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区域国别研究实证方法工作坊
2021年10月24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合办的“区域国别研究实证方法工作坊”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圆满落幕。为了打开田野调查研究的多元视角，本会议邀请了从事各方向研究的青年学者，进行多种研究方法和实证方法之间的对话，促成跨领域、跨方法、跨视界的学术交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教授在开幕发言中提到，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恰是旧方法还在学科建设当中发挥很大的影响力，但同时新的方法像一股潮流席卷而来，因而本次会议将力图抓住研究方向演变的趋势，乘势而上。会议共分两个单元依次进行。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助理教授苏若林基于自身工作经验，分享了以“国际冲突研究中的微观路径及数据分析”的主题报告。苏若林强调新的社会科学行为主义革命更看重决策者或者个人的认知与信念对政策或行为的影响，而这也是当前微观路径研究国际冲突的主要考量因素。微观路径的未来发展要实现不同方法之间的融合，互相补足。
复旦大学全球公共政策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何鉴孜大家分享了“基于行动者建模——政治学研究的另一条路径”。他从政治学研究的需求出发，指出行动者建模作为研究工具对于未来政治学研究的必要性。与主流定量研究方法相比，行动者建模有以下特征：1.是一套试验理论进而助力理论建构的方式。2.只着眼于个体层面的行动者，关注微观层面。3包容不同机制。然而何鉴孜也指出目前行动者建模的路径必须与其他方法合作进行。
深耕中非之间流动性、中非城市化研究的人类学博士陈亮点评，以上老师研究从各个角度激发了政治学研究在方向选择上的灵感。同时陈博士也结合自身人类学研究的经验，为上述报告中涉及社会文化、人文地理的相关变量的界定与测量提出了建议。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张楚楚围绕“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挑战与对策”做了主题发言。张楚楚首先谈到当前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田野调查所面临的挑战，当前区域国别研究常被边缘化，然而在具体调查中难度系数又很高。挑战的存在对区域国别研究学者提出了高要求，应当避免固步自封，适应新的形势和变化。一方面要快速适应高科技手段带来的变化，另一方面要与其他方向的学者进行广泛和深入的合作。此外需要发现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终极关怀。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助理研究员周亦奇带来了“田野调查与社科实证”之间的对话，分析了田野调查的优势与不足。首先总结了田野调查研究方法的重要特征，一是深入研究对象生活背景的专门性，二是直接接触性，三是原创性。其次分析了田野调查法对于实证研究的贡献，包括提出一个理论猜想或者研究设计假设，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建立有效对话，以及对于定量研究的重要作用。
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黄振乾的报告主题是“中国援助去哪了？对21世纪援非项目的空间分析”。考虑到宏观层次问题的复杂性，黄振乾将研究的层次放到地区甚至是村庄，关注具体的个体层次，为研究内容增加了丰富度，同时还能规避以国家为分析单位时面临的地区差距的干扰因素。
来自山东女子学院社会与法学院的杨蓓蓓对该单元的专家发言进行了点评。她指出，绝大多数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内或国外学者都使用过田野调查方法，具有广泛适用性，接地气儿。最重要的是强调在地研究，做到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近距离接触，沉浸式参与调查对象的生活之中。此外，杨蓓蓓谈及了如何避免研究者在面对跨文化语境时的主观偏见和刻板印象，首先要意识到偏见的存在，其次要深化对该事件的认识程度。
最终会议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汪段泳的总结声中走向升华。在肯定了各与会学者的努力、高度赞扬了青年学者所实现的前沿突破之后，汪段泳分享了他多年深耕田野调查的感悟。田野调查的真正意义不是发现一手资料，而是要发现逻辑。案头调查工作永远先于田野调查，“大调查小田野”。田野调查既非充分又非必要，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田野调查的真正意义在于发现文献中逻辑或者已有文献缺失的东西，从中获得的是反直觉但是符合常识的细节知识。
综上所述，与会每位学者的努力共同促成了本次“区域国别研究实证方法工作坊”圆满落幕，各与会嘉宾、线上线下的听众在参与中收获了各自的感悟。
整理： 王小悦，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生
周亦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