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69届知青的绝唱

今天，距小为远行已经整整两周年了。

1969年8月，我们是乘同一列火车从北京去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他才16岁。

16岁的他，十分天真，误信了兵团来京某接收人员的话，竟与同龄的那拨69届（全称为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只上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的孩子们以为到了连队，什么都会准备齐全，居然连饭盒、碗筷都不带一件。结果，到达驻地11连开饭时碗筷全无，顿时都抓了瞎，纷纷吵嚷着要“大花碗”（当时部队使用的白底带绿纹的搪瓷碗）。其中，嗓门最大的，就是他。

16岁的他们，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到达连队的第二天，就与全体职工下了地。因为那年正赶上连续大雨，拖拉机、康拜因都下不了地，急需人工抢收地里的麦子。毕竟年幼，身体还未发育全，才干了两天活儿，就腰酸腿疼累得不行。于是，第四天的上午，任凭出工哨响了一遍又一遍，他和十七八个69届伙伴似乎是商量好了，全都躺在帐篷里不出去。无疑，这是公然罢工啊！初到兵团的他们，实在是不知深浅。我们几个年龄稍长的老三届看在眼里，难免有些担心。不过，为了与他们保持一致，我们也没有出工。也许，看我们心齐，又念及新来咋到、未及休整，所以连领导来催促几次无果后，居然就默许了，过后也未加追究。

当然，这种事情可一不可二，他和他的69届伙伴，还是很快地面对现实了。特别是他，逞强好胜，干起活来，既不惜力、也不服输，毫不逊色于早他一年来的各地老知青。在麦台，装车、入囤，是力气活儿。相比较，上跳入囤，比纯粹装车难度更大。除了力气，还需技巧。可他，三级跳、五级跳，三五米高，全不怵，照样是扛着麻袋就上。初时，立肩，只能扛一百三四十斤。走平地，还凑合；但是上了一尺多宽的跳板，上下一颤悠，可就左摇西晃起来。弄不好，还会连麻袋带人都从跳板上摔下去。毕竟年龄小，身子单薄，又没经验，很难把控。但没多久，他就能扛着一百八十斤的麻袋，飞步上跳了。上身不动，两脚紧捯，随着跳板有节奏的颤动，貌似小跑般地上到囤顶。一手抓紧麻袋的底角，身一侧，肩一耸，未扎口的满袋豆粒就倾泻而出。通常，我们知青扛麻袋时，大多数人都会用一只手抓着麻袋的一角，以起到把控的作用。但他，孩子气足，有时会效法老职工，竟把双手反背在身后，要的是洒脱，透着的是自得。当然，这种表演也有演砸的时候——即使硬撑着，麻袋仍然倾覆，豆子洒了一地。

其实，在11连，我们只呆了半年，之后便作为同一个武装班的战友，一起调到了远离团部、僻处山中的武装连——19连。说是武装连，是因为有警卫我师战备仓库的任务，所以扛过枪、站过岗；但依旧要开荒地、干农活——双倍的辛苦。

几年间，他打过石头伐过木，还到马号挥过鞭。常常是身上破棉袄一裹，腰里粗麻绳一勒，驾着马车，赶着牛车，顶风冒雪翻山路，去团部为连队运物资，进密林为职工拉烧柴。早出，晚归，冷热食宿全无定规。

几年间，知青不断地成批调离，曾经拥有180来人的武装连队缩编成了只有一二十个知青的轮训队。一次又一次的战友分别，他学会了喝酒——60度的白酒。从二三两到六七两，在醉酒中消减离情带来的愁闷与对莫测前景的迷惘。一年又一年的时光流逝，他学会了抽烟。先是买一两毛钱一盒的烟卷，继而自裁纸条卷烟泡，在吞云吐雾的同时，与伙伴们玩拱猪、打桥牌，化解工余的无聊和不时涌起的乡愁。

冬天的周日，他想到了滑雪。自制的滑雪板极其简陋，连滚带爬更是常事，却吸引了好多个知青起而仿效。夏季的傍晚，他总要高声吆喝大家去山坡下的空场上打篮球。人不够，就招呼老职工子弟，全不管他们与知青不同，晚饭后的宝贵时光往往需要帮助家人收拾自留地。平时，看到我画画，他也曾拿起了画笔；看别人根雕，他也搜罗过不少树根。可惜，都只是心血来潮，不久就放弃了。倒是对乐器，有着天然的喜好，遇到郁闷的时候，山坡上、树阴下，光着个膀子弹吉他，堪称是连队一景。

记得，那些年里，不是节日，连队是不会杀猪的。所以，赶上元旦、春节，食堂包顿肉馅饺子，谁不是畅开了肚子拼命吃。通常，都是以班为单位，拿着脸盆去食堂打饺子。一盆未吃完又去端一盆。那一年的国庆，当大家的肚子都已鼓胀起来的时候，有人言道：“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怎么办？”“想法子再多吃几个呀！”“什么法子呢？”说笑间，已有人飞奔出门去往小学校。

干什么？悠单杠。

是谁，还用问吗？——准是小为。他就喜欢搞笑出洋相。

“加快消化，就可以再吃几个喽！”喊得山响的哑嗓子，引得女宿舍的同胞们也都出来看热闹。

于是，又跑过去几个响应者——与他年龄相仿佛的69届。边跑，边回头冲我们嚷：“给我们多留几个饺子！”当然，这是彼时彼刻苦中求乐的人来疯、瞎起哄，当不得真。想想他们的年龄，还没有超过20岁呢——不过是些青涩的大男孩罢了。

也许，是因为他的文体细胞比较丰富的缘故，实际上只有小学学历的他，竟在连队小学的教师岗位出现空缺的时候，充当过一段时间的文体教师。别说，教学效果还不错，小学生们都挺听他这位活宝似的大哥哥的话。

很遗憾，调离得早了一点儿，他没能等到1979年大批知青的返城潮回归北京，便于1977年辗转去了两广，先是玉林，后是湛江。更遗憾的是，韧劲也少了一点儿，在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没能再试第二次。其实，以其69届的文化根底，试图一举考上大学，确实难为他了。当时，我们在书信往返中交换过意见，曾劝他趁着年轻、记忆力好，专攻外语。他赞同，也努力完成了一年半的电大英语专科班的学习，还曾试着翻译短文，但最终仍未继续学下去。

于是，结婚，扎根于南国。但难以逆料的离异，又使他肩负起当爹又当娘的两副重担。从小学到中学，他对女儿的教育是抓得非常紧的。也许，事业上，他不很顺心。开过龙门吊，搞过外调，还当过导游，跑跑颠颠，什么都干。但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他却比我们许多人更为专一、竭尽心力，且有绝招。曾经，单位要派他去上海进修，但为了照顾女儿，他放弃了这个关系到个人前途的机会。一小，他就注意培养女儿的独立生活能力。为了激励孩子奋发上进（自然，也有增加经济收入的考虑），他还一度在工作之余自制羊肉串去卖，甚至把摊位摆到了本单位的门口，全无顾忌。

自从女儿上大学离开了湛江，从电话交谈中我能隐约感到他内心的孤寂。尽管，他轻易是不肯表露出来的；而且，他交际广泛、有各类朋友，日常生活似乎并不单调。

好玩、真率、任性、大大咧咧、口无遮拦，是小为给我们的表面印象。但实际上，他也有精细的一面，骨子里心高气傲。他可以跟哥们拼酒，与同事打球，但如果有机会，他更愿意和我们老三届荒友交流思想，谈文说艺，回首知青岁月里的点点滴滴。打球，他不服输。玩乐器，不限于一种。除了卖羊肉串，他也尝试过装裱书画、开设画廊，但对情节性、趣味性极强的武侠小说却是不屑一顾。然而，他的荒友都远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他只能拼酒，让酒精把忧郁驱散，以麻醉身心；他只能打球，让汗水带来疲惫，送自己进入梦乡。

设若当年，他也回到北京，以其广泛的爱好、聪颖的天赋与学习的热情，其人生的轨迹或许会有所不同。毕竟，这里，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这里，有较好的学习环境、抚育他成长的亲人与可以交心的兵团荒友。但人生没有假设。

30多年了，每次来京出差、探亲，不管待几天，他是必来我家报到、必与荒友相聚的。开初，我只有9平米的小屋，七八个人照样聚。以后，住了楼房，相对宽敞，聚会的次数也就更勤了些。来时，才进小区，未到楼下，已经扯开了嗓门，呼叫我的名字。声音之大，响遍小区，我在五楼的屋内听得一清二楚。

然而，他竟于2009年的2月13日永远地走了，年仅56岁。从发现喉癌到扩散身亡，不过半年。半年里，他与病魔抗争过，先是手术，后是放疗，再又化疗。一度乐观过，手术后买了不少历史书，发短信跟我讲：“躺在病床上，又不能说话，就看书，补补课。”也痛苦过：“这放疗的滋味可真不好受！”如今，在我的手机里，仍保留着他在意识清醒、手指尚能按键时给我发送的最好一条短信：“其它事情都安排好了，放心！”“放心”，是让我们这些惦记着他的荒友“放心”。可我知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女儿，当时还在读研，前途未卜。好在，她的女儿是争气的，去年夏天已经研究生毕业，并在上海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想，现在，小为的在天之灵可以放心了，他的患难之交的荒友也可以放心了。

只是，他的大嗓门哟，已成绝响……

来源：华夏知青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