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两大考古发现：马王堆和兵马俑【视频图】

李克勤济学勤为径济学

原文《文革时的考古大发现：马王堆兵马俑》写于 2010-01-16，今日修改。

李克勤（jixuie）题记：对历史要实事求是评价，对文革这段历史同样也要实事求是。就考古而言，文革期间有很多考古发现，至少有两大发现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一个是长沙马王堆古墓的发现，另一个是陕西秦始皇兵马俑的发现。

马王堆传奇视频

1974年8月拍摄的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墓坑发掘施工现场

新中国考古以及考古学的发展，令举世瞩目。这与毛泽东本人重视历史重视文化有直接关系。新中国首任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毛泽东关系密切，众所周知，郭老可是不折不扣的考古学家啊。

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考古学家与只研究历史记载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通过研究远古人类的遗留物，对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化也进行研究。考古学家致力于探索人类文化的起源。

考古是一项科学探索工作，也是一项探险工作，考古需要综合运用各种科学技术，重大考古发现还是社会组织各种人力资源的大考验。因此，一旦有考古大发现，一旦完成考古大发现工作，往往是是一个社会高超整合各种资源能力的体现。

中国的考古学起始于20世纪初。“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在带来“科学”、“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国内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追根溯源，寻找实据，证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此后不久，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郭沫若主政的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世界考古学界的赞誉。

进入1970年代，我国考古事业开始发生重大飞跃。

一、马王堆考古发现也是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果

　　1972年1月16日至4月28日，发掘了一号墓。出土漆木器、纺织品、帛画、竹简等珍贵文物1000多件及一具保存完好的女尸。

　　1973年12月18日—1974年1月13日，发掘了二号墓。由于墓室密封不严，曾多次被盗，椁（guǒ）室已朽塌，仅残留印章、漆器、玉器、铜器等200多件器物。

　　1973年11月19日至12月13日，发掘了三号墓。出土帛书帛画、简牍、漆木器、纺织品等珍贵文物1000多件。

1972年，长沙市东郊一座古代墓葬的横空出世，让马王堆成为一个响遍全世界的名字。有人把它誉为中华民族的地下文化宝库，西方人称之为东方的“庞培城”。30多年后，尽管地下文物不断面世，马王堆的文化光芒依然丝毫不减，它在诸多领域的“独一无二”使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瑰宝。

考古规格史无前例：共和国总理5次批示。

侯良，省博物馆专家，马王堆汉墓发掘负责人。已经82岁高龄的他仍然坚持每周两次在博物馆作义务讲解员。在休息室里，他与记者谈起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时现出一脸自豪：迄今为止，国内可能没有哪个考古项目享受这样的“待遇”：周恩来、李先念、华国锋等国家领导人亲自批示，直接指导发掘和保护，而周总理的批示达5次之多。

1972年初，马王堆出土千年不朽女尸的消息传开后，各方群众争相要求参观。当时的省革委会作出了布置陈列、立即开放的决定。于是，来不及清理登记文物，做好保护工作。女尸等出土文物就于1972年5月22日对外开放了。一下子，每天数万人涌入博物馆，外地群众也赶来长沙看新奇。有一次，侯良看到吓人的场面：各种大小货车、拖拉机等从烈士公园的南门排到了西门。博物馆每天有80名警察、200名民兵维持秩序，还是捉襟见肘。开放的第一天，陈列室的大门就被挤坏了，一位妇女还受了伤。这个情况经由新华社记者写的内参反映给了国务院。周总理当时因病住院，他看到报告后严厉批示：“湖南军区挖出，不报告省委，更未报告国务院。出土尸身和衣着、帛文还有其他文物非变质不可……必须立即采取办法，将尸身转到冰窖，消毒、防腐，加以化工处理。这是可以向群众说得通的。非当机立断不可。”

接到周总理指示后，尸体被深夜转移到了湖南医学院。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后，女尸、丝织品、漆木器、帛书等大量文物需要保护场馆。二号、三号墓又即将发掘。湖南向国家计委呈送了建设库房和二、三号墓发掘方案。

周总理接到报告后当天做了批示，确定考古发掘项目方案框架，拨出专项经费20万元。

按照总理的指示，成立了一个“豪华”的项目组——由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李振军担任项目组组长，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现代考古学权威夏鼐、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等担任副组长。

之后，周总理就马王堆的发掘保护等问题又先后作出三次批示。

为了让马王堆汉墓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利用，项目组集合了全国相关领域的顶尖力量参与发掘保护研究和新闻宣传。参与的单位有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上海市科技组、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人民画报社等，省内则有包括地质、气象、微生物、化工等科研单位以及新华社湖南分社、湖南日报社等新闻单位。如此规格和规模，恐怕也是中国考古史上的新纪录。

“东方睡美人”为世界医学提供无双范本。

彭隆祥，湘雅医学院教授，马王堆女尸解剖主刀人。在湘雅医学院宿舍中，彭教授搬出了他当年留下的珍贵资料，为记者讲述了当年新闻背后的故事：

马王堆里尽国宝，而一号墓主人辛追又是宝中之宝。保存千年以上的古尸，以前有过，但那是木乃伊，是事先处理成的干尸。而墓主人辛追创造了世界纪录，是保存2000余年而不腐的湿尸，而且形态完整，皮肤保持弹性，部分关节还可弯曲。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但是，马王堆发掘初始，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晰。有人甚至觉得只要保存出土的帛书、器物等文物，尸体应予弃置。博物馆打电话向当时国务院图博口负责人王冶秋请示。王冶秋说：2000多年的古尸不腐，这是世界奇迹。一定要保护好。

后来周总理作出进一步批示，对古尸进行解剖研究。

彭隆祥回忆说：因为这个任务的特殊性，中央领导高度关注。大家都感到很大的压力，我当时还年轻，但有了一定的经验积累，所以就自告奋勇担当了主刀人。这一刀下去开创了我国医学史上古代病理学研究的先河。专家们给2000年前的老妇人作出了精细的诊断：她生前患有多种疾病：严重冠心病、全身多处动脉粥样硬化。总胆管内有一块蚕豆大的胆结石，肝管内也有一块黄豆大的结石。食道和胃、大小肠内有甜瓜子138颗半，说明她是在吃过甜瓜后引发胆绞痛，反射性引起冠状动脉痉挛，由此导致急性心肌缺血而猝死。

通过解剖分析，许多发现填补了医学领域的空白。

在老太太身上发现了血吸虫卵，这种病原来医学上称为日本血吸虫病，因日本学者发现而得名，最早援引的病例是1904年的。这一下印证了我国早期医药著作《内经》、《千金药方》中对血吸虫病的论断，把时间提早了2000年。彭隆祥教授告诉记者，老太太身上都是宝贝。她在营养学方面也给我们很多启示，例如，老太太肉食过多，营养过剩，引起很多心血管疾病。

彭隆祥教授还提到一个细节，马王堆女尸出土后引起全世界科学界的强烈关注。他们称辛追为“东方睡美人”，希望参与到女尸的科研中来。其中还有两个专家提出要一根或者半根古尸的头发。中国方面没有同意：我们自己研究，不让外国人插手。

文化贡献巨大；几辈子也研究不完。

马王堆汉墓一共出土了各类文物数千件。因为保存完好，极尽精细繁缛，锦绣灿烂，充分展示了西汉时中国人民的智慧。

喻燕姣是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第一业务主管。她说，光马王堆的帛书就够研究的。当时的外国人说，以前总听说中国很古老，怎么个古老法不知道。看了马王堆出土的东西后明白了。

马王堆所展示的一切让人们感到新奇、震惊，比如说，一般人心目中的西汉初期的社会状态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的中央政府实行“休养生息”，全国上下非常节俭。但是从长沙王家的奢侈情况看来，事实也未尽然。王侯贵族家还是充分“享受了生活”的。

马王堆出土文物种类繁多，涉及到政治、历史、医药、地理、天文、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很多是开创性的发现。比如以前人们不知道汉服是什么样，文艺作品特别是电视电影中出现了很多差错。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在看过马王堆的文物展览后说，原来汉代服饰是这样的，以后我拍电影就要按这个搞。

喻燕姣介绍，目前，省博物馆以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为首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课题组正在整理释读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所有简帛文字，大约25万字、计50余篇简书帛书文章。是马王堆发掘以来最完整最权威的释读版本。简帛文字记载的内容相当多刷新了历史，司马迁的《史记》中也没能涉及。帛书中有老子《道德经》的最古老的版本。《五星占》通过肉眼测算出金星的会合周期为584.4天，与紫金山天文台测算出的时间只差0.48天。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四篇古佚书《经法》、《十六经》、《称》和《道原》让失传已久的“黄帝四经”重现天下。

喻燕姣说：马王堆在文化上的独有性和丰富性使一门专门的学科在学术界成立——马王堆学。参与研究者已形成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其中国内外学者就多达2500余人。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共出版了关于马王堆汉墓研究的人文、自然科学著作有270余种，论文达3200多篇。马王堆发掘已经过去30多年，但是，对其全面研究是我们几辈子也难以完成的事情。随着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马王堆必将还有更多的文化成果贡献于人类。

这就是文化的意义。

二、世界第八大奇迹兵马俑的发现，同样也是全国的大部署的结果

兵马俑视频（中英文）

袁仲一先生，任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兵马俑博物馆名誉馆长，被誉为“兵马俑之父”，关于秦俑的著作有十数本，论文甚多。35年前，是他率领第一支考古队，首次进驻了发掘现场，由那开始，他为兵马俑事业操劳至今，现已年近八旬。根据这位老人的介绍，我们可以对兵马俑的发现有了一些细致了解。

兵马俑（Terracotta Army; Terra-cotta Figures; soldier and horse figures）俑是古代墓葬雕塑的一个类别。古代实行人殉，奴隶是奴隶主生前的附属品，奴隶主死后奴隶要为奴隶主陪葬，是殉葬品。兵马俑即制成兵马（战车、战马、士兵）形状的殉葬品。

1974年的1月29日的早晨，陕西省临潼县晏寨公社西杨生产队出工了，队里决定打一眼直径5米的机井抗春旱，杨志发、杨彦信、杨培彦、杨新满等9位社员就在生产队旁的柿园里破了土。到中午11点左右，已经挖出几米深的坑，坑中留有“二台”，最底下的人将土倒到二台，二台的人再将土倒到地面，而最底下深挖的社员，还是出了“情况”——陶人头及其残身断肢被翻腾出来。错愕、惶恐的社员们是迷信的，吓得扔下工具不干了，纷纷逃回了家。而老太太们都以为是孩子挖井惊扰了地下神灵，各自烧香祈福，请求宽恕。村民并不知道，这几件无意掘出的陶人，也就是秦始皇地下军团的几兵几卒。

3月30日临潼县文化馆派人前往察看现场，收集已挖出的陶俑残片及铜箭镞、铜弩机等遗物，并进行局部清理。6月25日新华社记者写的《秦始皇陵出土一批秦代武士俑》一文在《内参》刊发，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批示：“建议请文物局与陕西省委一商，迅速采取措施，妥善保护这一重点文物。”7月6日，国家文物局派员来秦俑出土现场视察，并决定由陕西省组织考古队进行发掘。7月15日，以袁仲一为首的考古发掘队进驻西杨生产队，历经数月，到10月31日为止，扩方后试掘方内的陶俑、陶马已全部清理出来，共有陶俑200多个、陶马24匹。

　　俑坑展开帝国画卷

秦始皇在距离15华里远的骊山宽大的墓穴里依然酣睡着，此千古一帝在生前不会想到，他死后统领的“地下千军万马”，开始被当代考古工作者一拨儿、一拨儿地引领出来。

袁仲一告诉记者，“经由较大范围的勘探，1号坑总面积达14000多平方米，从中出土了6000多件陶人陶马，它们和真人真马大小相仿，尽是栩栩如生的彪彪士马，这个葬域，集结着如此浩浩荡荡的地下军团，当然震惊中国，轰动世界。国际友人之所以称之为‘世界第八大奇迹’，我想有三大要件：一是大，二是多，三是形象逼真。那不但是中国考古科学的宝库，也是雕塑艺术的宝库，其千人千面，性格迥异，今日中国人长脸、方脸、圆脸、瓜子脸等种种脸型在这些远古雕塑上都可以找到，这样集群的雕塑，正表现了中国人传统的形象美。”

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越发离奇。1号坑在秦始皇陵之东，那么其他方位有没有随葬呢？袁仲一他们找了许久，没有找到。而在1976年4月21日，忽然得到消息——1号坑东端北侧的地层坚硬，分明是被夯打过，袁仲一就带人用洛阳铲集中钻探，到了23日，发现了陶俑的残片，于是2号坑被发掘了！这个坑很有意思，距离1号坑边缘仅仅25米远，6000多平米，出土了1400多件文物，其中有立射俑、跪射俑、89辆战车，其战车方阵成8列，每列8辆，俨然当今的坦克集群。如果说，1号坑是步兵，那么2号坑应该“机械化快速部队”。

袁仲一跟队友商量，东端北侧有了这2号坑，那么西端北侧有没有？找找看。在相距不到一个月的5月11日，终于发现了3号坑。袁仲一把考古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人继续2号坑的发掘，一部分人开始3号坑的工作。3号坑比较小，520多平方米，挖出来的东西更有意思——所出70多件陶俑、陶马跟那两个坑完全不一样：中间留出通道，武士们官阶奇高却作低垂头部、夹道护卫状，这分明就是秦始皇身边的护驾之队、虎贲之师。

今天，我们在兵马俑博物馆大棚所遮蔽的挖掘现场凭高下望，就可以看到2000多年前秦始皇皇家部队的阵容：6000多步兵及少部分战车、由89辆战车构成的“机械化快速部队”和皇家御林军。目前，尚有好大一片葬域未发掘，再加地下未知的葬域，这个场景，应该只是局部而已。“局部”就如此壮观了，全局呢？唐代诗人杜牧曾吟唱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此言不虚也。

秦始皇之所以能够消灭六国，最后一统天下，从出土发掘中能找出一些背后的原因。

秦之统一，除了政治、军事等主要原因外，是秦国实现了当时的“现代化”；例如兵马俑发掘现场所出土的剑，其坚硬度、弧度、造型几乎一个样；又比如，出土的青铜弩机，那些个小零件都可以在不同的机上互换，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考虑，当时兵器的制作是有标准件的，只有批量化、标准化、规模化的制作流程，才可以达到让今人惊讶的生产水平。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兵马俑这么大量的制作，出自众多艺术家之手，一定是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后，把华夏各地的能工巧匠征集中于咸阳，从俑的服饰、身态到面部的特征等等看，完全遵从了规模化、标准化、差异化的创作流程。所以我认为，由那时俑的制作，能够看出历史上第一次华夏各地雕塑艺术家的融汇与交流，这个问题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非常值得探讨。

三、两大考古大发现是偶然的吗？

如果仅从考古的细节上看，这两大考古成果带有偶然性，但是如果从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考察，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必然性。

1、毛泽东成为中共领袖以后，一以贯之就重视历史，重视文化，发展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对考古的重视，让一位考古学家做中科院的院长。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提法，表达了毛泽东对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所占重要地位的一种肯定。

毛泽东并不是对孔子盲从，从来都是批判的吸收。那些抓住毛泽东批孔大作文章的人，根本就没有了解毛泽东对孔子的研究之深入，领悟之透彻。

参见

两个对立的“孔子”

2、文革开始局部有少数不懂文物或者破坏文物现象，但是很快被制止。1967年中央专门发过一个保护文物的文件。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下发。

文件指出“全国各地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必须坚决保护，并且应当保持原状，目前不要进行大拆大改”“各地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及雕刻壁画等应当加以保护。”“各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注意保护。”“对破四旧过程中查抄的文物（如铜器、陶器、玉器、书画、碑帖、工艺品等）和书籍、文献、资料进行清理。”

要知道当时中央文件的效力，那可不是一般的法律可以比的。

“文革”期间，当时国务院已经公布的180余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几乎全部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这个文件功不可没。

可见，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对文物工作有多么重视，工作有多么大的成效。

文革最早恢复的的学术期刊就有《考古》和《文物》。

3、1970年代后，人民的思想觉悟普遍提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为农村带去了大量文化知识，普通农民文化素质得到普遍提高。很多在边远地区的文物发现，最早往往都是农民的贡献。如果不是社会主义觉悟高，谁还会交给国家？

如果不是人民公社社员，而是自私自利的个体，谁还会把自己的发现报告集体？不倒卖文物就算好的了。

从这些分析，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文革期间的考古大发现不是偶然的，说那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一点都不为过。那是有理论指导，有党中央的精心指挥，有科学家卓越工作，还有全体人民无私的奉献，这其中最重要的无疑还是一种文化的作用，就是毛泽东文化。

当我们享受马王堆、兵马俑等等考古发现带来的旅游收入，带来源源不断的外汇收入，带来不费什么力气的ＧＤＰ时，难道不该想起敬时，难道就不该反思一下历史吗？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发现了多少属于我们中国的文化，同时又为世界创造了多少带有中国符号的新文化，我们难道不该经常想一想吗？一想这些好东西是怎么发现的吗？

当我们亲眼看到那么多外国政要，包括美国几任总统在兵马俑面前前肃然起敬时，难道就不该反思一下历史吗？

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发现了多少属于我们中国的文化，同时又为世界创造了多少带有中国符号的新文化，我们难道不该经常想一想吗？

李克勤后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第6卷(1966-1976)，在1967年5月14日收录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这个文件的贯彻，恐怕现在很难想象。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政治任务，对于所有人意味着什么，那可是一点都不敢马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