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学者风格风范：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原创李克勤济学勤为径济学

原文《毛泽东的学者风格与风范：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写于2009年8月10日今日修改。

李克勤（jixuie)题记：他青年时期在岳麓书院，深刻领悟了“实事求是”的含义，从此他就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开始他一生追求真理的航程。即使从事救国救民的革命事业，即使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袖，即使要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各种事务，毛主席始终保持着他作为一个学者实事求是的风格。他在老百姓那里讲真话，不愚弄百姓，敢于直言不讳地鼓动普通人要坚持真理，去“反潮流”；他在战友同事那里讲直话，讲了别人不敢讲不愿意讲的得罪人的话，他把一颗真心拿出来，以身作则讲求“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十大元帅、十大大将、各级干部无不为他的人格所折服；他在外国贵宾那里，从不兜圈子，人们对他的描述就是四个字“挥洒自如”。周恩来在《学习毛泽东》里面指出：“毛泽东是这样指出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发挥真理的人。”

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学者风格，外国人说的公共知识分子风范吗？

这里讲的不是国内的“公知”。

1961年，毛主席在看《人民日报》

过去我们把有知识的人一般称为知识分子，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说法有问题，因为在英文里，知识分子的含义不仅仅是指有知识的人。

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具有不是依附于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立场，必须是敢于发表独立见解的知识人，尤其是那些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能够坚持自己站在社会大众立场的学者，在中国我们比较熟悉的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

毛泽东在革命的初期有这个味道，后来随着他成为革命领袖，人们不太注意他的学者风格，其实只要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他的学者风格始终没有变，他总是说他不是圣人，是贤人，鲁迅才是圣人。毛泽东就是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风范。

特别是有两个时期，毛泽东作为学者的风范表现得尤为出众，一是在延安时期，他写出他一生中最辉煌的著作，包括在国统区乃至日本国内都影响极大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性的文件《新民主主义论》等等；二是1950年代以后，一直到他去世前这个时期，他自己集中力量研究问题，这时超越于具体事务，对于整个党务工作看得比较清楚，对于国际形势也是洞若观火。如果要从看书学习研究这个角度，在事实上他有点像中国传统文人中的隐士，比如像诸葛亮出山前的那种状态。有人说毛泽东这是搞得像封建皇帝，神神秘秘，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他没有把自己封闭起来，他对于全国人民的大事依然是心中有数的。问题在于毛泽东身边的很多人，包括一些党的高级干部，在学习上真的“跟不上主席”了，因为毛泽东不仅没有减少战争年代的学习研究干劲，相反，他加倍学习研究，他可以说已经是一位现代意义的学者了。他和从事具体工作的同志保持一段距离，其实具有深刻的含义，他可以保持清醒，从而可以像学者那样在关键时刻，对于困难和问题给与提醒和纠正。

第一，他亲自组织了多种科学研究团队。其中有和中央领导同志在一起的学习讨论，搞出《论十大关系》；有和胡乔木、邓力群、胡绳、龚育之一起研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展开讨论，阐述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革命和建设问题的精辟看法；他还组织了一支特别的调查队，就是他的警卫，这些战士来自祖国各地，每次回家都有一份毛主席交办的任务——做调查研究，然后直接向主席汇报，这是毛主席掌握第一手资料的一条独往独来的渠道。毛主席的研究不是单打独钓，更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有的放矢。

第二，毛主席有时把读报看得比读书更重要，更紧迫。“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这是从延安时期流传下来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阅读的报纸杂志数量更多了，范围也更宽更广了，不只是皙学和社会科学的，还有文学的、自然科学的。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以至讲琴棋书画之类的报刊文章，都在他喜爱或涉猎之列。他每年订阅的报刊，包括出版社赠送的，都在百种以上。1956年他开始考虑适当摆脱一些具体政务，用更多的时间研究理论问题后，从1958年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根据他的需要，又增订了全国各主要高等院校出版的综合性的学报或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报。

毛主席阅读报刊也是有所侧重的。每天必读的报纸有：《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文汇报》、《大公报》、《解放军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日报》等。经常看的杂志主要有：《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新建设》、《文史哲》、《经济研究》、《红旗》、《学术月刊》、《文艺报》、《诗刊》、《文物》、《科学画报》、《大众科学》以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现代佛学》等，有时还翻阅中国科学院出版的某些刊物。他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特别有兴趣，而对《人民日报》在一个时期比较缺少理论文章和学术文章提出过意见。1964年，他说过：“《人民日报》要注意发表学术性文章，发表历史、哲学和其他的学术文章。”又说：“《人民日报》要槁理论工作，不能只搞政治。《人民日报》最近组织一些学术讨论，这样做好。”后来《人民日报》加强了理论方面的内容，得到毛主席的称赞，他说：“现在，《人民日报》有看头了，理论上加强了，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在学术上，毛主席比较注意鼓励不同意见的自由争论和自由讨论，认为这是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即使有人对毛主席的著作提出不同的观点，他也同样认为应当允许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1956年，来中国讲学的一位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了他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孙中山世界观的论点的不同意见。有同志认为这“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威信”。此事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他立即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等说：“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1965年，高二适写了一篇与郭沫若争鸣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七月十八日，毛主席为这篇文章的发表问题写信绪郭沫若，说：“笔墨官司，有比无好。”几天之后，高二适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毛主席把报刊作为了解国内情况和学术理论动态的重要渠道，同时也通过报刊了解国际情况和国际知识。一天几万字的《参考资料》是他每日必看的重要刊物，像读书一样地圈点批划。毛主席十分重视这个内部刊物，是他制定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参考材料之一。有重要内容的，常常批给别人去看或印发会议。他除了看重要新闻，对《参考资料》刊登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的回忆录，也很有兴趣。他说，这些回忆录里写了许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矛盾和斗争的情况，很值得看看。

毛主席对国外情况的熟悉，常常使得一些著名外国记者为之惊讶。1960年斯特朗在回忆她1946年同毛主席的那次谈话时说：“他首先问我美国的情况。美国发生的事有许多他知道的比我还详细。这使我惊讶，他像安排打仗的战略那样仔细地安排知识的占有。主席对世界大事的知识是十分完备的。”

毛主席对于纷坛复杂的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观察国际动向的敏锐性，同他认真地、一天也不间断地阅读和研究大量国际问题资料，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门道在现代的发扬光大。

第三，他终生有个酷爱读书的习惯，新中国建立以后，更是这样。据给毛主席管理图书的秘书介绍：在我接手管书不久，毛主席就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但是他对书的酷爱，给了我极深刻的印象。当时毛主席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在我离开这个工作岗位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六六年夏，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主席需要的个人藏书室。这里要特别提到，为建设毛主席的个人藏书室，田家英所做的贡献是不应当忘记的，他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没有他的指导和具体帮助，建成这样的图书室是闲难的。毛主席的藏书，除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鲁迅的全集以外，一些著名类书和丛书，如《永乐大典》（部分，影印本）、《四部备要》、《万有文库》《部分》、《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种世界名著翻译丛书等等，基本上配齐了。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我们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一九五八年夏，北京图书馆焕发新的借书证，我们特地给他办了一个。北图的同志出于对毛主席的敬重，把他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毛主席还经常到北京图书馆、北师大图书馆、首都图书馆等处借书，用以学习和研究。据权威人士不完全统计，进城以后至1966年9月，他先后从北京图书馆等单位借用各种图书达2000余种，5000余册。在他的遗物中，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毛主席在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

参见（毛主席的1号借书证）：青年毛泽东在哪里第一次看到世界地图【图】

中央文献研究室1983年出版过一本《毛泽东书信选集》，这些书信中很多都是他和党内外各种人士讨论重要政治原则、理论观点、方针政策，以及党性修养、思想号借书证方法、工作方法、学习方法的学术性交流文字。

毛主席作为学者的实践可以有很多描述，但凭着这三条，我们可以看到，毛主席就这样对于信息作了一个全面的把握，不至于因为信息不对称，产生对国内外形势变化把握的偏差。所以，在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重大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决策，要么是正确的，要么即使有失误也会得到及时的纠正，著名的有大跃进开始后他迅速果断对于浮夸风的制止，这种风气直到主席逝世都不敢再在全国范围抬头，毛主席几乎是彻底的消除了为高指标而工作的制度安排；还有文革时他讲的那句被周总理经常挂在嘴边的名言：“抓革命，促生产。”以及他做的一系列著名的指示，像“文化大革命搞了八年了，现在要以安定团结为好”，“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等等，这些都是有针对性的论点，产生了有效学术及时促进政治的功能作用。

毛主席本人既是智囊，又是决策者。

在毛主席那里，一般的学者的确有些尴尬，除非是像郭沫若、任继愈、金岳霖、冯友兰、周谷城等这样的大学者，或者是像李四光、钱学森、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等这样的大科学家，才有幸能够和老人家探讨问题。

在毛主席那里，党内的很多同志的确很多时候也不敢在他面前多言，他太有学识了。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党内像周总理这样有深厚学识的人，毕竟不多啊。

毛主席注定会是孤独的，这也是一个真正的伟大学者的必然结局。

毛主席在革命时期的大智大勇，在和平时期的深谋远虑；在国内问题上的明察秋毫，在国际问题上的高瞻远瞩，都和他那种学者的风格风范有关，一个学者的学风，决定了他的学术成就，一个政治家的学风，同样也决定了他的判断和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