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命“出血热”——与死神擦肩而过！

1975年12月初，我插队的黑龙江省黑河地区天寒地冻，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那年的天气不错，所以庄稼收成也不错。到12月份，地里该收的都收了，场上除了还有一些仍在晾干的苞米，脱粒扬场的活也都快干完了。社员知青都在等着年终结算分红。

分了红该回上海探亲的回上海，不回的就等着队里杀猪杀羊过年了。正当大家在准备过年演戏排节目时，我突然无缘无故地发起了高烧。两天里体温从39度出头点直窜到过了40度。队里的赤脚医生燕子是我同宿舍室友，以为我是重感冒，给我打了两次退烧针都不见效，只好吩咐我多喝水，别起床着凉。其实她不说我也起不了了，头痛得要命，还心慌。

同伴们出工后我一个人在宿舍，连起来倒点水喝的力气都没有。第三天了，我的体温还是那么高，打针吃药毫无效果，连从食堂打回的小米稀饭也喝不下了。那天燕子去公社开紧急会议，傍晚回到队里没来得及去食堂吃饭就急匆匆来到宿舍。她问我烧退点没有，听我说没有，她马上说，你不要得的是出血热哦！

“出血热？”那是什么东西？过去都没听说过嘛。燕子说那天公社的紧急会议就是传达此事。说是本县从11月份起发现多起出血热病例，至今已经死亡28人，死亡率达42%。更吓人的是，出血热的初期症状就是原因不明且药物无法消退的高烧！

燕子一边说着一边爬上炕来，说让我看看你的口腔。我张开口，燕子刚拿手电照着看了一下，就“妈呀”一声叫了起来，说好多出血点啊！真的是出血热啊！我还骂她说，你别触我霉头啊！我肝炎才好了不久，就让我得这要死的病啊！

燕子顾不上分辨，又让我脱下上衣，检查我的腋下和胸前。这下连我自己也看清了，我的腋下都是一条条紫红色的皮下出血点！后来才知道，我因为患慢性肝炎，造成血小板低于正常标准，所以比一般病人提早出现皮下出血症状。而不像很多病人，直到内脏严重出血才被确诊，也就耽误了治疗的时间。

燕子来不及和我解释什么，立马跑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家，报告说我得了出血热。队里老乡大概是听说过这个病，知道它的凶险，我又是下乡知青，人命关天，所以也不敢耽误，马上派了马老板，要连夜赶爬犁把我送到县医院去。

半小时后，大队党支书带着爬犁到了我所住宿舍的门外，那是队里最有经验的马老板和最得力的两匹枣红马。爬犁上还堆了不少麦秸，大概是为了能让我躺得舒服些。

同伴们把我裹在厚厚的被子里，再盖上棉大衣，头上戴上大皮帽，还用毛围巾遮着脸。与此同时，燕子也已“武装”完毕上了爬犁。她得一路护送我到县医院去。

天已黑尽。这一趟从大队到县城一百多里地，得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在路上整整一夜，想想也够吓人的。可是这时的我连烧带吓，人已经迷迷糊糊，都没有和党支书以及马老板说声谢谢。

爬犁在夜色中驶出大队，在无人的荒原上奔驰。夜空漆黑，不见一点星光。除了爬犁滑过雪地的刷刷声和偶尔的马打响鼻声，耳边是无边的寂静。我昏昏沉沉地躺在麦秸堆里，只觉得冷，彻骨的冷，好像身上仅存的热气在一丝丝地被抽走。

我说不出话，只是默默地躺着，脑子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当我在迷糊中突然听到说话声时，我听到燕子在和马老板说让他停一下，接着又听到马老板“吁”的一声喝住了马。我扭头去看，看到爬犁停在一些房子前，好像是到公社了吧？接着我又看见一扇挂着厚棉门帘的门，门楣上的十字依稀可见。原来是公社卫生院啊。

燕子弯下腰和我说，她要进去报告一下这个新发现的病例，再继续往县医院赶。马老板说，要不我们都进去烤下火吧，这天忒他妈冷了！于是他俩一边一个扶着我进了卫生院。公社卫生院并不是正规医院，好像是有四五个医生和两个护士。平时也就是看个常见病，做下外伤紧急处理之类的事，但夜里还是有个值班医生的。

那个戴眼镜的值班医生听了燕子的汇报，量了我的体温，又查看了我口腔和腋下的出血点，很严肃地说，基本可以肯定是出血热，不过还要化验才能确诊。当他知道我们是在赶去县医院的路上，犹豫了一下，说，病人体温那么高，外面气温又那么低，我怕她熬不到县医院，会在路上出危险的。

燕子着急地问，要不上县医院，那咋办？看得出那医生又犹豫了一下才说，今夜留在这里先挂上点滴，明天和县医院联系，看他们能不能找到车来接。看来也只能这么办了。

燕子让马老板回队，去和党支书说一声，她就留在公社卫生院陪护。公社卫生院没有病房，我被安排在一间有两个床的房间里，大概平时是让需要留院观察的病人休息的地方。好在我本来就带着被子和大衣，所以也不缺被褥。给我挂上点滴后，那个大夫一夜来看了我好几次，而燕子大概就是一夜都没合眼给我看着点滴了。反而是我，那一夜倒是断断续续睡得还不错。

这个公社卫生院在1975年冬天挽救了我的生命。2007年时它还在原址

天亮了。阳光透过双层的窗户照了进来。但我知道那阳光只是看着好看，一点热度都没有。公社卫生院的几个医生来上班，听说昨夜送来个得出血热的，都到我躺着的那间房间来看，当然也就看看皮下出血点什么的，看不出其他名堂来。

有人给我抽了血，听他们在说要送到县医院去化验。那个时候，农村的医疗很落后。每个大队倒是都有赤脚医生，但那只是些经过个把月培训的稍有文化的年轻人。平时也只能治个头疼脑热肚子疼，割伤跌伤筋骨痛的。老乡们有病一般都挺着，从野地挖些草药用，或者找赤脚医生要点止疼片吃。

曾看到有些老乡家自留地里开得五彩缤纷鲜艳极了的花，听说那是罂粟时吓了一大跳：那不是禁止种植的毒品吗？后来才知道老乡们叫那“大烟壳子”，说是煎水喝止痛止泻效果极佳，是传统的良药。

农村本就缺医少药，所以这东西实在是没法禁。只要不大片种，不种在村头路旁显眼的地方，不赶上政府严查，上面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至于公社卫生院，医生一般是至少受过卫校教育的专职人员，但一应设备及其简陋。像我正躺着的卫生院，连个X光机都没有。虽有个小化验室，但只能做最简单的血常规，大小便常规等检验。稍微复杂些的如肝炎什么的，就只能把血样送到县医院去化验。所以我的血样必须送县医院去检查。

因为怕队里还会出现其他病人，燕子要赶回队里去。可是公社卫生院的那两个护士只管抽血打针什么的，不管护理的事，所以那天午饭时，也是同宿舍的小敏赶到公社卫生院来替代燕子护理我。我则继续躺在那里挂点滴，迷迷糊糊地睡着又醒来，不过头痛好像好了点儿。

傍晚时分，有医生来说，县医院来电话了，说基本可以肯定是出血热（我也不知道咋“肯定”的），但让不要把我送县医院去。说是其他几个公社疫情比较严重，县医院就十几个床位，已经住满了。让我就地在公社卫生院治疗，县医院已经托便车把治疗的药送过来了。后来才知道所谓治疗的药其实除了挂点滴的盐水葡萄糖就是激素，也不知道是什么激素，和止血药。

晚饭后，昨天让我留下的值班医生又来上班了。他看了看我的体温记录，见还在39.8度，没有太大改变，就问小敏我小便了没有。直到他这一问，我才突然想起我已经一天一夜没有小便了！那个大夫一听就有点着急，说挂了差不多2000cc的水进去，一点没有尿出来，是不是肾脏出问题了？他关照小敏注意我的小便情况，如果还没有，恐怕要做处理。

等他一走，我就挣扎着想起来试试能不能尿出来。可是一坐起身，才想起：上哪里尿？到过东北农村的都知道，那时那里是没有室内厕所一说的，连县委机关都没有。所谓茅房，就是在室外就地挖个坑，上面架几块木板或树杆，好的在四面起个矮土墙上面盖个草顶，差的就是四周插一圈树枝条算挡个眼。公社卫生院的茅房也一样是在室外的蹲坑。

外面滴水成冰，茅房漆黑一片，就算是不怕冷不怕黑，可我这胳膊上还连着打点滴的橡皮管，橡皮管那端是药瓶，怎么披挂上大衣皮帽去茅房啊？就算去了，还蹲得下吗？不过人说活人不能让尿给逼死。小敏是个聪明人，她一眼看到床下她从宿舍给我拿来的洗脚盆，说，要不你就尿在盆里吧？

她关上房门（怕那个男大夫这时来），把我扶了起来。可是我腿软得没法悬空蹲着（所以还是男的好哇），只能靠小敏费大劲儿半抱半拎着在那挣了好半天才尿出一点点尿来。一看我尿出的那一丁点尿，我和小敏都害怕了，因为那是深棕色的！小敏叫来了那个大夫，他看了也有点紧张，马上拿到化验室去化验。

公社卫生院没有专门的化验员，赶上哪个医生要病人化验，就自己做。过了一会儿，大夫回来说，还好还好，不是尿血！大概是因为太长时间没有小便了吧。

我后来才知道，尿血的话那就是内脏出血的症状，病人一到那个地步就危险了！因为前一晚是那个大夫让我留下没送县医院，所以他一定是担着很大的责任的。那个大夫出去了一会儿，回来时拿来一个大口玻璃瓶，就是装罐头水果的那种，交给小敏，让她随时记录我的小便时间和计量，尤其要注意小便里是否有血或其它东西。

我在医院的第二个白天开始时，就用上了从县医院捎来的药。那天是同宿舍的另一个伙伴丁丁来替代小敏回去休息。我知道来陪护我的人路上来回得走二十多里地，不但是累，白天黑夜都休息不成，还吃不好。因为公社卫生院没有食堂，医生们都是回家吃饭的。公社也没有饭店什么的，所以陪护我的人只能从队里带几个馒头来，在医院火墙的炉子上烤热了就着咸菜吃。

还有让我过意不去的是，来陪护我就不能出工挣工分。插队的知青不就是靠着挣来的工分分粮分柴分钱买日用品的吗？！

记得那天有两个插曲。第一个插曲是，上午本来好好地打着点滴，突然我心脏急跳，到了每分钟一百三十多跳，我难受得躺不住，面红耳赤，接着就呕吐起来。可是几天没吃过东西，水也喝得不多，呕吐出来的只是混浊的胃液夹着些血丝。吓得医生又赶紧去化验是不是胃出血了，还好不是。

后来想到可能是我对点滴中加入的激素反应引起的，就把点滴调到非常非常的慢，这个突发症状才慢慢消失。只是在接下去的日子里，只要点滴稍稍加快，我马上会出现这种吓人的症状，所以点滴只能在极慢的速度下进行。其结果是我每天24小时都在打点滴，没有一分钟是自由的。而这也给陪护我的伙伴们增加了更多的麻烦。

第二个插曲是这天下午公社卫生院又收治了一个病人，是个男的。因为整个卫生院就这个房间按着两张床，这个老乡就只能和我同处一室了。那个老乡不知是什么病，由他老婆陪着，一个十来平方的房间就住着四个人。其实别的都还无所谓，就是小便又成了问题：让我当着一个陌生男人的面排泄，无论如何我都做不到。那个老乡挺善解人意的。一开始他说：闺女，谁都有得病的时候吧？咱别觉着憋曲，该咋咋，啊？后来看我实在不行，每当我要方便时，他就让老婆扶着躲到房间外的走廊上去，等我完事才回来。

那段时间，我的男朋友阳被派到公社水利营干活去了，离公社很远，也不通电话。那天我们大队有人到水利营送粮，告诉了阳我得出血热在公社卫生院抢救。阳急得连夜骑马狂奔了几十里地赶到公社卫生院来。当披着大衣，皮帽挂满白霜，眉毛睫毛和胡茬也挂满白霜和小冰珠的阳跨入我的病房时，陪护我的已是我的第五个同宿舍伙伴阿澄了。

有了阳，其他同伴就不用再轮流来陪护我了。从那天起一直到我出院的十几天时间里，阳担负起了我全部的护理任务。房间里只有两张床，躺着两个病人，那个老乡的老婆晚上就睡在老乡的脚后。我们知青毕竟不好意思这么做，所以阳只能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打打盹，就没有躺下睡过一天。而且我每天24小时都在挂点滴，他也得随时注意着，不能真的睡过去。

好在以后几天我的体温有所下降，也没有出现内脏出血的现象，所以气氛不像一开始那样紧张。这时我的小便问题也解决了，就是每当我需要小便时，高大的阳便往两张床中间一站，张开两手拉着他的大衣，就像在床前拉起了一个帘子。除了小便的声音还是让我有点不好意思，其他就一切自如了。

这段时间对阳来说除了睡觉，其实更大的问题是吃饭。阳因为在水利营，认识了公社所在大队的知青，有时就到他们的食堂去买点干粮回来，解决了他自己的吃饭问题。随着我的体温下降和病情开始稳定，医生说可以吃点东西了。但是因为还是要防内脏出血，更因为我已经多日没有进食，医生吩咐不能吃硬的东西（相当于只能吃流质吧）。这可把阳难坏了。

火墙的炉子上放着从宿舍拿来的一个小锅，问题是锅里该煮什么呢？他给我煮过面糊糊，也煮过小米粥，没有任何副食和调味品，只是加了点盐的面糊糊和淡的小米粥实在是难以下咽。

和阳同宿舍的一个男知青去县里办事，他到县副食店看遍那里的两三个柜台，愣是买不出什么可以给我的东西。他最后在那里买了一小包霉干菜连同他从上海带来自己不舍得吃的一小把挂面给我送来。阳给我烧的没有油水的霉干菜挂面真是难吃透顶，但我真心感激那位朋友的一片心意。

在那十几天里，还有队里的不少老乡特意来公社卫生院看我，多数是些大娘大嫂。看着他们一面拍打着因为赶路而凝结在头发上肩膀上的白霜，一面掏出他们带给我的礼物时，眼泪时时在我眼里打转。

他们有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小包大约一两的白糖，有的从怀里掏出两只鸡蛋，或者一颗拳头那么大的鲜嫩的白菜芯……那可是他们能拿出手的最好的东西！我知道他们有多穷，日子过得有多难。

那时我们的定量是每人每月供应一两白糖，但很多老乡根本买不起，常常是让给知青买的。鸡蛋则几乎是他们唯一的现金来源，要靠着它买盐买碱打灯油。冬天里能吃到的蔬菜只是土豆萝卜，而且大多是冻的。一颗新鲜未冻的白菜也就金贵得很。她们怕蛋和菜芯在路上冻了，所以是揣在怀里用体温暖着给我送来的。

礼物中最贵重的是两瓶用大口玻璃瓶装的罐头水果，一瓶是糖水桃子，另一瓶是糖水红果。（记得那种水果罐头都是一元一瓶。）那瓶糖水红果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送来的。她是我当小学老师时的学生，那一年刚开始在大队干活。她说分了红，她就跟她爸要了一块钱。她没用这她第一次挣来的钱给自己买任何东西，却给我买来了这几乎是公社供销社能买到的最贵的吃食！

当年给我送罐头糖水红果的小姑娘（左）已经当奶奶了

在1976年元旦的前几天，经过差不多二十天的日夜抢救，我终于病愈出院了。我的烧退了，没有出现内脏大出血现象，人虽然很弱，但可以走路了。公社卫生院的医生说我熬过来了，成了那年我们县出血热患者中大约占一半多一点的幸存者。

我很清楚，当我躺在爬犁上的麦秸堆里驶向黑暗的荒原时，我是走在奔赴死神之约的途中。是爱，是很多普通人一点一滴的爱，阻止了我堕向黑暗的脚步，并最终将我拉回到了灿烂的阳光之下。

我出院时，积欠公社卫生院医药、化验费用合计三百四十余元。当时队里实行合作医疗，自愿参加。凡参加者每人每年须付费15元，社员中有家里人口多拿不起这个钱不参加的，可以免费接受大队赤脚医生的服务。其实赤脚医生挣的工分是全大队社员分摊的，所以参不参加合作医疗都可以找赤脚医生看病，在那里免费获取一些常用药。

如果大病需要到公社或县看病，费用可以报销，最大限额一百元。这也就是说除了可以从合作医疗报销的一百元，我自己还得付二百四十余元。这可成了个大问题！黑龙江地多人少，只要不受灾，一个“工”（10个工分）值可以达到一元上下。下乡几年后，知青学会了农活，男的每天可以挣9-10分工，女的一般也在8分以上。知青没有家累，如果努力出工的话，扣除粮柴等一应支出，年终还能分个几十元钱，够下一年的日用开支。

那一年年景不错，年终我分到了八十几元钱，那已经是个大数目了，可是比二百四十元还是差着很多很多！如果是队里分东西，没钱付还可以欠着。这是要给公社卫生院付，队里是借不出现钱来的。

生这场大病，我当时没有告诉父母家人。他们离得那么远，就是知道了也没有办法，那干嘛让他们白白着急呢？而且家里的情况我知道，也是拿不出这笔钱来的。看来只有向其他知青借钱这条道了！

正在我为钱为难时，还是公社卫生院那个戴眼镜的大夫提醒了我，说县知青办不是有知青大病的补助经费吗？为什么不找他们问问呢？是啊，还有什么病比出血热更大呢？这一问，知青办真为我付清了全部三百四十余元欠款，也没要队里合作医疗的那一百元！队里有老乡说我命好，得亏了是知青；要是农民得了这病，只怕就此拉下的饥荒几年都还不清呢！

我们大队那年只有我一个出血热病人。我的同伴和阳都没有被传染。那我又是怎么被传染上的呢？医生说出血热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的。在我发烧前几天，我们宿舍的鼠夹打到一只不算尾巴有尺把长的黄毛大老鼠，是我处理掉的（扔到茅房粪坑里去了）。莫不是那只老鼠是成了精的，单找我报仇来了？

2007年，和小敏等一些朋友回到黑龙江插队的地方探访。当年我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公社卫生院仍在原址，只是经了三十余年的寒暑，更见破败沧桑。

1969-1970年时我们曾在这栋房子的左半面住过半年多，右半面住着房东老乡一家。房子曾经过大修整，他们现在搬到新盖的房子去了

陈宜芳（图片来源上海知青网）

她的故事让我们回到了那个难忘的岁月。1969年5月，17岁的上海小姑娘陈宜芳跋山涉水来到了当年爱辉县的罕达气公社插队，那是一个夹在大小兴安岭褶皱里的小山村，只有12户人家。当时瘦小的小陈身高只有1.5米，体重34公斤，山里的风把她吹得直晃。临行前姐姐对她说：“咱家出身不好，你个子又小，如果有谁欺负你，咬着牙也要还手，决不能让他小瞧你！”可是她并没有受欺负，她真诚的微笑，勤恳的劳动，受到山里人的欢迎。他们都说：“小陈是个好孩子！”不到一年，队里把她评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抽调到乡供销社当营业员，那可是“重要岗位”。北大荒山水的滋养和乡亲们的关爱让弱小的陈宜芳茁壮成长，1973年她已出落成一个苗条健美的大姑娘了，那时她身高1.68米，体重65公斤。她可以和小伙子一样扛着200斤的麻袋上挑板，她还参加了到大兴安岭扑灭山火的战斗。

这时巨大的灾难向她袭来，比那山火还要历害。陈宜芳回忆——“没想到扑完火回到供销社十天后，我突然感到浑身无力，体温高烧到40摄氏度。平时有个头疼脑热的算不了什么，我吃了点感冒药，睡了一天。可谁知第二天早上开始，我吃什么吐什么，喝进去的水，马上变成褐色的液体涌出嗓子，体温升高到41.5摄氏度；第三天开始卧床不起，上半身下半身像是被硬扯开，分成了两截；第七天，连拿水杯的力气都没有了。除了两只眼睛，七窍中的五窍都向外冒血！整整七天没有小便……” 

死神正在向陈宜芳逼近！公社的干部和社员马上拿来担架，要把她抬到卫生院，顽强的陈宜芳非要自己走，大家硬把她背起来，只走200米，她痛得受不了，就瘫倒在地上。这时途经此地的上海医疗队的医生，一看她浑身的粉红色的“痱子”，紧张地说：“这些都是出血点，她肯定得了出血热。赶紧送卫生院，隔离抢救。” 

出血热！这在当时是像“非典”一样可怕的传染病！我也在黑河下乡，我的许多兵团战友死于此病，发病快，病情十分严重，又没有发现有效的抢救办法！当地老乡说，日本占领东北时，曾经用老鼠做细菌试验。后来，有老鼠逃了出来，背上长一条褐色的道子，爬到人的身上，或人吃了鼠爬过的东西，就会得这种严重的传染病，先是高烧不退，然后内脏出血，血压下降，很快死亡。近年，专家的医学研究已经证明，这种病是由山野里的一种老鼠传染的，由于开荒或山火把这种带着病菌的老鼠驱赶到有人群的地方，就传染给了人。这种病最高的死亡率达百分之三十。在罕达气当过乡长的白长吉回忆，那些年他们乡每年都有因得出血热死的人，最多一年死了6个人！ 

当陈宜芳被抬进乡卫生院时，她的血压是“0”，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医生说：“现在看，她死亡的可能有90％！你们快通知她的家长来见最后一面吧！”这时围在她床前的乡亲们都流下了眼泪……“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救活她！”公社党委书记罗洪坚定地对医生说：“这个女孩子是黑五类子女，按照规定，她就是死了，家长也不能来看。公社就是她的家，决不能就这么看着这样的孩子死了！”说着他的眼里也流出了泪。 

“在昏迷中，医生的话和罗书记的话我都听到了。”陈宜芳说：“我当时拼命地喊，我不能死！我挣扎着站起身，下了地，硬是向供销社的宿舍走去。一路上，老乡们赶上来搀扶我，眼里都闪着泪花。一位老太太问：‘姑娘，你会死吗？’另一位老太太说：‘这么刚强的姑娘，不会死，肯定不会死！’我换上妈妈在我下乡时给我买的最漂亮的粉红色的毛衣，静静地躺在床上，我希望在梦中，和我日思夜想的亲人见面、告别……朦胧中，我什么也不知道了。再次睁开眼睛时，已经是9天之后，我躺在100公里外的黑河县城医院的抢救室里。我的身旁站着不停地轮换着为我输血的小伙子们！” 

原来就在小陈昏迷的时候，罗洪下了决心：“不能让孩子在这儿等死，赶快往黑河医院送！”他派出了公社唯一的一台吉普车，安排最好的医生跟车，又马上向黑河县医院告急，请他们派出救护车和医生，尽快接应！吉普车出发的时候，乡亲们围在车前，含泪祈祷她平安归来！ 

这是爱辉县内最难走的山路，崎岖盘旋，坎坷颠簸，全车的人用手用心护着奄奄一息的陈宜芳，他们的心都悬着。这条路是陈宜芳走向新生活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艰难曲折的路上，也写下了她的快乐。每次去黑河进贷她都要走这条路，春天路两旁开着紫盈盈的达子香，秋天这里是斑斓多彩的“五花山”，她总是一路歌声一路欢笑。现在她走的是一条生命之路，大山仿佛都在呼唤着她的名字，这美丽的姑娘让它们也难以割舍！ 

黎明时分，两车在大山深处相遇，陈宜芳被抬上了县里的救护车，抢救工作开始了。医生在她干瘪的血管上扎了12道止血带才找到可以通过静脉注射的血管。鲜红的血终于流进了上海姑娘的身体，她的脸上渐渐显出了红润…… 

县医院在抢救陈宜芳的同时，罗书记在乡里做了最坏的准备。他张罗着她的后事。“孩子的父母不能送她了，我们给孩子做口最好的棺材吧！”据白乡长回忆，罗洪积极给小陈准备棺材还有另外的考虑，当地有个风俗：在亲人病危的时候，给他准备寿衣和寿材“冲一下”，病人有可能转危为安。虽然罗书记并不相信这一说，但也要尽这一份心意。听说罗书记要给知青准备棺材，68岁的冯大爷找上门来，他没有儿子，两个女儿为他准备了一块独幅的松木作为他的寿材，那是一块难得的好红松木，乡亲们都说，老冯家的姑娘真有孝心！冯大爷说：“这些孩子们不容易，这姑娘死得太可怜了，我的寿材就送给她吧！”依当地的风俗，普通的棺材要帮3寸厚，天要5寸厚；然而老乡们连夜给小陈打了一口5寸帮、７寸天的最高规格的大棺材，只有有声望的老人才能享受这个待遇。打好棺材后，乡里选了16个健壮的小伙子，准备抬棺材，他们一直守候在她的宿舍。 

上苍终于被朴实的乡亲们感动了。抢救的第8天，医生用针在小陈的脚上划了一下，惊喜地叫起来：“她有反应了！”医生马上安排继续给她输血，马上通知乡里赶快送猪肝和大白菜，好补充血色素和清理腹内的淤血。很快，一卡车的小伙子和一车大白菜、猪肝运到了医院。 

“半个月后，我从阎王爷那里回到了人间，从黑河医院回到了罕达气——我熟悉的人民公社，我的家。”陈宜芳说，“那个小镇不过100来户老乡，可是我回来的那一天，整条街上挤满了人。大家的眼里依然充满着泪花。‘从来都是救护车送走的人不再回来，今天是个奇迹。小陈子命真大。’还是那两位老太太高兴地指着我说：‘看看，我说孩子命大，死不了，这不活脱脱地回来了！’我说，这是托乡亲们的福啊！走进我熟悉的宿舍，一眼就看到了院里的那口大红的棺材，我哭了……老乡赶紧用苫布盖上了。进了屋，我看见我的屋里堆满了鸡蛋。这时我已是满脸的泪水了！” 

为了彻底治好陈宜芳的病，半个月后，罗洪书记亲自把她送回了上海。听说，为了感谢上海的医生，罕达气的乡亲送给了上海５吨珍贵的野黄芪。那是乡亲们在山里一棵一棵采来的。5吨野山芪，那要费多少工夫！山里的人心眼就这么实在啊！ 

谁也没有想到，罗洪这位当地很有声望的老干部，和知青血肉相连的好干部，21年后又一次到了上海。黑河日报的老总编张贵馥告诉我，1994年罗洪被检查出得了肺癌。陈宜芳得知后，马上请他到上海来治病。她和当年在黑河插队的知青为他安排了住处，又陪着他和老伴到医院检查。在宾馆住着不方便，陈宜芳非请他们在自己家新买的一套房里住。罗洪和老伴想，人家还没住的新房让得癌症的人先住，不好！他们请陈宜芳一定给他们租一间房，小陈说，好，就算我租给你们的吧！所谓房租只是说说而已，就是想让他们能安心住下，安心养病。在那些日子里，小陈像他们的儿女一样，虽然工作很忙，总是来看他们，送来营养品和食品，和老两口聊天。许多知青都来看他们，总是讲起他们下乡时那些有趣的故事。罗洪最后的日子很快乐。 

一个月后，罗洪执意要回家，陈宜芳和许多当年黑河的知青到车站送行。开车前他对小陈说：“宜芳啊，我多想多待些日子，可是不能啊，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最后的日子和你们一起度过，我死而无憾了！”罗书记回到黑河四天后去世了。陈宜芳又把他的老伴请到上海住了两个多月，用自己的爱心安慰她孤苦的心。直到现在她还关心着罗家的大事小情。这位当年老知青“知恩图报”的真诚和善良感动了罗洪一家，也感动了许多黑河人！

文章来源：微信号“新三届”、贾宏图《没有墓碑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