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在1980年我上大学那年，有一本《中国通史纲要》出版，主编是白寿彝，第二年我们81级的师弟师妹人手一册此书，由学校赠与。当时朱九思院长很注意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在我们读大一时给我们每人一套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我曾经借了一本《中国通史纲要》浏览，对作者那个名字很熟悉。毕业以后，我曾经在工作之余，读过一些史学著作，还买过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来到大学工作之后，我找到一本白寿彝先生之子写的一本书《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就是在这部书里，我深切感受到白先生父子对毛主席的深厚的感情，因为他们总是用“毛泽东主席”或者直接用“毛主席”这个称谓，这是在最近几十年里比较少见的，物以稀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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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寿彝(1909年-2000年)，回族，河南开封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光明日报》的创办者之一。白寿彝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在北平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攻读中国哲学史。
白寿彝把毕生的心血放在史学领域，他曾受教于冯友兰，师从顾颉刚，与郭沫若、臧克家为好友。
他在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通史和史学理论方面都有杰出的建树。
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于1980年出版，江泽民、李鹏亲自致信贺书。该书已印刷30多次，累计印数100余万册，先后被翻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朝鲜文、罗马尼亚文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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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作者除了回忆父亲及其家人，同时也在适当的篇幅中叙述了父亲的老师等前辈、同代的好友、同人以及他的学生等后人。他们都是和父亲在一起奋斗过的，他们早已与父亲融成难以分开的整体。《彰往知来——父亲白寿彝的九十一年》"彰往"了父亲40岁之前，也就是旧中国的"像逐水浮草而居的游牧人一样，携着眷口东西流浪着"的工作和生活情景。"他从启蒙老师那里受到了修齐治平、先忧后乐、以天下为己任、中华民族一体的熏陶;目睹祖国河山碎裂、生灵涂炭，于是求知，于是寻找真理，于是在'嗷嗷八口一蓝衫'的环境中坚信未来，于是不断笔耕、'舌耕'，于是不但找到了实现自己学术理想的宽阔大道，也找到了把自己的一切和亿万中国人民血肉般联系到一起的人生正途。"
这本书也同样" 彰往"了父亲40岁之后，也就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有机会学习辩证唯物史观。他在后半个世纪里坚持不懈地运用辩证唯物史观指导史学教学和研究，从而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新中国、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史学工作者。他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在不断地创新，总是不满足自己已有的成绩，继续学步，奋发进步，用他的话来说是"学步"，是不断"摸索"、"探索"。
书中有第五章（节）的题目是：
【第五章 安定(1949年--1966年)
1 我们从此有了一个新的时代
2 "像逐水浮草而居的游牧生活"的结束
3 《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等文的发表
4 历史文献科学性认识的《回民起义》
5 毛主席批准成立"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
6 关于历史教学的第一篇文章
7 毛主席亲切地说:见到了你写的文章，写得很好
8 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9 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10 历史学科基本训练的几个有关问题
11 史学史研究的起步与编写《中国史学史教本》
12 "学着试步"的《学步集》
13 赶紧走上史学史研究的大道
14 热心于中国对外友好工作】
在该书P130页，有这么一小段：
【父亲曾经讲过：
毛主席是我们历史工作者队伍中最优秀的一位。毛泽东主席既是党和国家主席，也是我们的好教授！】
（三）
毛主席的史学功底，还真是名不虚传。
有这么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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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毛泽东》，王子今著，西苑出版社出版
这位作者也是北师大的一位历史学者。他在书中明确指出：
【毛泽东是一位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政治人物。他的政治成功，与他的历史学素养有直接的关系。他对于历史的关心、重视和熟悉，超过许多政治家。他对于历史有着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借用斯诺对他“一位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的评价，我们也可以称他为“历史学者”。】
（四）
毛主席晚年曾指示校点《二十四史》，周总理亲自部署，中华书局组织包括白寿彝在内的大批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周总理亲自安排白寿彝的老师顾颉刚担任该项目“总其成”工作，由于顾老年事已高，因此其弟子白寿彝当然就承担了非常关键的工作，因此有人也认为白寿彝先生主持了这项工作。
早在1940年代初，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
【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1958年9月，毛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同志组织标点“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吴晗、范文澜随即于9月13日主持召开“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研究“前四史”点校的具体方案，并决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10月6日，吴晗以吴晗、范文澜两人的名义，给毛泽东主席写信，汇报会议的情况。
主席复信:“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随后，由中华书局牵头组织，顾颉刚、聂崇岐、齐思和、宋云彬、傅彬然、陈乃乾、章锡琛、王伯祥等先生参与，制订了《“二十四史”整理计划》，并列入国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按照“标点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商定的进度，“前四史”要在1959年10月之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的献礼。但由于整理工作过于艰巨，按计划出版的仅有《史记》一种。
“前四史”整理出版计划一直到1965年才得以完成。在落实“前四史”整理出版工作的同时，其余二十史的整理工作亦随之全面展开，全国重点高校的一大批历史学者，如吴则虞、王仲荦、唐长孺、陈垣、聂崇岐、刘节、柴德赓、刘乃和、罗继祖、邓广铭、冯家升、傅乐焕、翁独健、郑天挺等，均参与到了整理工作之中。
1971年，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
周总理也批示:“二十四史中除已标点者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并要求:“你们要合作，协商一下，不要重复，早一点完成。”
同年5月3日，国务院出版口领导小组写了《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请示报告》，对“二十四史校点情况”、“人员的组织和分工”、“整理校点工作的办法”、“《清史稿》的整理办法”及全部工作的大致进度，向中央作了汇报，并得到了毛主席的批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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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春点校组部分学者与中华书局工作人员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楼顶合影。姓名标注为启功先生亲笔。中华书局供图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整理工作再次展开，后“二十史”陆续出版。1977年11月，点校本《宋史》面世，标志着全部“二十四史”整理出版工作最终完成。
（五）
1990年初白寿彝曾经给中央领导建议重新在报纸上发表毛主席《改造我们的学习》，这是极富深意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毛主席就是在这篇著作里，深刻阐述了了解历史与坚持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无疑这也是指明了历史学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