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生干部维权值不值得同情？
文| 凯风
湖北多名计生官员拉横幅维权，肇因是事业编制取消，社会抚养费不再返还，导致身份陡失、待遇下降。计生干部不无悲催：我们成了弃子和路人。
说到底，这只是体制内部利益分赃不均的结果，显然不该由社会来埋单。且不说社会抚养费本身合法性就存疑，社会抚养费返还更是一切乱象的始作俑者，恢复社会抚养费返还既不现实也不合理。至于事业编制身份，在人口红利消耗殆尽、政策转向的关口，更不可能得到支持。
计生官员认为自己曾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所谓的贡献，只是相对于体制内部的绩效考核而言，于公民权利和国家利益，则有着全然不同的解读。不说人口大形势下强制计生已经显得不合时宜，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前，其作用和意义也未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反而在执行过程中的强制与暴力，更为人所知。
面对这种诘问，计生官员不再强调“贡献”，反而开始自我辩护：“只是为了完成升级交代的任务”。这种辩解的言外之意，无非是作为命令的执行者，不该为体制的问题承担责任。但问题恰恰在于，作恶总是某一个人在作恶，而不是体制这个非人格的怪物在作恶。体制之恶，终究是经由个体之手来达成。这些“个体之手”在考核压力和利益诱惑面前，曾经无所不用其极——非法拘禁，强制堕胎，甚至扒房牵牛，这是任何说辞都无法得到辩护的。
没有人限制你的自由，你完全可以不去从事计生这一行业；即便贪恋稳定和油水，在执行时枪口同样可以抬高一厘米。在如今严峻的人口形势下，还在絮叨过往在“消灭出生人口”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真是不知今夕何夕，又置失独老人于何地？
这些人可能从未想过有一天，会面临身份从强者向弱者的转换。以前，都以国策之名，枉顾公民的基本权利，如今当自己沦为“弃子”时，是否明白所有的强势不过是虚张声势，而所有的恶都必须有人来承担？
德国哲学家阿伦特有本书《责任与判断》，剖析的就是集体责任下的个人责任问题。阿伦特认为，那些效力于体制的人，通常不是因为被迫和无奈，更多是主动的投送。无论是为铁饭碗所诱惑，还是为牵牛扒屋的权力欲所沉迷，个体在其中都不是被动的、无动于衷的，都不只是庞大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平时享受体制庇护的种种好处，关键时刻却又拿体制来为自己开脱，天底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在中国，弱者本身就有天然的道德正义性，同情弱者也是最基本的公众情绪。但当计生干部从强者沦为弱者之后，非但得不到同情，反而遭遇倒扔臭鸡蛋的不堪，这难道不值得所有人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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