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上研院与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举行“中印关系的未来”视频对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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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IS
编者按
2021年6月1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IDSA）联合举办了主题为“中印关系的未来”视频对话会。双方专家分别就中印关系的互信构建、中印经贸关系、地区安全环境与全球安全架构四大议题发表了看法。会议由我院特聘研究员、中国首任驻非盟使团团长旷伟霖大使和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齐湛大使（Sujan R. Chinoy）共同主持。
以下综述根据与会嘉宾发言整理而成，特此分享。
开幕致辞
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所长齐湛大使在致辞中表示，过去的一年里，中印关系经历了自1962年以来最糟糕的时期。当前印度国内对中国的意图充满疑虑。他认为中印关系要重回正轨，关键是要恢复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冲突以来双方保持了多渠道对话，这为两国关系带来了一丝希望。但如果目前的状态持续越久，中印关系就越难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来。另外，印度对华政策并未受第三方因素影响，印度珍视自己的战略自主，印度的所有对外关系都是基于务实的国家利益评估。尽管当前中印关系面临困难，但双方依然可以创造条件来尝试恢复正常关系，核心在于要确保边境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上研院特聘研究员旷伟霖大使在致辞中指出认为，在当前中印关系仍处于困难之际，中印智库对话恰逢其时，并指出中印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没有哪一方可以以牺牲对方利益为代价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因此双方需要重新探索发展双边关系的出路，重建战略互信，将对方视为合作伙伴而非竞争对手。旷大使建议双方可以从双边、地区以及全球等多层次出发探索合作的可能性和新路径。希望两家机构能够积极发挥智库功能，为未来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提供新的思路，为两国政府和决策者提供有益建议。
议题一：中印关系 重建互信
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东亚中心研究员潘达博士（Jagannath Panda)认为，当前中印之间存在深度的信任赤字，双方对彼此的信心也几乎消失殆尽。尽管两国领导人都承诺要继续保持中印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但自2014年以来，两国在边境地区的摩擦与冲突时有发生。他认为避免让分歧恶化为对抗对中印关系至关重要，然而从加勒万河谷冲突来看这一原则并未得到保证。要避免分歧恶化为对抗，避免对抗恶化为冲突，需要重建双方的战略互信。首先，要坚持双方长期以来建立的确保双边正常关系发展的系列正式对话机制；其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对于构建对彼此的信心甚为关键，双方领导人可直接参与处理两国的敏感事务以促进中印关系重回正轨。再次，中印两国战略界、媒体、智库等需要加强对话。最后，中印双方都没有必要担心对方与第三方发展关系。
上研院中国与南亚合作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宗义认为，持续了一年半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印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一方面，印度国内部分人刻意歪曲将疫情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挂钩，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另一方面，新冠疫情阻碍了双方面对面交流，造成了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双方产生误解。关于大部分印度人将中印关系的严重恶化归咎于加勒万河谷冲突，刘宗义认为这次冲突的发生是必然的。第一，双方对实控线存在不同的理解。第二，印度并未放弃自尼赫鲁政府时期就开始执行的“前进政策”。莫迪上台后，加速在边境地区建设基础设施和对华奉行“进攻性防御”政策。第三，2019年8月印度单方面取消了印控克区自治地位，并将中方领土阿克赛钦划入了拉达克联邦属地，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与完整。最后，新冠疫情成为了印度外交政策调整的催化剂，印方产生了三大战略误判，企图趁火打劫，在边界地区向中国施压。如何构建中印互信，印度更值得反思。
议题二：中印经贸关系
上研院特聘研究员、中国前驻孟买总领事刘友法大使介绍了当前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现状。他认为尽管两国关系仍处于动荡期，但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石”依然稳固。根据中国海关的统计数据，今年前五个月中印双边贸易增长了70.1%，达到了481.6亿美元。中国对印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了64.1%和90.2%。中国依然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就双边经济合作而言，自去年以来双方积极开展了抗疫合作，中国是印度呼吸机、制氧机等医疗设备的最大供应方。就双向投资而言，例如印度塔塔集团、中国华为公司都进行跨国投资，其中华为在印度卡纳塔克邦建立了一个研究所，并雇佣了几千名当地工程师。关于中印经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刘大使提出了以下几点：第一，贸易赤字问题。这与两国间贸易结构、工业制造能力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有关。第二，进口替代问题。中印合作可实现双赢，但印度政府却对中国企业与产品进入印度市场采取了系列限制措施。第三，双向投资水平较低。主要是单边产业政策所致。第四，对通胀的担忧。主要是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果。
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副研究员辛柏山（Prashant Kumar Singh）主要就中印关系的整体发展以及双边经贸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过去几十年见证了中印关系的改善和发展，特别是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双方在相互谅解基础上达成系列共识。尽管中印从未摆脱“安全困境”，但两国关系依然不断推进。从2000年至2014年，两国共签署了约90个双边协议和备忘录。莫迪总理上台后，与习近平主席共签署了50个协议，两国的合作领域广泛。辛柏山认为对话机制的建立有助于构建国家间的互信，包括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机制、两国智库间的对话机制等。他还回顾了近年中印经贸关系的发展进程，双边贸易额不断攀升，顶层设计在此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议题三：地区安全环境
上研院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李红梅博士主要分析了当前南亚地区所面临的安全挑战。她认为南亚地区安全形势甚为复杂，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相互交织，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在南亚地区的投射加剧了地缘政治竞争。美国将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加强了对南亚地区部分国家的军事与经济援助，对冲中国与这些国家的“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印度则被美国视为对抗中国的“战略资产。第二，加勒万河谷冲突正重塑中印双边关系。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表示中国是印度最大威胁，强调“非接触”战争的作用。第三，阿富汗政局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地区安全的潜在风险。阿富汗陷入内战的风险增高，同时也出现了“反恐真空”局面。第四，新冠疫情依然是当前南亚国家面临的最严重安全挑战。印度虽感染人数有所下降，但防控压力依然巨大。孟加拉国、阿富汗、尼泊尔以及斯里兰卡的疫情形势也不容乐观。
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副研究员巴苏博士（Titli Basu)分析了东亚地区的安全环境。她认为该地区安全形势比较复杂，涉及民族主义、领土争端、不同政治体制并存以及中国崛起改变了地区均势等问题。新冠疫情后，经济安全开始成为各国战略考量，包括中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还制定了确保经济发展与安全的战略性规划。与此同时，地区经济一体化也在同步发展，其中RCEP就是典型代表。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会受到重要双边关系的塑造，但同时区域内双边关系又面临国家对历史的不同叙事、各自领土诉求、民族主义等因素的挑战，因此，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也难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议题四：全球安全结构
上研院台港澳所所长邵育群总结了当前全球安全结构的六个特征：第一，联合国及其有关机制在全球安全架构中的影响力正在下降，主要源于美国的对外行为。第二，中美两个大国的战略竞争加剧。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对抗和合作”政策可能导致中美陷入“新冷战”。第三，新冠疫情对全球安全架构的影响深远。国家之间甚至国家内部都存在疫苗分配不均问题，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困难。第四，技术对全球安全架构的影响不容忽视。第五，网络安全的影响重大，但目前却没有建立一个统一的网络安全架构。第六，当前全球安全架构的行为体呈现多元化特征。关于中印关系，她建议中印应积极塑造全球安全架构，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可持续发展的空间。
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副研究员潘达莱（shruti Pandalai）认为，新冠疫情危机及其对全球经济的破坏性影响强化了当前全球安全架构的作用。拜登上台后，美国重返国际机制，并恢复了盟友体系，同时积极参与和主导抗击疫情与世界公共卫生治理的全球战略，促进了国家间关键技术的合作，构建了具有韧性的全球贸易供应链等。她认为印度关于多极化亚洲的愿景其实是主张构建一个开放、包容以及平衡的印太地区，并追求贸易与投资一体化来增强相互联系。在双边关系中，误解会影响各方在全球安全架构中的利益追求，构建互信需通过对话进行，以避免误解战略意图。
闭幕总结
闭幕总结环节由印度国防分析研究所副所长巴克希（Bipin Bakshi）少将主持。齐湛大使和旷伟霖大使分别作了总结。双方一致认为，尽管当前中印关系处于困难时期，但开展智库对话具有积极意义，有利于增进中印双方的相互了解。
整理：李红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