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翰林：毛主席是有史以来最受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图】

原创李克勤济学勤为径济学

济学：钱学森1950年代在美国受到监视，不能自由活动时，有一天偶然得知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陈叔通老先生，参加毛主席主持的五一劳动节活动的消息，就急中生智让妻子蒋英给陈老写了一封信，并通过蒋英旅居比利时的四妹蒋华转交。这封信后来成为中国政府与美方谈判并促成钱学森回国的重要依据。这件事，估计在陈叔通和钱学森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陈叔通联系解放前后其他事情，这位前清翰林说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

“毛主席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

陈叔通一生经历了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氏称帝、军阀混战、日寇入侵、国民党统治等重要历史年代，忧国忧民，苦心探索，终于在晚年找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由一位晚清翰林成为一名热爱毛主席共产党的爱国民主战士。

解放前陈叔通长期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董事，浙江兴业银行董事。

1945年8月，日寇投降，经过长期的观察和思索，陈叔通老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光明与希望的所在。就在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和渴望和平安定的强烈愿望，蓄意挑起全面内战的严重时刻，不甘“忍视神州随劫尽”的陈叔通，终于以古稀高龄挺身而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洪流之中。

1948年，在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准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陈叔通从上海赴香港，转往解放区。

到了石家庄后，陈叔通见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他惊异地看到这些叱咤风云的人物，竟是那样平易可亲、热情待人，和共产党员的一般干部没有什么不同。

毛主席见到陈叔通就像见到家人一样，尊称为“叔老”，对他冒着危险、长途跋涉来到解放区表示欢迎，并称赞他过去不事权贵、洁身自好的高风亮节。

毛主席对陈叔通说：“叔老，你长期在旧社会能够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真是难得。”

陈叔通说：“我没有起来同他们斗争，感到惭愧。”此后，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处理许多重大事情时，都亲切向陈叔通征求意见，这使陈叔通感动不已。

毛主席曾对他说：“你是清朝的翰林，经历了几个时代，见多识广，你的经验是很宝贵的。”

参考阅读：开国大典前夕毛主席带领国共两军将领游天坛【组图】

毛主席除在召开会议时征求陈叔通的意见外，还不时地请他到自己家里叙谈。

陈叔通曾经对人说过，他看到历代最高统治者，都有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气，毛主席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受亿万人民爱戴的领袖。

当陈叔通每次按约定时间去拜访毛主席时，主席大都在门口等候；他回来时，毛主席总是送出门外，并亲自打开车门，照顾他上车，然后关上车门，与陈叔通告别、待车走远了，陈老还可以看到毛主席在向他不停地招手。

毛主席虽然是领袖，但从不以领袖自居，始终保持着尊师重教，敬老尊贤的中国传统美德——这都是我们说的做人的典范，这让毛主席和他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更多的人心，凝聚了更大的力量。

翰林是封建社会皇帝的文学侍从官，通常都是相当有学问的人。作为前清翰林，陈叔通亲眼见过清朝的没落，也经历了民国时期的乱象，新旧社会两重天的对比，他得出的结论是有根有据的。

毛主席被亿万人民所爱戴，这人民是指中国各族人民，包括工农兵，同时还包括像陈叔通这样的爱国人士。这些爱国人士，在旧社会也有一定地位，但他们也从自己独特的视角，看出了毛主席及其领导的党、军队和国家独特的文化特质，这种特质是旧中国所没有，同时又是中华民族生存之所必需的。

像陈叔通这样的老先生，在新中国建国时，有很大一批，如宋庆龄、张澜、李济深、黄炎培、沈钧儒，等等。

参考阅读：华侨领袖陈嘉庚：中国的救星就是毛主席【组图】

毛主席对他们格外重视，这是为什么？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从稳固政权和实现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高度提出“我党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在全党思想上和工作上确定下来。我们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和自己的干部一样，同他们诚恳地坦白地商量和解决那些必须商量和解决的问题，给他们工作做，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使他们在工作上做出成绩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

1950年5月，毛主席在听取第一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指出：“要充分看到民主党派的作用。有人认为民主党派只是一根头发的功劳，一根头发拔不拔去都没有关系。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从他们的背后联系看，就不是一根头发，而是一把头发，就不可藐视。”

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像陈叔通这些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思想上很多人早就是合格的共产党员了。

新中国成立后，陈叔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还曾担任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远涉重洋，出席世界和平大会和世界和平理事会。

受中国共产党的委托，从1951年10月开始，陈叔通主持工商界全国性组织的筹建工作。

1953年10月，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正式成立，陈叔通被推选为主任委员。他紧紧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团结广大工商界人士，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推动全国私营工商业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以和平方式胜利地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原工商业者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陈叔通躬与此事，殚精竭虑，投入晚年的全部精力，做出了突出贡献，得到中共领导同志的称赞，也受到工商界同志的尊敬和深切怀念。

1955年5月，在美国处在被监视状态的钱学森在一张中文画报上，看到了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主持庆祝五一劳动节典礼的报道。在长长的观礼者的名单中，有一个熟悉的名字闯进钱学森的眼帘——陈叔通！

陈叔通这位清末翰林是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的好友。钱均夫进入杭州求是书院学习时，监院（相当于教务长）是陈仲恕，乃陈叔通之兄。陈叔通先生也执教于求是书院，与钱均夫友情甚笃。于是，钱学森便把回国的希望寄托在准备给陈叔通的信上。

1955年6月15日，钱学森在家中事先写好草稿，然后端端正正地写下致陈叔通的信件。钱学森与妻子蒋英当时并不知道陈叔通的通讯地址，只能寄给在上海的钱父，请钱父代转。倘若从美国寄给在上海的父亲，风险很大，因为联邦调查局会拆检钱学森的往来信件，万一落到他们手中就麻烦了。他把这封信写好之后，装在一个信封里，并在信封上写了上海家中的地址。然后把这封信夹在蒋英寄给妹妹的信中，那就相对要安全些。蒋英的四妹蒋华当时侨居比利时。从美国寄往比利时的信，远没有寄往中国的信件那么容易引起关注。

蒋英请妹妹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从比利时转寄到上海钱学森父亲家中。为了确保能够寄出这封信，蒋英和钱学森连每一个细节都精心考虑：蒋英用左手模仿儿童的笔迹，在信封上写了妹妹的地址，联邦调查局并未认出蒋英的笔迹。

钱学森写给陈叔通先生信手迹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一九四七年九月拜别后久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个人们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以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一九五五年六月十五日

钱学森这封信辗转寄到陈叔通手中后，他及时便把信送给周恩来总理，周总理让外交部第一时间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这一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开始谈到钱学森回国问题时，美国代表副国务卿约翰逊还是老一套，没有证据表明钱学森要回国，美国政府不能强迫。

于是，王炳南便亮出了钱学森给陈叔通的信，在事实面前，约翰逊哑口无言，美国政府不得不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