通。
世界上有谁能在新中国内部那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外部遭遇那样令人无法想象的来自国际反华势力的控制、干涉、封锁下，创造出中国机床工业的壮举，创造出中国工业化的壮举？只有毛主席有这样的勇气，有这样的魄力，有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精神，有这样的意志，有这样的毅力，他难道不是中国最大的实业家？
从常识上讲，世界上的很多好东西，只有当失去它之后，才会觉得它的珍贵。对我们的前辈也是这样的感觉，尤其是对于我们的伟大导师毛泽东，更是如此。在老人家离开我们几十年后，我们切身感到，他是多么伟大，他对于中国人民，对于中华民族，多么重要啊！
他不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导师，他同时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伟大导师，他更是现在和未来中国实业家的伟大导师。
李克勤（jixuie）题记：我大学毕业实习的指导老师是熊有伦院士，设计的是加工中心的机械手。当时完全按照实战要求做的，也就是说按照设计图纸可以拿去加工成产品的。1984年毕业后来到长航武汉港机厂，我怀有一腔热血，希望能把自己学到的先进技术，实实在在运用于四化建设。
现实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也残酷的多。我在厂里设备科也参与了几项技术革新，但一直没有机会把我在大学期间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出来，过了几年后，我也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由工厂转到了做贸易的公司，后来又到武汉大学攻读MBA，走上了企业老总的岗位，再后来就来到高校从事管理教育，现在研究企业家的道器变通。
风风雨雨几十年，我们国家在探索，我也在探索，现在我还是觉得我们国家的经济，还是要立足于实业，基础还是钢铁、粮食，工业主要是基于钢铁业的及机床业。
如今机床业我国水平还需要更好地发展，我的学生里也有从事这方面经营管理的，我将更加热情关注这件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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