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活记忆——80年代

1980年全国每人平均消费粮食428斤； 1980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穿着的零售额为42元。城乡人民棉布消费虽未达到1957年水平，但穿着的质量大有提高。1980年皮鞋零售量达1.69亿双，比1957年增长8倍。

1980年全国平均每人用于购买日用商品的零售额为42.4元。购买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等占用的零售额比重，由1952年的0.5%提高到1980年的24.5%。

1980年底城镇每人居住面积为3.9平方米，比1952年的4.5平方米减少0.6平方米。据1980年统计，农村平均每人有房11.6平方米。

80年代，始于这样一个并不富裕的基础。但改革开放，打开了人们通向未来的信心。

1982年，随着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的播放，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一起，成为当时许多人最喜欢的明星。幸子身世之谜，大岛茂深沉的父爱，光夫执著不悔的爱情……沉重的故事却浸染了爱情的曼妙和轻盈，主人公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

当时，满大街“幸子衫”，“幸子头”、“光夫衫”、“大岛茂包”不仅让个体户赚个钵满盆满，也让中国大众第一次明白了什么叫“名人效应”。

于萍在《〈悠长假期〉与“哈日”风潮》（载于《三联生活周刊》总316期）中回忆：

1982年的《血疑》完全是今天青春偶像剧的套路。面孔青春的山口百惠饰演的幸子嘟着嘴，貌美如春日的铃兰。

短上衣“幸子衫”是时髦女青年的最爱，当时的报纸说:“日本电视剧《血疑》上映期间，有个针织厂积极组织生产一大批幸子衫，迎合一些青年人的弄潮心理，结果所产商品，抢购一空。”

一个身穿幸子衫苦兮兮站在风里的短发女孩，简直是当时青年男子在那冷酷世界中唯一的火苗。现在谁也不会再将短款针织衫叫做“幸子衫”，愁肠百转的爱情与歌声只在怀旧时一闪而过，唯一偶尔提起的只有已嫁夫生子的山口百惠，44岁的昔日偶像，如今微有发福，美人迟暮。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人开始意识到：穿衣服“出格”一些，不一定与意识形态的健康与否有必然联系。

1981年4月21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友谊时装设计了一种新式样的连衣裙，玲珑俏丽、独具风格、美观大方，一上市就受到了广大妇女的青睐。

1984年拍摄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反映的是纺织厂的女劳模与漂亮裙子之间的矛盾冲突，由当时的偶像级女星姜黎黎和赵静主演。银幕上的“红裙子”，是中国女性从单一刻板的服装样式中解放出来，开始追求符合女性自身特点的服装色彩和样式的标志性道具。

80年代初上海大丰棉纺厂。来自乡下的女工阿香，听说上海的姑娘有比赛穿漂亮衣服的习惯，名为“斩衣”、“斩裙”，便托卖服装的个体户“小铃木”买来漂亮的红绸裙穿在身上，以此抗拒女工们讥笑她是乡下人。劳模陶星儿很喜欢这件红裙，悄悄往自己身上比试。阿香发现陶星儿穿起红裙十分漂亮，便邀她同去公园中“斩裙”。值班长却对袒露肩臂的红裙十分看不惯，陶星儿便悄悄为这件红裙加上白领白补贴。结果又被女伴们七手八脚扯掉了。

在同伴们的怂恿下，陶星儿终于与女工们一起来到公园中。她鼓起勇气，独自走在众目睽睽的人墙间，与五颜六色的各式裙衫大胆比美，把所有美衫美裙“斩”得落花流水。从“斩裙”中陶星儿感到心神舒展，开始觉察到旧观念对自己的束缚。

与红裙子同时，一部名叫《红衣少女》的影片一公映，立时成为时尚的标签，红衣风靡全国，连同片中一句经典对白：不要太多情，不要假正经。

1986年7月12日，《中国纺织报》在第28期第4版登载了一篇有关北京早期服装市场的稿件，题目是《北京流行黄裙子》。红裙子一统天下被迅速瓦解，女性着装进入了红黄并存的鲜艳时代。

1980年，中国第一本时尚类杂志《时装》在北京创刊。

这年夏天，由北京橡胶厂设计的半高跟胶底女凉鞋投放市场，很快受到女性们的追捧。

1981年，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尽管当时只以“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的名义招生，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三年后，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引起了轰动。西方舆论惊呼：“毛泽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

1984年10月，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10所艺术院校在《北京晚报》联合刊登启事，为美术系公开招聘模特儿。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这项启事吸引了171个报名者，大多数是待业青年。在他们中要精选出20名女性和10名男性模特儿，年龄在17～30岁之间，每月固定工资40元，每小时造型时还可以得到津贴，预计每月收入可以超过100元，聘用合同以半年为期。

以前学校请模特儿都是靠教师学生介绍，自从经济政策允许发展个体户以后，找模特儿越来越难了，有关院校建议公开招聘，文化部同意了。

由于封建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做模特儿被认为是羞耻的。有些报名者不敢告诉父母，要求不要公开自己的名字。

1985年，一位年仅19岁的农村姑娘陈素华，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女友介绍去南京艺术学院当人体模特儿。

陈素华赤身裸体给人画像，这在当地人眼里简直是邪恶。父母亲终于明白了女儿干的“丑事”，怒不可遏，不让她再出门去“丢人现眼”。乡村里，天天有人来看“新闻”。走到哪里，都有人戳着脊梁骨骂她。她终于被逼疯了，脱光了衣服往屋外跑。

93岁的刘海粟大师，知道陈素华被逼疯的消息后，特意寄了1000元港币来。（天天：《蒙难人体女模特儿的畸型家庭》，1988年10期《家庭》）

其他模特，显然比陈素华幸运。《法国费加罗报》1985年7月27日报道，中国模特儿来巴黎为皮尔·卡丹作表演。这是中国模特儿第一次被允许出国。5月，这8位姑娘同其他25名男女一起在工人体育馆激起了阵阵掌声。那是皮尔·卡丹在中国举办的第4次时装表演。1.5万名热情的观众欣赏了这位高级时装设计师1985－1986年度的最新样品。但是，胸肩过于袒露、紧身裙大腿部分开衩太高……这些东西在看台上引起了惊讶和反感。

假领子的发明，才是真正的原创产品。

鲁迅先生曾说：“面子是中国人的精神纲领”。

据说是时尚之都的上海人创造出了假领子，因为这个城市的人讲究“面子”，年轻人不穿件衬衫，总觉得不大对劲，尤其到了天冷的时候，光穿毛线衣，里面没有领子，就会变成难看的“和尚领”。

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但它不是一件真正的内衣服装，只是一件领子而已。它有前襟、后片、扣子、扣眼，只保留了内衣上部的小半截，穿在外衣里面，足以以假乱真，露出的衣领部分完全与衬衣相同，所以美其名曰“假领子”。

假领子用零头布做，不收布票，也便宜，像衬衫一样尺码齐全，非常受年轻人的青睐。有些人会备上好几条：白色的、灰色的、浅咖啡色的，轮换着穿。平常上班一般穿深颜色的，耐脏。里面穿一条假领子，外面是毛线衣，再外面是中山装，对着镜子一照，感觉还挺好。如果里面的假领子是红格子的，在那时候也算是很惊艳的一抹异色了。

而且假领子还要从上海南京路上买来的“上海货”才像样，因为上海产的假领子是树脂领，相当挺刮。有了假领子，即使去相亲或者和女朋友见面，也不会心虚。但有一点要注意，房间里温度高了，额头上出汗了，可以脱去外衣，毛线衣万万脱不得的，因为里面的“假衬衫”就只有前面的两片布，后面一片布，再加两三个纽扣，还有两个布带套住臂膀，以防“假领子”向上“跑”出来。

如今有上海人甚至愿意出高价购买当年的假领子，只是物质生活飞速发展之后，作为过渡手段而退出舞台的假领子已经很少再有留存了，它属于集体记忆的一部分，属于谈资，属于见证。

1983年8月8日，《工人日报》报道，西装短裤最近风靡上海，雪白的、米色的、浅绿的西装短裤，配上金色的腰带、中筒丝袜、高跟凉鞋，成为上海姑娘时兴的夏装穿着。

1984年，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里还立有写着“这里出租西服”的牌子，以此迎合人们喜欢穿西服照相的爱好。当时最著名的王开照相馆，当时才有婚纱、西服租借，在依旧流行中山装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普通照相馆很难找到一件西服，有的新郎拍照时穿的西服还是新娘在婚前亲手做的，虽然领子看上去还有点皱皱巴巴，却已然成为时尚一族。

后来便有了“中国特色的西服”，但没有用领肩熨压机压过，所以穿起来总有一种马褂的感觉。而且看上去特滑稽的是，穿西服者总保留着袖口上的商标，脚上却还是一双布鞋。

1987年11月2日，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召开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第一次集体穿西服亮相，掀起全国的西服热。

现任《时装》杂志社社长周长青说，西装热开始逐渐遍及大江南北、城市乡村，西装大普及是对盛行多年的“老三装”的反动，其深层的原因是基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渴求。《时装》上转引了《东京新闻》上的文章标题：“中山装，再见”（《时装》1983年特刊）。

著名设计师郭培回忆说，80年代刚从事服装设计，她曾经设计了一款白色一粒扣西服，用的原料是9毛一米的库存桌布，生产出来后，“卖得那个好啊，卖时装就像卖大白菜一样。”机关里的干部，工地上的工人，市场上卖菜的……满大街，不分人群，到处都流行穿西服。“全社会都是白领了。”

但这个阶段人们不太会穿西装，在什么场合穿西装并不讲究，尽是皱巴巴的不成型。西装里还有垫肩。因为成品服装还比较少，加上也比较贵，一般都是到裁缝店去做。各种各样西装在服装店里冒了出来，每家裁缝铺都做西装，什么料子都能做西装，随便贴个商标就敢穿在身上。

那时男士喜欢把双排纽扣西装解开，裤子上爱挂一串钥匙。

1984年春天，一位香港的亲戚写信给刘先生时，附上了一张生活照。“看到他身上穿的那件西装，我眼前一亮”，刘先生当时完全被照片上的花格子西装迷住了。一心想赶时髦的刘先生拿着照片找到一家裁缝店，花了200多元，做了一件花格子西装。

拿到西装后，刘先生却开始退缩了。“图案确实有点‘花’”，他父亲看到这么“花”的一件西装，也给刘先生做起了思想工作：“太不稳重了。”就这样，刘先生将西装挂好放进了衣柜。

1985年秋天，他出差到广东时带上了那件西装，“不穿太浪费了，沿海地区肯定比我们这边开放”。一开始，刘先生还有些担心，到那边一看，人们大多衣着时髦，“我穿一件花西装，根本就不算什么”。刘先生说，那是记忆中穿这件衣服最坦然的一次。回到贵阳后，他又把西装挂好放回了衣柜。（《一件花格子西装的故事》，2008年11月17日《贵州商报》）

原中国服装工业总公司总经理于宗尧回忆：

那时的款式太一般了。1986年我去法国，我带了两套西服，还有一件上衣。到那觉得这衣服都没法换了，面料、款式、做工都不行，和人家的比太差了。于是就穿着那一套衣服呆了好几天。第二年是带模特队去的。领队的女的在后台掉眼泪了。觉得跟人家同台表演的外国人没法比。那时候就感觉到我们衣服款式的落后。

80年代中期，陡然又见中国民众在冬季来临时，不分阶层、不分男女、不分职务、不分老少地几乎每人一件军绿色军用式棉大衣。

究其原因，一是时髦青年进入舞场等娱乐场所后，需要着装单薄，而当时交通工具又以自行车为主，所以室内服装无法适应室外的寒冷气候，购一件裘皮大衣按当时的经济水平又很难做到。加之刚兴起来几年的防寒服衣身太短，不能保证腿部温暖，这时的权宜之计就是花上相当于一般月工资三分之一的价格去购一件价廉物美的军绿色棉大衣。

年轻人一旦率先穿起，军大衣竟成了新潮时装。

或许是军大衣确实价格适中，又暖又轻，或许是中国人求同从众心理很强，一时各工作单位发放福利品时也常有军大衣。各级领导干部去工厂、农村视察、检查工作及劳动时，凡冬日总是以军大衣为外套的形象出现。再接着，离退休老干部、中青年医生和教师等也都以军大衣为现代、年轻、精力充沛且不脱离群众的象征。

这股军大衣风刮了近十年，直到90年代初期，皮衣大量上市，且低、中、高档价格能满足不同经济水平的着装者需求，人们开始舍弃军装包括“军大衣”了。（参考华梅：《中国服装史》，中国纺织出版社2007年11月出版。）

1980年2月9日，北京烤鸭店恢复“全聚德”老字号，预示着对商品品牌的尊重。

1986年，京城出了独一份的豆花饭庄，力力豆花庄。

开业于光绪初年的泰丰楼饭庄，是旧北京“八大楼”之一。泰丰楼原址在前门外繁华的煤市街，1952年歇业，1984年恢复，1985年在全国第一家实行先消费后付款，对全国餐饮业产生了广泛影响。“唱戏的腔，厨师的汤”，在传统烹饪技法中，汤对菜的味道至关重要。泰丰楼每天要用活鸡、肘子吊高汤，保证了菜品的自然鲜美和健康。

1980年，北京第一家个体饭馆悦宾饭馆开业，随后，越来越多的饭馆出现在北京大街小巷。

1980 年9月30日，北京内燃机厂炊事员郭培基出门上班前，帮爱人刘桂仙生了炉灶。下班时，他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自家被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围着，人都排出了胡同口，排到了五四大街上。老街坊扯了扯他的袖口，小声问他：“你家饭馆都开了，你还上什么班？快回家看看，来了好多老外。”

当天中午，炉火一直没灭，刘桂仙便用仅剩的36块钱买了4只鸭子，打算烹饪出几道菜，让邻居们尝尝。结果，消息不胫而走，嗅觉灵敏的西方媒体记者蜂拥而至。郭培基进屋时，有三个外国记者没吃上开张头餐不愿意走。郭培基向邻居借了点面条，做了几碗打卤面，几名外国记者吃得两眼放光。

美国合众社记者龙布乐后来在他的报道里这样写道：“在共产党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小胡同里恢复元气。”

悦宾饭馆的名声还是越来越响。1981年春节，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姚依林到悦宾拜年，鼓励郭培基夫妇“把买卖做大”。有了“大人物”的肯定，夫妇俩高兴地买了一麻袋鞭炮，让孩子们都放了，足足响了半个钟头。

1984年4月20日，中国第一家西式快餐店“义利快餐厅”，在北京西单南口的西绒线胡同正式挂牌开张。

当时的市领导张百发前来剪彩。西方国家驻京记者闻讯而至，美联社记者采访后，发出的电讯稿将之比喻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次进行”。

“京城第一家西式快餐厅将于4月20日举行挂牌仪式，开始招待中外客人。”这是当时《北京晚报》的报道。消息一经透露，当天，义利快餐厅150平方米的店堂挤满了来宾，大家品尝汉堡包、火腿三明治、香浓咖啡……人们从北京的四面八方赶来，为的是体验一种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还有一些外地来京出差、办事的人，把这儿当成京城改革开放的一个窗口，从中学习一种精神。

张卉郑、德金在《中国第一家快餐店拆除 京城百姓告别义利餐厅》（2002年4月20日《北京晚报》）中记录道：

义利食品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王蓬回忆说，当时来得最多的就是知识分子，音乐、西餐、轻曼的灯光，这一切在当时最为时尚的东西立刻深入人心。义利快餐厅自开业的那一天起，几乎每日顾客盈门，座无虚席。当时经常来这里吃饭的顾客，大多是以衣着入时的大学生和文艺界、体育界、新闻界人士居多，也许这部分人最易于接受新事物。

至今，供职于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的郑德金仍难忘第一次到义利快餐厅就餐时的情景。回忆的表情充满了悠然神往之色。

“那是该餐厅开业后的一天，走进餐厅，轻音乐扑面而来，空调机送来清新宜人的空气。餐厅店堂布置得典雅豪华，右侧是一排明亮的大镜子，使有限的空间变得开阔了。奶油色带花纹的高级装饰板镶嵌在四壁和天花板上，整洁的方桌和考究的坐椅井井排列，可调节的灯光，轻曼地洒在明净的水磨石地板上，给餐厅披上了一层温馨的色彩。这里的新鲜玩意儿真不少：顾客洗完手，水池上就是一个小小的热风机，不到1分钟就可把手烘干；开票的服务员使用一台电子计算机，又快又准；取货处，顾客所要的食品都放在一个托盘里，端起来很方便；冷饮的杯子、小勺、吸管都是一次性的。”

1985年4月20日《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东城区华庆中式快餐每天从早晨9点到晚上6点出售出六七千份，平均每分钟卖7盒。

1987年的一天，人们突然在北京前门看见一家餐厅，招牌上是一位一身西装、满头白发及山羊胡子的形象。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头是美国的山德士上校，餐厅的名字叫肯德基。

1990年10月8日上午，内地第一家麦当劳餐厅才在深圳市解放路光华楼西华宫正式开业。这家餐厅拥有500个座位。如今黄色的“M”标志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随处可见。

肯德基开业当天，家住垂杨柳的冯恩荣10点钟就带着儿子张爽出门，她想让儿子去尝尝洋快餐的滋味，倒了两次车后到了前门。“到店门口一看，那队排的，愣是从店内一直排到马路上。”

“虽然下着雪，但门口排队的人群快要挤爆了，工作人员不得不打电话求助公安来维持秩序。最后公安出了主意，在外面排队，一次放几个人进去，当时队伍在外面绕了一圈，一排就两小时。”排了近两小时，母子俩终于从马路上排进了屋子里。在店门口，张爽对那个留着山羊胡子、和蔼可亲的山德士上校雕塑产生了兴趣，他好奇地把手伸向山德士大叔端着的炸鸡桶里。在他身后，穿着黑色和蓝色衣服的人们排成了望不到头的长队。

张爽最喜欢的是包装食物的纸盒，对于一个小孩而言，唯一能让快乐延续的办法就是把包装盒都带回家。吃过饭后，他把纸盒还有纸杯子统统带回了家。回到学校，张爽作为第一个去吃肯德基归来的小孩简直恨不得在自己脸上画上“KFC”三个字母，他满脸通红地向同学“布道”，还把一个纸质的饮料杯带来以供“朝圣”。所有的同学都痴痴地听着，口水咽下去，都能听到“咕咚”的回响。“我一看到这些漂亮的东西，就能再把那个美味的炸鸡味道在脑子里回味一遍。现在想来，这简直是我成长中最好笑的事情之一。”（《舌头的回忆：雪中排队两小时只为尝尝洋快餐》，2008年10月21日《北京晚报》）

肯德基的成功也让其他的洋快餐看准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必胜客于1990年在北京开设第一家店。1992年4月，北京的王府井开设了当时世界上面积最大的麦当劳餐厅，当日的交易人次超过万人。随后的几年间，洋快餐在中国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一些洋快餐品牌的分店在中国已经逾千家。

青少年开始以吃肯德基作为时尚潮流。甚至有新人选择在肯德基举办婚礼，完事还将包装盒带回家，摆在客厅的显眼处。

1984年6月20日，北京首家中外合资五星级饭店——长城饭店开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4年6月6日报道，耸立在北京市郊的长城饭店是一座富丽堂皇的20层高楼，乍看上去，它好像与周围的环境不大协调。长城饭店是令人瞠目的暴发户生活方式的象征，是西方物质主义时尚的一个实例。“在这里，只有窗外的尘土是中国货。”

长城饭店开业历程，记录的是中国旅游业在改革开放中艰难起步的历史。

1984年，中国有了高尔夫--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

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石岐以南约23公里，由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及郑裕彤先生等投资新建而成。中山温泉高尔夫球会是中国第一家高尔夫球会，同时亦是中国第一个具备三十六洞可作锦标赛的标准高尔夫球场。球场最独特的地方是由两位举世闻名的职业球手阿诺庞玛（Arnold Palmer）和积尼告斯（Jack Nicklaus）悉心设计而成，堪称世上独一无二的佳作。

1987年5月5日，首都第一座跑马场五月五日在京西稻香湖公园建成，并开始接待游人。这座由京郊苏家坨乡“奔马”经济旅游开发公司投资经营的跑马场，占地75亩，拥有跑马、走马20匹。

广州70年代末期富裕家庭的“八大件”(摩托车、照相机、电视机、冰箱、洗衣机、收录机、缝纫机、手表)，已经不包括自行车，1978年后，广州街头出现私人摩托车，两年后，内地不发达地区的县城甚至乡村，也出现了摩托车的踪影：嘉陵摩托。

1983年摩托车。最初引进的摩托车款是CJ70。

到了20世纪80年代，摩托车开始逐步成为了人们的新宠。那时，摩托车是家庭富裕的象征，骑着一台摩托车游走于大街小巷无疑会引来不少羡慕的眼光。“当时太扎眼了，我是乐山第一代玩摩托车的人。” 李云生告诉记者，1980年，他托广州的朋友花1900多元买了一台免税的铃木牌50CC摩托车。“那时骑摩托车，比现在开奔驰、宝马感觉还要好。”李云生笑着说，那时候我觉得生活很富足，现在看起来总觉得自己也太容易满足了。从摩托车开始，中国人的出行方式被大大改变了。1980年后，摩托车开始逐步进入家庭，这是私家车走进百姓生活的序曲。（钟成甲：《私家车开进百姓家》，2008年8月12日《乐山晚报》）

电动摩托车，其实是摩托车的一种变种，采用了电能，注重环保。

电动三轮车于80年代出现，后火爆城乡，但由于安全性差等因素，90年代末退出历史舞台。但坐上电动三轮车那种摇摇晃晃的感觉，至今让人们难以忘怀。

1986年7月28日《上海汽车报》报道，全国私人拥有汽车已经达到29万辆，其中95%是货车。

80年代，全国汽车产量的控制权在国家计委手中，当时全国的汽车产量是22万辆，轿车产量只有4000辆，严重供不应求。

1982年，当时的中汽公司总经理陈祖涛（其父亲是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找到国家计委一位主任，提出要想办法发展小轿车，这位主任更大为光火，称小轿车为资产阶级产物。

“我看到他发火我也火了，我就问他，你平时上下班坐什么车，为什么你能坐小轿车别人就不能。”

激烈争吵并没有让陈祖涛放弃。不久后，陈祖涛等人通过各种渠道，将报告递到邓小平手里，想碰碰运气。1982年6月，邓小平在他们的报告上批上一行字：“轿车可以合资”。

国家逐渐放开了私人购车的限制。

1984年2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民个人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从政策上第一次明确了私人购置汽车的合法性。

在此背景下，1985年7月3日，上海举办了国内第一次国际汽车展，世界上73家汽车公司参加了车展，7月3日开幕当天，2万观众涌入展馆，中国第一批车迷形成。

不过，当时部分主管部门领导仍对私人购车存有异议。社会上流传一种声音：私人买车后，石油资源不足怎么办？道路拥挤怎么办？

“那时候由各地物资局审批开票购车，有钱也买不到车，购车得先挂靠单位，以单位名义买车。”奇瑞经销商王长谦回忆说，有些“有路子”的人能通过关系在友谊商店买到外国使馆的二手车。

江苏镇江的杨先生1986年买了当地第一辆私家车，由于不知道如何管理，当地交警给他的车安上了一个摩托车的号牌。可笑的是，1978年他买摩托车时，上的却是自行车牌照。

80年代，即使有车也无法开，因为学车同样需要挂靠单位，没有单位证明不能参加驾照考试。直到80年代中后期，大量回城知青希望能够当上驾驶员，通过各种途径挂靠单位学车。由于学车人数陡增，车管所不得不采取限制措施，对各单位驾驶员人数以实际拥有车辆数为准，一辆车只能配备两名司机，没车的单位不允许学驾驶。由于学车热潮不退，80年代末90年代初，收费的专业驾校出现。（以上内容参考杨开然 关囡 石文夫：《改革开放30年汽车流变：从奢侈品到代步工具》，2008年11月28日《京华时报》）

高速公路是一个国家交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高速公路的拥有量，也成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1984年12月，沪嘉高速公路开始在上海兴建，并于1988年10月31日建成通车。这是中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

80年代初，录音机开始在我国兴起。马路上常见留着长发、穿着喇叭裤、拎着录音机的“新青年”，他们是当时的时尚先锋，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最早的“追星族”。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录音机进入千家万户。

1980年，在省会的公园、广场、街头等公共场所到处都能看见“露天舞会”，围观者成百上千，当时录音机刚进来，但很少人有，大家就用口琴、笛子、吉他、二胡这些方便的乐器伴奏。只要有广场的地方，不管坑洼与否，都有跳舞的人。

1980年6月14日，公安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要求“公园、广场、饭馆、街巷等公共场所，禁止聚众跳交际舞”。《通知》认为：“这类舞会给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少问题。有些人舞姿低级庸俗，丑态百出，伤风败俗。舞场秩序混乱，流氓打架斗殴、猥亵侮辱妇女、偷窃财物和挤死、摔死人的事件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坚决要求政府予以取缔。”

封杀令出来后，办舞会的风向只有转移。随着卡式录音机的增多，家庭舞会开始兴起。街上跳的人少了，谁家宽敞，就到谁家里去跳。邓丽君的歌和一些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靡靡之音”被争相翻录。当时一般年轻人都在家里跳，跳的是贴面舞、黑灯舞，年纪大一点的还有在街上跳的，就跳交谊舞。

杨佳薇在《曾经首家舞厅经理被“请”进公安局》（载于2008年11月28日《燕赵都市报》）中记录道：1983年前后，当时石家庄市独树一帜的高档酒店燕春饭店后楼的三层，有个1000多平方米的大厅，准备办一家经营性的歌舞厅但准备开业的那天下午，却出了意外。饭店接到公安部门传票，让饭店的总经理到公安部门接受审查，追究开办舞厅的责任，并要求不能开业。刘少泉总经理到公安部门做了解释后一直在被看守着。当时公安部门也没有处理过类似的情况，不知道该定为什么性质，很多人在紧急地请示，被请示到的人也大都说拿不准。当请示到主管的市领导时，领导终于表态：有个场所大家在一起跳跳舞，活跃一下文化生活有什么大不了的，注意搞好安全措施就可以了。接到这样的答复，公安部门才放下心来，随即放人。1983年4月8日20时，燕春饭店经营性歌舞厅的首场舞会在鼓乐声中准时开场。客人们翩翩起舞。

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舞厅最火的时候是什么场面，连早场都是人挤人，比坐公共汽车还挤，有时候挤到根本没法放开脚步跳，人多得跟下饺子一样。那时去舞厅跳舞的客人各个年龄层次的都有，一般来说，早、中场的客人是年龄偏大的，可一到晚上，舞厅就成了年轻人的天下：交友的、谈恋爱的、图新鲜的……很多小青年去舞厅都是为了结识女孩子。在舞厅里，跳出感情成夫妻的有，跳出婚外情引起家庭动荡的也不少，所以舞厅里也经常会出现因为争舞伴的打架事件。

不过，在那个年代，舞厅在市民的生活中仍然属于高档次的娱乐活动，去舞厅跳舞也是一件特别“时尚”的事。喇叭裤、流行歌曲、长头发……所有当时的流行元素，都可以在舞厅里看到。

舞姿也成了舞会管理者关心的问题，全国数万家舞厅做了这样的规定：跳舞请勿贴面、贴胸、贴身。

80年代初，迪斯科开始流行于年轻人中间，势如破竹。

迪斯科（英文Disco的译音），来源于美国黑人民间舞蹈和爵士舞，特点是膝部随节拍颤动，身体中段松弛，力量主要用在胯上和膝部的快速屈伸上。迪斯科自娱性强，形式多样，比较自由奔放。可以单人跳，也可以双人跳，没有固定的模式。

有人回忆，最初看到醒目的招牌“大富豪的士高”，还以为是“大富豪的--士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上了高中，我的迪斯科时代正式开始。寝室里唯一拥有录音机的刘伟同学为我们接触先进文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我至今仍认为我的迪斯科启蒙者是同桌女生，没有她的歌喉熏染，使我的心脏细胞活跃起来，迪斯科可能不会进入我的生活。“吼！吼！吼！跳个Disco Queen”“摆摆手，摇摇你的头，所有烦恼都从你的脚下溜走。”“跳跳探戈，跳跳哈索，不如来跳迪斯科它花样最多”……迪斯科从开始流行到最后衰败，我都是一个忠实的迷恋者。（《从迪斯科开始》，2006年4月4日《就业时报•休闲周刊》）

1985年，印度电影《迪斯科舞星》热映。蝙蝠衫、腥红的嘴唇，夸张的塑料耳环也成为青年在迪厅中最流行的打扮。片中歌舞场面令人兴奋；深得年轻人喜爱。“蹦迪”从那时起步。迪斯科获得了主流的认可，伴随着片中的那首歌：

1987年，中国引进了一部美国影片《霹雳舞》。当时的观众，立即被影片中这种不按人体正常规律旋转的舞姿深深吸引，随后在几乎每个城市的大街小巷，你都可以看到一个个少年戴露指皮手套，身着蝙蝠衫，头裹绷布，脚踩高帮运动鞋，一遍遍模拟擦玻璃或者外星人行走动作的情景，片中人物“旋风”、“马达”俘获了更多青少年的心。

蝙蝠衫，绝对是那个年代的流行装。蝙蝠衫，是一种在两袖张开时仿佛蝙蝠翅膀的样式。具体为领型多样，袖与身为一体，袖窿无缝合线，下摆紧瘦。后又演变成蝙蝠式外套、蝙蝠式大衣和夹克等，袖子上端肥大，与衣身分开。

谭咏麟唱过一首歌曲：

80年代后期，随着国门打开，起源于日本的卡拉OK流入内地。一到夜间，一台电视、两个音箱、几个麦克风就摆上街头，露天卡拉OK成为当时最流行的市民自娱自乐方式，一元钱一首歌。在一段时间里，露天卡拉OK，还成为陌生男女恋爱交流的方式。

1989年2月9日《文汇报》报道，当第一家黄楼“卡拉OK”夜总会半年前在上海市出现后，卡拉OK这一新颖的文化娱乐形式便很快受到群众的喜爱，并迅速风靡起来。

1991年7月1日，广州冒出了第一家夜总会--广州金嗓子卡拉OK夜总会。

随着经济的发展，豪华卡拉OK厅也越来越多，露天卡拉OK逐渐退到城市边缘地带，消费人群也由城市青年变为外来打工者。

近两三年，我国一些地方悄然兴起了卡拉OK活动。

据文化部文化市场管理局副局长孟晓驷介绍，目前我国已有卡拉OK歌厅近万家。3年前，北京几乎还找不到卡拉OK歌厅，现在已有107家，有激光视盘放送机142台。

卡拉OK虽已闯进我们的文化娱乐市场，但我们的歌曲及其视盘录像带的数量、质量到现在都还不能适应需要。卡拉OK使用的激光视盘绝大部分也不是国产的。开展家庭卡拉OK活动也有一些限制：组合音响、录像机，对大多数家庭来说仍然算是奢侈品：卡拉OK录像带约50元一盘，每个家庭拥有量有限。（1991年5月21日《人民日报》第5版）

1971年，卡拉OK之父井上大佑发明了世界上第一部卡拉OK机。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指出“井上大佑改变了亚洲的夜晚”。

1982年3月12日至21日，北京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第五届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相继召开。参加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北京市的工作提出许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

其中，一位委员说：现在到处放邓丽君的爱情歌曲，不仅许多小青年学唱，就连老太太也学着唱，这很不好。我们民族的文化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非常好、非常健康的，应当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1982年3月21日《人民日报》第4版）

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人通过海外亲戚将邓丽君的歌曲带进大陆、有人是通过偷听台湾广播、更多的人靠着那时的“砖头收录机”一再转录她的歌曲。

邓丽君细致温柔的歌声、一首首诉说亲情、爱情、思乡或感叹人生际遇的歌曲，仿佛天籁。

邓丽君传遍大江南北，但在官方口径上，邓丽君却受到指责与攻击，“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帽子，都扣到了她的头上。

但邓丽君，歌声在大陆广泛传播时，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当时面对美国记者的采访，邓丽君拘谨地表示“能在大陆走红，我没有什么特殊感觉，我一样是唱给自己同胞听”。至于把她的歌打入“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列，邓丽君只强调如果真的听她的歌会被罚，“那就别听了吧”！

邓丽君在大陆非官方渠道广泛流行，也开始影响到了官方文艺工作者。

1979年12月31日晚上8点，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之后播放了电视片《三峡传说》，时任中央乐团独唱歌手的李谷一演唱的《乡恋》随片一起播出。

《乡恋》优美的旋律以及李谷一类似邓丽君的气声唱法，一下子流行开来。

但《乡恋》被点了名，遭到官方批评。有的说，《乡恋》“同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还有的文章对演唱时离麦克风的远近，喘气次数的多少，用什么乐器伴奏一一提出商榷。

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部长吴冷西的再三犹豫下，《乡恋》得以“解禁”。（以上内容参考《千封群众来信力挺“靡靡之音”》，2008年11月10日《新京报》）

北京乐评人王磊撰文说，从某种意义上说，邓丽君是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启蒙者。20世纪80年代，“板砖”单卡收录机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磁带成为年轻人最喜欢的“时尚产品”，而先前被称为“黄色歌曲”的邓丽君，成为大众的最爱。无论是崔健还是唐朝，无论是成方圆还是张蔷，这些内地原创音乐的先行者，无不翻唱过邓丽君的作品。甚至可以说，邓丽君让内地听众知道了什么是流行音乐。

邓丽君的歌曲绝大多数都是情歌，这些歌曲唱尽了万千柔情，她用歌声把自己装饰成一束可人的玫瑰，自然而然地盛开并且凋谢。在一首首《小城故事》、《甜蜜蜜》中，人们体会到了“革命友谊”之外的另类情感。它不再关心宏大的人类，只关心个体的细微之情，缠绵脆弱、刻骨铭心。这种感情在很多年里，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糟粕而不耻。

但正是这种刻骨铭心和“离经叛道”，成为一代人的青春集体记忆，并开始思考生命和个体的意义。

1986年，在北京举行的“纪念’86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上，崔健“平地一声吼”了一首《一无所有》，横空出世。

崔健当时穿了一件颇像大清帝国时期的长褂子，身背一把破吉他，两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时，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音乐响起，崔健唱出了“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台下变得静悄悄。十分钟后，歌曲结束时，在热烈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乐人诞生了！

从此，崔健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

从此，《一无所有》在中国摇滚甚至流行乐的历史上，成为一个里程碑。

在国外，摇滚乐其实就是通俗流行音乐的一种，然而在中国这个文化底蕴无比丰富的五千年的国度里，我们的摇滚，成了一种与流行乐截然不同的音乐。因为在国外，摇滚是主流，而在中国，摇滚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另类”。

崔健和《一无所有》是一个符号，它告诉世人，中国也有世界级的歌手和摇滚乐。此后，摇滚乐蔚为大观，均得益于崔健的“平地一声吼”。

崔健说得好，《一无所有》的精神仍在延续，那就是敏感的质疑。

今天的社会，一无所有已不再光荣，许多人梦想成为中产阶级，此时，重温当年崔健的一声《一无所有》，还是让人难以平静。

正如一位乐评人所说，那时，崔健的歌是我们唯一相信的东西，他的爱情让我们温暖，他的愤怒是我们的不平，他的晦涩令我们拘谨，他的温柔是我们的声音。

《一无所有》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心态。

以1987年《信天游》为标志，“西北风”的狂潮开始影响了一代人。“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都是我的歌我的歌。”《黄土高坡》成为“西北风”最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作品。

“西北风”把眼光聚向沟壑纵横、沙丘起伏的黄土高原上，大自然赋予它空旷、奔放、高亢、悠扬的格调；它产生在土质瘠薄，雨量稀少，气候严寒的生产条件下，贫困赋予它苍茫、悲凉、激越、深沉的情怀。这些灼热粗犷的歌唱，像破碎的杨花飘落我们肩头。它们卸下了一代人的苦难，延续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结束曲，是由乔羽作词、王酩作曲的《难忘今宵》，从此，这首歌曲成为晚会中的经典。

1987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身高1.90米、一看眼睛就知道是混血的费翔，先是文雅深情地唱了一首《故乡的云》，突然，他以一种特别的舞姿，像拉着绳子摆渡的姿势，挟带着台下的惊诧和掌声，唱了一首《冬天里的一把火》：

随即，费翔风靡大江南北，此前，他在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录制的专辑摆在各地的音像商店里无人问津，但晚会后立即狂销160万盘。那时的商店门口常常可以见到大字广告：“费翔到货”或“费翔无货”。

费翔成为无数少男少女心目中的完美偶像。

蛤蟆镜，墨镜的一种，大镜片，浅颜色，挡风养目，防晒遮阳，80年代在城市青年中风靡一时，成为时髦男女的专宠。为什么叫蛤蟆镜？也许是因为镜片大，颜色浅，戴在人的脸上像蛤蟆的两只大眼睛，故而得名。

1980年，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从美国引进的科幻电视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神秘的西方世界，科幻的故事情节，随处可见的新奇事物，让这部美剧在神州大地轰动一时。剧中主人公麦克•哈里斯经常戴着一副蛤蟆镜。麦克身材彪悍，表情严肃，戴着浅而透明的大墨镜，的确是威风凛凛，风度翩翩。一时间，麦克的形象受到了不少青年的热烈追捧，用句现在流行的话说，成了麦克的“粉丝”。

模仿心目中的偶像，爱屋及乌，人家的身高体型是爹妈给的，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可是弄一副麦克脸上的墨镜戴戴总不是件难事。于是，不少时髦青年想方设法买一副麦克式的墨镜戴上。一时间，不管脸盘大小，脸型是方、是圆还是瓜子脸，都架上了麦克戴的那种浅墨镜，大街上到处晃着蛤蟆一样的大眼睛。

那时候人们戴的蛤蟆镜，有一个突出的特点，上面贴的商标不揭下来，以显示那是正宗的“舶来品”，招摇过市，因为商标上那两行外国字母多少能满足他们小小的虚荣心。

其实，当年的蛤蟆镜极少有真正进口的，基本上都是一些厂家仿造的。相对于老式的墨镜而言，蛤蟆镜的确是样式新颖，美观漂亮。

1985年3月5日《工人日报》报道，从1984年10月开始，上海出现了“私人电话热”，10月至12月平均每日申请安装私人电话数猛增到1500余户。

整个90年代，私人电话渐渐进入中国普通人的家庭。2001年6月24日下午，上海电信公司线务员卞金凯拆除了新桥传呼电话服务站的通讯设备，因为居民几乎家家装了电话，传呼电话没人打了，功成身退。

1987年，Motorola公司推出了一款像砖头一样大小的手机，学名叫800兆移动电话。

民间管它叫“大哥大”。

“大哥大”一下子成了绝对的身份象征，拥有者差不多全是各界显要人士：包工头、大老板或者是当年第一批下海淘金的中国股民。那时候拿这么个物件，在马路边上大声喊话，会引来羡慕的眼光；拥有者一到公共场所，一坐下来，必然是什么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做，先把这大家伙放在桌上，胜过千言万语，绝对的显摆！

黄宏和宋丹丹后来讽刺的“移动电话要移动着接”，是生活的真实写照。

“大哥大”的出身其实很粗俗。黑社会叫小头头为“大哥”，叫大龙头为“大哥大”，港匪片里的黑社会老大拿着一个砖头似的玩意，冲着它恶声喝叫，很神气很牛气。

当时人们月收入从百元至一千元不等，但“大哥大”每台售价却要3万多元，加上入网费，每台价值4万多元，黑市价更高达5万元；通话费也十分昂贵，一般人可买不起、也用不起“大哥大”这种奢侈品。价格贵货源也少，基本上都是从香港过关的进口货，没相当过硬的关系，即使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得到。

所以在当时，“手拿大哥大，腰别 BP机”--大凡街上有人是这副装扮，不用说，这要么就是刚发迹的“万元户”，要么就是有权势的大人物，让人又羡慕又敬畏、崇拜不已。

“大哥大”出现不久，传呼机作为它的兄弟，进入人们的生活。从数字升级到了汉显，它的普及率逐渐地提高。

也有人叫它BP机。

那时，一部呼机加上入网费等要花费2000多元，而且买呼机还要托人。

后来有篇《苏厂长的一天》报道说，上海三枪集团董事长苏寿南的司机沈建华，腰上挂着两只BP机，原来，其中一只BP机是小沈为了保证每天6点能准时接苏寿南上班，而设置的定时呼叫机。

“有事您呼我！”曾经是最时尚的告别语。

首套生肖邮票发行于改革开放的第一后春节（1980年2月15日），票品：《庚申•猴》编号T46。该套邮票绘画是大名鼎鼎的画家黄永玉，画之精湛加邮票设计、制作均采用了当时之先进工艺。又占了我国生肖文化这一得天独厚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加之他的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所产生的轰动效应。

这套邮票问世虽然比发行生肖邮票最早的日本晚到世上10多年，居然一举夺得了世界公认的猴“一世”美誉。

《庚申•猴》在生肖邮票中有两个之最：一是发行量最小，二是升幅最大。自1980年发行20余年来，由面值8分一路飙升，最高时突破2000元，创造了中国邮市投资的经典神话，同时也成为牵动邮市神经的一面大旗。

同年，被迫停刊14年的《集邮》杂志恢复出版发行。据统计，1980年全国各地集邮协会在册会员有一万多人。

许多人闯入邮市淘金，产生了不少百万富翁、千万富翁。

上海太原路邮市，几年都是被视为“非法邮市”，但几经取缔始终封而不死，打而不垮。直到1988年北京月坛邮市建立之后，上海因势利导，将太原路这一“街头游击队”招安。

一位姓郑的集邮者，在南昌八一公园邮票市场，看中了500版的“韩熙载夜宴图”，对方开价40元一版，他还价36元。一时难定，他便说声“我去撒泡尿就来”打个马虎眼，趁机打探一下实际行情。仅仅5分钟后他匆匆返回，那批版票已另有新主。

这一天落市时，“韩熙载夜宴图”已高达58元一版。这11000元的暴利，竟为“一泡尿”白白失去。

1983年1月17日，在汕头市人民广场举行的审判大会上，原中共广东汕头地委政法委副主任、海丰县委书记王仲，被依法判处死刑。他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因腐败被枪毙的县委书记，其腐败行为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较早收受的贿赂是一台17英寸黑白电视机。

70年代末期电视开始走进家庭，黑白电视时代，频道有限。当时的电视机还是比较紧张，但电视节目一天比一天好看，使得不少家庭很想拥有一台电视机。

1980年2月，中央电视台开始播出的9集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意义。这是中国第一部电视连续剧，也是第一部采用情节剧模式制作的最早产生广泛影响的通俗电视连续剧。

1981年，《加里森敢死队》在中国播出不久，看的人越来越多。电视剧播出的时段，连小偷都会歇业，因为街上几乎没有人。它让国人见识了，好人和坏人并不见得泾渭分明。

1983年除夕，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向全国播出了该台的春节联欢晚会，从此，每年除夕，许多中国人都会：包饺子、放鞭炮、看春节联欢晚会。

1980年10月22日，中国第一条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在天津无线电厂建成。这条彩电生产线是从日本胜利公司引进的，可生产14英寸和21英寸彩色电视机，按设计要求年产彩电15万台。

彩电难买，贯穿了整个80年代始末。

1984年1月3日《工人日报》报道，我国大城市80%的家庭有了电视机，仅河北省，现在就出现了360多个电视村，在山东、黑龙江等地已破天荒地建起了一些彩电村。

1984年8月26日《人民日报》报道，1983年底全国电视机拥有量为3500万台，其中农村拥有量近800万台。

1985年8月13日新华社报道，我国农村已有3000个电视村。

1981年12月18日，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降低涤棉布的价格，提高烟、酒的价格，烟酒提价引起了人们心理上的不适应。

1983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从1月20日起，较大幅度地降低化学纤维织品的价格，适当提高棉纺织品的价格。同时，国务院还决定降低部分轻工业品和电子工业品的价格。降价商品有手表、闹钟、布胶鞋、胶卷、彩色电视机和部分电风扇等。

1月17日有关通知传达的当天，百货大楼各棉纺织品柜台前就排起长队，毛巾、童装等柜台前也围满了顾客。这一天，排队抢购的顾客直到晚上23点后才陆续离去。

1983年11月，商业部发出通告，从12月1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絮棉票，对棉布、絮棉敞开供应。出于一种担心，顾客抢购棉布等纺织品的情况再度发生。

据在北京市百货大楼当营业员的王涛回忆：

“春花吸尘器刚上市那年，缝纫机展销、买骆驼电扇的顾客从晚上8点就开始排队，大家都自己发号维持秩序，早上8点大楼一开门，顾客就一拥而入。还有大楼搞玉兔杯灯具展销，买东西的顾客排大队，还没到中午东西就卖光了，一天进了好几次货。”（王军光：《见证30年变革之王府井北京百货大楼：当抢购成为回忆》，2008年10月7日《北京青年报》）

整个80年代期间，像1983年这样的抢购风潮随时随处都会发生。因为那时商品相对匮乏，而人民生活又亟待改善。作为全国最著名的百货商店，百货大楼更是处于抢购风潮的风口浪尖。皮鞋、皮帽、羽绒服、西服、冰箱、电扇、录音机、电视机、化纤面料、泡泡纱、毛线等，可谓举不胜举。开始几年，凡属新产品、新款式、新花色、新品种都会引起抢购。后来几年逐渐有所缓和，改为只抢购名牌产品。

为了保护顾客安全，那时候许多柜台都装上了钢管护栏。每天商店一开门，顾客就会像赛跑一样奔向各个柜台，真可谓“商场如战场”。

这一天，淮海中路一家规模大的食品商店门口又一次排起了长蛇阵。时光悠悠，一晃已经二三小时过去了，但啤酒却杳如黄鹤，不见踪影。人们在无遮无掩的烈日烤晒下，大汗淋漓，长叹短吁，几乎绝了希望。突然，哪一个眼尖的叫了起来：“来了！来了！”长蛇阵顿时发生了骚动：熟人们互相呼叫着加塞了，年轻力壮的后来者抢了先，老头、老太被挤得晃悠悠，小朋友们在夹缝中急得哇哇叫。（莫枚、秦月：《啤酒之谜》，1986年7月6日的《生活周刊》）

1988年，中国的改革进入攻坚的“价格闯关”：少数重要商品和劳务价格由国家管理，绝大多数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

抢购！抢购！1988年留在人们印象中的，是抢购二字，风潮席卷全国。

价格“闯关行动”从上海开始。1988年3月，上海调整280种商品的零售价，这些商品大都属于小商品或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涨幅在20%～ 30%。各地物价很快出现失控的局面，并最终演化成发生在夏天的一场抢购风潮。

据当时的报纸记载，“人们像昏了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商品，也抢购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

受过系统经济学培训的社科院经济所的袁钢明，也加入了抢购大军。“我到前门大栅栏的一家电器商店，所有电器都已经被抢光了，就剩下一台没有门的冰箱，售货员对我说，要买赶紧买，不买一会儿就没了。”

二轻工业学校当老师的王桂香也从商店抢购了100盒火柴，和足够用一年的盐和酱油。（刘薇：《5次物价上涨与政府应对》，2008年3月7日《京华时报》）

7月28日，国家决定对13种名烟名酒的市场价格放开，从这天起，全国各大中城市百货公司和烟酒门市出现了抢购名烟名酒的风潮。北京、天津、上海的商店在开市后的几个小时内，准备供应一天的烟酒全部被抢购一空。当天下午，北京30多个销售点协调行动，价格上浮，全国各大城市也分别在29、30日两次调整价格，才使抢购烟酒的局面渐趋稳定。

进入８月份，社会上盛传9月１日全面涨价的“小道新闻”，从８月中旬开始，各地先后出现抢购先兆，在上海，８月17日、18日，抢购的迹象已渐明显，火柴、肥皂、洗衣粉、毛巾、被单、铝锅等成为热门货。从8月19日起出现全国性抢购狂潮。

以上海为例：皮夹克、鸭绒被、驼毛被、羊毛毯、毛巾毯、毛线、床罩、棉毛衫裤、汗衫背心、洗衣机、吸尘器、油烟脱排机、高档录音机、录像机、金饰品等均在被抢购之列。银行门前提款的人拥挤不堪，上海银行告急。上海华联商厦每两分钟即售出一台洗衣机，一天售出500台，８月27日这天现金销售达230万元，创历史最高纪录。

８月28日，上海抢购狂潮进入最高潮，上海市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实行凭票供应食盐、凭票供应火柴、购买铝锅以旧换新凭结婚证、户口申请购买。

29日至31日，因物价未全面上涨，抢购风才自然平息。

到了90年代之后，这种状况便彻底成了历史。

1980年2月20日，国家劳动总局、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国营企业职工请婚丧假和路程假问题的通知》，规定晚婚者，婚假可延长至15天。于是婚后“度蜜月”和“旅行结婚”开始风靡，有旅行就一定有照片，有照片就有时尚和时代的烙印。

1980年10月，天津市公用局共青团和工会组织为登记结婚的青年举办了集体旅游结婚的方式，当时很新颖，受到欢迎。

网友“williow”的父母于1983年结婚，他们的蜜月旅行去了苏州，爸爸戴着“大大的墨镜”，妈妈穿的是“真丝上衣、小百褶裙”。而“睡猫猫”的父母则在广州旅行结婚，爸爸骑在深蓝色Honda摩托上，背后是一座在建的几十层高楼。摩托加高楼，成为南方改革开放的缩影，而这样的年轻人在当时则是广州街上“回头率”很高的一对新人。（胡斐：《30年细节史之霓裳风暴：具中国特色的时尚路线》，2008年11月14日《新周刊》）

20世纪80年代，人们的结婚模式大多是“吃与闹”。而我们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时，却不愿再重复那套传统的结婚仪式，心中满怀着对首都向往，高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向北进发，开始了我们魂牵梦萦的蜜月之旅。其实80年代的旅行结婚线路大多是选择都市行。

1982年8月，我们刚刚毕业离开大学校园，稍作修整。就踏上了首都之旅。临行前，带着单位证明，带着大学毕业证书，带着结婚证，我们登上了京广线列车。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北京，也是第一次没有任何任务出门。更让我们腰杆坚挺的是，口袋里我们装了400元钱。双方父母各给了我们200元，这原本是准备操持婚礼用的。要知道，那时候人们的月工资才30多元，这相当于一个人一年的总收入。

我们像两个辛勤的农人，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以天安门为起点，将可以游览的景点都跑了个遍。那年月，票子似乎特别经花，每天抽出10元，基本上是连玩带吃，门票还有车票，都可以搞定。在记忆中，景点里不像后来有这么多的园中园，买了一次票还得买一次票。门票 5角就算贵了，一般是5分，最多才1角。

我们在人们刚刚触摸“旅行结婚”概念的时候，赶了一下时髦。（《回忆80年代我的蜜月旅行--游京城》，2004年12月22日《长城在线》）

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提出“争取在本世纪内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的目标，并郑重向全国发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

1982年，正是因很早提出控制人口被错误批判的马寅初先生去世的这一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把计划生育定为中国的基本国策，同时对计划生育的意义、方针政策、目标等作了详细的说明。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新宪法，更明确地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独生子女，成为这个年代的特产。计划生育的基本国政策的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具体规定在80年代的城市执行得尤其严格。因此这一时期大量的独生子女出现了，今天被人们认为问题多多的“80后”都是这时期的产物。

为四个现代化努力学习和工作是那个年代晚婚青年们共同的理由--结婚越晚越光荣，你要是终身不嫁不娶，只有你家里人急，组织和政府绝对不会催你。

当时宣传计划生育的口号，今天看来令人哑然失笑：

更有邪门的：“该扎不扎，房倒屋塌；该流不流，扒房牵牛。”足见那里的计生工作之艰难。

1988年3月10日上午8时56分，中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平安降生。这是中国生殖医学研究的一项重大突破，是继避孕套之后，性爱与生殖脱节的又一成功。

1980年，“感情破裂”作为法定离婚理由，写入新的《婚姻法》。这是新中国的第二部《婚姻法》，它将离婚自由的权力以法律形式明确肯定下来，也使一向稳定的婚姻局面被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从一而终的婚姻观念，从进入80年代开始，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从此，“感情不合”成了各地办理离婚时最常用的理由，而恩格斯“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成了被引用最多的伟人语录。

新的《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1950年《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法律，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颁布的第一部婚姻法。1950年《婚姻法》除有协议离婚程序和诉讼离婚程序外，并无关于判决离婚的法定理由的规定。

为解决离婚标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1950年至1980年均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透过司法解释，我们可感知到，离婚的原因主要集中为夫妻双方不通音讯、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夫妻一方患病、当事人未达法定婚龄。离婚的原则界线则依最高院1963年8月28日发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几个问题的意见》来处理。意见中指出：离与不离，首先应从“婚姻基础（自由结合还是包办）、婚后感情和离婚原因，来查清夫妻关系是否还可以维持；其次，要充分考虑子女的利益和社会的影响。这样的离婚标准，当时被法官们称为“三看一参”：一看婚姻基础，二看婚后感情，三看离婚原因，四还要注意子女利益和社会影响。在这次的离婚标准中，“感情”已经出现，但很弱。

尽管后来国家还对《婚姻法》作过多次修改，但1980年颁布的《婚姻法》，连同“感情确已破裂”几个字，已经载入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它的意义在于：不能把不准离婚作为一个惩罚手段来使用。

后来不少人把1981年离婚率的上升归因于1980年的《婚姻法》。根据《上海民政志》记载，1980年，上海人离婚的数量是883对，1981年，离婚的有1304对。

曾经参与1980年《婚姻法》修订的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杨大文，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说：“那是因为过去离婚实在太严了，而1981年后的有一部分离婚是解决历史上遗留的问题。” 

1983年，由36名妇女组成的“秦香莲上访团”联合到全国妇联上访，状告她们的丈夫是“陈世美”。这些女性都是知识分子，她们在过去的岁月里自觉地支持了丈夫的事业，可这些丈夫翻身后竟纷纷借助新《婚姻法》中的“感情破裂”一条，提出离婚，不要糟糠之妻了。在这一轰动事件中，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一个新词汇：“第三者插足”。官司最终打到中央，在中央领导人的过问下，36个“陈世美”没有一个在当时离成婚的。但在10年之内，他们全部都离婚了。

停薪留职是80年代初富有“中国特色”的事物。

所谓停薪留职，是指企业富余的固定职工，保留其身份，离开单位，从事政策上允许的个体经营。

《劳动人事部、国家经济委员会关于企业职工要求“停薪留职”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停薪留职的时间一般不超过二年。停薪留职期间，不升级，不享受各种津贴、补贴和劳保福利待遇；因病、残而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可按退职办法处理。停薪留职人员在从事其他收入的工作时，原则上应按月向原单位缴纳劳动保险金，其数额不低于本人原工资的20％。

停薪留职，是计划经济“铁饭碗”和市场经济大潮中“下海”之间的一座桥梁。

1983年3月3日，劳动人事部发出通知，要求积极有步骤地推行劳动合同制。劳动人事部指出，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将以实行“新人新制度”作为过渡。今后新招收的人员实行劳动合同制，原有固定职工目前仍执行现行的制度，但对现行制度也要逐步加以改革，最终要达到所有职工都实行劳动合同制。

劳动合同制，是我国用工制度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

1986年9月9日，国务院颁布改革劳动制度的四项暂行规定，即《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和《国营企业暂行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

这四个暂行规定，重点是用工、招工制度改革，即国营企业新招收的工人都要实行劳动合同制，取消退休工人“子女顶替”和内部招收职工子女的办法，实行面向社会，公开招工，坚持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按照新的规定，在国营企业的新招工人中，可以突破劳动力的“单位所有制”，使劳动者的特长、志愿和劳动岗位的需要较好地结合起来。

这一改革，基本让国人告别了传统意义上的“铁饭碗”。

有人说1984年是一个骚动而热烈的年份，更有人说1984年是“公司元年”、“下海元年”， “我们都下海吧”是流传在年轻人之间最具蛊惑性的试探。

1984年，似乎是一个属于珠江三角洲的年份。

摘自《中国生活记忆——建国60年民生往事》陈煜编著 于光远总顾问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来源：搜狐读书 

本文由“红色边疆荒友家园”整理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欢迎知青朋友来稿，投稿邮箱jianzi1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