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萬里 | 王獻唐與漢魏石經研究

關 鍵 詞：王獻堂；漢魏石經；學緣

一  前言

昔顧亭林謂“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諸子百家之書，亦莫不然”。自後清代二百多年之樸學基本循此路徑。張之洞更總結爲由小學入經學，由經學入史學，由史學入理學，而後其經學、史學、理學方始可信。歸總而言，即讀書須先識字。此一鐵律，非僅就清儒而言，上而溯自漢代經師，下而衍及當今傳世與出土文獻之合證，莫之能外。而此一鐵律在齊魯大學者王獻唐先生一生學術中再次得到完整體現。

王獻唐（1896-1960）原名鳳琯，後省輩分字“鳳”而單名琯，字獻唐，以字行。自幼能寫字繪畫，六歲入私塾，九歲能背誦《唐詩三百首》。十一歲入青島禮賢書院，前後八九年，已熟讀《文選》，善作四六俪句，亦有小説文字發表，而猶好子學。自後肆力收集碑帖，心追手摹，參閲《金石萃編》及《廣藝舟雙楫》等，在碑帖石刻方面積有深厚學養。

獻唐與丁惟汾（1874-1954）本有因緣，蓋以母爲丁氏，娶妻又爲丁汝鵬之女，皆日照丁家族人。據《三禪室日記》所記，1921年11月3日，丁逋（1888-1935）來函，“極道丁惟汾之盛意”，兩人交往自此始。二十天之後，丁惟汾即函邀獻唐至上海辦理報務。時獻唐正醉心《墨子》，遂辭其請。至1923年10月26日，獻唐赴山東政法學校上課，始與丁惟汾在泰豐旅館晤面，由此往來漸多。丁惟汾字鼎丞，别號雅詁堂主人，乃日照學者丁以此筠公（1849-1921）之子。丁以此先從丁艮善（？-1885後）、丁懋五（1825-1857）學，復與兩君從日照許瀚印林（1797-1866）問故。許瀚受知於王引之，引之任武英殿總裁，引瀚校《康熙字典》，在京四年，親炙二王，頗得其治學方法。丁以此一生萃精力於《毛詩正韻》《毛詩分韻》，更有《楚辭韻讀》《論韻隨筆》等。丁惟汾雖從政創同盟會，爲國民黨元老，而紹繼父學，與章太炎（1869-1936）、劉師培（1884-1919）、黄侃（1886-1935）友善，商略古今，著《毛詩韻聿》《爾雅釋今》《方言音釋》《俚語證古》諸書。獻唐與丁氏相識交往，爲學乃一大轉變，由辭章、子學而轉入小學。嘗自述其學云：“王獻唐昔年治學，頗摭拾鄉先輩許印林先生緒餘，以音求義。其術殆出於高郵，蓋印林爲伯申先生弟子故也。”1927年夏，獻唐與丁氏由南京避居滬上，從丁氏研習《毛詩》和韻學，前後約半年之久，撰成《兩周古音表》《宵幽古音考》《兩周金石文韻讀補》，1933年撰《漢鏡韻釋》，同年又撰《文字學講義綱要》，更可見其領悟之敏，用功之勤。獻唐其他金石文字考釋題跋甚夥，散見各種著作中，其小學功底近得乃父與丁氏之熏習切磋，上溯之於丁以此、許印林，而深得高郵二王聲韻訓詁校勘之法。

及丁氏年届七十，獻唐爲撰《詁雅堂主治學記》，總結闡發丁氏音韻訓詁之成就，條理清晰，論述精到，足以見其在小學上之造詣。獻唐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刊印丁以此《毛詩正韻》並輯其著作目録，刊登《征求許印林先生遺著敬啓》，孜孜矻矻、不遺餘力地蒐輯鈔録許瀚著作，皆與其師承二丁、上繼許氏和淵源乾嘉樸學尤其是二王學脈有關。

二  王獻唐收購漢魏石經殘石與拓本之過程

王獻唐一生著作七十餘種，編輯山東賢哲著作數十種，校勘、題跋群書無數，近數十年中，海峽兩岸，尤其是山東圖書館、山東省中華文化促進會等多次召開紀念、研究王獻唐學術會議，各地學者從其著作、編輯、校勘、題跋入手，闡述、表彰其成就，更序次其生平與學術編年，編成《年譜長編》，較全面地勾勒出王氏之學術生涯和成就。然對其蒐輯漢魏石經之過程及研究闡發石經之歷史與價值，則多語焉不詳。爲彌補這一缺憾，本文將圍繞王氏對漢魏石經之蒐輯、拓印和叙録，作一初淺探討，以凸顯獻唐在石經研究中的貢獻。

王氏自幼親筆硯、好書法，於碑帖多所留意玩味。年過弱冠，曾得《張遷碑》拓本，剪貼臨摹，是乃其接觸拓本之始。由臨池讀碑，進至閲讀、鈔寫《隸釋》《金石萃編》《廣藝舟雙楫》等金石、碑帖學著作，應該對漢魏石經和開成石經有粗淺之印象。前述其結交丁惟汾，從習聲韻訓詁之學，期間又閲讀錢大昕《聲類》、江有誥《詩經韻讀》章太炎《新方言》等著作，於傳統語言文字學已臻一定造詣。

魏石經首現於光緒十八年（1892）河南洛陽，再見於一九二二年年底，自後數年，在洛陽掀起一個石經挖掘高潮，古董商和學者紛至沓來，殘石和拓本遂流向四方。最初對石經之關注局限於羅振玉（1866-1940）、王國維（1877-1927）學術圈和北大馬衡（1881-1955）學術圈，稍後波及到太炎學術圈，處於東面山東之王獻唐獲睹殘石拓本，更在其後。如三體石經《尚書·無逸》和《春秋》大塊殘石，一九二二年底已被發現，羅、王和馬衡等都聞風而動，傳拓考證；太炎繼起，與胡樸安、于右任往復商討。如此重大消息，王獻唐固可有所耳聞，但魏石經拓本傳到齊魯之地，被他親眼目睹，已在八年之後。

今藏山東博物館之《尚書·無逸》《春秋·文公》一組四張魏三字石經拓本，上有王獻唐題跋，時間是一九三○年三月八日和十日。據拓本鈐有“獻唐審定金石書畫”、“獻唐書畫”、“小三昧室”、“雙行精舍校藏經籍印”、“雙行精舍鑒藏”、“獻唐長物”、“尊生所藏”、“三禪室主丁卯年後所得”等印蜕推測，拓本係其私人所藏，且時間在一九二七（丁卯）之後，很可能就是甫收入藏時所題。至於何人轉手給他，似無痕跡可考。他在《尚書·無逸》拓本上有題跋如下：

右《尚書·無逸》篇凡十七行，與另幀《春秋》之十六行者同爲一石，各當一面。光緒十一年十二月，洛陽鄉人朱某在牌樓莊朱家圪塔橋間取蔞根製藥，掘地得之，與另幅《尚書》《春秋》小石同時發現，旋爲城內謝榮章購去。石重，不便秘載，乘夜鑿爲二段，中損三十一字。事聞於省，大吏檄洛令提取，展轉磋議，遂由謝處移出。此鑿斷之半石及另幅小石置洛陽縣署，其餘半石則置新安官礦局內。至當時書丹之人，太炎先生斷爲魏邯鄲淳書，有考語五千餘言，無錫俞復、長沙葉德輝等則以爲嵇康所書。《春秋》有經無傳，《尚書》亦多異文，以《經典釋文》證之，蓋用扶風馬氏本也。十九年三月十日王獻唐記於雙行精舍。

此拓本雖不知誰何轉至，觀其跋語，似已讀過王廣慶（1889-1975）、俞復（1866--1930）所著《洛陽先後出土正始三體石經記》一書，蓋其中語多相似。且從下跋文字亦可佐證，其於光緒十八年發現的三字石經《尚書·君奭》拓本跋云：

此石於清光緒乙未三月七日發見洛陽南龍虎灘黄占鰲家之牛舍瓦礫中，黄以四十金售古玩商黨廉，轉歸黄邑丁樹楨，得八百金。越數年，又歸他人。今藏合肥周季木處。凡存《尚書·君奭篇》十一行，每行最多者十三字，首行止三字又半，末行已及石旁。其背後《春秋》一面以殘泐，僅存此表。十九年三月八日向燈下乍此，茹廬（鈐“王獻唐”陽文印）

此塊《君奭》殘石即最早顯身於龍虎灘黄占鰲家牛舍者，其被發現年月，各家多以訛傳訛。王跋謂“光緒乙未三月七日發見洛陽南龍虎灘”，即王廣慶《石經記》開首之文，而下文云“黄以四十金售之古玩商黨廉，轉歸黄邑丁樹楨，得八百金”、“今藏合肥周季木處”云云，皆與王記合。而此石發現時間實爲光緒十八年壬辰（1892），而非王廣慶所記光緒乙未二十一年（1895），證據是丁樹楨既得殘石，嘗治印一枚云“光緒壬辰黄縣丁氏幹圃購得曹魏弎體石經”可證。其跋《尚書·多士》拓本云：

此《尚書·多士》篇，凡十一行，每行最多者十六字，上下殘泐，末行止二字可辨。與另幅《春秋》之十行者相表裏。清光緒十一年十二月出洛陽牌樓莊。（首鈐“獻唐”陽文印、尾鈐“王”陽文印）。

所記雖甚簡略，文句却從俞復所記文字化出，别無新説。由此可見，當其初得石經拓本，僅從傳聞和他人所記文字中略記一二，未嘗有所深究。雖則如此，但石經殘石及拓本已進入其視野，成爲其研究、考察之對象。

一九三一年四月，聞説孫海屏藏有明拓唐石經殘本，遂造訪之，惜未記其所見與否，及形製、妍媸與真僞。就黄侃日記考察，獻唐在該年十一月底曾寄給黄侃漢石經後記殘石拓本。漢石經後記殘石係一九二九年底一九三○年初北平圖書館自洛陽收得者，拓本刊於《女師大學術集刊》一卷一期，一年多後，獻唐已獲得其拓本，可見此時他已關注漢魏石經，並已有洛陽或北京綫人爲之中介傳輸信息。石經引起他的興趣，所以開始閲讀張國淦《歷代石經考》，充實相關知識。一九三二年五月，北京大學馬衡率北大學生來山東參觀，獻唐接待陪同，兩人就石經拓本或曾有過互通互惠的口頭協議，故馬衡回京後來函云：“承允交换拓本，甚感，請寄交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查收可也。研究所拓本，已囑其檢寄矣。”三十年代初期，馬衡在北大所經營之國學門已收集相當數量之漢魏石經，與山東圖書館交换互惠，就公而言，是充實館藏，就獻唐個人而言，對漢魏石經有了更進一步瞭解與認識。《顧黄書寮日記》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記：“又新出漢石經二段《易經》，一歸于右任，一歸□□□。江西李氏帶來拓片甚劣，價又昂，未留。”此《易經》殘石當即出土最大之漢石經。殘石出土具體時間不明，馬衡在一九二九年初已從孫壯處得其墨本，知出土必在其前。獻唐在一九三二年八月謂其“新出”，已屬滯後的傳聞，蓋此時殘石上下兩段已分歸于右任和文素松。因拓本惡劣而未成交，但已獲知其信息。半年後之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九日，又有人送來于右任所藏漢石經拓本兩幅兜售，或因墨拓不精，或因議價未成，仍未買下。古玩商居間倒賣，就是以牟利爲目的，數次議價不諧，期間曾得張繼介紹河南洛陽郭玉堂其人，於是萌生必須親自去洛陽從源頭上尋覓殘石與拓本之想法。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與劉守中（1882-1941）等人北上遊琉璃廠，訪傅增湘（1872-1949），南下至邯鄲、新鄉，會同丁惟汾一起訪古物，遊滑、浚，而後赴鄭州、偃師等地，沿途且遊且訪古收集古物，至二十七日抵洛陽，下榻張繼寓所。晚，郭玉堂（1888-1957）來張寓拜訪。當日日記記云：“郭翰臣來談。郭名玉堂，本地人，專營碑帖古物業者，邇年平津各處所收漢魏石經及唐志石刻古物多出其手，溥泉先生曾有信爲余介紹也。”郭玉堂隻身來訪，無法攜帶實物，只是面談石經或拓本購置事宜。次日，與丁惟汾同遊古玩肆，郭氏途中迎接，同至縣前街十四號郭寓，乃出漢魏石經殘石百數十段，大小不一，有僅一二字或半字者，亦有十數字者，心中籌措擬購，而未談及價格。隔日，與丁出遊洛陽西宫，轉至郭玉堂處磋商漢石經事。日記未記具體磋商結果，很可能因爲殘石大小不等，字數多少，如何計價，頗費思量。三十一日，因明日將啓程回山東，乃囑郭氏攜殘石等來住所，與丁惟汾兩人數計石字，而後擬定價格：

與之商定石經價目，計漢魏石經大小塊共九十凷（有合併者二石，實八十八凷），與鉛製尊爵三件（周器），言定二千元。外漢石經拓本及白馬寺全拓等一百元，共二千一百元。石經在山東甚難遇，又爲漢代名石，不惜重價購之，藏圖書館。西洛文物移存東魯，亦一快事，鼎兄尤恿慫之。

王獻唐此行所以决定購置漢魏石經殘石，第一是石經在山東甚難遇，西洛文物歸藏東魯，確實可算是難得瑰寶。其次是前幾次雖屢有古玩商人攜殘石拓本來兜售，或拓本模糊不清，或高價不肯相讓，不如直接從出土本地收購，省去古玩商之居間厚利。至於殘石塊數，其後在撰寫《漢魏石經殘字叙》（下簡稱“《殘字叙》”）時云：

去歲六月遊洛陽，於郭玉堂家見漢魏石經殘石百五十餘枚。剔其殘碎半字小石，得熹平石經八十一枚，正始石經六枚。內十四枚，上虞羅氏《漢熹平石經殘字》已著録；正始一枚，羅亦有考。議價歸山東圖書館。

此就一年後整理所得而言，計八十七枚，當較在洛臨時數計正確（或其又拼合一塊）。其在郭氏寓所所見有一百五十餘枚，可知其中六七十枚皆半字或無字碎石，爲王氏所不取。

獻唐七月一日驅車回濟，二日途徑開封，下車訪龔勵昭，參觀河南博物館，館長關百益（1882-1956）贈漢石經《樂經》之拓本。日記云：“飯後至高等法院訪龔勵昭，同至河南博物館晤關百益，出新拓甲骨文等册子見示，又以漢石經中之《樂經》拓本相贈。”漢石經無《樂經》，此係當時人之僞刻，或關百益當時信以爲真，出而相贈，獻唐受而記之。其後關氏集《漢熹平石經殘字譜》，獻唐編《漢魏石經殘字》，皆未收入《樂經》殘石，應該有所認識。

獻唐此次西北之行的遊歷與考察，大飽眼福，而最大收穫乃是在洛陽購得一批漢魏石經殘石和拓本。據其日記所記，回濟南後在九月二十九日匯款200元，至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又匯款千七百元，謂“前款俱清矣”，知當時在洛陽僅付200元定金，十個月後始全部付清。王獻唐日記記前幾年中屢有古玩商來兜售殘石與拓本，其價高昂未諧，此促使他産生前往出土地洛陽直接協談之念想。今以2000元購得八十餘塊漢魏石經，較之北平圖書館、北平大學各得一塊漢石經後記皆費三四千元，于右任（1879-1964）、文素松(1888-1940)各得一大塊《周易》皆費四五千元，馬衡、徐森玉（1881-1971）收購以一完字十元、不完字七八元計，雖皆小塊，亦可謂極其便宜。

王獻唐自從郭玉堂處購得較爲便宜的漢魏石經殘石，頗爲興奮，收藏石經殘石興趣大增，回山東後在《申報》上刊發一則新聞，報道其以2000元購得九十塊漢魏石經殘石，報導傳遍石經學界，引來一些古玩商上門兜售殘石拓本。《申報》新聞刊出不久，洛陽有人寄石經拓本求售，經其鑒定爲僞品，却之。當其在委託屈萬里編校《漢魏石經殘字》時，又曾二次收購殘石拓本，一是洛陽韓文卿攜來之三十六枚漢魏石經殘石，其中漢石二十七枚，魏石九枚。二是不知從誰何手中購得《詩》《書》和《論語》數石，使其付屈萬里校録總計有百二十五枚。即在《漢魏石經殘字》印出後，也仍在關注、收購石經墨本，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九日日記云：

洛陽韓文卿來，帶漢魏石經六段求售。其二段爲《周易》，石塊較大，價昂未留。僅爲館中購其《二體石經》一石凡兩面，《三體》三石，並《石經》拓本二份，共八十五元。

兩段大塊《周易》因價昂未留，不知其文字爲何。所購二體、三體殘石拓本和漢石經拓本二份，《五燈精舍日記》一九三七年一月記云：“今日曲阜孔賈繁德來，購其漢石經新出土者拓本廿紙。”所有在一九三四年《漢魏石經殘字》出版印行後所收得者，皆未曾經王獻唐和屈萬里校定考釋，有必要追溯下落重新整理。

正當王獻唐收得漢魏石經殘石籌劃校録印行之一九三四年，洛陽城東南十八里牌樓莊朱家圪塔又掘獲一大塊《春秋》殘石。此石存字六百二十有餘，爲《周易》殘石外所少有。殘石初爲王道中所得，抗戰初起，日人欲以肆萬元購易，王以歷史重器不可外流却之。一九三九年，轉手爲霑化李杏村所有。抗戰勝利，李氏負石赴台，後歸台灣歷史博物館。據李氏一心要捐給山東圖書館之夙願推測，其與王獻唐或有淵源。今據《平樂印廬日記》和《新出漢熹平春秋石經校記》（下簡稱“《春秋校記》”）發表年月，獻唐獲得拓本應在一九四〇年前後。

三  《漢魏石經殘字》整理成書過程

王獻唐雖爲山東圖書館購得一大批漢魏石經殘石，因其身爲館長，無暇親自整理，故將校録整理之責託付給他極其信任的屈萬里。屈萬里（1907-1979），字翼鵬，山東魚台人，十五歲在魚台縣會考獲第二名。一九三一年六月由孔令燦介紹給王獻唐相識，十一月十日，欒調甫（1889-1972）推薦屈來圖書館服務，經獻唐與談半小時，領略其學識才幹，勉其“治事期如銀行之整飭不紊，治學期如學校之師友講習”。屈氏讀書廣博，尤精於《易》，進館三年，治事謹嚴有法度，深得館長器重。獻唐在委其校録石經之前，先曾命其編録《金石目録》，而後在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將此重任委之。屈氏校録期間，館中又收得二批漢魏石經殘石與拓本，合計漢魏石經殘石三種百二十五枚，其中漢熹平一字石經一百零九枚，魏正始三體品字式石經三枚，三體直下式十一枚，疑似者二枚。石經校録體式，因當時印行流傳者已有孫壯、馬衡《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羅振玉《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和吴寶煒《集拓新出漢魏石經殘字（二集）》等，羅振玉沿襲王國維校例，利用傳世經文，校其異同，並盡量校出每行字數，以利碑圖的復原。孫、馬之書主要顯示拓本價值，故但録文字，不作校覈考釋。吴寶煒《集録二集》沿襲初集體例。《集録》當時僅印三五十本，流傳稀少，屈萬里校録時或僅見吴寶煒《集録二集》，故云依羅振玉、吴寶煒二書之例。關於七經之排列，羅振玉、馬衡、吴寶煒皆據《漢志》古文順序即《易》《書》《詩》《禮》《春秋》《公羊》《論語》排列，屈萬里謂“此爲古文家數經次第，今文家以《詩》《書》《易》《禮》《春秋》爲序，與古文家不同……因不揣謭陋，竊易前規”，而殿以《論語》。其實張國淦推排熹平石經殘石撰《漢石經碑圖》，已用今文家序列，屈萬里叙例未提及張書，或亦未見。

王獻唐在購回石經殘石後，曾專門制定椎拓格式，交由彭輯五督辦。屈萬里邊工作邊校覈考釋，約至七月完工。獻唐略作審改，即聯繫陳準（1902-1942）付印。陳準字繩甫，浙江瑞安人。曾從楊紹廉治金石文字之學，又從校讎目録學者李笠（1894-1962）游，一生好校刻古籍，嗜書如命，與徐乃昌（1869-1943）、劉承幹（1881-1963）、傅增湘（1872-1949）、高吹萬（1878-1958）、陳邦福（1892-1977）、顧頡剛（1893-1980）等皆有交往。一九三四年王獻唐聘陳準爲山東圖書館編輯，故校閲《漢魏石經殘字》、撰寫叙録畢，即委其籌理刊印事。陳準於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接連寄校樣請王獻唐校閲，至十二月九日，全書印成，陳準致函云：

《石經校録》共三十五版已印完，另郵寄上，請查收示復爲荷！全書重印幾版，請檢出，以便代印，决不計價。另附發票一紙，共計洋一百五十元左右，以便貴館報銷也。

陳準隨函所附發票，將排工、印工紙張價格清楚開列，亦可窺當時排印工價之一斑。王獻唐自一九三三年六月底在洛陽向郭玉堂洽購漢魏石經殘石和拓本，經一年半左右時間，由屈萬里校録，自己撰寫叙録之《漢魏石經殘字》一册，終於印製完工，初見樣書。其大批印刷，直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也只是“以裝成一部份送來”。

《漢魏石經殘字》收録百二十五枚，其中有十多枚爲此前孫壯、馬衡、吴寶煒和羅振玉包括吴維孝等著作所未收者。由於馬衡晚年纂輯《漢石經集存》，並未將《漢魏石經殘字》作爲參考書，故仍有遺珠。儘管《漢魏石經殘字》所收個别殘石有可能需要商榷，但無礙其成爲繼孫、馬、吴、羅、吴之後不可或缺的漢魏石經著作。而在石經學上尤具價值者，是王獻唐所撰的兩篇《石經殘字叙》和《春秋校記》。

四 王獻唐《石經殘字叙》和《春秋校記》之學術價值

張國淦《歷代石經考》行世，王獻唐曾在一九三二年閲讀一過，一九三四年一月請屈萬里校録漢魏石經殘字，已思考要撰寫叙録。七月十二日，屈氏校録即將完成，他先閲讀周予同《經今古文考》，以爲“甚明晰，有條理”，於是隨即撰《石經殘字叙》。叙文撰寫前後僅用五天，十六日已完稿，略作修飾，至二十五日重清畢。這篇不足萬字的叙言和八年後所作之《春秋校記》，涉及到經學史、石經學、書法撰人、字體來源、經典異文諸多學術問題，顯示出王獻唐的深厚學養和學術見解，茲分别就《石經殘字叙》和《春秋校記》二文中能反映、代表其學術思想和見解的觀點條述如下。

王獻唐撰寫《石經殘字叙》時剛近不惑之年，此時上距洛陽漢魏石經殘字出土已有十多年，王國維、羅振玉、馬衡、吴維孝、吴寶煒、章太炎、方國瑜、劉節、吴承仕、郭沫若等都已有過或多或少、或深或淺，覆蓋面很廣的研究，但他仍能提出個人獨特的見解。

（一）熹平石經初刻、補刻與漢魏碑刻之比較

漢石經初出之際，學者傳拓、著録、考釋，多在探考其文字、章句、篇什位置，少有論及其書法特點，以及與漢碑筆畫之關係者。若羅振玉在一九二九年初次集録漢熹平石經殘字時，在“之杜/不佽/黍父/常其□鴇羽”殘石下，只云“此石今析爲三，茲合并之。合《毛詩》校讀，首行七十字，次行及三行均七十二字”云云，重在拼合與復原行款，一九三○年合編本下，仍未有改變。王氏所見原石及拓本遠不如羅氏之多，然其摩挲所購所藏，已提出原石與補刻之别。其云：

熹平石經，所見略有數體，一爲東都原石，寬博腴鬯，可以當時碑刻如光和、虎函諸石證其體制。一屬黄初補刻，見魚豢《魏略》。栗整脩狹，可以曹魏石刻如王基、曹真諸碑明其風規。二體之外，間出别裁，以書石多人，致體勢之互異，原刻補刊要皆如此，更不限於熹平、正始也。

獻唐經眼漢碑極多，當其看到石經隸書，立即可分辨其字體異同，以爲熹平至光和所刻原石，可與光和年間（178-183）的一些碑刻尤其是《張表造虎函題記》相參證。至於文帝登基後的黄初補刻字體，可以與《王基碑》《曹真碑》字體參證。

（《張表造虎函題記》）

（《王基半截碑》）

（《曹真碑》）

儘管若全面比較熹平石經之初刻、補刻和《虎函》《王基》《曹真》碑字體，還有細微不同，但王獻唐是較早比較石經字體的學者。逮及王叙文字流傳學界，羅振玉在一九三八年重編增訂《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時，在《唐風·杕杜》《鴇羽》殘石下始注意其字體，云：

羅振玉前兩次於此殘石皆無説，此次增訂徵引文獻甚長，似應受到王獻唐叙文之啓迪。當然他後文更引及黄初殘石，謂“其書勢正與此同，《魏略》稱漢石經修補於黄初，此其證矣”。之後馬衡纂輯《集存》，因爲未見王《叙》，故引羅説。

（二）對魏石經品字式、直下式、古篆二體、古文一體之認識

光緒十八年（1892）發現三體石經《君奭》，一九二二年底出土《尚書·無逸》《君奭》與《春秋·僖公》《文公》巨石，皆是古篆隸三字直下式，但同時已出土品字式小石。唯品字式小石文字皆《皋陶謨》（包括《益稷》）篇之文，由此造成一假象，使王國維錯認爲“《尚書》首二碑爲品字式，第三碑以後即改爲三字直下式”。及至三體直下式《堯典》殘石出土，羅振玉不得不在《遼居乙稿》中説：“近日又出殘石數十字，爲公（王静安）所未見。又得《堯典》殘字古文、篆、隸三體蟬聯書之者，知以前見於古文之下側注篆隸書者爲别本也。”所謂别本，他推測是“晉代補刻”。後羅將《遼居乙稿》贈王，是王獻唐已知王、羅對直下式、品字式之看法。撰叙時王氏已收集到一種只有古篆二體而無隸書的殘石（山東圖書館與黄立猷各藏一塊），也獲知另有僅書古文而無篆隸二體之殘石（柯燕舲、徐森玉、馬叔平、吴宜常皆有收藏），王氏自己也從古玩商韓文卿手中見過古文一體之拓本。同時出現四種形態不一的三體石經，作爲《漢魏石經殘字》之叙，必須有一解釋。王氏對四種形態經思考後提出減刻和補刻二種推測。

所謂減刻，品字式是曹魏最初設想，也是最先刊刻的三體石經。此式古文在上，獨佔一格，是“所以標重古文”。品字式雖標重古文，但行列不整，而且相當費石，所以後來改爲古文、篆、隸三體直下式。王氏云：

今存品式經文，爲《堯典》《咎繇謨》殘石，當屬《尚書》起首二碑，知其刻石在前。而館藏直行三體二石，亦爲《堯典》，品式既有《堯典》，曷爲複刊，此或後日以品式不合，廢而未用，復從《堯典》更刻，故經文重出，未必三體直行接從品式二碑遞刻也。

“未必三體直行接從品式二碑遞刻”，顯是針對當時王國維之説。但王國維没有看到直行《堯典》殘石，當然無從認識。如果將來出土的品字式皆限於前兩碑的《堯典》和《皋陶謨》，則獻唐推理符合客觀。但何以又會有古、篆二體和古文一體殘石之出土，這一問題亦曾困擾學者，多數就以“試刻”一詞來解釋。王獻唐却有更深的思考，他的推想如下：

三體直行之式既定，書刻日久，稽時麋工，以今文人盡可曉，無庸贅出，因將隸體删去，改爲古篆二體。又後以石經之刻，專注古文，下出篆體，仍嫌繁累，復節篆書一格，獨刊古文。

就“稽時麋工”和刊刻古文經篆、隸不如古文重要而言，可以理解，但一代典制如此多變，有點不可思議。王氏解釋説：“刻經立石爲一代鉅典，不應先後參差若是，此或困於時貲，政出權門，都無經紀，觀於《左傳》以未刻成而擺，其操切不卒，可以知矣。”《左傳》未刻成是事實。但如此解釋政策和操作，必須提出一問：減刻從哪一經哪一篇開始？就現存三體石經殘石而言，《隸續》所載經臧琳等分析，已至《文侯之命》，後又發現《顧命》三體殘石，《春秋》最後有襄公殘石，正面《尚書》，反面《春秋》，二經應該都已完成。只有《左傳》後面允許減刻。他舉《晉書·趙至傳》説嵇康寫石經，尤其是《世説新語》注謂嵇康在太學“寫石經古文”，説一碑三體，何以獨寫古文，意其至晉而減刻也。當然他也深知，這種解釋僅是一種推測，“日後出土殘石，若二體一體，悉屬《左傳》，後部減刻之説，略可據以推定”。如果出土殘石之二體一體中有《尚書》和《春秋》，則只能以西晉補刻來説。

補刻之證據，他舉《晉書·裴頠傳》“頠奏修國學，刻石寫經”，《北堂書鈔》卷六十七載傅暢《晉諸公讚》：“裴頠惠帝時拜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以寫五經。”謂“當時已有漢魏二經，立石未久，無須重刻。或其所事，如黄初故事，補修殘缺，更就正始未刻畢者，賡續刻之，省時減工，改爲二體，後又改爲一體，都未可知。”雖然他説“要此二説，今但懸爲疑讞，待後出經字之參證也”，若參稽相較三體石經殘石出土後十多年來各種推測，王氏所作解釋無疑是最詳密而最符情理者。

（三）關於三體石經書者之獨見

三體石經之書者，自元初胡三省以致顧炎武、閻若璩以下，一直争論不休。而其最直接重要的源頭文獻即《魏書·江式傳》。閻若璩從《江式傳》以爲邯鄲淳書，顧炎武謂既云“轉失淳法”則絶非淳書。胡三省早已考證邯鄲淳在元嘉元年（151）時已弱冠，故不可能活到正始（240），於是又有人提早刻石年代，主張三體石經在黄初時已開始鐫刻。更有主張是衛覬書、嵇康書。章太炎考證邯鄲淳在正始年間當已卒，即使在世，“亦老耄不能書丹可知也”，所以他認爲是淳弟子“據淳所書真本，書丹入石”。王獻唐綜合前人所説，又提出自己新觀點。他獨闢蹊徑揭出郭忠恕《汗簡·略叙》文，郭云：“《北齊·江式傳》：魏初博士清河張揖，所著二字石經，于漢碑之西書記也。”“二體”顯係“三體”之譌，郭以三體石經爲張揖書寫。《北齊書》無江式傳，王氏溯其源以《魏書·江式傳》爲主要的基礎史料，《江式傳》載：

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方之許慎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矣。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敎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復宣。校之《説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魏書》與《北史》文字頗有出入，但基本可以肯定此即郭忠恕所據，或更據他書，或直接録自别本江式章表。王獻唐謂既然宋初郭忠恕認爲是張揖，則《江式傳》中文字或有訛誤。他反覆閲讀，懷疑“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有名於揖，以書敎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似當作“……有名於世（時），揖以書敎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於”後脱一“世”或“時”，而以“揖”屬下讀。“以石經爲揖所建，與郭氏所引正合，與邯鄲不書石經之誼亦合”；“要之稚讓既通古今書體，又時爲博士，其書寫石經，固在事理中也”。王獻唐根據郭忠恕所記，改動《江式傳》一二文字，而以魏博士張揖爲書寫三體石經者，也不失爲一種有理由的説法。當然他也留有餘地，遍舉韋誕、韋凱、嵇康等人皆與其事，云：“審時揆勢，或韋、嵇諸人，並在書石之列，正始刻經，與熹平略同，經傳字繁，書出多手，不能舉一概餘。”儘管三體石經書人至今仍是有待解决的問題，但他别開生面的解釋，可以爲此提供新的思路。筆者又檢出郭忠恕《汗簡》所據諸家書目有張揖《集古文》一書，至少可證明張揖不僅有《廣雅》》《埤蒼》《古今字詁》《難字》《錯誤字》，其對古文也有著作，書寫三體石經古文是有可能的。

（四）正始石經計劃刊刻經數之思考

今見正始三體石經存《尚書》《春秋》及《左傳》隱、桓二公殘文，《左傳》既已刊刻隱、桓傳文，自當順莊、閔、僖、文而下至哀公，其止於桓公，必是因故終止。然即使刻成《左傳》，是否已完成正始刻經之全部？此一問題在石經甫出時甚囂塵上的各種臆見中竟然找不到答案，亦即學者被殘石導向其文字、經文、碑式之探究，很少去思考這一問題。還是最初研究魏石經的王國維，曾經撰作《漢魏博士題名考》，因而涉及曹魏刊刻古文經問題。王獻唐順此理路，先重提王國維的意思，云“殆以當時古文經傳，先後多立學官，字體殊異，師法别傳，熹平既未立石，故嫥刻古文，以補其缺。前者專正經文，後者獨存字體，漢魏兩代刊石，其旨趣在此，其不同處亦在此”。而後檢視西漢古文經，謂除所刻三書外，尚有《費氏易》《高氏易》《毛詩》《禮古經》《周官經》《古文孝經》《古論語》等，從古文經學角度考慮，似乎應該逐一刊刻，即或不爾，當時費氏、高氏《易》和《毛詩》已立學官，應該刊刻。所以他認爲：“使正始石經能全部蕆事，其所傳之古文經傳，必溢出三經之外，可斷言也。”

（五）古文字體——蝌蚪文字體之形成

三體石經刊刻計劃既然是超過現存三經外的多部古文經，其出於魯壁之《禮古經》《古文孝經》《古論語》爲魯國字體固無論，費氏爲東萊人，高氏爲沛人，是由魯而東而南，皆淵源於魯，《毛詩》傳自子夏，《左傳》本魯太史左丘明撰集，《周官》古經雖得自漢代李氏，要亦洙泗遺經。可見漢代之古文，屬魯國文本系統。六經雖非同出魯壁，要皆出於聖門，傳自七十子，皆用魯國文字書寫則一也。

魯國之字體即三體石經之古文，三體石經之古文形體，漢末魏初曾被稱爲是科斗文。王國維曾云“孔壁、汲冢古文之書法，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唯見於《説文》中之古文，今《説文》中之古文出於句中正和王惟恭之手。王國維對照二十世紀初葉有限的出土古器物字形，覺得“三代文字决無此體”。及一見魏石經，乃云“今溯此體之源，當自三字石經始矣”。他相信衛恒《四體書勢》“至正始中，立三體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之説，謂“魏石經殘字之豐中鋭末或豐上鋭下者，乃依傍‘科斗’之名而爲之，前無此也。自此以後，所謂古文者，殆專用此體”。其實静安説與最接近於三體石經古文時代的鄭玄看法有牴牾，鄭玄云：“《尚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爲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王獻唐坐鎮東隅，廣收四方，所見金石、璽印、貨幣、瓦當、陶文等古器物文字之多，遠非静安所可比擬，他所謂“石經古文筆畫，類多豐中鋭末，或豐上鋭下，與今兩周金文、秦漢篆書多不相合，學者疑之”，是即因静安之疑而發。他看到王懿榮舊藏鳥篆劍格上“用自”二字體勢與石經古文悉同，“吉日壬午”劍文和西周兵器文字之筆畫亦多有相同，遂云“不能以其稀見，謂無此體也”。此類豐中鋭末或豐上鋭下之字體之形成，有一歷史過程，他描述這個過程是：

魯介齊楚之間，齊書鋭細，楚體尤甚，今歲壽州出土彝器玉鉨文字，最爲可證。魯之金文，初時略同王朝，派衍西周，自與俱來，後以齊楚兩地之車書交馳，薰習演變，流爲尖鋭體式，孔門以之寫書，奕世轉録，漸漓真形。正始刻石，復拘於科斗一名，故求形似，畫中愈豐，起落愈鋭，證以齊楚金文，其體勢筆畫，固嘗息息相通，不可誣也。

依王氏解釋，魯國豐中鋭末古文之形成，是魯國秉承西周較爲豐滿的大篆字體，在與齊楚鄰國長期交往過程中，受到齊楚較細字體的影響，加之書寫古文，仍須用刀刻之法，起筆落筆兩端仍多尖峭。至於壁中古文與石經古文之差異，以及對衛恒“轉失淳法”一詞之理解，他認爲：

所謂失淳法者，即邯鄲原本，初不豐鋭如石經之甚，因效科斗之形，遂致如此，言極明切。邯鄲古文，原出壁中，雖非甚鋭，終爲尖毫。石經特變本加厲，非謂絶無所承。若壁中古文亦如兩周金文之圓渾，必不變改若是，往覆推證，其原可睹。故謂石經古文，稍失筆法則可，謂爲僞體則不可也。

王獻唐認同王國維東土古文西土籀文説，但他在東西土文字認識基礎上，更進而細察東土六國文字各自特點，考溯西周大篆演變之跡，推本豐中鋭末古文的形成過程，合理解釋了困擾前人的“轉失淳法”之説。由豐滿圓潤的西周大篆，蛻變雖非甚鋭，終爲尖毫的壁中古文，演化爲初不甚鋭如石經之甚的邯鄲淳古文，再發展到豐上鋭下、豐中鋭末的石經古文，形成一個籀篆古文分裂與變化鏈。凡此認識與解説，係建立在其長期收集各種先秦秦漢古器物，觀摩各種字形，尤其是生於斯長於斯的齊魯古文字形之上，追跡其演變脈絡，使齊魯文字蜕嬗形跡了然於胸，一旦魏石經古文出現在眼前，便能作出合理推測。將近九十年過去，齊魯、三晉和南楚銅器、貨幣、磚瓦、簡帛文字層出不窮，當今對六國古文形體之認識與研究，比之當年，已有很大進步，對豐中鋭末形體之石經古文與《説文》古文、篆文和甲金文、戰國文字之關係亦日益明朗。但作爲三體石經研究史之初級階段，王獻唐的探索無疑有導夫先路之功，但他的認識與見解，却未受到學界重視，故於此鄭重揭橥於世。

王獻唐獲得《春秋》殘石拓本當在李杏村從王道中處得到殘石之後，時間應在一九三九年之後不久。《平樂印廬日記》一九四一年一月五、六、七三日均有“續撰《校記》”、“仍撰《校記》”、“撰《校記》畢”，十一日又有“點校《校記》畢”之記，此《校記》應即《新出漢熹平春秋石經校記》簡稱。一月二十八日日記云：“赴山洞，以《石經校記》求正丁惟汾，多補益。”王氏《那羅延室稽古文字》所載篇章皆據年代序編，《春秋校記》前一篇《漢脩毋相忘鏡考記》文末署“二十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削稿，行篋無書可參，俟異日補證焉  獻唐時客萬州”，《春秋校記》次其後，年份與日記相應，撰作時尚在重慶，時距《石經殘字叙》又過六年許，他對漢代經學史和經文異文又有新的認識。

（一）對《漢志》記述《春秋》三傳今、古文經篇、卷分合之闡述

《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穀》二家。《公》《穀》合閔公與莊公同卷，爲十一卷，何休《公羊解詁》早已言之。《漢志》篇、卷之義，自清章學誠以來，金鶚、趙坦、葉德輝各有闡述。近代簡帛出土後，陳夢家、錢存訓、李零等亦有新説。近許超傑又提出“用‘篇’則於內容着眼，用‘卷’則從篇幅入手；篇爲常態，卷爲變例”新説。但多未注意到篇、卷與今古文之關係。獻唐在《石經校記》中欲對《春秋經》與《公羊傳》分行作出判别，因云：

經有古文、今文兩支。《漢書·藝文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志》凡稱古者，皆古文書；稱篇者，乃中秘藏本以竹木簡册書之者也；稱“卷”者，又以縑素書之者也。今言古經十二篇，指《春秋》古文簡書；經十一卷，指今文縑書。

姑不論其他典籍，僅就《春秋》三傳而言，《春秋》古文經乃中秘所藏竹木簡册之書，故稱篇；《春秋》今文經乃當時已立於學官的用縑書寫之書，稱卷。由劉向校書先寫於簡牘，定稿後書於縑帛推之，凡立於學官者，必有校定之本，其用縑帛自在情理之中。分清西漢時《春秋》有今古文兩種《春秋》，此實至關重要。又云：

古文出於魯壁，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經五種，內有《春秋》，後時曹魏刻三體石經，其古文《春秋》即據是本。今文傳於西漢經師，班《志》於經十一卷下注云：公羊、穀梁二家，蓋有兩本。一傳於公羊，一傳於穀梁，皆十一卷。合以古文，共爲三本。熹平石經所刻，又今文本也。

古文《春秋》出於魯壁，見載於《漢書》和《説文叙》，然云曹魏所刻三體石經之《春秋》爲古文《春秋》，與東漢所鐫熹平今文《春秋》不同，則人皆忽略未省，無人闡發。更進而言劉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之“經”是古經：

今本《左傳》經文，乃杜預後加。班《志》古經，西漢儲於中秘。劉子駿時掌典藏，既爲《左氏》創通大義傳世，《公》《穀》皆兼經傳，《左》獨無經，欲立學官，又不能無經。殆别取中秘古經，改寫時體，與《左傳》並傳。《左氏》經傳，時或參差，殆由於此，當别詳之。入東漢後，習《左氏》者，因皆有經有傳，惟不合一，杜氏始就並傳之，經分入傳中。

劉歆引傳文以解經，其初始形態爲何？杜預前之賈逵等如何處置古經古傳，猶當深入研究。唯自劉歆取《左傳》與古經轉相發明，至杜預使古經古傳完全合一，可觸發吾人比勘三傳經文之思考，分清《春秋》古今文經之先後、篆隸異同之演變。

（二）對《春秋》殘石異文之認識

熹平石經兼刊《春秋》和《公羊》，此《春秋》自是與《公羊》相應之《春秋》經。《公羊》自胡毋子都遞傳之眭孟，孟傳嚴彭祖、顔安樂二家，乃有嚴、顔之學。西漢《公羊》學無分嚴、顔，東漢兼立嚴、顔兩家博士。既然分立，必經文、經説有異。宋洪适見《公羊傳》殘石，其校記有“顔氏”云云，則“傳”必用嚴彭祖本。石經《公羊傳》既用嚴本，則其《春秋》經文亦必嚴本，此無須懷疑者。在此前提下，王獻唐提出其校勘熹平《春秋》殘石之校例云：

凡石經與今本不合者，皆爲嚴本，而何殆顔本也。其與《左》《穀》合者，亦皆嚴本，非兼參《左》《穀》也。

何休雖參據嚴、顔二本，今若石經殘石與之不合，因石經用嚴本，故只能證明何休此處用顔本。其次，若石經殘石與《左》《穀》相合，只能證明此處《公羊》嚴本經文與《左》《穀》經文相同，並非是石經殘石參考《左》《穀》文字。這是將石經文本先作一種歷史的定型，進而論其具體文字異同：

惟今文經文雖殊，類殊于字形，不殊于字音。文由經師口授，此家記以此字，彼家或記以彼字。所授之音同，所記之字音亦同。求之今讀，即或弗合，徵諸古音，殆無不合。間有不合，乃經師音讀有異。如經爲此音，所記之字，通常雖非此讀，彼時經師則多爲此讀。今校石經異文，即以是爲歸。循其柢根，而明其佐證，古音古義，時發露于行字間。

文字異形綦繁複雜，一般校勘，多作平面比較，進則以字形、聲韻推求是非。王獻唐能高屋建瓴，直接從漢代經師訓釋源頭——“漢讀”切入，以爲不能僅從今音今讀去判别異文，而必須用漢讀來校勘漢代經典異文，即用古音古讀去求證。漢代經典文字係漢代經師口授相傳，同一位經師口授讀音只有一音，弟子所記之音按理亦必相同，至少相近，其所以産生異文，是弟子以不同的形體記録同一個讀音，亦即“此家記以此字，彼家或記以彼字”，所謂音同字不同。弟子之所以會記成不同字形，是東西南北之人同聽一音，因方音方言差異，會其意記其字便會不同。時過境遷，古字的讀音已經變化，故“求之今讀，即或弗合，徵諸古音，殆無不合”。若徵之古音，仍有不合，是因爲經文本當作甲字甲音，而漢代經師或不識此字，多將之讀爲乙音記作乙字，而甲乙兩字形與音皆不相涉，遂使人無法獲得確解。因聲求義，是王獻唐從王念孫、王引之、許瀚處承襲而來的校勘經驗，尤其他與丁惟汾相處日久，從丁氏學古聲韻之學，幫助丁氏整理、鈔寫、校讀《毛詩韻聿》《方言音釋》，自己也作過《兩周古音表》《宵幽古音考》《兩周金石文韻讀補》等古音著作，他曾説：“獻唐喜治古代文字，思於形音義三者，各以其時間空間爲研究對象。就字體言，有商周之不同，有秦漢之差異；就字音言，有周秦音，有漢魏音。此從時間上應當分别研究者也。再就商周秦漢志字體字音，别其某一時代之某一地方如何，他一地方又如何，其不同之交點何在，嬗變之系統何在，此從時間（引按，當作“地域”）上應當分别研究者也。形音既明，義自昭著，三者不可偏廢，尤以形音爲重，形音之中，更以音爲樞紐。”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故能抓住漢讀靈魂，客觀描述其音讀、字形的異音、異文關係，作迥異於一般意義的校勘工作。

（三）立足秦漢古音，利用出土文物與漢碑等校勘異文

“曾”其初文，從邑作“鄫”，亦見晚周古鑈，爲後起正字，作“繒”則同音通假。石經字體類與今本《公羊》及《史記》《漢書》合。《左氏》不與石經同者，類與《穀梁》合。此疑《公》《左》舊本亦皆作“繒”，與石經、《穀梁》同。《左氏釋文》一本作“繒”可證。今作“鄫”者，殆“鄫”爲正字，後世所改。經文異同此類固甚多也。

徵引傳世文獻，人人多可做到。此在通過幾條石刻、璽印和出土銅器，把定字形年代，然後以漢字發展增加形符和通假規律，將曾、鄫、繒異文作出合理推斷。後世凡都邑地名多從“邑”，所以説“今作‘鄫’者，殆‘鄫’爲正字，後世所改”。石經《公羊》代表漢代官方文本，而《左傳》之“本作繒”，表明“鄫”亦是後世所改。如此推斷，較符合情理。抑不僅此，最後謂“經文異同此類固甚多也”一語，足以引起校勘戰國、秦漢傳世和出土文獻異文之思考。

（四）正確理解《春秋》書法、釋例以校勘異文

任何人記事著書立説，都首先會考慮如何最合適地書寫（書法）並製訂凡例（儘管古代未必會將凡例寫出），尤其古代史官在書於簡帛之前，必須思考如何既書寫真實歷史，又能適當顧及君臣之間的現實狀況，所以必須有法有例。先秦史官書法有例，則《春秋》書法亦有例，是不容置疑之事實。因爲《春秋》以一字褒貶，並未另寫凡例，故對其書法與例把握到怎樣範圍，這是漢代包括後世經學始終争論不休的問題。《春秋》書法與例藴含在文字中，所以很多涉及到經籍的異文，比如殺與弒。《説文》：“弒，臣殺君也。”《釋名》：“下殺上曰弒。”可見漢儒有其説。清段玉裁作《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君母殺君當書弒論》《公羊經傳弒字辯誤》三篇，此例似已作爲定論。近幾十年亦有正反兩種意見之論説。而王獻唐在《春秋》殘石校記中，對此有極中肯之分析。他在石經《春秋》殘石“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殺其君虔于乾谿”下作校，因爲《三傳》今本已皆作“弒”，故首先分析“殺”字字形，謂契文“杀”像殺人流血形，即“殺”本字。而“殺”以殳爲之，故從“殳”會意作“殺”。再從聲韻分析，“殺”在東周以下很多古籍中，均與祭部字協韻，讀所界切。但音有以時空不同而轉變，聲轉如試音，故復於“殺”旁加“式”聲爲“弒”。總結形與音而言，“知殺、弒一義。初有讀音爲殺者，即用殺；有讀音爲弒者，即用弒”。徵諸經典，《易》《論語》《禮記》中文句作“弒”者，《釋文》多有作“殺”之異文者。即使在講究書法之《春秋》及其《公羊》《穀梁》《左傳》，仍然是“殺”、“弒”異文錯舛，互相通用。他再進一步總結爲：

先時此人讀殺，書殺于竹帛。後時他人讀弒，見賜竹帛之殺，並讀爲弒，因之《釋文》、字書“殺”字亦有“弒”音。

先時此人讀弒，書弒于竹帛。後時他人讀殺，見此竹帛之弒，並讀爲殺，因之《釋文》、字書“弒”字復有“殺”音。

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殺、弒之所以分别上下，是緣於東周以下的《左傳·宣公十八年》“凡自內虐其君曰弒”，和《國語·楚語》“下虐上爲弒”二語，二書雖作分别，並不嚴格區分，秦漢以後，隨着經學地位的確立，兩字界畫漸趨明顯，但作爲史官所作的史書《史》《漢》在“殺”、“弒”用字上尚未悉遵。逮及《春秋》書法意識逐漸普及，於是有人見臣殺君，依例當作弒，遂改爲“弒”。但改又難盡，致使經傳文字殺、弒錯出。一人二人所改有限，勢必不可能將各地所有文本盡皆改之，所以各地傳本同一經文亦殺、弒間出。至陸德明匯集漢魏六朝二百餘家文本、音義於一書，遂呈現出經文作“殺”，别本作“弒”；經文作“弒”，别本作“殺”之狀況。開成刊刻石經，更依逐漸形成的弒、殺之例改經文，期使劃一。進入宋代以後，多“以後代改定之經傳，律古經傳，以後世弒、殺之書法，律古書法，偶有弗合，即紛紛辯難，曲爲辭説”，前舉段玉裁即是持凡例説典型。按理對一組異文的辨證，至此已很完善。而王獻唐則再舉出朕、臣兩字的古音，以爲即今語之“咱”；璽印之“璽”，古代君臣上下皆用，唯秦漢以後，逐漸分别限制，規定“朕”、“璽”爲帝王專用，指出“此其爲例，與殺、弒正同”，從而上升爲校勘古書之一種原則云：

經傳不出一時一手，強以逐漸演成之界説，例正在演變或尚未演變之書，已失真諦。更以六經爲孔子手定，以此殺、弒界説爲孔子褒貶書法，尤爲誣罔。

動態地、歷史地歷看待經傳異文的産生與演變，即“《三傳》作‘弒’，古本殆有作‘殺’，後世改使一律者矣。石經作‘殺’，即在熹平時刊定之本，尚未改盡，留在經中者也”。這不僅需要博綜文獻，細緻分析，更需要有歷史眼光來觀察，用清醒頭腦來判别，這種判别即源自他對秦漢古音的認識。此時年近五十的王獻唐，於經典源流、音韻文字、石經碑刻各種知識積累深厚，學術上已臻化境，故不僅能將一組異文校勘是非揮灑一千餘言，更能揭示校勘背後的經典流傳、文字聲韻的時空差異以及應用中的變動等等，這絶非隨便試手者所可同日而語。

五  王獻唐石經收藏、研究過程中的學術因緣

王獻唐自一九三〇年在三體石經《尚書》《春秋》殘石上題寫跋文始，即與漢魏石經結下因緣，此後不僅爲山東圖書館收藏了一批石經殘石，寫出兩篇重要的石經文章，還因此結交一批學界朋友，增進學術友誼，共同爲推動二十世紀的石經學作出了貢獻。

與當年漢魏石經殘字出土後形成的時尚一樣，王獻唐購回漢魏石經後，選擇石面清晰字跡多而完好的殘石椎拓，請藝苑社製成石經屏幅，分贈同好，或作爲碑帖拓本互相交换。一時軍政界名流如劉守中國委、何思源廳長、沈市長，學界名流如羅振玉、劉半農（1891-1934）、路大荒（1895-1972）、傅增湘、丁錫田（1893-1941）等皆曾收到過獻唐所贈之石經拓本製作的條屏。

逮及《漢魏石經殘字》印出，價格不菲，王獻唐將其《叙録》多印一批，作爲禮品分贈友好，一則也招徠學者朋友購買《漢魏石經殘字》。一時名流若邢藍田、馮復光、欒調甫、董作賓、吕振羽（1900-1980）、容庚、商承祚（1902-1991）、邵瑞彭、王大鐵、曹秉章、丁逋、陶希聖、宋還吾、鄭時、王仲軒、丁惟汾、向迪琮、橋川時雄、吴兆璜、羅振玉等都收到其惠贈的《叙録》。

其中劉仲康收到獻唐惠寄的《石經叙録》，來函云：“頃得手書並所著《石經叙録》，抱殘守缺，而能殫其究竟，不作一句泛語，非稽古有得者不易措辦。中國二千餘年文化策源地，不至隨王謝南渡易其位置者，胥于吾兄是賴。石經拓本，如約定購一部……”鄭時收到後覆函云：“大序於熹平、正始石經之源流顯晦，臚舉辨證，典瞻詳明，既精且博，欽佩無任。”雖友朋間得書致謝，不免恭維客套，但王叙確實能臚舉熹平、正始石經原委顯晦，典贍詳明，誠如姜忠奎所謂“極宏富之致”，却“不作一句泛語”。

篆刻家董井曾爲作“獻唐所藏書畫金石”等印多方，至其收得漢魏石經，又爲治“漢熹平石經”、“魏正始石經”兩印。後獻唐爲董井之《勉行堂印存》作序志誼。以石經爲媒介而結成的因緣有各種形式，與學術有關而最值得記述的，是王獻唐與幾位大學者之間圍繞漢魏石經殘石演成的因緣。

（一）與羅振玉的石經之緣

獻唐回山東後，引起遠在東北，曾連年撰著、修訂《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且年近七十的羅振玉注意。羅振玉與王獻唐素少往來，在《申報》報導刊出半月後，於二十八日致函王獻唐，希望交换石經拓本，隔日寄到《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四册。獻唐隨即覆函申謝，並附石經屏及銅器拓本回贈。一九三○年八月，羅振玉已將之前九次編集的《漢熹平石經殘字集録》重新編排，正企待有新出殘石補充，其郵寄《集録》四册，希望與獻唐新收殘石拓本交换，冀發現新見殘拓以充實《集録》。十月十九日致獻唐函云：

獻唐仁兄館長執事，奉到手書，知前寄《貞松堂集古遺文》業已奉達左右，又寄《遼居乙編》四册，想亦可寄到。石經及滕縣吉金已承飭拓，感謝不可言喻。……敝藏石經殘石卅有一品（現裝册未竟），尚有蔽藏諸石拓本，一同奉寄貴館不誤。專此奉復，即頌著綏。弟羅振玉再拜，十九夕。

此又隨函寄《遼居乙編》四册，殆以一九三二年所輯乙編有《漢熹平石經集録續補》，所以補寄獻唐，先出其所有，以求其所無。函中“石經及滕縣吉金已承飭拓，感謝不可言喻”，知獻唐覆函應允交换。十月二十七日，獻唐致羅振玉長函，附漢魏石經拓本全份。至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收到羅振玉所寄漢石經拓本一册，即羅函中所謂“敝藏石經殘石卅有一品（現裝册未竟）”者，此殆收到獻唐所寄漢魏石經拓本全份後，裝册卅有一品的石經殘拓奉寄。羅振玉在收到王獻唐所寄新獲殘石拓本後，即行整理修訂工作，發現所寄拓本中有一幅椎拓不精，模糊不清，乃又致函云“前承寄石經拓本，拜謝拜謝！內有一本拓墨不明，茲勾一本奉寄，祈飭工精拓一紙見寄”，並希望“若近有新得吉金石刻，請不吝拓寄，尤爲感禱”。獻唐承諾，確實在十月十四日又將新得漢魏石經拓本寄贈羅氏。但十二月收到羅氏所贈《遼居雜著》二册，中有將獻唐所贈之石經拓本搶先印入《雜著》者，乃於日記中感歎云：“日前所寄石經墨本竟以入録，沿近人搶發表之習，甚可厭也！”羅氏所寄當是《遼居雜著丙編》，《丙編》收録《漢熹平石經集録又續編》和《續拾》兩編，皆前九編和一九三○年八月重編本和一九三二年《續補》所未收者，今校覈其所録殘石拓本與王獻唐所購、屈萬里所編校之《漢魏石經殘字》有多條相重：

《又續編》中：

《又續編》係一九三四年所編，未署月份，《續拾》序寫於該年十月，則《又續編》印行在十月以前。今按王獻唐於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寄羅振玉“漢魏石經拓本全份”，羅振玉有時間在一九三四年選其新出未見者編入《又續編》。獻唐又於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四日“以新得漢魏石經拓本及羅振玉”，而羅氏十二月四日寄王氏收有《續拾》的《遼居雜著》二册。羅氏《續拾序》云：

《石經殘字集録又續編》既印竣，適山左友人郵寄《尚書》拓本二石、《魯詩》四石、《論語》一石，已不可加入，别爲《續拾》附焉。甲戌十月松翁記。

羅氏此所謂十月，當是農曆，時在收到王氏十一月十四日寄新獲殘石拓本後立即考釋付印，而後第一時間寄獻唐。但此時山東圖書館從洛陽購得和續得之殘石尚未編録印出，故獻唐以爲羅振玉“沿近人搶發表之習”。但從羅氏《又續編》和《續拾》之分載，可以分清王獻唐一九三三年從洛陽郭玉堂手中第一次購得之殘石和《漢魏石經殘字叙録》所説“日昨又得熹平《詩》《書》二石”之分野，羅氏《續拾》所載，即獻唐“日昨”所得，後於從郭玉堂處所得者。

（二）與陳邦懷石經之緣

鎮江三陳皆與獻唐有金石交往，經常以石刻磚瓦陶器拓本互贈，並以詩詞酬唱。一九三三年王獻唐購得漢魏石經殘字回，不久即致陳邦懷（1897-1986）函，附去拓本四紙。信函雖未言是何種拓本，但據不久陳覆函回贈“石經拓本等數種”之前後時間推測，當是石經拓本。十一月，陳又“贈漢石經拓本四紙、漢磚拓本一紙”。王似隨即覆函，亦寄去石經、古鉨拓本若干。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陳又“寄贈新出《魯詩》石經墨本”。互贈石經拓本之頻，交友中少有。同年四月底，陳邦懷來函，附所寫《魯詩跋》文，云：“去年承賜漢石經墨本，弟僅于《魯詩》殘石中略有所見，茲録稿就教。至魏石經之二體者，弟尚無説。”可見獻唐所寄數次拓本中有漢石經，亦有魏石經拓本。同時也可推知，王氏曾思考魏石經二體之緣由，嘗詢之同好。其《叙文》撰寫雖在七月，而四月之前早已運籌思索。陳邦懷跋文，今《一得集》未收，茲録於下：

右《魯詩》殘石一，今藏山東省立圖書館。存《豳風·七月·鴟鴞》兩篇，字二十有六。其《鴟鴞》篇“予羽蕉蕉”爲異文，懷按《毛詩》作“予羽譙譙”，傳曰：“譙譙，殺也。”箋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陸氏《釋文》：“譙，本或作燋，同。在消反。”今《魯詩》作“蕉=”，當與顦顦同。《春秋·成公九年左氏傳》引逸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叚蕉萃爲顦顇，可爲《魯詩》左證矣。

陳氏此跋解釋《魯詩》“蕉”字異文，屈萬里校録謂羅振玉《續補》已著録，未及陳跋，或當時王獻唐未將陳跋予屈，故今揭之於此。

（三）與商承祚石經之緣

商承祚繼《殷墟文字類編》後編輯《石刻篆文編》，時間在一九三五年前後。一九三五年八月，商承祚至濟南，訪獻唐相談甚久，王以新得三體石經拓本贈之。次年十一月中旬，商以所拓《契齋古印存》寄王獻唐，欲與交换《臨淄封泥文字》拓本，因去年曾獲贈魏石經拓本，故函中又問及“《三字石經》有否續得？憶曩歲所賜墨本中尚有未考出者，望于大著之外鈔示，以備採入拙作《石刻篆文編》中也”。從商函中得知，王獻唐購得漢魏石經後，或影拓相贈，或《漢魏石經殘字》印成後贈與。商、王往來書信頻繁，兩人頗有交誼。商承祚《石刻篆文編》遲至三十多年後的一九五七年方由中科院作爲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四號出版。今觀其自序關於三體石經字形之看法，也與王獻唐有相承的關聯。商承祚闡釋科斗古文與甲金文之關係云：

其筆勢豐上鋭下，或左右鋭而中豐；再看甲骨文和楚竹簡上用毛筆寫的文字，其筆劃確是頭重尾輕，石經古文和它有些類似。所不同的，在每一筆的收鋒隨手揮灑而並不刻意，與魏晉人將筆劃粗細部位固定下來成爲公式化的截然不同”。

商氏就豐上鋭下的筆勢，來描述甲金文、楚簡和石經古文之關係，指出甲金文和楚簡的豐上鋭下是自然的，而魏晉三體石經之古文則是僵化固定的。相比王獻唐此前比較甲金文、陶文、竹簡形體時曾云：

今傳殷商卜辭，及周代玉鉨金文陶文，出於刀刻者，兩端每多尖峭，以刀劃刺，刀過成畫，鋒隨到鋭，不修不重，簡册出於刀筆，竹木刺刻，與金玉同科，以鉨文陶文之鋭鋒，知簡册書體之尖筆，迨後雖改柔毫，仍以刀刻之法行之，筆著竹素，仍爲鋭首。又後能爲迴鋒逆毫，傳寫古文，不能操用時法，一仍舊條，演爲此體。

王氏則更從它們書寫工具刀刻的筆畫上去分析甲金文、陶文、竹簡和石經古文的演化痕跡。兩位之所以將古文與甲金文等聯繫比較，都是基於前人對三體石經古文的來源有所懷疑或否定而言。王獻唐是針對王國維謂三體石經古文是前無所承而發，而商承祚則是因爲孫次舟否定石經古文源自先秦文本而言。孫次舟一九三九年撰長文，謂石經古文是漢末魏晉人掇取《説文》中古文等轉寫而成，“魏石經古文，並非有先秦古經寫本，或西漢所傳中古文之根據”。所以商承祚云：“有些人連字體的來源都認爲臆造而不敢相信，我以爲這是過分的懷疑。我們知道，三體石經爲當時頒布的一種‘國定’經書的寫本，各體文字經過專家們的考訂，特别是古文，不可能隨意掇拾拼湊。”王獻唐亦認爲“刻經立石爲一代鉅典”。王、商兩位對古文字都有深湛的研究，故其觀點相承，意思也相近。今稽考《篆文編》中所收石經古文形體皆《尚書·無逸》《君奭》《多士》、《春秋·僖公》《文公》等，不見山東圖書館所藏殘石文字，或以隔時久遠拓本遺失，或一時搜尋不見，遂未補入。然兩人之交往，固有以石經爲媒介者也。

（四）與顧廷龍的石經之緣

王獻唐與顧廷龍（1904-1998）之前或未有往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顧廷龍爲編纂《尚書文字合編》，致函胡道静函云：“比聞山東圖書館有《尚書》漢石經殘石，頗欲得其拓本。因念吾兄與王獻唐先生訂文字之交甚久，倘能爲吾索致一份，感幸無似。如必須價購，亦當照繳也。拜託拜託！”胡道静在上海收到顧函，立即修書致王，寒暄一番後即云：“茲有懇者，友人顧起潛先生，精研金石文字，現在燕京大學圖書館，頃聞貴館藏有《尚書》漢石經，擬得拓本，屬代爲乞一份（原函坿呈），如荷俯允，實深感激，尚祈直接寄與起潛先生爲禱倘需手續費，即乞示知，以便轉達。不情之請，至懇鑒宥。”王獻唐當時似未立即郵寄拓本，据其後與顧函內容觀之，知此時《漢魏石經殘字》已贈完購罄，拓工正在拓其他古器物。二月下旬，潘景鄭寄贈王獻唐家刻書若干，中亦附有顧廷龍所著《吴愙齋年譜》。吴大澂於古文字古器物之收藏研究，晚清以來無人不曉，王氏又多知曉吴氏個别器物之來龍去脈，自然極感興趣。收到立即捧讀，自謂“手不能釋。此書編輯甚精密，近人撰年譜之最上乘者也”，隨即覆潘長函。此後一星期左右，都在閲讀《吴愙齋年譜》，並寫出“校記”，於三月二日再致潘函，將《校記》附潘，請轉顧廷龍。顧廷龍收到後，致函申謝，函中又提及漢石經拓本事。王獻唐於三月二十九日覆顧函，云：

敝館藏漢魏石經共百餘石，舊歲曾拓印出書，早已售罄，內多三四字小石，其稍大之石已拓爲屏幅，茲將屏幅一份寄呈，睎哂存爲何（荷）。弟尚有《叙録》一册，如尊處無之，可以寄贈。如須全份拓本，當少遲時日，檢出重拓，以此刻拓手正拓《齊魯陶文》，不暇分工也。

讀獻唐此函，可知其得胡道静函所以未寄與顧之緣由。估計顧廷龍在王獻唐此函未發出前又寄一函並附《古陶文孴録》一册，獻唐隨即覆函云：“《石經叙録》訂本者已無存，茲取未裝者一册另郵寄，請教正，尚有新收三體者四小石未加入也。”王、顧因石經之緣而引出吴大澂年譜之修正，王獻唐所修正《年譜校記》，至今保存在顧家後人處，見證了兩位學人的一段佳話。

（五）與孫海波石經之緣

《魏三字石經集録》作者孫海波（1910-1972）原與王獻唐無交往，但其一九三四年出版的《甲骨文編》應已名聞遐邇。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容庚致函王氏云：“友人孫海波君輯《魏三字石經集録》，惟以未得貴館所藏拓本爲憾，乞惠借印入如何？”孫海波七月五日自北平致王獻唐函云：

獻唐先生有道：頃奉惠書，並貴館藏石拓本二十一紙，均以拜登，高誼可感，厪此致謝。海現將欲集諸家所藏三字石經彙爲一書，刻正整理印刷，一俟印竣，即奉政左右。專此敬覆，並望時錫教言，以匡不逮爲感。此上敬請  箸安。 弟孫海波拜上  七月五日

就以上兩函可看出，王獻唐收到容庚函，立即將魏石經拓本郵寄北京，並無一刻耽誤。而孫海波《魏三字石經集録序》撰於一九三七年五月，當容庚爲之先容求拓本時，其書大致已編成，只是未得山東圖書館所藏而未付印。依當時郵遞時間，孫氏七月五日致函於王，應該是剛收到拓本，所謂“刻正整理印刷”云云，是其插入後即付印刷，此從該書版權頁標注“民國二十六年七月印行”可知。今檢其石經目録，標注“山”者有二十塊，是山圖殘石對《集録》貢獻不小。孫書“例言”八條，其第八條有“而山東圖書館所藏魏石經二十一石，承王氏獻唐以拓本見惠，高情足感”一語，亦當是後補之語。王、孫的石經因緣，顯示出兩人之人格品位，值得表彰。

六  結語

王獻唐涉獵之廣、學問之大、見識之高，在上世紀的學人中絶不多見。夷究其治學路徑，亦以小學置其基，先潛研聲韻文字，而後拓展到先秦古文字與古器物，由此而下及秦漢金石、碑刻等。漢魏石經的研究，在他數十年從事的甲骨、金文、竹簡等古文字與音韻訓詁，石刻、古璽、封泥、瓦當，上古民族傳説、考古與古器物，尤其是不遺餘力地蒐輯山東先賢的稿鈔本等諸多學問、事業中，只是一個點和一個時間段而已。而且當他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中期去收集石經殘石，時間上已滯後於羅、王、馬、章等大學問家十年左右；就出版著作而言，也僅有一篇《叙録》和一篇《校記》。兩篇文章字數，總共不過一萬五千字左右。但他却能在石經大家高文宏論中尋找罅隙，燭照幽暗，用自己淵博的知識、鋭利的眼光，在有限的篇幅中，寫出諸多符合客觀情理又讓人耳目一新的結論，爲石經研究史增添了濃重的一筆。同時，他也通過石經殘石這一媒介，增進了與學術界的交往。

二〇二二年一月二日至一月廿八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