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村与学大寨的必然联系【组图】

原创李克勤济学勤为径济学

济学：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这是不争的事实。华西村搞的不是资本主义那一套，而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走的是共同富裕之路。吴仁宝这个可爱的老头，不是资本家，而是得到华西人民拥戴的领导人，他最突出的形象是毛主席共产党培养的好干部，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僚。我们在考察华西的成长之路时，不能不对吴仁宝领着华西人学大寨的经历，由衷地感到钦佩，那是一个有精神支撑，有方向导引，有战略规划，有战术配合，实实在在的艰苦创业，道器变通的过程。吴仁宝是名副其实的红色企业家，华西有一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杰出创业者。

华西村是天下第一村，这和该村的老书记吴仁宝有直接关联，而吴仁宝是个农民，中国杰出地农民代表，就是这个农民，多次直言不讳地说，当代农民，他最佩服陈永贵。事实上，这个天下第一村的确和大寨，和学大寨有着必然联系。

吴仁宝和陈永贵一样，是懂得毛泽东思想的农民，他们善于领悟毛主席对于中国农村，对于中国农民，对于中国农业的深刻洞察力，同时又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所以，吴仁宝是陈永贵的知音。

富裕起来以后，吴仁宝带着华西村的主要干部和村民代表，不远千里，来到了山西的大寨。

在虎头山上，他率领华西干部和村民代表向陈永贵墓庄严地三鞠躬。

吴仁宝还同时向重回大寨，处在第二次创业起步阶段的郭凤莲送去了华西村与大寨的几个合作支援项目。

吴仁宝对陈永贵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从内心深处佩服陈永贵，他认为陈永贵有思想、有观点、有本事，是硬干出来的。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大寨之路》。吴仁宝捏着这份报纸在群众大会上朗读，从此大寨的陈永贵成为他的“偶像”，从陈的身上，当时36岁的大队支书吴仁宝看到了华西村的未来。

他与社员一起绘制了“华西大队学大寨十五年发展远景规划图”，

吴仁宝把规划的主要奋斗目标概括为“五个一”：

干部群众有一个爱国家、爱集体的社会主义思想；

开挖一条灌排两用的华西河；

治土改水，建设一片高产稳产的农田；

每亩年产一吨粮；

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

自从有了这个规划，吴仁宝就开始身体力行，以身作则。

华西大队，在吴仁宝带领下，并且提前7年实现了目标。

应当说，在农业学大寨之前，中国农民有了一定的思想觉悟，但是还远远不够，这正是主席一直担心，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的大课题，他一直讲教育农民问题。

当陈永贵领导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走出一条新路时，毛主席兴奋不已，经过大量的调查，毛主席党中央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吴仁宝在陈永贵和大寨那里，在学大寨的号召里面，创造性的读出新东西。

进入人民公社时期以后，中国农村开始了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是这个时候的精神支撑到底是什么，却不能瞎起哄，必须要有审慎的思考，不能简单地照上级指示办，历史证明那是行不通的。陈永贵并不是整天高喊口号，而是把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用在具体的农业生产，在农田基本建设中，贯彻党的方针路线。

大寨具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这一切都是在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导导引下进行的。

这和旧社会的完全不同，和土地改革后的农村不一样，与合作化时期的意识形态也有区别。

陈永贵无疑是中国农民的新型思想家，同时也是实干家。他不仅懂农业，懂种田，还对社会主义政治悟得很透。

在中国农村的政治挂帅，基础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对此，吴仁宝也悟得很深。有人总喜欢说他搞什么地下工厂，好像人民公社不准搞工业似的。

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这个工难道不是工业？

吴仁宝通过走群众路线，和华西人民共同制定的“十五年规划”重点是兴修灌溉渠道，建设高产稳产的“吨粮田”，将全大队分散的十二自然村合并成一个华西村。

平整土地的措施和建成吨粮田的目标，在1964年听起来多少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因为当时的农业生产发展纲要对江南农村的要求不过是亩产800斤。

尽管有一些风言风语，吴仁宝还是坚持带领社员们开始实施十五年规划。

那是一个艰苦岁月，除了一个美好的远景规划，除了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操作步骤，更多的还是靠着华西社员们的双手一锹一担干出来的，而且一干就是七年。这和大寨人一样。

1972年，提出十五规划之后的八年，华西大队的粮食达到亩产2100斤，终于实现了吨粮田的目标。吴仁宝和华西大队都成为当时苏州地区和江苏省的农业生产先进典型。

而早在1969年，华西大队的粮食亩产就达到了1423斤，人均分配口粮590斤，现金130元。应该说是初步改变了过去华西穷困的面貌，步入了全国农村的先进行列。

要想进一步提高粮食产量，就必须购买机械设备，修建和完善水利、水电设施，这些资金却没有着落。

另一方面，从1961年到1968年，全村劳动力增加142人，而土地仅仅增加了6亩。这时候，吴仁宝敏锐地发觉人均土地面积在大幅下降，如果这样下去，华西大队势必成为又一个“高产穷队”。

为了避免华西成为“高产穷队”，吴仁宝准备建一个小五金厂，由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年代，小五金厂的地址选在杂草丛生、树木茂密的水塘边上。为了不被外人发现，他们首先筑起了一道围墙，这时候有人提出了反对意见。

村子内部的意见不难统一，小五金厂偷偷摸摸地建起来了。但是当时，华西大队已经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来村子里参观取经的人是络绎不绝，这给小五金厂的生存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为了万无一失，小五金厂干脆白天关门，夜里开工。　　

就这样一个地下作坊似的小五金厂就这样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十年的时间里，它实现了近300万元的产值，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它带来的经济效益全部投入到农业生产和村庄建设上面，为吴仁宝提前八年实现他的十五规划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保障。小五金厂让吴仁宝尝到了办工业的甜头，坚定了他“无工不富”的发展思路，为以后华西的工业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之后，吴仁宝被调到江阴县任县委副书记、书记。虽说时间不长，但是这段经历使他开阔了眼界，锻炼了胆识。后来他继续回到华西村担任村支部书记，可他看问题的角度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这一起一落让村官吴仁宝成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带头人。

华西村成为全国闻名的“农业学大寨”样板大队，在江浙一带，华西村的地位和风光可比大寨，吴仁宝则赫然是“陈永贵式”的好干部。

在1975年10月26日的《人民日报》上，新华社记者还曾用充满激情的笔触描写过华西村：

“华西大队认真学大寨十一年，过去粮食亩产超一吨，今年可达2400斤……吴仁宝同志向自己提出了五项要求……四是百分之八十的力量用于抓农业，百分之十的地方财力用于农业机械化，把各行各业纳入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五是继续抓好六十四个先进大队，同时帮助六个后进公社赶上去。除此之外，还要建立一万人的理论队伍，一万人的科学技术队伍。他还向全省代表讲了改土治水、作物品种布局、秋肥造田、平整土地的规划，他把自己的蓝图编成了一首诗：九十万人民心向党，七十万亩田成方，六万山地换新装，五业发展六畜旺，社员人人喜洋洋。” 　　

这样吴仁宝的报道充斥了一大串看上去确凿的、闪闪发光的数据，它曾经引得81岁的文学家叶圣陶激动不已，这位苏州人据此写了一首很长的赞美诗，其中有：

“仁宝同志江阴众，

英雄业绩维仔肩，

更思举国数千县，

孰不能如江阴焉”之句。

1976年10月1日华西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正式对外开放。当年接待35个国家和地区的来宾，计841人。

1978年，吴仁宝盘点过华西村的家底，共有固定资产100万元，银行存款100万元，另外还存有三年的口粮，这在全国的数千乡村中可谓富甲一时。在当时，一包烟的价格是0.2元，整个江阴县的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仅数亿元而已。　　

就这样，吴仁宝用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改造他的家乡，1978年12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的显赫位置再次报道了华西村，题目是《农民热爱这样的社会主义》，同时还配发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华西的经验说明了什么》，这是当年度这家“中国第一媒体”对全国乡村最高规格的报道。

这就是吴仁宝带领的华西人学习大寨精神的真实表现。

通过学大寨，吴仁宝的思想水平得到提升，他对如何当一个领导有了进一步的感悟。

如果从面对面接触考虑，毛主席、周总理这样的伟人离吴仁宝还是比较远的话，那么陈永贵就比较近，而陈永贵给吴仁宝的启示，和影响力那就大得惊人了。

说吴仁宝是陈永贵式的干部，就说明吴仁宝把大寨精神学的很到家，也就是说他学的是精神实质，而不是花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