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

王一鸣

选自《新华文摘》2021年07期

“十四五”时期是中国发展进程中极为重要的时期。在即将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后，我国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变局之“变”，既包括生产力层面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它正在成为影响全球变局和大国兴衰的重要变量；也包括生产关系层面的经济全球化调整，它正在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收缩，重塑全球分工格局和治理体系，而作为这两者交互作用的结果，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成为大变局的最大变量，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日趋强化，也反映了中国崛起正在改变原有的力量对比和世界格局。

从国内看，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发展条件深刻变化。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万美元，城镇化率超过60%，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万亿元，转向高质量发展具有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不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产体制内部循环不畅和供求脱节现象显现，国内有效需求尚未得到充分释放。

面对如此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需要思考“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以及如何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本文从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调整——大国博弈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影响4个维度阐释百年大变局的“变”及对我国的影响，分析我国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后的主要特征，讨论从国际大循环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演进脉络，阐释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于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堵点和梗阻，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并提出“十四五”时期推动形成新发展格局的主要路径。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是“变”，变了什么，怎么变，变到哪里去？大变局之“变”，主要有3条基本脉络：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供应链调整收缩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我国外部环境最大的不确定因素。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加速了这个变局，使我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严峻。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是影响大变局的重要变量

经济社会活动的数字化，使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的地位相对下降，人力资本、技术和数据正在成为重塑各国竞争力消长和全球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数据规模、数据采集存储加工能力和数据基础设施，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制高点。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越来越难以衡量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度化将更多体现为产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边际效率改善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我国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创造了条件。在世界经济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中，我国都处于接受技术扩散和辐射的外围地带，与处于中心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科技上存在明显落差。新一轮科技革命为我国打开了进入国际科技前沿地带的机会窗口。得益于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在一些领域实现了“并跑”和“领跑”，为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创造了条件。“十四五”时期，我国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将进一步显现，创新要素聚集能力大幅提升，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孵化、应用场景和规模经济支撑，人力资本、创新资源和制度优势等有利条件，也将为我国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开辟广阔前景。

（二）经济全球化退潮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是推动大变局的深层因素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经济全球化从高潮转向低潮，国际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速放缓，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在持续了近30年的扩张后出现收缩。全球产业链布局从成本主导转向成本、市场、技术多因素共同作用，要素成本因素在产业链布局中的权重下降，市场和技术可获得性的重要性明显上升，产业链的全球垂直一体化拆分为围绕主要制造中心的区域化配置。国际经贸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加快重构。受一致同意原则的制约，世界贸易组织在电子商务、竞争中立、环境和劳工保护等方面的谈判进展迟缓。在多边贸易谈判受阻的情况下，美欧自贸协定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加快推进，推出一系列新的贸易规则，正在深刻影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的走向。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为我国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创造条件，同时，我国也面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带来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加之中美经贸摩擦造成关税成本上升，以及国内本土企业崛起带来的外商投资企业市场份额缩小，产业外移的压力增大。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主要经济体重新审视供应链安全问题，在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寻求新的平衡，并提出所谓的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采取措施把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重新转回国内，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进一步收缩，区域化、近岸化、在岸化的特征更趋明显，我国产业外移的压力进一步增大。

（三）国际力量对比变化和大国博弈加剧是大变局的最大变量

21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群体性崛起，部分新兴国家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领跑者，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预计到2035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经济总规模将超过发达经济体，在全球经济和投资中的比重接近60%。“十四五”时期，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将进一步提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地位将继续上升，“东升西降”的态势将加速演进，国际经济格局将加速重构。

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有利于改变中美博弈不对称态势。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的大台阶，特别是我国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都走在世界前列，经济总量和市场规模占全球的份额将继续上升。“十四五”时期，中美经济总量的差距将继续缩小，我国经济总量有望在2035年前超过美国，这将有利于改变中美博弈不对称局面。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继续跃升，美国对我国的战略遏制与围堵将趋于长期化。“十四五”时期将是大变局的加速重构期，也是我国应对中美关系不可逆变化的战略调整期。

（四）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百年大变局加速演变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使国际形势更加错综复杂，老问题依然存在，新挑战显著增多。新冠肺炎疫情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创伤，全球经济深度衰退，收缩幅度超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

疫情后经济复苏分化加剧。发展中经济体因财力和医疗条件限制，受疫情冲击更大，随着感染人数快速增加，经济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在发达经济体内部，不同国家应对疫情的政策存在差异，经济复苏也不尽相同。疫情后的“K型复苏”，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平等，有可能强化本已上升的保护主义、民粹主义倾向。

全球债务水平攀升增大风险隐患。为应对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推出了空前规模的财政货币政策，在避免经济衰退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隐患。主要经济体债务水平突破历史高位，而潜在产出水平下降意味着税基缩小，从而使债务风险增大。全球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各大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迅速扩张，资产价格大幅上扬，进一步增大金融体系的风险。

总之，疫情大流行造成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经济复苏中枢后移带来全球利益分配格局调整，将引发全球结构性问题持续演化和趋势性变化，世界将进入动荡变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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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关键是“转”，这既是发展阶段的转换，更是发展方式和发展特征的转变。

（一）从“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短缺经济起步，经过40多年的高速增长和生产能力的迅猛扩张，“数量缺口”基本填满。如果说，填补“数量缺口”是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主要任务是实现“数量追赶”，那么，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填补“质量缺口”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所在，主要任务是要实现“质量追赶”，以显著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优势为主攻方向。

推动高质量发展，核心任务之一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速放缓和要素成本提高的背景下，只有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对冲劳动力成本上升，投资的边际产出才能稳定增长，企业才能提高盈利水平，积累的风险才能有效释放，资源环境压力才能逐步减缓。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向高效增长的跃升，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主旋律。

无论从外部环境变化和全球科技革命的趋势看，还是从我国经济结构变革和资源环境压力的态势看，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都是一个必须推进又面临诸多挑战的过程。

国际金融危机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明显放缓，近年来增速虽有所回升，但仍不足2%。从经济增长的趋势看，随着人口总量增速放缓和老龄化加剧，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步减弱并逐步转为负的贡献。人口年龄结构和消费行为变化，传统制造业进入平台期，房地产需求趋于饱和，大型基础设施投资空间收窄，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不断下降。技术逐步接近国际前沿和资源再配置空间收窄等因素，将导致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速度放慢，但下降幅度低于其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不断提升。根据模型测算，“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将下降至5.5%左右，2026~2035年还将进一步下降至4.2%左右。如果2021~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速要达到2.5%或2.7%，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要达到45%～50%，2026~2035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要达到60%～64%。从以往的经验看，这并非易事。这也表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打一场硬仗。

（二）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升级”

在高速增长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而随着钢铁、煤炭、石化、建材、有色等产能陆续达到市场需求峰值，传统产业大规模扩张的阶段已基本结束。再像过去那样搞大规模产能扩张的路子越来越走不下去了，发展模式必须从“铺摊子”为主转向“上台阶”为主，着力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产业由加工制造向研发、设计、标准、品牌、供应链管理等高附加值区段转移，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上台阶”不仅要从生产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产品转向生产高技术含量和先进智能产品，满足市场对产品品质和质量的需求，更重要的是要实现生产要素从产能过剩领域向有市场需求的领域转移，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转移，进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过去一个时期服务业占比的迅速提高，在相当程度上是房地产和金融业快速膨胀的结果，“十四五”时期制造业占比过快下降的态势将得到扭转，服务业扩张速度会有所放缓。从产业内部结构看，传统制造业在陆续达到峰值后占比将持续下降，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将持续提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互联网支撑的水平分工和跨产业链融合继续深化，要素精细化配置和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移动支付、电子商务、平台经济、工业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将为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和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创造条件。

（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已由生产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转向科技创新、人力资本提升带来的“乘数效应”，这个阶段的瓶颈主要是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本不足，必须把创新作为第一动力，依靠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投资，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近年来，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取得积极成效，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2019年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至2.23%，超过欧盟15个国家的平均水平。但也要看到，我国创新能力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基础研究短板突出，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总投入的比重为6%，远低于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15%~25%的水平。原创技术和战略高技术供给不足，高端芯片、基础软件、工业母机、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在美国对我国技术封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若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不能取得重大突破，将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十四五”时期，要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在建设科技强国道路上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

（四）从“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

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高质量发展不仅要有高效率的生产体系，更要形成共享包容的分配体系，建设高品质生活。这就要求创造更为充分的就业机会，形成基本合理的收入分配结构，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不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实现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十四五”时期，我国收入差距不会随经济增长自发缩小。特别是随着房地产价格大幅攀升的窗口期基本结束，住房的财富效应逐步消失，既有的财富占有格局有可能被“锁定”。同时，人工智能广泛使用，加快了机器人对中低端和程序化就业岗位的替代，也将成为拉大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收入差距长期保持高位，将加剧社会阶层固化，并通过人力资本投资、社会资本和婚配等机制影响到后代成年后的发展，使社会分化进一步加剧。“十四五”时期，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下决心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五）从“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同时也带来了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排放的迅速增加，形成巨大的环境压力。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总体上仍处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期。能源需求和主要常规污染排放将陆续达峰，随后进入峰值平台期，生态环境压力依然很大。我国能源需求峰值预期在2030～2040年之间出现，但化石能源消耗有望在2030年左右达峰。我国已向世界作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考虑到单位GDP能耗仍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发达国家的2~3倍，单位能源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比世界平均水平高约30%，实现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前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任务十分艰巨。“十四五”时期，我们必须加大绿色转型的攻坚力度，进一步降低能源强度及主要污染物和碳排放强度，巩固主要污染物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的态势，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一）从“国际经济大循环”到国内国际“双循环”

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设立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起步，逐步扩大开放。1988年，中央提出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利用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与国际资本和技术嫁接，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发展外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外开放度不断提高。

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加快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市场空间迅速拓展，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快速增长。与亚洲金融危机前相比，我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进一步提高，2006年对外贸易依存度攀升至64.2%的峰值，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2007年达到10%的峰值。我国深度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对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战略机遇、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2001~2007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后增速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经济上升周期。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动关系增强，也增大了受国际市场波动冲击的风险。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外部需求急剧收缩，造成我国出口下滑，工业生产大幅回落，就业压力明显增大。金融危机的冲击，从表面上看是外需收缩带来的冲击，但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内需与外需不平衡、投资与消费不协调、工业比重过高且附加值低、资源环境约束持续强化等矛盾进一步显现。在此背景下，2010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这里提出的扩大内需，不再是简单地弥补外需不足，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说，国际金融危机是我国发展格局演进的重要转折点，我们把扩大内需作为基本立足点，推动我国经济向内需主导转变，对外贸易依存度逐年下降。外需与内需的此消彼长，客观上要求转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应对外部环境和我国发展条件变化的主动调整。从外部环境看，近年来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上升，国际经济循环明显弱化，必须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拉动经济增长，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更大力度挖掘国内市场潜力。从我国发展条件看，国内大循环在我国发展格局中的主体地位基本形成。在需求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提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加速扩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显现。在供给端，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产业体系和不断增强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在满足消费结构升级中增强市场竞争力，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同时，我国生产要素结构发生重大变化，2012年以来劳动年龄人口逐年减少，劳动力比较优势减弱，资本、技术要素相对位势上升，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三大要素更加匹配，为国内大循环创造条件。

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就是必须实现内部可循环，并且提供巨大国内市场和供给能力，支撑并且带动外循环。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依靠原有的外需拉动经济发展已不可能，国内大循环对经济发展起主体作用，既是客观必然，也是内在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要形成封闭的单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活动都不可能完全封闭起来运行，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我国早已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体系，国内大循环离不开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的协同配合，产业技术进步同样离不开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封闭起来只会拉大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要从需求端着手，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更多依托国内市场，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更要从供给端发力，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向，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使供给结构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特别是消费结构的变化。

（二）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

1.生产环节重在畅通创新链、产业链和供应链

保障关键核心技术自主供给，是生产环节畅通运行的重要条件。过去在技术追赶阶段，我国技术进步的主要路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通过技术授权和转让、合作合资、反向工程等多种方式，学习和掌握国外先进技术，并对其进行适应性改造，技术创新以终端产品的集成创新为主。通过多年努力，我国部分终端产品形成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关键零部件和核心元器件等中间品仍主要依赖国际分工。在外部环境深刻变化特别是美国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的背景下，我国科技创新的短板暴露出来，主要是原创能力和底层技术供给不足，高端芯片、工业软件、核心零部件、基础材料等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问题凸显，对产业循环形成“瓶颈”制约，迫切要求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可控，推动科技创新在畅通循环中发挥关键作用。

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对畅通经济循环有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体系中的位势明显提升，很多产业本地化程度提高，但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的问题仍然突出。过去几年，由于要素成本提高，加上中美经贸摩擦冲击，我国经历了两轮产业外移压力。新冠肺炎疫情又带来了国际上所谓供应链“去中国化”问题，这对我国产业链稳定性带来新的挑战。我国产业链整体上处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核心零部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较大，对全球资源的整合和控制能力不足，一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仍处于产业链不完整状态，存在短板和风险，迫切要求补链强链，增强抵御风险能力。

2. 分配环节重在解决居民收入分配和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居民收入分配直接关系扩大消费和国内经济大循环。我国收入分配体系建设已取得积极进展，但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基尼系数长期居高不下，201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468，已经连续19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比较2019年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五等份分组，城镇和农村居民中最高20%收入组与最低20%收入组之间差距分别为5.9倍和8.5倍。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拉大居民收入差距，低收入群体增收更为困难，对扩大消费需求形成制约。这就要求加大收入分配改革力度，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格局。

畅通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是调控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经济循环的重要条件。受传统的城乡二元体制影响，城乡要素长期单向流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阻碍了建设用地自由流转，导致农村土地增值收益以各种形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金融资源从农村净流出的局面尚未改变，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仍然突出。2019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0.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38%，两者相差16.22个百分点。基本公共服务大多与户籍制度挂钩，增大了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实际收入差距，抑制了农业转移人口消费潜力释放。

3. 流通环节重在加强流通体系建设和畅通金融与实体经济循环

流通是畅通经济循环的重要基础，是有效衔接从生产到消费各环节的“大动脉”。近年来，我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国家骨干流通网络逐步健全，流通领域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商品和要素流通制度环境显著改善。同时，我国流通体系现代化程度仍然不高，还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流通的中间环节仍然过多，增加流通费用和成本。不同运输方式最后一公里没有完全打通，铁水联运、公铁联运还存在不少断点、堵点，加之跨界公路收费较高，物流成本居高不下。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和实体经济循环不畅，是制约经济循环的重要因素。随着实体经济生产成本不断提高，资产收益率下降，金融资源流入实体经济的比重下降。金融资源“脱实向虚”和“体内循环”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金融体系对大型国有企业的偏好，使得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突出。传统金融供给难以匹配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下的融资需求模式，也制约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这就要求对金融供给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增加服务小微和民营企业的金融服务供给，拓展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空间，提供更多直达市场主体的金融产品，疏通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

4. 消费环节重在扩大居民消费和推动消费升级

消费是终点也是新起点，是释放内需潜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着力点。我国拥有14亿人口，城镇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受到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影响，市场潜力没有得到充分释放。近年来，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2010～2019年平均消费率较2000～2009年下降近3个百分点，最终消费率由2000年的63.9%下降到2019年的55.4%。近年来，居民个人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居民部门杠杆率已超过60%，对最终消费形成较强的挤出效应。新冠肺炎疫情后，我国较早控制住疫情，经济恢复走在世界前列，但消费恢复明显滞后。这就要求加快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水平，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切实减轻居民的生活压力，使人们愿消费、能消费、敢消费。

促进消费升级，加快培育新型消费，是促进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近年来，我国消费升级和变革加快，这就要求引导企业适应消费升级新趋势，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优质服务供给，加快新型消费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能力建设，加快出台电子商务、共享经济等配套制度，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创新监管方式方法，构建规范的消费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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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持续增强经济循环动力，努力形成需求引领供给创新、供给创造提升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一）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自立自强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科技自立自强，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在国际大循环中赢得主动的关键变量。当前，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频频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并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提升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科技自立自强对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一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整合优化科技资源，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结合起来，提高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重要领域适度超前布局建设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建设运行多元投入机制，提升公共科技创新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开放共享力度。

二是加强基础前沿研究。随着我国科技水平不断提升，利用后发优势的空间日趋缩小。只有加强前瞻性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才能真正掌握国际科技竞争的主动权。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注重原始创新，完善共性基础技术供给体系，以基础研究的突破带动引领性原创成果、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强化源头技术供给，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

三是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化创新过程中的市场需求导向和企业的主体作用，增强市场主体的创新动力。发挥企业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鼓励企业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探索，依托行业龙头企业建设产业技术创新平台。发挥大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推动产业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形成强大的创新生态。推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推动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

四是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健全创新激励和保障机制，构建充分体现知识、技术等创新要素价值的收益分配机制，探索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产权激励制度，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实行“揭榜挂帅”制度。加强科技开放合作，更加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最大程度吸纳国际创新资源，使我国成为全球科技开放合作的重要舞台。

（二）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扩大在国际大循环中回旋空间的必然要求。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中美经贸摩擦进一步加大产业链外移压力，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为紧迫。

一是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我国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零部件（元器件）、产业技术基础（基础软件）等工业基础能力较为薄弱，国产“四基”产品和技术普遍存在质量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国产化替代政策落实难等问题。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加强“四基”技术和重要产品技术攻关和工程化，并为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应用创造良好环境。

二是促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立足我国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传统产业，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

三是补齐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围绕半导体与设备等领域，下决心推动短板产品国产替代，支持国产化应用和进口替代，依托龙头企业带动供应链本土化，拓展国内供应商，培育可替代的供应链。加快布局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发展先进适用技术，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完善国内供应链体系。

四是增强对产业链供应链控制力。辩证看待供应链安全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关系，以强大国内市场为支撑，创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供应链形态，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多元化。在部分领域，考虑到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主要以自身努力来保障供应链安全，提高供应链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增强抗风险能力。

（三）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

扩大内需既是增强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应对外需拉动作用减弱、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战略举措。要坚持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国内需求潜力，鼓励居民扩大消费，引导企业扩大投资，使发展更多依靠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拉动。

一是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打通制约经济增长的消费堵点，提升传统消费，加快培育网上零售、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智慧旅游等新型消费。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调节精准度，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

二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向高端化、服务化、多样化、个性化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内需有强大支撑作用。要以促进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战场，以提高人力资本和劳动生产率为主攻方向，以解决城乡人口流动、社会保障等体制机制为突破口，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番，由现在4亿人增加到8亿人，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

三是增强大都市圈和城市群的支撑功能。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扩大内需的主要载体。要依托大都市圈和城市群辐射带动更多中小城市发展，建立以大都市圈和城市群为枢纽的经济循环系统，使其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支点，培育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和增长极。

四是鼓励扩大有效投资。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加快补齐创新能力、公共安全、基本公共服务、生态环保等短板。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增强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形成市场主导的投资内生增长机制。

（四）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高国民经济循环效率

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发展格局的转换过程，更是体制变革和创新过程。我们必须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清除要素自由流动和市场化配置的障碍，建设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是全面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健全以公平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全面依法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的行为，激发民营企业的投资热情。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规则尤为重要，要加快建立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完善新技术新业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二是健全公平竞争制度。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统筹做好增量审查和存量清理，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类政策。

三是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我国要素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存在要素市场化配置不充分、要素流动不畅、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问题。畅通国内大循环，必须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降低要素使用和流通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要加快建设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完善城镇建设用地价格形成机制和存量土地盘活利用政策。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推动公共资源由按城市行政等级配置向按实际服务管理人口规模配置转变，促进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构建与实体经济结构和融资需求相适应、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全面实行股票发行注册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完善数据权属界定、开放共享、交易流通等标准，加快培育数据市场。

（五）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

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要求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一是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规则、规制等制度型开放步伐，以“边境后”规制改革为重点，实行高水平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进一步放宽外资的准入限制，扩大金融、电信和医疗等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缩短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实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产业链根植性，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独特作用。赋予自贸试验区更大改革创新自主权，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建设高水平开放新平台，为深化改革探索经验和提供示范，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

二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联动。优化国内国际市场布局、促进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完善内外贸一体化体系建设，促进外贸企业融入国内市场体系，建设销售渠道和网络，促进内外贸法律法规、监管体制、质量标准等相互衔接。

三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健全符合国际惯例、可持续和风险可控的多元化投融资体系。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在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的同时，推进战略、规划、机制对接，加强市场、规则、标准等方面的“软联通”，多渠道促进人文交流，强化合作机制建设。

摘自《管理世界》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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