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二代视角下的知青返城

1968年知青大规模进入八五二农场的时候，我已经3岁了。

父母跟知青合得来，经常请知青到我家玩，还会请他们吃饭。北京和上海知青来的最多，妈妈还成功地撮合了一对北京知青的婚姻。那时我的两个酒窝长在脸蛋的上部，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头圆圆大大的，小肚子鼓鼓的，小屁股向后撅着，他们就很喜欢逗我玩，还给我起了一个形象的外号“小地主”。

等我7岁上学的时候，不少知青已经开始从连队的生产一线抽调到中小学当老师了。孟萍老师好像是杭州知青，在三营直属小学教音乐课，她是我见到的最美女教师。皮肤白白嫩嫩的，声音柔柔软软的，头上一顶小红帽，踩着脚踏风琴教我们唱“哆来咪”。我一下子迷上了她和音乐，觉得音乐美得像她。

自此音乐就像一道自愿接受的咒符，控制了我半辈子的生活和工作。小学时参加了民族乐器课外学习班，学习拉板胡；大学时学了吉他，获得过“校园十佳歌手”的称号，中途回宝清县参加歌手比赛也弄了个农场组第二名，还上了电视；比较离谱的是工作后我这个中文专业出身的人，竟然在艺术系（含音乐和美术专业）主持了四年工作；现在是乐此不疲地在单位的歌协参加活动。

知青带给农场孩子们的不仅是音乐，更有成长意义上的特殊价值。在八五二农场教育科工作过的荒二代邢元利，对回来探访的知青冯敬兰（中国石油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在六分场四队当小学老师）说：“你们把知识给了我们，把城市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给了我们，使我们从小就有了榜样，有了明确的努力方向和动力。”荒二代大都是在田野中长大的孩子，但有幸接受了“城市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的教育，这应该是毛主席1968年10月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最高指示时没有料到的，他老人家的意思是让知青来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没成想知青却把贫下中农的后代给教育了。

知青在时，农场的教育和教学水平都是很高的，明显比周边地方的学校要好。如果能一直延续下去，我们完全可以在农场自己办的学校考上大学的。可1978年后的“返城风”迅速把他们刮回了城市，造成了所有农场学校师资力量的严重不足，教学质量开始下降。等我到了考大学的年龄，大多数分场中学根本无力开办高考班，只有职高班，父母托关系把我弄到宝清县一中复习考大学，把我未来人生的走向又扭转了一下。如果知青不走的话，会有太多的荒二代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走进城市的大学，去见识另外一个世界的美丽。

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场景。在上中学六年级（即初一）的时候，我一直听不懂数学课，心里很着急，正好我的小学数学老师北京知青刘云楼到我家告别，我母亲是她和石常宝叔叔的结婚介绍人，她的女儿就在北大荒出生。我请她讲了几道数学题，让我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一下子就明白了初中数学是个什么东西。她的一句话让我记到今天：“我要是不走，能一直辅导到你上大学！”那时我对这句话还没有太多的认识，今天想来知青返城还真是值得多角度反思的，其中一个从荒二代视角出发的问题是：知青该不该返城？

从对荒二代教育的角度看，知青真不该返城。他们走了，风一般地来，云一般地去，可是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荒二代呢？谁来弥补我们的教育缺失？知青对于我们难道是可有可无的存在吗？既然把他们给了我们，为什么还要收回？最终我们是无力的，也是无奈的，望着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不知如何表达。我们没有被父母抛弃，但我们却被知青抛弃了，那么地决绝，决绝到来不及让我们思考，只是把一种无言的伤痛留在内心的某一个角落里，静待岁月的发酵，在生命的某一节点蓦然回首时，才觉悟出这命运弄人的安排。

从开发和建设北大荒的角度看，知青也不应该走。从1947年开始，北大荒被一群又一群形形色色的勇敢者踏足开垦，复转军人、支边青年和知识青年是其中的三股主要力量，身份确定，各负使命。复转军人来了，其中有很多住在城里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没有走，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走，而今大多数人已经把尸骨埋在了北大荒。支边青年来了，其中有带着“三年期限”的山东蓬莱县青年，可他们没有走，或者根本不允许走，他们大都永远留在了北大荒。而知识青年在文革的号角声中也来了，带着立志扎根边疆的雄心大志来了，可他们却走了。

张北战阿姨是北京知青，个子不高，和我母亲很谈得来。她与众多知青一样，决心扎根边疆，把自己完全奉献给这片黑色的土地，为此她把自己原来的名字改为“北战”，——到北大荒参与向荒原进军的战斗。我喜欢她身上的正能量，那种坚定的神态像刻在我的脑海中，至今都清晰无比。可有一天我看到了她非常沮丧的表情，她和我的母亲在里屋悄悄地嘀咕着什么。我能意识到有什么大事要发生，果然母亲告诉我，张阿姨要回北京了，不回来了。

谁要返城我都能接受，除了她。她是分场竖立的扎根北大荒的典型，她怎么可以出尔反尔？这在我当时形成的观念里是接受不了的，当然那时我根本无法理解政治是个什么东西，可张阿姨还是决绝地走了，甚至现在我还有她抹泪的隐约记忆。这件事让我耿耿于怀了很长时间，并想知道她回北京去干什么。突然有一天母亲说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了，我兴奋得原谅了她的“背叛”，这个电台是陪伴我童年和少年成长的神圣殿堂，张阿姨就在那里工作！

后来有了互联网，我便动用发散思维去搜索有关她的信息，我知道她回北京就把名字又改了回去。真的搜索到了，她和我熟悉的小明叔叔双双去了美国，我看到她在网上晒出的宽敞房间，也看到了依然坚强的表情，这时我早已理解了她的来，更理解了她的去。像她一样到北大荒改名字的不是个例，到八五二农场良种站插队的北京知青陈珩叔叔把名字改为“陈恒”，表明自己扎根北大荒的恒心，当然他也走了。而那时为了到北大荒而写血书的知青就不计其数了。

我不愿他们走，终究还是情感上的不舍，张阿姨和陈叔叔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此承担什么道德或所谓政治上的压力，作为荒二代也没有资格对他们做出走与不走的良心判断。城市是他们的故乡，回去既是情感的需要，也是尽快结束精神流浪的需要，那里有他们的父母兄弟，也有他们曾经的梦想，当时他们大都30岁上下，还很年轻，还能在城市创造奇迹，展现辉煌，他们应该返城。而返城后的事实也证明，他们离开了艰难的农村，又在城市开启了艰难的“二次拼搏”和“二次苦难”，他们比同龄人多吃了一次苦，但很多人也因此实现了梦想。

文化名人是一个高显示度的群体，从北大荒的土地上走出了聂卫平、濮存昕、梁晓声、张德英、姜昆、赵炎、李金斗、肖复兴、张抗抗、李晓华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文化名人或企业家，从政的省部级人物和知名外交官等也比比皆是。而八五二农场走出的社会精英也有很多，比如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党委书记周小川，从1968年到1972年，他在北大荒读了人生中第一个“大学四年的本科文凭”，这个文凭流淌着他的青春岁月，更有北大荒辽阔视野的注入，北大荒是他梦想折戟的地方，但也是他梦想重拾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知青是应该返城的。返城让他们的社会价值放大了数倍，相比之下给我们荒二代带来的不利影响就微乎其微了，我们毕竟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微小的存在，是很难写进历史的一个有点特殊的群体。而他们是已经写进共和国历史的一群战士，燃烧了青春的岁月，牺牲了无数的生命。

翻开哈尔滨师范大学老学长、哈知青贾宏图的《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第一篇《孤独的守望者》真实呈现的就是残酷无情的死亡事件。1970年5月28日，建设兵团一师独立三营二连7位女知青被黑龙江水无情地吞去了花一般的生命。在一百多位知青的故事中，这样的惨剧不时跳入我的眼中，看得我心惊肉跳，泪水涟涟。1971年7月的一天，勤得利农场34连的一口水井，连续吞噬了三位知青的生命，他们仅仅是为了打捞一只落入井底的水桶。另外还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死亡形态，比如食物中毒的、出车祸的、误中枪弹的、烈火吞噬的、伐木砸死的，还有跳到河里捞电线杆献身的知青榜样金训华等等。为了建设北大荒而献出年轻生命的知青到底有多少人，历史已无法张口告诉我们了，在通往光明的路上永远会有这些需要致敬的殉道者。

付出死亡代价的知青应该返城，他们已经在我们心中种下了信仰、理想、良知、道德、文化、文明的种子，在北大荒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滋养下，这些种子早已成长成才，结出硕果。很多荒二代成为垦区的精英，乃至国家的精英。知青之于北大荒的贡献为此是双重的，一方面参与了富饶北大仓的建设，一方面播种了未来的希望，这也是知青返城后可以安心的地方。

这时我又想起小学时的一位知青老师程刚，他教我们体育课，是我当时在电影和小人书之外理解的一个生活中可见的英雄形象：永远不倒的寸头，圆圆亮亮的眼睛，坚定有力的身姿，不容置疑的口令。可有一天他在指挥修建三营直属小学的运动场时，被铁磙子碾压去了一条腿。我悲伤地望着他单腿撑地的样子，目送他遗憾返城的背影，再也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英雄了。

转载自冉正宝的新浪博客 来源：30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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