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原创】受苦人的三宝

在陕北，庄稼汉管自己叫“受苦人”。这个词在外人听来，极富阶级色彩，总以为是指被地主老财剥削压迫的人。其实，受苦人在陕北方言里，就专指干农活的人。

受苦人有哪三宝，说法不一，或许还有人就根本不认同这种提法。而我听到的是：老镢、烟袋、破棉袄。这三样合起来，就是一个受苦人最基本的装备。当年在高原上劳作的男人，几乎都是一样的打扮，当然还有白羊肚手巾，只不过我插队的时候，很多年轻人已经不系它了。

老镢是陕北最具典型性的劳动工具，它的突出特征是刃宽，大概有一尺多，比平原上的镢头要宽出几倍。镢头呈三角形，上边焊着圆的镢帽，楔上三尺来长的镢把，有点头重脚轻的感觉。老镢是庄稼汉能力的标志，你若见哪个老镢刃面雪亮，把子光洁笔直，被汗水浸成古铜色，铁头和木把楔得结实，就知道它的主人，绝对是干活的好手。

宽刃的老镢，对付的是松厚的黄土，一镢下去，能翻起好大的一块，翻过来用镢帽一砸，那土就散成一堆，听说当年大生产的时候，有的人一天能掏一亩多地，被人称作“气死牛”，这当然是革命精神所致，但老镢也功不可没，试想如果换了窄刃的镢头，恐怕就要“气死人了”。

陕北人出工时，并不总是把老镢扛在肩上，像报纸上照片里的那个架势。那些干活的把式们，是不肯把力气使在路上的，他们出工时，一个个显得懒洋洋的，弯腰塌背，曲着双腿，一步一晃，有的把老镢头搭在肩上，把子搁在胸前，双手揣在袖筒里，就像抱着个婴儿。有的就把镢头搭在胳膊上，把子甩在身下，好似武士带了把腰刀。总之，老镢对于受苦人来说，就好像他们身体的一个物件，怎么拿着都舒服。可当受苦人的双脚站到土地里的时候，便变了一副模样，老镢一抡起来，身上的肌肉就凝成了块，把脚下的黄土像切豆腐似的，翻成了熟地。

年轻人到了该挣工分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要装备一把老镢。村里没有铁匠铺，镢头要到集上去买回来，由自己的父兄指点着，装上把子，楔结实了。这木把子通常取自沟里的砍头柳，选一根粗细合适的椽子，截成三尺来长，刮磨得顺溜可手，没一点磕疤。楔把子是有讲究的，角度太大，挖起来费劲，角度太小，又带不起多少土，效率太低，所以，老镢安好后，还要经过老汉们的反复试验和调整，觉得合适了，才会给年轻人用。我们知青到村里，使用的每一把老镢，都是老乡们这样装好了送到我们手里的。

烟袋好似陕北受苦人成熟的标志，男人当了家，脖子上若还没有挂上个烟袋锅子，就像嘴巴上没长毛，叫人觉得不那么踏实。男人们凑在一起谝闲传，先拿出烟荷包，用手指头捏出烟末装好，用火镰点着，嘬上几口，才慢慢地说话，显得那么稳重，言语也有了分量。

抽烟也分讲究和不讲究，不讲究的，拿个树根挖个洞通个眼就能抽，那讲究的，烟具必须成套，有烟锅、烟杆、烟嘴，烟荷包和火镰。烟袋锅子有全铜的，也有杆子是鸡骨头木的，烟嘴是玉石的，用绳子与荷包连起来，或挂在脖子上，或别在腰带上。男人不像女人，好歹还能在耳朵上带上个环子，在衣服上配朵花。男人的装饰物就是烟袋，所以，烟锅通常都被擦得锃亮，荷包上也会绣上花。谁家的烟具好，男人抽烟时的表情都不一样。

火镰这东西我是到了陕北才见到，有点像城里女士们拿的小钱包，只是边上镶着厚厚的钢条，里边装着火绒。这火绒一般是由艾草的叶子晒干了，撕成絮状做成的。抽烟的时候，把火绒撕下一点裹在火石上，用钢条铿铿地打着，迸出的火星燃着了火绒，再慢慢地移到烟锅上，抽烟的人紧嘬几口，才能把烟叶点着。

火镰打火

我很喜欢看老乡们打火镰，觉得这应该像祖先们的钻木取火，就像变魔术似的，在火石的撞击下，火绒开始冒出一丝青烟，人们捧着它，小心翼翼地吹着，直到它闪出暗红色的火光。我想这种取火方式恐怕有几百年之久了，却依然保留到今天，在别的地方只存在于文字记载上的东西，却让我亲眼见到，也属不易了吧。

其实陕北那时也有火柴，家家只是点灯烧灶的时候用。火柴要用钱买来，一天用多少根得算计着，抽烟用量大，没数，所以还是用火镰合适。

由于取火不易，烟瘾大的人就得格外珍惜这火种，一锅抽罢，他们就脱下鞋，把燃着的烟灰磕在鞋底上，陕北的老山鞋底子厚，又被土给浸透了，禁烫，新一锅烟末装好，便把烟锅凑在鞋底子上，扣住那一点烟灰接着抽。所以你在陕北能见到这样奇特的现象，人们在捧着老山鞋喷云吐雾。

俗话说烟酒不分家，男人们在一起抽烟，相互之间又显得亲近了许多，谁觉得自家的烟叶好，便要请周围的人都尝尝。装了锅新烟，又懒得打火，便可以凑到别人的烟锅上去借火，两个人的烟锅叠在一起，一个使劲吸，一个使劲吹，直到引着了才分开。

烟草是人们在窑前屋后随意种的，成熟后，便把烟叶一片一片地用绳子穿起来，挂在墙上去晾晒，待干透了，揉成碎屑装到荷包里就成，不像人家烟厂要经过烘烤和发酵的过程。这种烟抽起来，又呛又辣，像根铁条顶在嗓子眼上，咽都咽不下去，除了烟瘾极大的人，知青们一般都不会碰它。有时和老乡们凑热闹，用人家的烟袋抽两口，也是入口即吐，不敢真的吸进去。知青们下乡，和老乡们打成一片，农村的饭也吃得，衣也穿得，惟独这烟抽不得。我们都喜欢在头上系白羊肚手巾，可在脖子上挂烟袋锅子的，还真没几个。

说起抽烟，恐怕很多知青的烟史都要追溯到插队，我就是在离京的火车上，抽的平生第一支烟。到了村上，便陆陆续续地抽了起来。知青们大都是买烟抽，通常是《三门峡》《墨菊》《红舞》之类，记得最便宜的一种叫《羊群》，才六分钱一盒，品质低劣，使劲嘬都不出烟，那味道就不用说了。

生产队那时也开会，一般都在晚上，有时也让妇女参加。全队的人把窑洞挤得满满当当的，老汉们坐在炕上，汉子们蹲在地上，婆姨们则靠着门窗倚着。这种场合自然少不了烟，陕北汉子不多说话，一边听着，一边闷头抽，窑洞里烟雾缭绕，憋得人喘不过气来。婆姨们被呛得跑了出去，仰头看窑顶的小窗户呼呼地向外冒烟，像着了火一样。

当然抽烟算不得什么好事，不过我想，很多人都习惯在手上摆弄东西来解闷，婆姨们有针线，没事就在那里缭着，男人们呢，手也不能闲着，捏烟叶，打火镰，擦烟锅，过烟瘾只是一方面，烟具之于成年男人，其实就是他们手里的玩具。

我插队的时候陕北穷，受苦人的衣服只分棉衣和单衣两种，没有什么春装和秋装之类。高原寒冷，一年四季，秋冬春三季，人们都离不开棉袄。插队三年，我穿棉袄的时间比穿单衣的时候多，所以对它有着特殊的感情。

棉袄对受苦人来说，算得上是一个大件物品，里儿面儿都得有，费布多，还得絮上棉花，要把全家人的棉袄置办齐了，对于庄户人来说，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基本上是一人一件，没有富余。做棉袄用的是庄户人自产的粗布，用煮青染了，黑里透蓝，里边絮的可是好棉花，也是自家种的。我们住在塬上，缺水，受苦人新棉袄穿上身，就不再拆洗，直穿得被黄土渍到布缝里，变了颜色，领子袖口蹭得油黑，胸前饭嘎巴一片，背后一层层的汗碱印子。好在这粗布的面子厚实禁磨，穿个三五载也不会烂，肘和肩的部位着力最多，容易破损，勤快的婆姨及时给补上，对付着再穿个几年。所以我说是“破棉袄”，因为在村里，新棉袄实在少见。

春秋两季，人们要到山里去干活，天还没亮就得起身。陕北温差大，早晚寒气逼人，上工的人都把棉袄裹得紧紧的。俗话说“七棉八棉，不如腰里一缠”，老乡们都有一条用生羊毛织的腰带，长长的，可以在腰上围个几圈。知青们没有，便扎上从北京带来的帆布武装带，显得不伦不类。大家都是缩着头，揣着手，紧抱着胸，像逃难的，黑乎乎的一群在山路上走。到了地里，天才蒙蒙亮，露水把人的鞋都湿了，冷气依然不散，手冻得连镢把都握不住，勉强挥着，只听得浑身关节咯咯作响，那棉袄也重得铁板似的。

直到太阳把地皮晒干，人也活动开了，脊背上冒了汗，才把棉袄脱掉，扔在地头。我们知青还有件衬衣，老乡们多数是光膀子。捂了一冬，此时便见白花花的一片，敢情人家劳动人民生来也是细皮嫩肉的，不比城里人差，待晒过些时日，才能慢慢变成古铜色。棉袄先在地边上闲着，到了歇晌的时候，便又派上用场。找个向阳暖和的地方，把棉袄摊在地上，人往上一躺，半铺半盖，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好生解乏，到下午起身，浑身又充满了力气。所以，直到天气很热的时候，我们进山干活，还是要带上棉袄，只不过没在身上穿着，而是在镢头上挂着。

老乡们告诫说，在山里睡觉，不管天气多热，人一定要躺在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千万不能到阴处去，否则，即便是有棉袄的铺盖，还是会受凉的。我的同学王秉坤不信这话，仗着自己身强体壮，在一个酷热的晌午，独自跑到一个阴凉的山洼里去睡，一觉醒来，腰便不能动了，膏药贴了无数，到离开农村时都没好。

破旧的棉袄，在外人眼里，只代表着贫穷，可对于受苦人来说，这东西体贴实用，不管你用它背负沉重的柴草，用扁担磨损它的肩头，或者把它和泥土滚在一起，它都会忠实地为你服务，贴住你的身，保护你的温暖。尽管它的样子是苦涩的，还散发着汗味，可在寒风中，它就是受苦人最好的伙伴。

这三样东西，是陕北一个时代面貌的浓缩，到如今，恐怕很难见到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就连受苦人这个名称，也不大被人提起。但它们并没有消失，老镢依然在挥舞，只不过开垦的是自家承包的土地。破棉袄还在穿着，里面可能添了件毛衣。你若和老乡聊天，他也许会从怀里掏出过滤嘴的烟卷让你。在外人看来，这都是些不起眼的小东西，但它们毕竟在曾经的岁月里与我们朝夕相伴，也许是出于“敝帚自珍”的心理，在我的记忆中，它们始终占有一定的位置。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提起这些不单是怀旧，社会的发展变化也需要些参照物，让人明白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作者：陈幼民  来源：口述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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