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纪实文学【中国知青终结】㈤青春似血

1969年8月，上海知青金训华在洪水激流中抢救国家财产英勇牺牲，他抢救的国家财产是两根电线杆。金训华牺牲时只有20岁，当时“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号召全国青年向金训华学习，金训华是上山下乡大潮中涌现的第一个知青英雄。后来一句著名口号“国家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就此流传开来。

1970年4月，一场森林大火在北大荒完达山麓蔓延开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9团数千知青紧急出动扑灭山火。共有26名男女知青献出宝贵生命，其中多数是女生。所有人下乡时间不到一年。

1970年6月3日，女知青张勇为抢救落水羊羔英勇牺牲，时年仅19岁。

1970年11月7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35团奉命扑灭草甸荒火，栾英等14名男女知青英勇献身(其中女生13人)，年龄最小不满17岁。

1972年秋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发生草原火灾，数千知青手持铁铲、树枝等简陋工具，向着千度高温的火场发起冲锋。扑灭荒火的战斗持续一个月，杜恒昌等69人英勇牺牲。当时的《兵团战友报》称：“救火行动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人民日报》号召全国广大知青向烈士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革命献出一切。

资料显示，1968年以来，全国共有1700万下乡知青，他们中约有300万人被下放到边疆沿海各生产建设兵团或者独立农垦师集体劳动，接受半军事化管理，领取微薄工资，被称为“兵团战士”或者农场知青，以区别于到内地农村插队的下乡知青。

北大荒农场先后接受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下乡知青达100万人，这些兵团知青挥动原始的锄头、铁锹向荒山野地要粮食，冒着零下几十度的风雪严寒战天斗地，要把北大荒建成中国最大的粮仓。然而作为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内陆湿地，短短十几年自然生态急剧恶化，内陆湿地濒临消失。

内蒙建设兵团分布在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和戈壁滩上，十几万知青住地窝，吃窝窝头、地瓜面，但是他们依然豪情万丈，“誓叫戈壁变良田”。据统计，仅1969——1972年，该兵团死亡知青247人，其中抢险救灾英勇献身79人，各种劳动事故中不幸死亡141人，两项累计占知青死亡总数百分之九十。

另一支年轻的广东生产建设兵团组建较晚，是全国15支建设兵团(独立农垦师)中的小字辈。但是该兵团却创造了轰动一时的围海造田奇迹。数以万计的知识青年和农垦职工在浅海垒起石头堤坝，削山填海，叫海滩变良田，让昔日怒涛汹涌的大海长出金灿灿的庄稼来。然而一场黑潮冲毁堤坝，卷走房屋，彻底粉碎了人们的美好梦想。在肆虐的大自然面前，知青高呼口号，手挽手跳下大海，试图筑起一道血肉堤坝，史称“黑潮事件”。据不完全统计，“黑潮事件”中死亡和失踪者多达数百人。

那次事故是一个毫无迹象的意外，1970年9月18日，该农场上山开荒的队伍遭遇野蜂的凶猛袭击，此种野蜂体型巨大，地下筑巢，当地人称“土峰”，南美洲称“杀人峰”。野蜂造成三百多人受伤，数十人伤势严重，其中一人不治身亡。那位不幸的死者就是上海老人的独生女儿，去世时年仅16岁。后来我去到那座山谷，看见在女知青栖身之地的土堆上，有一束上海带来的鲜花显得格外耀眼。

我在兵团档案(1970)第39号卷宗里查到此事，我将女知青的故事写入后来出版的《中国知青梦》里。

云南边疆山大林密，自然条件恶劣，知青的劳动如同创世纪一样艰难。我们使用简单的工具如锄头、铁锹、镰刀、斧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970年，一支知青垦荒队开进原始森林，临行前他们宣誓，誓叫荒山低头，恶水让路，开垦出一个红彤彤的共产主义家园来。但是一年之后这支残缺不全的小队伍不得不败退下山来，他们遭遇野兽、瘴气、毒蚊、毒蛇、蚂蟥以及热带丛林疾病的疯狂袭击，多名知青永远地留在山里，成为这场挑战大自然运动的牺牲者。

1971年旱季，云南边疆大面积流行霍乱、痢疾，数十名知青不幸病死。其中一名丁姓的北京知青，坚持带病劳动不下火线，死于送往医院途中。他的遗体被埋葬在我们连队的山头上。

同年，两名在沼泽地割草的女知青遭到毒蛇袭击，一死一伤。

同年，一辆运送原木的拖拉机搭载多名知青下山，途中意外遭遇一根横穿公路的电线，致使6人死亡，多人受伤……

……

国务院知青办发布的内部简报称，据不完全统计，仅1972年，全国15个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农垦师)约有2000名知青死于各种事故，受伤上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全国各省的下乡插队知青。

我的同学二杜是下乡知青，更是境外知青，因为他越境之后险些一去不复返。

现在看来，二杜跨过国境打仗是有历史根源的，他父亲是转业军人，参加过“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抗美越朝，所以我相信转业军人父亲是二杜的人生榜样。本来二杜已经入团，评上五好知青，出席农场 “知青先代会”，再后来又有消息说党支部已经讨论二杜的入党申请书等等。但是国境对面发生的小城之战竟然彻底改变二杜的人生命运，他头脑一热就放弃业已取得的成绩，跨过国境去支援世界革命，从此渺无音讯。二杜的举动令我很吃惊，很困惑，我常常遗憾地想，本来二杜完全有可能入党，入了党就有可能推荐上大学，他放着光明大道不走，怎么说过去就过去了呢？

有一阵，边疆普遍流传一种说法是二杜已经光荣地当上烈士，这个小道消息是大头回城探家带来的。据说当时在我们大院，这个噩耗只隐瞒了二杜一家人。那些日子我们常常怀念二杜，他的牺牲让我们一想起来就心里难过。多年之后我在城里的农贸市场与二杜迎面相遇，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拉着手，彼此都很激动。我问他：都说你牺牲了，到底怎么回事？他说：我确实死过，可是又活过来了。

我很快就发现，我失而复得的老朋友二杜已经变成一个瘸子，他走路的姿势有些僵硬，一脚浅一脚深的样子。肩膀也不整齐，一边高一边低。二杜看上去很消瘦，形容憔悴，像个真正的中年人。他一手抱着一只活母鸡，另一手提着一罐红油漆，好像他是个行为艺术家一样。我猜想他大概刚刚下班还没有来得及回家。

那一天我们站在人声喧闹的农贸市场说了许多心情激动的话，我简约地知道他退伍回国来已经一年多，匆匆忙忙结了婚，在一家油漆厂工作，妻子眼下待产，而他的住房也急需油漆。我问二杜：你爸爸去世那年，我带给你的口信没有收到吗？

他一脸茫然，使我确信他是个不走运的人。如果二杜收到那个口信，他也许就会立即赶回家，就会受到政策照顾顶替父亲上班，就会提前整整十年返城，那样的话，他也许就不会把一条腿留在异国战场上。他还会赶上高考改革的末班车，取得文凭，上大学进机关，赶上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无论何种结局，难道不都胜过如今这个一条腿的油漆工人吗？

二杜坚定地说：你错了，即使收到那个口信，我也决不会回国。

我大吃一惊，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时候游击队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我怎么能做逃兵呢？

我说：什么是南下战役？

他自豪地回说：简单地说，就像中国革命的淮海战役！

他把衣领解开给我看，我看见一个碗口大的伤疤，很显然这就是我的老朋友肩膀不一般齐的原因了。本来我装了一肚子话，并且许多问号还在像自来水一样冒出来，但是二杜没有给我机会，他挣脱我的手慌慌张张逃走了。我目送二杜东倒西歪地挤出市场，爬上一辆塞满人头的公共汽车，汽车开动时他挣扎几下才没有掉下来。

我当晚拨通电话，向大头通报二杜复活的惊人消息。

直到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就在国内知青英勇扑救山火几乎同时，国境对面的游击队正在发起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反攻。

这就是著名的南下战役。

这是一场发生在金三角土地上规模最大，也最激动人心的战争，是两种势力的大决战，正如我的朋友二杜所言，它的重大意义相当于中国的淮海战役。这些境外老知青向我回忆当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南下战役时依然激动不已，他们眼睛发亮，早已逝去的激情像炭火一样照亮他们沧桑的面颊。

二杜说：你知道吗？游击队主力集合起来，满山遍野都是红旗。我们浩浩荡荡开下山去，敌军望风而逃。我们目标是攻占L城，解放金三角，打下一座红彤彤的江山来。

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画卷，三十多年前那个惊雷阵阵的旱季，壮大起来的游击队不再躲在树林里，他们开出山区，开出金三角丛林，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山区走向平原，展开一场激动人心的战略大反攻。旭日东升，铁流滚滚，在一支支威武雄壮的游击队大军里，无数中国知青手中紧握钢枪，万丈豪情像太阳映亮他们一张张年轻的脸庞。

游击队大军攻城略地，势不可挡。敌军出动飞机坦克，企图以狂轰滥炸来阻挡游击队的前进步伐。我的另一个朋友老邬也就是江海担任卫生员，他摇头说：你知道战争有多残酷吗？那条通往L城的道路简直是用尸体堆出来的。

他举个例子说，比如空袭吧，在山地丛林打游击，敌人空中优势基本上不起作用，远远听见天空马达响，队伍立刻躲进山沟里或者树丛中，敌机变成睁眼瞎。在越南丛林，再先进的美国飞机不是也没有用武之地么？可是到了一望无际的平原就不同了，往往敌机先发现你，你往哪里躲呢？你两条腿跑得过飞机么？游击队多数是新兵，没有防空经验，一个旅就那么几挺老式高射机枪，怎么对付蜂拥而至的敌机呢？

他撩起裤腿让我看，我赫然看见他的小腿肌肉已经变形，像遭到强力扭曲的钢筋。老邬脸上表情淡淡的，他说：幸好没有报废……狗日的飞机！

另一个境外知青刘义说，当时敌人报纸吹嘘说，一架飞机能打败游击队一个营。我们知青都学习过中国革命史，懂得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武器，不然共产党小米加步枪为什么能打败蒋介石的八百万美式军队？第一次敌机来袭，我们不仅没有经验，而且没有思想准备，等炸弹落到头上才慌慌张张找地方躲藏。我的战友齐永桂，西北知青，空袭过后我看见他趴在土坎后面没有动静，好像睡着一样。我推他一把，大声说敌机走了。没想到他的人头竟然掉下来，原来他的脖子被大号航空子弹切断了。

敌机给战争蒙上第一层恐怖阴影，后来不少人患上了“恐飞机症”，只要天空传来马达，队伍立刻大乱，人人恨不得把身体钻进地下去。飞机掠过的气流像台风那样把小树连根拔起，子弹的尖啸像刀子划破耳膜，炸弹落下的沉重爆炸声像汽锤轰击心脏。这哪里是战争，简直是屠杀！敌机给所有狂热的中国知青上了严峻一课，那就是不管真老虎纸老虎都要吃人。后来有人找到一个安全避弹的方法，对付空袭相当有效，等于防空洞，那就是跳进粪坑里。粪坑虽然不雅，但是迫于无奈，知青还是不顾一切跳进粪坑躲避。中国知青自嘲为“插队”。

我问刘义插过几回队？他光笑，不答。

在铁流滚滚的游击队大军中，高举战旗的“知青旅”担任开路先锋和突击队。他们的任务是分成若干支突击分队，像尖刀一样快速穿插到敌军后方，对桥梁、车站、机场、仓库等等战略要地实施突击，保障主力部队攻城决战。

“知青旅”是一支光荣的部队，知青战士个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他们年轻的腰背像白桦树一样刚直挺拔，目光坚毅沉着，金三角的烈日和硝烟给他们曾经白皙娇嫩的皮肤涂抹上一层钢铁般的色彩。尽管他们中许多人还是头次参战，但是他们丝毫也不畏惧，青春和激情在他们年轻的生命中熊熊燃烧，伟大的理想主义像太阳一样升起在他们精神的天空上，照亮他们通往胜利的道路。

人们给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支知青突击队在穿插途中意外发现一座敌军野战医院。医院很隐藏，帐篷里躺着许多横七竖八的伤员，还有一些穿白大褂的男人女人进进出出。医院没有战斗力，等于一块肥肉。突击队长是个老游击队员，他透过树缝紧盯着敌人的红十字帐篷，那种眼光冷酷无情，像狼盯着羊羔。队长发布命令说：同志们，消灭敌人……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这时候有个戴眼镜的知青爬到队长跟前。他涨红脸，鼻孔喷着粗气，像一匹惊恐不安的马，表明他的内心正在被一种激烈的东西煽动着。他挡在队长面前说：不！……请取消进攻命令！

队长很奇怪，他看着战士的脸，像打量一个陌生人。战士的态度很坚决，他再次重复说：请取消命令！医院是非战斗单位，游击队对俘虏尚且实行革命人道主义，怎么能够去杀死没有武器的医生护士呢？

队长拿眼睛看看四周的战士，眼镜战士的阶级立场很明显出了问题，许多突击队员都不赞同眼镜的糊涂观点。大家纷纷反驳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对敌人仁慈就是对革命犯罪！有人愤愤地质问说：你站在谁的立场上，替谁说话？你是敌人的辩护士吗？还有人深刻地剖析道：你难道不知道敌人医院是干什么的吗？替敌人治伤，恢复敌人战斗力。敌人治好伤当然还要来围剿游击队，杀害我们的阶级弟兄。那些穿白大褂的男人女人不都是不拿枪的刽子手吗？你为什么要站在敌人一边，替他们说话和保护他们呢？

队长很生气，他慢慢掏出手枪，用枪口指着眼镜脑袋，一字一句警告他说：你给我滚到一边去！如果你再胆敢说一个“不”，我就枪毙你！

眼镜只好垂头丧气地滚开了。

战斗结束，突击队顺利消灭敌人。我问他们：后来呢？眼镜怎样了？

他们的声音听上去像冬天的寒风，冷飕飕地回说：后来他被送上军事法庭，关进蛮光监狱里。

一支知青突击队在夜幕掩护下抵达河岸隐蔽起来。

东方欲晓，一座铁桥的巨大身影在黎明的背景中渐渐显现出来，它像一个骄傲的“V”字，高耸于激流汹涌的登尼河上。不久太阳升起来，突击队员肉眼也能看清敌人戒备森严的地堡工事，还有哨兵枪刺在阳光下折射出闪闪寒光。

这就是L城外的交通咽喉登尼河大桥。由于大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军在桥头修筑坚固工事，并且派有重兵防守。突击队的任务是不惜一切代价夺取大桥，切断敌人增援道路，为此他们向红旗宣了誓。突击队就是敢死队，他们人人腰间捆绑两包TNT烈性炸药，把这些威力强大的炸药加在一起足够将这座上个世纪英国人修建的老式大桥炸毁三次。

2000年，我在昆明采访老知青刘国庆。老刘身材高大魁梧，嗓音浑厚嘹亮，他原为昆明26中初中生，19岁下乡，当年越境参加游击队，担任机枪手。尽管时隔多年，老刘回忆起南下作战时仍然情绪激动，我相信回忆是一种痛苦，回忆战争等于将伤口重新撕开。

他对我说：连长枪一响就牺牲了，子弹打在头上，鲜血喷起来，简直跟喷泉一样……都知道人体有压力，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出来，人血竟然能溅起几米高！因为来不及挖战壕，只好把战友尸体堆起来作战。敌人子弹、炮弹打在尸体上，人的血肉好像下雨一样四处飞溅，你已经无法分辨出谁是活人，谁是死人……和平年代，哪里出个车祸，死个把人都要登报，可是那一天我们死了多少战友啊，他们都是最优秀的知青啊！

老刘眼睛有些潮湿，有些发亮，我相信那是老知青心底沉睡的往事开始苏醒。数以百计的中国知青腰缚炸药英勇地扑向敌人暗堡工事，不知道多少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的天地英雄瞬间灰飞烟灭无影无踪。他们来不及留下豪言壮语，甚至没有留下真实姓名，这些年轻生命就归于无情消失。

至傍晚，突击队终于攻占大桥，阵地上再次响起爆豆般的枪声。老刘说，战斗结束，战士们向敌人讨还血债。

我说：敌人不是消灭了吗？

他说：战士全疯狂了，他们流着眼泪，大声呼唤同学、战友的名字，然而许多烈士根本无法辨认。他们向敌人死尸猛烈射击，砰砰砰，跟打西瓜一样，让敌人脑浆四处飞溅！

许多年前一个被鲜血染红的战场黄昏，死尸交叠，断壁残垣，河风静静地穿过桥洞，桥头堡还在无声地冒烟。一轮夕阳在河面熊熊燃烧，像一艘即将沉没的航空母舰。随着一声巨响，登尼大桥连同许许多多年轻生命一道归于消灭。从此这个有关战争的惨烈印象就被深深根植于游击队员刘国庆大脑之中，与红旗招展的革命大串联、天安门广场的红海洋、人头攒动的上山下乡的记忆重叠在一起。

刘国庆于七十年代负伤回国，他刚好来得及搭上知青大返城的末班车，后来考上大学，现为昆明某中学数学教师。

2000年，一群境外老知青专程来到L城旧地重游，他们中间有当年的突击队员梁晓军、邓立平、朱小迪、吴庭正、刘国庆等等，他们的身份是中国游客。当游客重新踏上登尼大铁桥时，他们看见被炸断的铁桥已经修复，跟从前一模一样，好像它从来没有被炸毁，没有遭到灭顶之灾一样。那些英勇牺牲的突击队员，那些千里迢迢献身的中国知青，以及所有为战争而倒下，而脑浆飞溅的士兵就像随风而逝的尘埃一样无影无踪。

一时间老知青们痛哭失声。

老刘对我说，过桥那一刻，他们人人痛恨战争，反思暴力所带来的人类灾难，祈祷世界永久和平安宁。

另一支知青突击队穿插到L城火车站比预定时间迟到几小时，他们遭遇敌人顽强抵抗。

对游击队来说，他们遭遇的抵抗具有某种全新的意义：从前敌人进攻，现在敌人防守，从前游击队的舞台主要在山地丛林，是游击战运动战，那么现在他们把舞台搬到平原上，搬到城市里。

从前在迷宫一样的金三角，敌军即使有装备优势也只能望洋兴叹，森林像大海，游击队像鱼儿。那么现在位置刚好被颠倒过来：敌军躲在钢骨水泥的城市迷宫里，游击队则把自己暴露在光溜溜的马路和开阔地上。没有飞机轰炸，没有坦克掩护和重炮摧毁，甚至连城市攻坚和巷战的经验也从未有过，所以一批又一批游击队员不幸跌倒在马路中间。他们看上去个个呲呀咧嘴的样子，好像抱怨马路太光滑，一跤跌下去就再也不能爬起来。

尽管伤亡惨重，突击队还是前仆后继英勇突进，直到黎明的大幕一次次拉开，晨曦一遍又一遍照亮战场废墟。作为敌人交通枢纽和屯兵之地的火车站已经变成一架绞肉机，它绞杀了无数活生生的生命。突击队长也不幸牺牲，他被一颗手雷削去半只脑袋，剩下半只摇摇晃晃地留在脖子上，好像一件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雕塑作品。

突击队终于攻进火车站。

第一个宣告占领并升起游击队红旗的幸运者是个火箭筒手，他居然毫发无损，连日激战只给他年轻的脸庞上涂抹许多硝烟，让他看上去像个白牙齿的非洲黑人。他冲进火车站时敌人已经逃走，弃下许多尸体、枪弹和一台老式蒸汽机车，机车生火待发，不时排放巨大蒸气，好像一匹喷鼻蹶蹄的战马随时准备扬蹄而去。

必须破坏敌人火车，这是一个常识，否则敌人随时可以利用火车增援或者逃跑。代理队长还没有来得及发布命令，人们看见那个最先冲进火车站的勇敢的火箭筒手就自动地行动起来。他丝毫也不隐蔽自己，肩扛火箭筒，仿佛决斗者一般，以一种壮烈的姿态扑向敌人空无一人的火车头。人们甚至来不及提醒他，或者阻止他，他就抵近火车发射一枚威力强大的火箭弹。这是个不折不扣的悲剧，因为火箭筒手的安全距离至少应该达到20米，所以即使过了几十年，人们对我讲述这个故事时依然十分困惑。他们摇着头说：他不是新兵了……他怎么会这样呢？

随着一声巨响，火车爆炸了，人们看见黑脸的火箭筒手突然被一片灿烂的流星雨包围起来，武器从肩头上跌落下来，瘦削的身体失去重量，轻盈得好像一片随风飞舞的树叶。这是我所听到关于境外知青战斗故事中最为离奇浪漫的一个。火箭筒手被爆炸的火车碎片割断脖子，他是突击队中惟一一个被自己消灭的知青。

需要提及的是，仅仅过了几小时，敌人大举反攻，把残余突击队赶出火车站。

2000年，我们三个童年死党，二杜、大头和我一道登上开往外地的支线火车。火车开得很慢，车厢很脏，像尚未脱贫的乡村。短途乘客多为郊县农民，他们坐在火车上很开心，跟回家一样，随地吐痰，往窗外扔垃圾。列车员则把自己束之高阁，根本不出来为上帝服务。

我们此行是去探望一个名字叫做建国的老知青的家。建国是二杜的游击队战友，现在身份是烈士。他就是那个与敌人火车同归于尽的火箭筒手。

在一个县城小站我们下了车，二杜瘸着一条腿走在前面，我和大头紧跟着他。冬日的太阳温暖地照耀着这座简陋的小县城，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我们好像走在一个古老的梦里。不久我们来到一幢老房子跟前。房子看上去很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歪歪倒倒地与更多年迈老人拥挤在一起，彼此搀扶着。二杜熟门熟路地推开其中一扇房门走进去。

我看见海水样的阳光一下子涌进黑乎乎的屋子，无数栖息在黑暗中的灰尘仿佛受了惊吓，纷纷扬扬地飞舞起来。室内光线很暗，像一座亘古不变的海底世界，等到眼睛渐渐适应，我看见我们面前多了一个老人，不用说他就是这间房子的主人，老知青建国的父亲。

我相信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眼前这位知青父亲更加衰老的老人，他基本上就是一具活着的标本，老人家对于我们的到来显得很激动，喉咙里发出一些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的声音。二杜扶着老人，侧着耳朵，像亲生儿子那样频频点着头。我惊讶地看见老人流泪了，一颗混浊的老泪从老人家干涸的眼窝里慢慢地渗出来，就像沙窝里的一滴露水。我们都被眼前这幅景象感动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说明老人多么需要人间关爱啊！二杜亲热地执着老人的手，像一对关系亲密的父子。老人在二杜搀扶下慢慢回到床上，然后像一棵消息树那样倒下去。

在我看来，二杜并不擅长谈话，他是个谦虚的人。但是此刻我的老同学一反常态地变得很爱说话，简直像个饶舌的老太太。我当然理解二杜的苦心，这幢摇摇欲坠的老房子确实太寂寞了，老人的老伴早已去世，老人独守着一种完全没有希望的晚年生活，而这一切灾难的原因都源于他们惟一的儿子建国三十多年前的不幸阵亡。

建国牺牲后被追记三等功，追认革命烈士，但是荣誉无法补偿他给父母带来的损失，因为他们失去了他这个惟一儿子。他们没能见上儿子一面，因为那个战场太遥远，属于另一个国家。老人也不能享受烈士家属的优抚待遇，因为建国是私自出境，也就是说，老知青建国参加境外游击队纯粹是一种个人行为，类似自费留学，所以他即使做了惊天动地的外国烈士也与中国无关。

不管怎么说，建国的死重于泰山。然而烈士父亲眼下的生存困境则令我们的心情一片潮湿。我关心的问题是，儿子建国的一时冲动给他们年迈的父母带来怎样一场旷日持久的灭顶之灾呢？

老人没有亲人，全靠退休工资度日，一日三餐都得靠一个本家侄媳妇做好了送过来。我本来期待同老人谈谈心里话，但是老人吃过中药之后就归于沉寂，与荒凉的老房子融为一体。其实一切语言皆属多余，我眼前的一切：沙漠般的房子，枯树般的老人，凄凉冷落的夕阳晚景不是把什么都告诉我了吗？我的一颗心忽然跌进一个很深的地方去，雄心壮志烟消云散。

毫无疑问，我们都曾是向往英雄的红色一代，英雄主义是我们的目标和归宿。老知青建国怀着崇高目标选择献身理想的伟大事业，我相信在我们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大海里储存着无数美好词语，都是用来赞美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的。但是时过境迁，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摆在我们面前，那就是，烈士遗留的家庭义务和责任应该由谁来完成呢?建国作为一个社会公民，他首先应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他的年迈父母就是他必须履行这种义务的被赡养人。对父母来说，儿子的生命是他们给予的，所以儿子不仅仅属于国家，同时更属于养育他的父母和家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轻贱自己生命的权利，因为你在轻贱自已生命的同时是不是想过，你也在损害你的父母和家庭的权利，损害那些人父母的老人辛劳一生之后应当享受天伦之乐和幸福晚年的基本权利。

轻贱生命等于谋杀，等于虐待老人和犯罪，于是我简直要开始痛恨那个名字叫做建国的年轻人了。他如果不是选择做烈士而是像一个真正的儿子那样好好活着，做人先从做儿子开始，做事先从孝顺父母做起，关心父母比关心自已为重，勇于担当赡养父母家庭的社会责任，他的父母会因此远离幸福晚年，从而堕入一种毫无希望的苦难深渊吗?要是他知道他的父母会因为他的年轻冲动而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他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做什么烈士吗?

老人是一棵沉默的树，他生长在这幢黑洞洞的老房子里，把自己记忆的枝干与房屋阴影交叠在一起，我想老人也许并没有睡着，他只是要用一种固执的沉默把自已的躯干包裹起来以抗拒记忆的疼痛。这种时候我们的任何话语都属多余，都是对老人的一种伤害。临出门前我终于得以一睹建国的遗容。照片上的建国是个英气勃的青年人，挎着冲锋枪，胸前佩戴领袖像章，背景是一片海洋般的绿色丛林。我看见三十多年前的灿烂太阳在年轻人脸上放射出万道光芒，这道亮光一直穿越遥远的历史暗夜照亮我们的眼睛。

二杜在桌子上悄悄留下一千元钱。我和大头也掏出钱来，但是遭到近乎粗暴地拒绝。二杜蛮不讲理地说：建国是我的战友，跟你们没有关系。

回程途中，车轮敲击钢轨发出流水一样无休止的单调声响，二杜脸色阴沉，目光始终望着窗外。他忽然没头没脑地抛出一句话：建国白死了。

大头问他：你跟谁说话吗？他却变成一棵树。